中国近代史-“拜上帝会”说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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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拜上帝会”说辨正

迄今为止,学术界一致认为冯云山所创建的宗教组织名叫“拜上帝会”,所有的相关论着、工具书和教科书均持这种说法,似乎已成不易之论。但细加考证不难发现,“拜上帝会”说其实并不能成立。
国内最早持“拜上帝会”说的学者是简又文先生。在1944年初版、1946年再版的《太平军广西首义史》一书中,简氏在卷三专列“冯云山创立拜上帝会”、“拜上帝会之真象(相)”两节,阐述了这一观点,并言之凿凿地说:“‘拜上帝会’是正式的原来的会名,见《起义记》,附印汉文原字。史籍有作‘上帝会’,或‘尚弟会’者,皆误。”[①] 至于“上帝会”一说何以不能成立,简氏并没有作进一步的考释。
文中提到的《起义记》是《太平天国起义记》的略称,系瑞典传教士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根据洪仁玕口述、用英文撰写的《洪秀全之异梦和广西叛乱的起源》一书的中译本,译者正是简又文先生。韩山文一书于1854年在香港出版;1935年由燕京大学图书馆重印时同时收录简氏中译本,成为中英文对照本。原着有云:
They formed congregations among themselves, gathering together for religious worship, and became soon extensively known under the name of “The congregation of the worshippers of God”.[②]
简氏译文为:“此等新教徒即自立一会结集礼拜,未几,远近驰名,而成为‘拜上帝会’。”[③]正是依据这一记载,简氏力持“拜上帝会”说。学术界自此陈陈相因,遂使“拜上帝会”说成为一种通行的说法。
按照考证学原理,孤证是不能成立的,除非是铁证。那么,简氏持“拜上帝会”说的这条证据是不是铁证呢?
洪仁玕是洪秀全的族弟和最早的信徒之一,但他始终没有随洪秀全去过广西。关于广西的布道情形,他是在洪秀全从广西返回家乡后,断续从其口中得知的。韩山文一书在“The congregation of the worshippers of God”旁特意附注“拜上帝会”四个汉字,说明洪仁玕确实认为冯云山创建的宗教组织名叫“拜上帝会”。不过,太平天国自身文献没有就这一细节留下任何线索;而洪仁玕毕竟不是当事人,对于洪秀全的口述,他的理解是否正确、记忆是否准确,直接影响到“拜上帝会”说的可靠性。因此,“拜上帝会”说是否能够成立,单凭洪仁玕的陈述是不足为据的,必须结合其他记载进行一番考证。
在西方人的相关报道中,不少文字都谈到这一细节。英国驻华外交官密迪乐(T. T. Meadows)沿袭韩山文的说法,认为太平军最初建立的宗教组织名为“拜上帝会”(The Society of God-worshippers)[④]。英国人呤唎(A. F. Lindley)在谈到此事时,则是一字不误地抄自韩山文一书。[⑤]
但相比之下,更多的西方报道持“上帝会”一说。《中国丛报》在1851年7月刊文指出:“广州及邻近地区有一种很流行的看法,认为他们与外国人和基督教有某种联系,常以‘上帝会’(Shanti hwui)之名被提起。”[⑥]《中国之外友》在1852年5月24日的一篇报道中,两处提到广西“叛军”名为“上帝会”,分别标注为“the Shang te Society”和“the Shang-te hwuy”。[⑦] 罗孝全(I. J. Roberts)牧师在同年10月6日的一封信中亦云:“据传,叛军的部分成员是由自称为‘上帝会’(the Seongti Society ,i.e.,“The God Society ”)的一个团体组成。”[⑧] 1853年访问过太平天国都城的美国海军军官费熙邦(E.G. Fishbourne)也说太平军的原始组织名叫“上帝会”( the Society of God)。[⑨]
清方记载中也大多持“上帝会”一说。例如,1851年秋,清钦差大臣赛尚阿的翼长、广西按察使姚莹致函胡林翼说:“此次粤贼情形本分两种,一为会匪,乃广东人,习天主教传染而来,其党沿及粤西、湖南、贵州各省,……粤西现在名为‘上帝会’,实即天主教之会也。”[⑩] 张德坚《贼情汇纂》亦称“洪逆等结盟之始曰‘上帝会’”[⑪]。
上述报道尽管消息来源不一,但都持“上帝会”一说,而且大多认为该名称是信徒们的自称,值得重视。在1853年6月末的一封信中,美国长老会哈巴安德(A. P. Happer)牧师讲述与一名来广州递信的太平军会面的情形,内称该信使亲口对他说,“上帝会”(Shangti hwui)是他们用来称呼其团体的名称。[⑫] 这是一条较为有力和直接的证据。意大利方济各会传教士里佐拉蒂(Rizzolati)在同年1月的信中甚至说,太平军的旗帜上写有“上帝会”(Xam-ti-houoei)三字。[⑬]
从字面上分析,“拜上帝会”与“上帝会”的含义实际上是一致的,都是说该宗教组织以“拜上帝”为主要特征,区别仅在于前一种名称多一个“拜”字。“拜”字原指表示恭敬的一种礼节,后来引申为通过某种仪式结成一定的关系,如“拜师”、“拜堂”、“拜把子”。有清一代,“拜会”一词有着一层约定俗成的含义,指参加民间秘密团体(教门或会党),“拜”字作“参加”解。1820年(道光元年)广西官府颁布的《乡约条规》便云:“劝我民,莫拜会,拜会结盟罹重罪。告发获破受严刑,禁押折磨贻后悔。路边墟口挂人头,都是从前逞强辈。好百姓,莫拜会。”[⑭] 这在其他文献中也可以找到佐证。两广总督徐广缙在咸丰元年(1851年)三月初九日的奏折中说:“信宜县土贼凌十八,在该县大寮寨地方聚党二三千人,拜上帝会,打造器械,肆行劫掠。”[⑮] 文中“拜上帝会”显然作“参加上帝会”解。又如,同治十三年(1874年)《浔州府志》卷二十七辑录谭熙龄《紫荆事略》一文,内称洪秀全、冯云山等人“煽惑愚民”,“而上帝会之名目流播闾阎”;又说在金田起义前夕,“流贼蜂起,四境骚然”,“顾向之从贼者,类皆自逸去,而拜上帝会,则必家属子女俱,产业贱售”。[⑯] 谭熙龄是浔州人,《紫荆事略》系在多方稽考核实的基础上写成,较为可信。按照谭氏的解释,洪、冯的宗教组织名叫上帝会,而且是自称;所谓“拜上帝会”,即参加上帝会之意。
太平军士兵李进富的供词则为辨明这一史实提供了最为直接的证据。李进富是浔州府桂平县紫荆山区鹏隘山人,起义后不久被俘。他在口供中谈到当初各地“拜会”的情形,并说自己是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间“与哥子一同去拜尚弟会”[⑰]。供词系清吏笔录,故“上帝会”被改易为“尚弟会”。李进富还分别提到“均去拜会”、“前往拜会”、“入会”、“拜了尚弟”、“拜了之后”、“我们会内”、“会内人数”等字眼。这与谭熙龄的解释两相吻合,说明“拜上帝会”的确是参加上帝会之意,而不是宗教团体的名称。
前已说明,洪仁玕没有参与广西的布道活动。对于“拜会”、“拜上帝会”的确切含义,他可能不太明了,因而将“拜上帝会”误解为宗教组织的名称。忠实于洪仁玕口述的韩山文据此写进书中,而简又文先生不加深究,信以为真,遂导致以讹传讹。
通过上文的考异可以得出结论:冯云山创建的宗教组织名为“上帝会”,而不是“拜上帝会”;“上帝会”不仅确实存在,而且其名称是自称。金田起义后,所有会众一律实行军事编制,“上帝会”这一宗教组织也就名存实亡,逐渐不再被人提及。
需要附带指出的是,太平天国对其宗教没有正式命名,间或称为“天教”。范文澜、罗尔纲、王庆成、吴良祚等学者均将太平天国宗教冠名为“上帝教”。但不少学者根据“拜上帝会”这一所谓的宗教组织名称相推演,称之为“拜上帝教”,欠妥。太平天国宗教独尊上帝,称之为“上帝教”最为妥帖,前面不应再画蛇添足,加上“拜”这一动词。


[①] 简又文:《太平军广西首义史》,商务印书馆1946版,第111页。
[②] Theodore Hamberg, The Visions of Hung―Siu―Tshuen and Origin of the Kwang―Si Insurrection. Hongkong, 1854; Reprint by Yenching University Library, 1935, p.28.
[③] 简又文译:《太平天国起义记》,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6册,神州国光社1952年版,第853页。按:这段译文不尽准确,似可直译为:“他们自行成立了一些宗教团体,聚集在一起进行宗教礼拜,不久便以‘拜上帝会’之名闻名遐迩。”
[④] T. T. Meadows,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 Viewed in Connection wth Their National Philosophy, and Administration. London, 1856; Reprinte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3, p.85.
[⑤] A. F. Lindley, Ti Ping Tien 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 Including a Narrative of the Author’s Personal Adventures. 2 Vols., London, 1866, p.44.
[⑥] A Report from the Chinese Repository. See P. Clarke and J. Gregory eds. ,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1982, p.9. 按:当时西方人拼写中国专有名称的方法很不规范,导致所标注的拼音不统一,可说是五花八门。《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一书在卷末列有所收文献中原始拼音与现代汉语拼音、威妥玛―贾尔斯式拼写法的对照表。
[⑦] A Report from the Overland Friend of China,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p.17、18.
[⑧] A letter from the American Baptist Missionary Rev. I. J. Roberts,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19.
[⑨] E. G. Fishbourne, Impressions of China, and the Present Revolution: Its Progress and Prospects. London ,
1855, p.57.
[⑩] 姚莹:《复贵州黎平府胡》,《中复堂遗稿》卷五。
[⑪] 张德坚:《贼情汇纂》卷九,《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第3册,第249页。
[⑫] A Letter by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ary Rev. A Happer,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78. 按:关于洪秀全遣信使赴广州邀请罗孝全牧师来南京一事的真实性,学术界存有争议。王庆成研究员经过缜密考证,认为确有其事。参见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海外新文献刊布和文献史事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413~422页。
[⑬] A Letter by the Italian Franciscan Missionary Mgr Rizzolati, 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 p.31.
[⑭]《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广西农民起义资料》(全2册),中华书局1978年版,第26页。
[⑮]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277页。
[⑯] 谭熙龄:《紫荆事略》,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5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⑰]《李进富口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第3册,第271~273页。按:无独有偶,在忠王李秀成亲笔供词中,“拜上帝”一词也反复出现过多次。这说明至少在信徒中间,“拜上帝”已成为一种口头禅。
(资料来源:夏春涛《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