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中国-赵兵：从“家国天下”到“现代中国”之路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现代中国-赵兵：从“家国天下”到“现代中国”之路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赵兵：从“家国天下”到“现代中国”之路

许纪霖教授常言，晚清以来的思想犹如中西思想相交的那个“十字架”交点。探寻现代中国的思想历程，一方面需要对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并观察其横向移植过程中的观念蜕变；另一方面，还须将近代的思想放在中国自身的思想谱系中观其流变，寻找其本土的文化传统。其新作《家国天下：现代中国的个人、国家与世界认同》一书，可谓在古今中西的视野中理解现代中国及其命运的情怀之作。
近年来，学界对于“现代中国”的理解沿着“在中国发现历史”的趋向不断前行。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脉络中解释现代中国思想的崛起；葛兆光的《宅兹中国》与《何为中国》两书则从宋元以降的文化、民族与疆域的历史中讨论“何为中国”以及现代中国如何从古代中国蜕变而成的问题。
美国汉学家约瑟夫·列文森认为，中国文明的现代命运被浓缩在“天下”与“国”这两个概念的关系之变化中。“天下”意味着中国即世界，而“国”是一个地方行政单位，是远古时代“帝国”的一部分。在早期“国”是一个权力体，与此相对，“天下”则是一个价值体。可以说，许教授此书所解答的正是这个“列文森问题”。列文森有一个着名的论断，即认为古代中国有一个“使国家成为天下”，使一个个政治单位成为带有价值的一种文明的过程。与此相对，近代中国则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
作者借用查尔斯·泰勒在《现代性中的社会想象》一书中所提出的“大脱嵌”概念，来阐释由“家国天下”至“现代中国”的复杂历程。传统社会的意义世界镶嵌于宇宙、自然、社会的系列框架之中——在欧洲中世纪，这是一个由上帝所主宰的神意世界，在古代中国，乃是一个家国天下连续体。作者认为，中国的“大脱嵌”发生于清末民初，这一时期的“自我”逐渐摆脱家国天下的共同体框架，成为独立的个人；与此相对应的，“国家”从天下体系的文化秩序中抽离出来，而成为一个拥有至上权力的“利维坦”。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18世纪不仅标志着民族主义的降生，同时也见证了宗教思考模式的衰退；民族主义诞生于“宗教共同体”（religious community）与“王朝”（dynasticrealm）这两个欧洲中世纪文化体系在近代的崩解与重构之际，并迅速占据了政治与文化秩序的中心位置。本杰明·史华慈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分析，认为在一个植根于宇宙之中的宗教已经式微的时代，民族主义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准宗教”（quasi-religious）的意义中心。某种意义上而言，本书所揭示的传统儒家的天下秩序与普世王权在近代中国的崩解过程恰好印证了安德森与史华慈的观点。
本书的核心议题乃从“认同”的角度来论述“家国天下连续体”及其裂变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德国哲学家谢林认为传统中国并不是一个“民族”，因为“中国人不把自己视为地域性的、个别的统一体，相反，他们把自己看作无所不包的统一体”。在这里，谢林所谓“无所不包的统一体”指的便是传统中国的家国天下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内部有着不同的层次——内在超越的自我意识、家族与地方宗法共同体、普世王权秩序下的王朝国家、夷夏之辨的天下想象。
本书首先论及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在现代中国之变异。作者认为，传统中国的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的历史遗产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过程。传统语境下的“中国”，从时间的延续性而言，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政治—文明共同体，但从地域空间的角度来说，中国又是一个多民族、多王朝、多个国家政权并存的空间复合体。对于传统“中国”的国家认同，是通过文明的认同和王朝的认同实现的。作为国族的中华民族与国家认同也建基于某种文明论和种族论之上。然而，现代中国的种族论与文明论，常在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个极端之间循环往复、各有偏颇。因此，作者提炼出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两种温和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传统加以调和，这便是文化民族主义与新天下主义。二者继承了古代中国天下主义与夷夏之辨的辩证传统，在天下视野里面追求中国文化自身的定位和认同，建构“我者”的主体性，同时不断地将“他者”文明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
其次，本书所关注的是现代中国的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合法性危机”问题。在传统中国的家国天下连续体中，“国”的合法性并非不言自明的，它只有存在于天下秩序之下的王权之中才具有合法性与权威。天下秩序与王权的崩溃，使得清末民初的中国陷入了权力与权威的双重危机。国家四分五裂，中央权力式微，政治秩序缺乏公认的权威。相对于以往研究对于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权力模式的注重，本书更偏向于民族国家背后的权威诉求与认同因素的发掘。作者强调，政治正当性（political legitimacy）是政治共同体和政治权威所赖以建立的认同基础，晚清以降的现代中国，天理世界观的陨落使得政治共同体由超越的正当性演变为世俗的正当性，转向从人自身的历史之中寻找正当性的源头。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支撑的国家主义一度蔚为风潮，清末民初的政治乱局与“欧战”的发生使得中国思想界转向了“文明的自觉”，开始重新思考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国之本。
正如王汎森教授所言，“传统”在现代中国的命运犹如思想分子之间原有的有机联络已经破裂，新的理念或主义的介入，使它们不断游离并重组，家国天下共同体的现代命运也是如此。个人、家族、地方、国与天下，皆从一个有机的宇宙、社会以及心灵秩序中抽离出来，它们各自的现代命运却大为不同。作者指出，从晚清至五四，个人从家族、地缘和信仰共同体中出走，成为独立的自我，却在重寻现代认同的过程中困境重重；作为传统宗法共同体的家族在摧枯拉朽式的批判中逐渐从公共伦理之中隐没，“地方”却作为一种认同要素与政治力量拔地而起。
概而言之，传统家国天下共同体的诸多层面在现代中国出现了不同程度上的解纽与转捩。正如作者所言，“大脱嵌”之后，家国天下的秩序与现代人的自我，都面临着一个“再嵌化”：自我要置于新的家国天下秩序中得以重新理解，而家国天下也在自我的形塑过程中得以重新建构。
“家国天下”不仅构成了本书的研究主题，更是作者苦心孤诣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