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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邓涛：“第一视角”看李大钊的卓越贡献
今年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李大钊同志就义９０周年。本文由“第一视角”观其开辟性贡献。“第一”者，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的解释，即“指最重要的”之意。
李大钊（1889-1927）原名耆年，字寿昌，后改名大钊，字守常，直隶乐亭（今属河北）人。1913年毕业于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同年冬赴日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5年在日本组织神州学会，参加留日学生的爱国反袁斗争。1916年5月回国，任北京《晨钟报》编辑部主任、《甲寅》日刊编辑，参加新文化运动。1918年1月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并参加《新青年》编辑部工作。1920年起，先后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大学评议会评议员、北京大学校长室秘书。
第一个将马克思主义的圣火“盗”到中国的“普罗米修斯”
1918年，李大钊连续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公开歌颂十月革命是人民的胜利，是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李大钊着《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见《新青年》第6卷第5、6号、1919年10月11日）为中国第一部较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长篇论文。长文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自俄国十月革命以来，“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
1919年７月胡适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见《每周评论》第31号、1919年7月20日），主张一点一滴进化的社会改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李大钊即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见《每周评论》第35号、1919年8月17日）一文，指出问题与主义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想解决一个社会问题，就应该使它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就必须“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作为行动的准则和衡量是非的标准。从事社会运动，“一方面固然要研究实际的问题，一方面也要宣传理想的主义。这是交相为用的，这是并行不悖的”。文章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提出一切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会制度的“根本解决”。
笔者以为，上述可以说明：李大钊既是在中国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也是最早具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的先驱。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任务，强调马克思主义只有“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497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虽然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艰辛实践中概括出来的，但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外来文化须“中国化”的思路，却在五四运动之际就已开始形成。那时，西方的学说传入中国，尔后思想界在学习与效法过程中渐渐感悟到，任何外来文化都是异质的，要为中国人接受并为中国文化所吸收，必须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便开始有了“中国化”思路、因此产生“中国化”之新概念。
李大钊与胡适在思想上的交锋可谓激烈，双方的较量经过了几个回合。第一回合之后，胡适又发表《三论问题与主义》《四论问题与主义》，继续坚持和发挥自己的观点。李大钊不久即陆续写出用马克思主义回答中国社会根本性问题的文章，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雄文。
《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是1923年9月至次年4月，李大钊为北大政治、经济两系的授课实录。李大钊说：“因各地、各时之情形不同，务求其适合者行之，遂发生共性与特性结合的一种新制度，故中国将来发生之时，必与英、德、俄……有异。因中国受国际压迫，各阶级是相同的，所以实行时应当与资本中等……阶级联成一气，使中国成一独立者，不受国际压迫者之国家。”从中不难管窥李大钊先生的“中国化”思路（想）。
《史学要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奠基之作
1924年5月，李大钊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全面阐述了对史学的认识，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学科体系认识的奠基之作。
李大钊先生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等学校讲授唯物史观等课程，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他在《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见《新青年》第8卷第4号、1920年12月1日）一文中阐述了唯物史观及其在史学中的重要作用。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人类的社会生活史”，而“经济的生活，是一切生活的根本条件”“在社会构造内限制社会阶级和社会生活各种表现的变化，最后的原因，实是经济的”。因此，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方法“不求其原因于心的势力，而求之于物的势力”。批判唯心史观把“伟大”“天才”、宗教、伦理政治等作为历史进化的关键，是把“结果的东西当作普遍的原因”。认为把历史变动归结为“天命”和帝王将相的活动，“简直是权势阶级愚民的器具，用此可使一般人民老老实实地听他们的掠夺”。
李大钊着《马克思的历史哲学》（原为1920年编着的《史学思想史》中《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一节中的前半部分）简要介绍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认为经济构造（即经济关系）是社会的基础，法制、政治、宗教、艺术、哲学等是社会的上层。上层的变革，全靠经济基础的变动，“故历史非从经济关系上说明不可”。“单从上层上说明社会的变革即历史，而不顾基础”，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李大钊郑重指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使历史学成为真正的科学，为“史学界开一新纪元”。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探索，最早的思考者是李大钊
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新民主主义思想文化建设的探索，肇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早思考这一问题的，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先驱和党的重要创立者李大钊。
由李大钊撰写的《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见《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1日）开宗明义：“凡一时代，经济上若发生了变动，思想上也必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就是经济的变动，是思想变动的重要原因。”他的四点新论：一、我们可以晓得孔子主义（即纲常名教）并不是永久不变的真理。二、中国的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都是建立在大家族制上的东西。中国思想的变动，就是家族制度崩坏的征候。三、中国今日在世界经济上，实立于将为世界的无产阶级的地位。四、正告那些钳制新思想的人，你们若是能够把现代的世界经济关系完全打破，再复古代闭关自守的生活，把欧洲的物质文明、动的文明，完全扫除，再复古代静止的生活，新思想自然不会发生。李大钊坚信，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造，思想文化也必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1920年3月，最早在中国播下马克思主义种子的伟大先驱者——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首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在京会见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等，商讨筹建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发起建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11月，建立北京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并派人到天津、唐山、济南等地建立党团组织。
李大钊在北大秘密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的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朱务善、罗章龙、张国焘等人。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等人发起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便成为党领导下的一个革命群众团体。经过一年的酝酿和筹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于1921年3月22日起草了《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示》，并于同年11月17日刊登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研究会规约规定该会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着述为目的。对马克思派学说研究有兴味的和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都可以做本会的会员。
到1922年2月2日，仅两个月时间会员便增至63人。后来会员逐渐由校内扩展到校外，由北京扩展到外地，由学生扩展到工人，人数也增至二三百人，成为在国内颇有影响的一个宣传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会员骨干后来多加入中共的党、团组织。在1922年统计的152名会员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研究会为北京和北方地区建党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京的全面工作。1922年到1924年初，他频繁地奔走于大江南北，多次代表共产党与孙中山会谈，为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1924年1月，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了国共合作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
1926年3月，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李大钊领导了北京人民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和军阀张作霖、吴佩孚的斗争。次年4月6日，张作霖勾结帝国主义，在北京逮捕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酷刑，始终大义凛然，坚贞不屈；4月28日，李大钊等20位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绞杀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内，牺牲时年仅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