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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宋宇飞：从“大分流”到“大合流”——重读《大分流》

名着重温
一本好的历史研究着作，总是可以提出一个好问题，给出一个有说服力的答案，乃至开辟一个新的研究思路和领域。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的《大分流》就是这样一部佳作。
《大分流》一书英文版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后，在西方学术界引起轰动。2004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引进出版，同样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原书题为The Great Divergence：Europe，China and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中译书名为《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是书之所以在中西学术界都引起很大反响，首先在于它有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主论题：欧洲现代化与中国现代化道路因何“大分流”？作者又将这个主论题分成两个分论题。其一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现代化道路究竟如何，英国道路是特殊的还是一般的？这是西方学术界长期的研究热点。其二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实现工业化，内在原因是什么？两个分论题分别是中西史学研究的重点，作者又将其放到一起做对比分析，自然更能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度讨论。
彭慕兰与加州学派
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1958年－）是美国着名历史学家，汉学家，“加州学派”代表人物，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早年在耶鲁大学师从史学大师史景迁，并获博士学位。曾任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主任、历史和东亚语言文学教授，加州大学系统世界史研究组主任。其大部分着作围绕着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社会发展做比较研究。
加州学派以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的中国经济史研究者彭慕兰、王国斌（R.Bin.Wong）等人为代表，着重用使用经济统计及社会基层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中国和世界历史进行比较研究，并对传统史学进行反思和批判。加州学派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逐渐崛起，由于其研究方法迥异于传统史学，并颠覆了一些传统观点，故而拥有广泛影响力。加州学派不是一个固定学术组织，而是因其有类似学术立场和方法，被学界特别视之。加州学派也不仅限于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美国学者黄宗智、贡德·弗兰克等人也被归为这一学派。除了《大分流》外，王国斌的《转变中国》、贡德·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彭慕兰的《贸易打造的世界》、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国学者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1550-1850）》等都被视为加州学派代表作。
加州学派有两个核心论点：一是反对传统的“欧洲中心论”，提出世界历史的“多中心论”或“中国中心论”；另一是反对英国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意义和一般性。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指出，到1800年，中国依然居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彭慕兰的《大分流》也认为1800年是关键节点，在这之前世界是多元的，在这之后中国和欧洲才在发展道路上发生了“大分流”，欧洲才逐渐超越亚洲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
英国以城市为核心完成了工业革命，是最先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王国斌在《转变的中国》中指出，经济发展及现代化道路并非唯一，英国模式有其局限性。李伯重在其系列江南经济史研究论着中指出，中国江南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发展乡镇企业，走上了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其与城市工业化不同，乡村工业化广泛分布于农村的基层乡镇。乡镇工业一般规模较小，技术装备水平也较低，大多以轻工业为主。这与明清时期，江南原始工业化或早期工业化的情况极其相似，其核心特点就是“在乡村的工业化”。这时隔百年的前后接榫，其主要结论就是乡村工业化之路是可行的。江南地区的“过去”，依然存在于“现在”之中，历史血脉仍在延续。实践证明，中国江南的现代化道路完全可以不同于英国模式，英国现代化模式不具有普遍意义，世界各国实现工业化、现代化道路是多元化的。
“英国道路”与欧洲现代化
“社会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在它的洪流中，研究工作者的分类之手人为地抽出了经济的事实。把一个事实称为经济的事实这已经包含了一种抽象，这是从内心上模拟现实的技术条件迫使我们不得不作出的许多抽象中的头一个。一个事实决不完全是或纯粹是经济的；总是存在着其他的——并且常常是更重要的——方面。”这是着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在1912年出版的《经济发展理论》（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中所说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往往是复杂多样的，其发展原因也不是单一的，而是由诸多因素复合而来。
英国是第一个现代化国家，英国现代化道路具有典型意义。那么如何审视英国道路呢？彭慕兰在《大分流》中主要使用了经济统计分析的方法，区别于传统史学的政治与社会研究，颇有新意。不过任何一种研究方法都很难完全再现历史的实际进程，应该用多元的视角和方法审视英国的现代化历程。
从地缘上看英国与欧洲大陆不远不近，若即若离。大不列颠岛若与欧陆直接相连，英国本土则可能被欧陆的战火或革命席卷，难于独善其身。若离欧陆太远，孤悬大西洋之中，则会成为鲁滨逊漂流的荒岛。这种特殊的地理条件是英国的独特优势。
英国背后是整个欧洲文明，或曰地中海文明。从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的两河文明到巴尔干半岛的希腊文明，到亚平宁半岛的罗马帝国，再到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西班牙的航海先行者，从地理上看是沿着地中海边沿逆时针旋动，从时间上看则是前后相接的不断递进。以至于到达低地国家尼德兰（荷兰），并最终跨越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可以说，英国现代化是“欧洲—地中海文明”时空接力的产物。
英国继承了欧洲中世纪中后期以来的“威尼斯—热那亚—荷兰”的重商主义传统。英国也学习了“希腊—罗马”以来的海洋文明。海路而非陆路，是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一般交通方式。由之而来，从桨帆船到三桅船的造船技术；从水手到船长的海员培养；看风向看海流的航海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航海文化。这些都是开启大航海时代的先决条件，也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基础。
从经济制度上看，英国从荷兰或者说从欧陆学来了三样重要制度。第一是股份公司。股东合资开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股权人共同承担风险共享利润。这使得大航海的探险与贸易成为可能。第二是证券市场。英国引进了荷兰的证券市场，汇集社会资本，解决公司融资与二级市场交易问题。第三是英格兰银行。英格兰银行初创与1694年，最初是1268名商人向英王威廉三世贷款才成立的，以解决英法战争（1689年—1697年）的财政问题。后来英格兰银行则广泛给政府和大小商家提供长期稳定的贷款、存款及贴现业务，成了世界第一家现代商业银行。后来英格兰银行又被英国政府授权发行英镑。英镑逐渐成为第一种世界货币，英格兰银行则成为世界第一家中央银行。这三项经济制度，影响极其深远。
大航海时代的来临，发现美洲大陆及海路到达亚洲，是英国现代化的另一决定性因素。美洲大陆的金银涌入欧洲，使欧洲出现了人类历史上唯一的金银通货膨胀，这给工业化原始积累创造了必要的货币条件，也给国际贸易提供了很好的货币中介。美洲作物番薯、马铃薯、玉米的引进，配合耕种技术的进步，极大缓解了人口与粮食压力，使英国摆脱了“马尔萨斯陷阱”。这使得圈地运动，把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从事工业生产，成为可能。美洲和印度作为殖民地，则给英国提供了几乎无穷的原料产地，无尽的销售市场。正如马克思所说，“市场总是在扩大，需求总是在增加。甚至工场手工业也不能满足需要了。于是，蒸汽的机器引起了工业生产的革命”。
如果说中世纪晚期开始的宗教改革（Religious Reformation）与文艺复兴（Renaissance），使人们冲破中世纪的宗教禁锢，给欧洲和英国开启了思想解放的闸门。那18世纪英国的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则在物质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蒸汽机代替手推磨”是决定性事件。就这样英国开启了现代化进程，世界历史开始了。
“资本主义萌芽”与中国现代化
区别于欧洲的海洋文明，中国是典型的大陆文明。与英国和欧洲的重商主义传统不同，中国的历朝历代都“劝课农桑”，更加重视农业。欧洲列国都很小，各国间贸易成了必须。而中国因地大物博、物产丰富，则更多是国内贸易，自给自足是常态。历朝历代的对外贸易多是一种补充，而不是国计民生之必须。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比较中欧道路之别，选取的对象是中国江南与英国，两者体量大致相当。这样做非常有道理。但该书在对比中，过度求同而不是求异，不厌其烦地说明英国与明清江南的相似性。而将双方道路的“大分流”更多的归因于偶然。在笔者看来，彭慕兰这样仅说对了一半，中国江南与英国有类似，两者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更加重要的是不同之处，即英国成功开启工业革命，进入现代国家；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则夭折了。笔者认为，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夭折的原因，是关键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走上类似英国的资本主义道路？绝非“偶然”可以概括。
彭慕兰和加州学派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就是“内卷化”。用内卷化这个核心概念去解释欧洲与中国经济发展情况。所谓“内卷化”（involution），用黄宗智的话来讲就是“劳动生产边际效益递减”。即江南地区每亩地投入的人工增加，以换得更多的产出。但增加人工所获得的新增收益越来越少。也就是说，“精耕细作”的回报是有上限的。而英国农业的耕作强度没中国江南这么大，普遍存在休耕以恢复地力。其后因新大陆作物的引进及新耕作方式的推广，从而实现粮食增产，解放出更多农民以从事工场手工业和后来的工业生产。中国经济内卷化（Involution）而英国经济走向工业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内卷化与革命（Involution and Revolution），两词英文词根均有“Volution”。“Volution?”有旋涡、螺旋之意。内卷化（Involution）就是向内螺旋收缩；革命（Revolution）则是冲破螺旋循环，向外发展。
除此之外，笔者要再强调几个原因。首先是明清以来的“海禁”。海禁虽然并非一以贯之，时断时续。但总的来说，1433年郑和船队收帆归航之后，中国走向封闭。
贡德·弗兰克在《白银资本》中指出，明清以来白银一直流向中国，西方人在美洲发现的金银几经辗转，主要都流向了中国。中国出口的主要是茶叶、丝绸、瓷器等。由于白银的涌入，中国国内货币也变成了银本位，铜钱成了辅币。从朝廷税收到民间交易，都以银钱为主。这在明清早期没问题，但西方人逐渐找到了进口替代的方法。比如罗伯特·福琼《两访中国茶乡》就详细记录了类似故事。英国人如何将茶树和制茶技术“偷走”，并最终用印度茶、锡兰茶代替中国茶。后来英国又将印度鸦片出口中国，以扩大盈利。中国则由顺差变为逆差，白银不断外流。长期如此，中国经济不断失血，引起了通货紧缩，中国更加丧失了工业革命原始积累的可能。
另外，从中国史自己的角度去理解。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满清”很特殊，是个少数民族王朝。从1644年清军入关到1911年辛亥革命，满清统治者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占主体的汉族精英。如果末代王朝是汉族政权，则不必有那么多“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文字狱，士大夫们的思想也会更开放，其内部的改革可能更容易成功……很遗憾，历史不能假设。
“大分流”到“大合流”的现代世界
从“全球化”的今天回看历史，重新审视中欧现代化道路之不同，更能体会历史的宏大与多样。中欧双方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由于种种原因，其发展道路出现了“大分流”。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是“内生型”现代化，即现代化进程由其内部发生而不断发展。而其他国家都是“介入型”现代化，即这些国家都没有“内生”可持续的现代化，而是被西方“介入”后，被动进入现代化。从英国开始的现代化，如同一个大漩涡，将后来的国家逐渐卷入其中。后来的国家，不管愿意与否，自觉与否，都难于抗拒。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古老的民族工业被消灭了，并且每天都还在被消灭。它们被新的工业排挤掉了，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带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代替了。”
现代世界（Modern World）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前现代世界，各国之间仅是有限交通。现代世界才是真正的“全球化”，人员、货币、货物，以及瞬息万变的信息，通过交通网、互联网完全连接到一起，广袤的地球才成为“地球村”。老的现代化国家，带动新的现代化国家；大的现代化国家，吸引小的现代化国家。各国的现代化道路不同，但最终都进入同一个现代化的世界。所以说，世界近代史的时空是“扭曲的”，世界各国进入近代史（Modern history）并不是同时同步的，英国和欧洲率先进入世界近代史，其他国家陆续进入。
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道路是个大问题。近代众多着名思想家和学术大师都做出过自己独到的分析和阐释。马克思非常强调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工具的进步，对社会变革的决定性作用。马克斯·韦伯则更重视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特别强调基督新教特有的节俭与勤劳伦理，对资本主义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笔者比较欣赏法国年鉴学派着名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的研究思路。布罗代尔在其鸿篇巨制《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展现了宏大的研究视野与方法综合，其将地理、历史、宗教、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综合在一起进行分析探讨，不拘泥于国别的微观细节，强调中长时段的社会经济综合分析。
正如着名社会历史学家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样，“现代世界的研究，需要超越社会科学中的欧洲中心论倾向，建立一种面向21世纪的社会科学，那将是全世界学术界的共同成果，它根植于世界所有主要地区，并在世界各地根深叶茂。这将使我们能够摒弃任何学者个人，任何学者群体的着作中必然持有的各种偏见”。笔者认为只有把不同学术观点的论着放到一起，才可能拼接出相对完整的世界图景。
好的历史研究就是，从“求实”到“求是”。求实，就是研究历史的“客观性”，研究微观细节。不然我们不知道，历史到底发生了什么？求是，就是研究历史的“规律性”，研究宏观脉络。不然我们无以把握，历史何以如此？历史是一条河，我们研究过去，是为了关注当下。以史为鉴，我们能向后看多远，才能向前看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