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姜鸣：张佩纶是如何与张之洞断交的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张之洞-姜鸣：张佩纶是如何与张之洞断交的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姜鸣：张佩纶是如何与张之洞断交的

张之洞是晚清重要的政治家，也是张佩纶的密友。在光绪朝前期，他们同在北京为官，也共同主持“清议”。刘禺生《世载堂杂忆》（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0页）中说：“清流党者，呼李鸿藻为青牛（流清同音）头，张佩纶、张之洞为青牛角，用以触人，陈宝琛为青牛尾，宝廷为青牛鞭，王懿荣为青牛肚，其余牛皮、牛毛甚多。”
有个奇怪的问题。“张藏信札”中，独少二张之间的往返书翰。张志潜编辑《涧于集·书牍》时，收录八通佩纶致之洞的信件。张志潜说：“与张文襄丈书所存甚少，当壬午、癸未（1882、1883年）先公在朝时，书札几无虚日。然文襄于要函密牍不甚爱惜，随手辄散去。此集间有一二，犹系展转得之他处者。”我猜测这些都是张志潜的抄件，故这八通信件，没有列入“张藏信札”之中。反过来想，张佩纶保存了如此之多的友朋函札，为什么之洞的手泽一件也未留存呢？2012年，王贵枕先生将自己收集多年的张之洞致张佩纶信函影印出版，共计68通，均为光绪四年到光绪五年所写，这些信札，显然都是从张佩纶处散失出去的。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张藏信札”的典藏，或许能给研究者带来某种思考。
“张藏信札”中仅存一封张佩纶致张之洞的亲笔信，精心装裱成红木嵌锦面册页，而内容，竟是与张之洞终止来往的告知书：
孝达前辈阁下：
十二日奉手书，以家弟去秋下世，辱承慰问。回忆津海同舟，弟曾送别，前尘如梦，能勿怆怀？至冬间，又闻云云，阅之殊堪骇愕。乙未六月，生儿不育，公方摄南洋，先属朱道致贺，未三日而下令逐客。某道衔督命，两踵寒门不见，则遍告知旧，迫促甚严，自未便琐屑相闻，涉于乞怜请缓。及九秋苏卿世兄忽有水仙之厄，仅属漱兰通政致问，不敢通书也。丙申又得一雄，以文正师盼望甚切，曾托合肥告之，文正书来剧喜。闻流言而不信，始终爱护，自恨为不舞之鹤，以玷羊公，转似昧于知人，阿私所好耳，思之泪下如雨。不意丁酉季夏，文正骑箕，而此子已先期蜕化。戊戌正月，长男志沧又殁，次棠前辈暨节庵均有唁书，公所闻相继化去者，谅即指此。惟其年春奠，节戉过芜，寄电已承询及，侍即复电声谢，何乃云去年冬间始达清听？殆前电已早忘之耶？未免重劳垂注矣。记去岁秋初，《申报》中有公殇一子之说，颇疑秉笔邪人妄为诅祝，适有洪令囗赴鄂，属其询明，再图致慰。洪以戟府深严，探悉其事而不甚了了，侍亦因弟丧赴皖料理，侄辈北归，为期已久，念通人虽无忌讳，而此等事过时劝唁，究属不情，亦遂中止。以公之过于周至，益形侍之甘于阔疏也。至示及国事安危，人才消长，则惟中外重臣而又负清流之望者，始足语此，侍非其人，何从置喙？别惠多仪，辞受都无关系，惟自云门北上，绝而复通，曾两拜端研，鼲裘之贶，忽忽近十年矣。岂宜屡受珍贻，有施无报，仍交来价携还，托词往游蜀冈，即清卿复电所转之地。以免词费褊衷，篑并不欲世兄辈知之。君立初间一来，杜门已久，竟未能破例延接。在朝廷为逐臣，在交游为逐客，愿公相忘，不烦相念也。肃谢，即颂台安。
侍期佩纶顿首，二月十八日
信尾还不同寻常地盖上一方朱文闲章：“老不求名语益真”。
此信写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前后，信中坦率回顾两人后期交往中种种不愉快经历。从在南京遭逐客，到佩纶之子故世，之洞先致电慰问，继而隔年写信时又说去冬刚刚听说，显然早将前事遗忘，使佩纶大感不悦。所以佩纶拒绝之洞公子张权（君立）的拜访，并严正地告诉之洞，自己“在朝廷为逐臣，在交游为逐客，愿公相忘，不烦相念也”。
此信如何从收信人张之洞手中重新成为佩纶后代的庋藏？这个谜底尚待揭开。从内容看，这显然是佩纶情绪宣泄之作，对于探索二张关系十分重要。抑或佩纶根本没有寄出？但张志潜又何至于要如此精心装裱以传后人？其家族内部当时对张之洞显然有着某种特别看法。
从“清流”初兴起，二张就是中坚骨干，彼此保持着密切联系，“亲如兄弟昆仲”（张志潜语）。我读之洞早期致佩纶书信，有一函印象特别深刻：“请到寒斋，与再同（按：指黄国瑾）共话，已设素馅馒头也。”（广州图书馆主编：《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8页）这是他们昔日清贫窘迫的京官生涯写照。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后，佩纶有次告诉李鸿藻：“偕壶公（张之洞）游厂两年，所收皆赝本也。兹检出三卷一册，乃壶公去后所得。敬求鉴定。”读到此处，两个囊中羞涩的大名士被琉璃厂商人欺骗上当的生动场景，令人忍俊不禁。后来佩纶奉旨福建筹防，疾呼各地增兵，惟有之洞调粤舰支援。佩纶遣戍张家口，之洞从广州寄银钱、送端砚、裘皮衣物，以及海南香、广橘蜜酒、荔枝龙眼等等土产，佩纶也回寄蘑菇以作感谢，患难之中，情谊绵绵。光绪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军机大臣阎敬铭收到张之洞来函，其中提及“幼樵为今日搘柱时局之人，万不可听其引退。区区此言，为世为国，可质天日。伏惟鉴之。[《张之洞致约盦（阎敬铭）函》（光绪丙戌四月二十五日到），《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第十八册，第417页]。可见此时张之洞还在为其关说缓颊。
二张关系交恶，过去认为是在佩纶甲午战争中为朝廷不喜，被逐出天津后开始的，具体细节均来自笔记稗史。而揆诸“张藏信札”，不难发现，彼此龃龉，实际出现时间更早。张佩纶告诉友人:“孝达因鄙人与合肥为婚，两年不通一字，近来始相好如初。若非佩纶腰腹十围，早容不得矣。朋友之道，果宜如是乎？” 光绪十七年囗月二十日又告诉鸿藻：“与孝达久不通问，前因再同之弟秦生求为说项，不能却之，作一纸交秦生（告以无用，而求之不已。尚以为当年二张之交也，后果无成）。”十九年，鸿藻也告诉佩纶：“壶公书来，意极愤懑者，牵率鄙人，并及阁下。尤可怪者，于壶公祝合肥寿文亦肆口痛诋，拉杂不伦，可发一笑。此都无关紧要。惟其所办铁、政织局等事，将来必至不可收拾，殊代为焦虑也。”从这些私下议论可以看出，对张之洞的变化和看法，张佩纶和李鸿藻是一致的。
“张藏信札”中还存有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致某人函，从他的角度谈及与佩纶之关系：
蒉斋数年以来仍不免为时人所嫉，随时随事多方搜求，弹射横加。即如前年端良一疏，真是无中生有，乃遽奉回籍之旨，所谓雪上加霜，闻之实难为怀。嗣后沪上各报，益复肆口诋諆。去年夏间，渠挈眷南下，侨寓金陵，未到之前半月，又已登诸《申报》，将其住址行踪一一详载，丝毫不差，并加痛诋。看此情形，时时有宵人伺察搜寻，深为悬心。当即派轮往迓，并托所亲婉致代为筹计，不如暂住扬州。渠意不愿。及到金陵后，致渠一书，沥陈衷曲，相约彼此暂勿往还，以避谗口凶焰，只可书简往来，盖以渠系回籍人员，若又被宵人吹求揭破，岂不终身不能出门，竟同禁锢？不惟一辱再辱，直是极之于其所往矣。此区区为蒉斋之苦心也。大率自津来人暨淮人及合肥亲近之人，诋之尤力，极不可解。乃数月后谣诼又起，谓其每于夜间乘小轿入署参预密谋，而京师因张士珩一案未治以重罪，又因晚两次奏荐陈伯潜，均指为蒉斋与谋之据，势将更起波澜。叠有友人函电急告，谓须及早
防之，其略有云言路目为淮党，佥壬恶其清流云云，闻之焦急，当又托人告知此等情事，与之婉商可否暂居苏杭。又托友人邀之同游金焦，渠皆不听，转因之甚怒，谓晚将渠驱逐。嗣后联仙蘅（元）、于次棠过金陵，皆自出己意，劝其勿住江南，因渠所居乃合肥之他宅，合肥之子有一房亦在金陵，两君意兼恐渠受合肥之累，故力劝之。渠谓两君皆受晚指，代为驱逐，益致怒不可解。幸冬间晚已有回楚之信，群谣渐息，然蒉斋始终不悟晚相爱相为之苦心。及交替在在，有日亲往拜之，并与约谈讌，数日坚辞，不肯相见，亦只可听之而已。半年以来，闻其议论，大指似于时事大局及身世艰虞仍未了澈，深为焦急，诚不解其十二年忧患艰危，动忍增益，何以仍只如此？晚于蒉斋最为惓惓，因时人诋之太苛，厄之太甚，深为愤懑不平，而自处孤危，力不足以援之，每与人谈及辄为力辨，惟盼其收效桑榆，一洗前耻，杜此谗口，吐此闷气。今看此时局及渠情形，以后事体殊未可知，言之怅然。
若按之洞所言，他自己也有官场苦衷。但在佩纶看来，之洞是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现在两人，一个宦场得意，关心着自己下一步目标，不愿被无端的谣诼搅和；一个归隐江湖，只在乎张之洞的态度，这样就将双方的关系逼到无法退让之地步，这是张佩纶性格中的狷狂和耿直，也反映出张之洞的巧滑和闪避。这两封信件的发现，对于研究二张关系，是十分宝贵的史料。
戊戌年间，张佩纶曾对梁鼎芬说：“孝达内召过此，皖芜两电约鄙人登舟一谈。时方有新参之说，迎送者如蚁。虽系旧交，岂能出谒？东坡黄州赦还见半山，有‘岂可以野服见丞相’语，亦是半山造舟中，非东坡诣私第。时半山已罢相，坡老尚斤斤如此，况鄙人今日乎？”（张佩纶：《致梁节庵太史》，《涧于集·书牍》卷六，第24页）这里看出，佩纶虽然失意，却将自己比作苏轼，而将之洞比作王安石，依然不肯躬身退让以减身份。二十八年九月，清廷命张之洞再次署理两江总督，两个月后，忽调云贵总督魏光焘继任。张佩纶函告张人骏：“香（涛）进退维谷，一切生事之徒均皆扫兴。午庄（按：指魏光焘）未知何如。而金陵士民痛恨香翁，几如酷吏。”可见他对张之洞的观感越来越恶。
据陈宝琛记载，张之洞这次到宁，欲见佩纶，佩纶仍以身体不适而拒绝。直至除夕，方才见面。张之洞“就君纵谈身世，累欷不已。既而叹曰：‘不得为廉生，命矣！’”他们想起了从前的共同朋友，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后自杀殉国的“青牛肚”王懿荣。又过七天，佩纶因病去世，两个当年政坛上所向披靡的“青牛角”，在张佩纶临终之前，终于相会。而相较中法战争时，两人同随李鸿章巡阅北洋水师后挥手告别，前后相睽近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