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姜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姜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姜鸣：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
在这批“张藏信札”中，最宝贵的是张佩纶与李鸿章之通信。在即将出版的《张佩纶家藏信札》第一册至第三册中，总数达412封，内含10封张夫人李经璹写给父亲李鸿章的和1封李鸿章回复李经璹的。此外在第十六册中，还有另行搜集的三信。张佩纶公子张志潜曾解释说：书信的“外祖文忠公部分诸务，整齐画一，所得先公函札，均排年存贮。既缔姻，先太恭人遂取以归。自庚辰（1880）至戊子（1888）一无缺漏，其闲癸未（1883）、甲申（1884）函牍最多，闲有遗失，盖亦廑矣”（张志潜：《涧于集·书牍后序》，第1页）。
考张李通信，在1905年吴汝纶编辑出版的《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和1922年张志潜编辑出版的《涧于集·书牍》中，已有部分刊布。但《涧于集·书牍》中的书信均不标识日期，给使用者带来不便，也无法建立张李信件往来之完整体系。而台湾学术界，据说前些年在“中研院”近代史所图书馆也找不到《涧于集·书牍》，文海出版社影印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中，《涧于集》亦缺书牍部分（苏启昌：《张佩纶与晚清清流集团》，东海大学历史学研究所硕士论文，1987年，第7页）。以致李宗侗、刘凤翰着《李鸿藻先生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版）时，没有引用这部对于谱主极为重要之史料，这在两岸交流尚不充分的年代，曾经造成研究空白。台湾学者高阳曾在《同光大老》之“杀贼书生纸上兵”一节中说：“有一点铁样的事实，似乎研究近代史的人，尚未谈过（不敢肯定，读者中倘知有人谈过，千乞见告）：此即李鸿章早就选定了张佩纶为衣钵传人。这一个念头，甚至在张佩纶获严谴后，亦未放弃。”（高阳：《同光大老》，华夏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显然，高阳也未读过《涧于集·书牍》。在以往历史作品中，张佩纶被描摹成大言炎炎却不懂实务的白面书生，是马江之战临阵脱逃的丑角人物，这些作者，其实从未读过佩纶之奏章、书信和诗文，根本不知佩纶曾是何等重要、何等精彩、敢恨敢爱、有声有色之人物。高阳独具慧眼，他对张李关系猜测准确，假若他看到张李通信及本书披露之书札，他笔底波澜必会更加壮阔，对晚清大时代之描写也会更加丰富多姿。
张佩纶家藏信札》中李鸿章与张佩纶通信起于光绪四年，此前对此存有讹误，因为最初三封信落款处均无年份，其中第一、第二信无日期，第三信署六月廿九日。安徽教育出版社版《李鸿章全集》（以下简称《全集》）编者将其均定为光绪五年。
以第一信为例，其全文如下：
幼樵世仁弟馆丈大人阁下：
春间接到惠函，稍稽裁复，比维令望日隆，荩猷卓着，曷任企颂。此间自三月后连沾雨泽，畿境及晋、豫各属亦已迭沛甘霖，秋禾可以播种，数省孑黎庶不尽为沟中之瘠。前阅邸抄，获读大疏所陈遇灾修省各件，均能洞见源流，切中窾要，洵属有裨时局。迩来台省诸君子非不勇于言事，鄙意微嫌其考之未详，故论之或未尽当。执事事理通达，而复审以知微之识，辅以敢言之气，遂如凤鸣高冈，群音敛响，倾企曷已。《朔方备乘》全书尚未刊竣，先奉上图说十部，《李氏书五种》亦呈十部，希即察收。令兄到浙需次，初尚未有位置，颇为惦念，近闻已得差委，藉资敷衍，想竹报中已提及矣。专泐，复颂台祺，顺贺节禧，不具。馆愚兄李鸿章顿首。
此信提到“《李氏书五种》亦呈十部”，而在《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二册所刊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四日致桂嵩庆函中，提到“寄来《李氏五种》百部，亦照数查收矣”（李鸿章：《复淮扬水师营务处江苏题补道桂》，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三十二册，第303页），则李赠张之《李氏书五种》，来自桂嵩庆光绪四年所寄。同日李鸿章还有复饶应祺信札，内称“此间自三月以来连得阵雨，人心渐定，惟流民甚众，纷至沓来，现拟酌量资遣，俾趁耕作。河间等属饥苦尤甚，蒙恩截拨漕粮，分别散放。但冀此后晴雨调匀，秋成告稔，或可稍资补救耳。专泐，复贺节禧，顺颂升祺”（李鸿章：《复署陕西同州府正堂饶》，光绪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全集》，第三十二册，第304页），对于方经丁戊奇荒后直隶地区之气候描写与李张第一信完全相仿，尤其注意末尾“复贺节禧”，则此信显然写于端午之前，与致桂、饶信函日期相近。
同样亦可证明第二、第三信写于光绪四年，此处不赘。需要指出的是，第四信系李鸿章对张佩纶光绪五年十月初九日去函之答复。原信分两部分，前半部分为楷体，属幕友代笔。后半部分为鸿章亲笔。从内容看，与张信所谈三项内容（办丧事、询鸿章对伊犁交涉的看法、推荐事）完全呼应。《全集》却将其分拆成两信，这些，细心的读者能从影印的信件中看得分明。
本书公布之张李通信，起于光绪四年，迄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议和，前后绵延长达23年，这样一部相对完整的上层政治人物往来通信，在近代史料文献中亦是绝无仅有的。尤其从光绪四年到十年，是“清流”势力崛起到消弭的完整时期，“清流”有意拉拢当时最具实权的洋务派大佬李鸿章，所展开的各种上层活动，有连手推进的，也有不配合甚至彼此龃龉不悦的，这些基本史实以前很少被史学界了解，因而不能对光绪朝前十年的许多历史进程和事件作出准确叙述。而张李通信，提供了新鲜生动的材料。由于张李分居京津两地，许多事情要详细商量，这就使得他们的书信内容坦率、丰富和错综复杂。
张佩纶与李鸿章筹划之重大事件，包括北洋海军建设和筹划设立海军衙门、铁路建设、对日交涉琉球问题、李母去世后助其“夺情”复出等等，都是涉及国家发展的大事。过去学术界以为“清流”在治国理政的观念上趋于正统保守，孰不知他们与李鸿章其实走得如此之近。张佩纶曾告诉李鸿章：“盖佩纶与公行迹过密，已几几上达天听矣。”
张佩纶致李鸿章最后一函写于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十八日（1901年10月29日），谈的是儿子志潜在上海筹办的婚事。另附一纸，为道员洪恩广谋职。信中还有张佩纶对时政的评论：
新政纷纷，译书则欲先割裂五经，房捐则欲量地计方，不谈间架，中西两不似，无非自扰。种种乖谬，此等内外大臣，如何可有变法？可叹也。
他不知道，此时李鸿章正走向生命尽头。十九日半夜，鸿章胃出血，陡然咳血半盂。虚汗头晕，病势危急。二十七日，鸿章撒手西去。而这封信二十九日方才寄到八国联军占领下的北京。
张佩纶拒绝随李鸿章赴京议和，曾在给另一朋友、军机大臣鹿传麟的信中有如下说明，也是对其后半生身世消沉的解释：
佩纶不愿随办交涉者，其故有三：以战败获咎，以议和起用，有乖素守，一也。昔以婿逐，今以婿随，始终目为之淮婿，不能自立，二也。译署颇能争持，今须摧刚为柔，始能稍有赞助，徒损生平，无补时局，三也。甲午之役，合肥以刘省三不出，环顾诸将无可属，约至密室，欲以侍督卫汝贵一军往驻平壤。非不欲慷慨请缨，一洗马江之耻，而政府既有嫌隙，合肥方蹈危疑，骤举败将，又是姻亲，必骇物听，遂力辞之。然傅相坚不许回里。端坐悒悒，卒因此招忌，盛宣怀及李□□，以五百金贿参驱逐，从此鄙人颓然自放，不复萌用世之想，诚以时势如江河日下，不可谈兵，决无雪耻图功之会也。（张佩纶：《复鹿菘砚尚书》，《涧于集·书牍》卷六，第55页。按：李□□当为李经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