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姜鸣：新近史料中的张佩纶与晚清政局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李鸿章-姜鸣：新近史料中的张佩纶与晚清政局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姜鸣：新近史料中的张佩纶与晚清政局

上海图书馆最近从张氏后人处获得捐赠，收藏了一批张佩纶的尺牍、日记手稿，其中包括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等人来往的信札，对解读晚清的政坛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近代史学者姜鸣先生曾仔细研读过这批信札，他认为，这批史料价值丰富，可以建立一个从光绪初年到1884年晚清官场的新画像。
您能谈谈这批尺牍的基本情况吗？
姜鸣：这批尺牍是由张佩纶之子张志潜多年保存及收集而来，故往返两方面的都有。后由张志潜之子张子美及其子女多年悉心保存。不久前，张子美之子张恭庆、张恭慈兄弟及家属一致同意无偿捐公，为学术研究作贡献。据我所知，上图入藏的这批张氏函牍，总数达一百册之多，包括张佩纶与李鸿章、李鸿藻、张之洞、陈宝琛、于式枚、王懿荣、边宝泉、奎斌的通信，以及与张氏家人、亲戚、子弟的家书，还有一批友朋致张佩纶的信札，和张家收藏的时人书信，初步统计，涉及三十九人，四千七百八十余封。信件保存完好，许多还精心装裱，内容广泛涉及晚清政治、外交、军事、人事诸多方面，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重要资料。
从近代史研究的角度，您如何看待这批书信的史料价值？
姜鸣：一般来说，书信保存不易，尤其是涉密的书信，能传存下来的，总是凤毛麟角，往往成为后世研究前事的重要佐证，其史料价值远远高于野史笔记，甚至能弥补官方档案的不足，解开历史之谜。这些年，对于近代书信的发掘，是收藏界和学术界共同的兴趣和新亮点。比如《近代名人手札真迹》《香书轩秘藏名人书翰》《清代名人书札》，以及翁万戈先生在台湾影印的《翁同龢文献丛编》中的《朴园越议》，不久前出版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一辑共一百四十五卷，都是宝贵的新鲜史料。最近，张佩纶这批函牍的面世并入藏上图，我觉得与上图收藏的盛宣怀档案可以相映生辉。
阅读书信，总能读出很多有趣的新内容。我曾在《笺素珍赏——国家图书馆藏近现代百位名人手札》中，找到张佩纶在中法马尾之战失败后从福建流放张家口的途中，为自己的幕僚荣俊业写给张之洞的举荐信，希望张能够给荣安排一份合适的工作。张佩纶写道：“佩纶以马江之役，遣戍漠南……荣丞俊业曾在先兄华亭幕中，后在船政当差……极为精细。……荣丞颇能任怨，且言明与侍俱雄绝，不作驽马栈豆想。……前已电恳左右，许为位置，兹令趋谒左右，该丞亦慨然有既见欧阳，复愿一谒韩公之想，惜永叔为后生描画殆尽，不足为丞重耳，然近状可进丞而问之。”经张佩纶推荐，荣俊业成为两广总督张之洞的文案，后因帮助候补道朱仲甫获得广东厘金局三水口总办实缺，朱遂任荣俊业族侄荣熙泰为其总账，成为世交，荣氏亦由此逐渐发家。荣熙泰的儿子是荣德生，孙子是荣毅仁，曾孙是荣智健。这个后来显赫无比的家族在回溯历史的时候，每每不忘荣俊业对荣熙泰的提携，但却从未注意到，荣俊业之所以入幕张之洞，其实来自张佩纶的举荐。张佩纶在赴戍的途中为师爷写的推荐函，不经意间，对荣家的兴盛，产生了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影响，
以往也有不少晚清政治人物的信札被发现，这批函牍，尤其是张佩纶和李鸿章之间的往来书信，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姜鸣：张佩纶是清末著名“清流”代表人物，参与了中法战争前很多重要的政治活动。由于他后来成为李鸿章女婿，使得张家能将张李之间的通信重新按照时间和往复顺序予以编排，精心裱装成册。前不久，王贵枕先生收藏的《张之洞致张佩纶未刊书札》影印出版。该书收录了张之洞致张佩纶的六十二封书信及两首诗稿，内容多为两人前往琉璃厂搜购古玩、书画、文献和交流鉴赏心得，反映了二张当年交往的频繁和亲密，有助于我们了解京官在公事之余的日常活动状况，但真正涉及政治的内容不多。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当时居住在京师，与政局相关的敏感内容可以当面讨论，不必在信中留下痕迹。但李鸿章和张佩纶因为分别住在天津和北京，他们要交流信息，不得不直接在书信中商谈，也就使得李张间的通信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这次张家捐赠的李张信函，起于光绪四年左右，直至八国联军侵华后李鸿章北上议和，我们在近代从未看到那么漫长且完整的通信记录，这是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上图所藏李张信函，李致张部分，计一百七十四封，2005年起，经陈秉仁先生整理，先披露于上海古籍出版社《历史文献》第九、第十辑，后在顾廷龙、戴逸主编《李鸿章全集》中，收录了一百七十三封，漏刊一封。这些信件，在吴汝伦编辑的《李文忠公全书》中多数未曾刊载。张致李部分，数量更多些，两百三十一封，在民国年间出版的张佩纶文集《涧于集·书牍》中刊布过若干，但有删节。麻烦的是，《书牍》删去了发信日期，使得研究者使用时颇为困难，与《李鸿章全集》发表的内容也找不到因应关系。可能是印数稀少的关系吧，以往大陆史学界很少使用《书牍》，而台湾学术界，据说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也找不到《书牍》。文海出版社影印近代中国史料丛刊，《涧于集》独缺书牍部分。我读李宗桐、刘凤翰著《李鸿藻先生年谱》和林文仁著《南北之争与晚清政局》时，也注意到他们没有引用《书牍》。从这个角度来说，将来上图能将李张信函整理出版，将是学术界翘首以待的盛事。
在这些信札中，张佩纶与清廷重臣李鸿章的来往，对解读当时的政局形势有什么意义？
姜鸣：史学界过去一直有个观点，认为光绪前期北京政坛上活跃非凡的“清流”，是与洋务派为代表的“浊流”对立的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研究李张通信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光绪前期，清朝官场以军机大臣沈桂芬和李鸿藻为首，形成南北两股势力，1881年沈桂芬去世后，李鸿藻实际上隐执了军机处的大权。李鸿藻在张佩纶、张之洞、陈宝琛、宝廷这干“清流”的簇拥之下，是有一个大局构想的。一方面，他们迅速起用自己人，比如外放张之洞任山西巡抚，在张佩纶丁忧释服后提拔他署理左副都御史和总理衙门大臣。另一方面，要起用一批他们认为能干和廉洁的人，比如将赋闲在家的阎敬铭请出山，到北京来做户部尚书。还有要拉拢的，首先就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鸿章起初对“清流”不以为然，他曾对丁日昌说：“政府周公（恭亲王奕訢），久不自专，前唯沈文定（沈桂芬）之言是听，近则专任高阳（李鸿藻），吾宗（李鸿藻）素假理学为名，奉持正论。……鬼胎当视文定为大也。近日建言升官，大半高阳汲引。”
联络李鸿章，主要依靠张佩纶，这是因为张佩纶的父亲张印塘在咸丰年间对抗太平军起义时，曾任安徽按察使，与回籍组织团练的李鸿章有过并肩作战的交情。恰好当时有个机会，这年3月21日，通政使司参议刘锡鸿上奏弹劾：“李鸿章跋扈不臣，俨然帝制。前在埃及，新闻纸称李优待外人，自视若为中国之王，假外援以窥窃神器。”这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刘锡鸿曾经担任中国驻英使馆副使和驻德公使，观念保守。出使期间，因与公使郭嵩焘相互攻讦而被撤回国内，他认为李鸿章从中起了作用，一直怀恨在心。他攻击李鸿章的罪名，竟是李想做皇帝。此时的李鸿章，尚不是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后遭受千夫所指的李鸿章，朝廷正倚其为股肱。李鸿藻所控制的政治势力，需要与李鸿章结成战略联盟，所以当天发布了一道措辞严厉的上谕，对刘锡鸿予以严厉谴责，指出该奏“深文周内，已属支离……并以荒诞不经之词登诸奏牍，肆意倾陷，尤属谬妄糊涂”，命将刘锡鸿著交部严加议处。随即，张佩纶致函密告李鸿章：“卯金（刘锡鸿）谬论，圣心盛怒，公论亦鄙为倾险之士。事下考功，所以眷注纯臣，保全勋旧者，已大白于天下。愿公勿畏谗，勿负气，益加敬恪，以副深恩，是则古大臣自处之道也。”
此时，张佩纶尚在丁忧，正受到李鸿章邀请，准备前往天津讲学。28日，张佩纶到津，李鸿章将刘锡鸿弹劾奏折的抄件、上谕以及幕僚代拟的复奏稿件一并转交给张佩纶，请其代为修改。张佩纶阅后认为，原稿使用苏东坡《代滕甫辨谤》所言“积毁销骨，巧言铄金，市虎成于三人，投杼起于屡至”的句子，“语虽切至，然非大臣止谤自修意也。拙见主于自省，未肯袭用其词，未知我公意有当否？”李鸿章立即给张佩纶送去一张便函：“代拟疏稿以省諐为主，佩服莫名。日来适有冗务，未及细校，顷始将鄙意略加孱入，点窜尧典舜典字，非得已也，然大段袭用高文，岂胜铭感。今晚业经缮发，抄稿奉呈。”这便是《李鸿章全集》所收录的《沥陈感悚下陈折》之由来。所谓“省諐”即“省愆”，意谓减少过错，是从自己这方面寻找原因，与李鸿章原拟复奏辩解流言杀人的讲法恰好相反。从策略上说，既然朝廷和慈禧太后已经对刘锡鸿的胡言乱语十分生气，李鸿章就应该把身段放得更低更软，多做自我批评。
4月5日，李鸿藻奏折递达北京。军机大臣李鸿藻在日记中记录：
李鸿章自陈感悚一折，拟批“览奏已悉，该督惟当慎益加慎，用副倚畀之重，至时势艰难，任事不易，朝廷自能曲谅苦衷也”。
4月7日，李鸿章致函张佩纶：
前折回，奉旨：“览奏已悉，该督惟当慎益加慎，用副倚畀之重。至时势艰难，任事不易，朝廷自能曲谅苦衷也，钦此。”仰蒙温谕拊循，训勉如家人父子，实令感激涕零，何敢遽蒙退志？执事关爱倍至，高文巨笔，上动天听，谨以奉告。
从下发的上谕看，全部文字与李鸿藻所拟一字不差。刘锡鸿掀起的扳倒李鸿章的政坛风波，在张佩纶与李鸿藻的联手之下，被悄悄消弭了。太后固然不喜欢刘锡鸿肆无忌惮的人身攻击，但她知道表面上水火不容的清流和洋务大佬，私下竟有如此的勾兑和默契吗？此后不久，张佩纶在给朋友奎斌的信中说：“刘参议疏出，合肥忧愤，颇萌退志。弟正论婉留，旋沥陈感悚下枕，奉到温谕……合肥感激涕零，矢以鞠躬尽瘁为报，亦足见其忠诚矣。”由于这次帮了李鸿章一个大忙，使李鸿章与李鸿藻系的关系迅速走近。张佩纶与李鸿章、奎斌的沟通信件，就保存在这批书函文献中。
在李鸿章主持的各项洋务运动中，张佩纶也有参与谋画吗？
姜鸣：1880年11月，淮军将领刘铭传应朝廷宣召，进京陛见。经过天津时，李鸿章将吴汝伦、陈宝琛早已代拟的《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交给刘铭传，要刘以自己的名义上奏。不久，张佩纶致函李鸿章：“省公（刘铭传字省三）上疏过急，微指为时相所窥，有心人曲意护持，终当一历挹娄九梯，徐图骋步。”李鸿章回信说：“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
张佩纶还秘密告知李鸿章：
铁路亦仅数人不以为谬，佩纶知省公非其人，今日非其时，即属蔼卿劝阻，比闻子腾（张家骧）学士以三大弊驳之，内廷作此，必有授之者。来教谓议论、人心皆难画一，以是徘徊审顾，诚大臣之心而老成之见也。不然，佩纶固不畏事，不逢时者胡独齗齗于此乎？变法当有次第，愿公姑于水师矿务，勿遽言铁路耳。
张佩纶建议，应派刘铭传筹建北洋水师。他对李鸿章说，此举在你为本谋，在海防为急务，实不专为刘铭传筹划。造铁路对军国有益的道理，我不诧异，惟此举为二千年创举，困难必多。所以建议目前仅就刘铭传一疏作为发端，开展讨论，从容议之。显然，张佩纶明白，建造铁路，时机尚不成熟，在北京官场中无法被接受，必然会遭遇保守人士的阻击，只能作为一个酝酿中的话题，反复拿出来讨论，造造声势罢了。此后，张佩纶还不断将朝廷中关于铁路问题的动向密报给李鸿章。
由此可见，张佩纶已经非常深地卷入到为李鸿章出谋划策中去了。这些细节，以往学术界完全未曾注意到。
在张佩纶为李鸿章的种种谋画中，军机大臣李鸿藻是什么态度呢？
姜鸣：李鸿章与清流互相拉拢，李鸿藻当然知情。1882年，李鸿章母亲去世，按规定李鸿章要丁忧守制。但他内心并不想真正离开权力中心。恰好，朝鲜发生了“壬辰事变”，朝鲜的百姓造反，冲进了王宫。当时张树声代李鸿章署理直隶总督，就派丁汝昌、马建忠率北洋海军到朝鲜去平定，把朝鲜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抓回中国，关在保定。本来是张树声出了个很大的风头，李鸿章不在，照样成功处理了事变，但张佩纶却从中看到李鸿章“夺情”复出的机会。他写密信对李鸿藻说：
我军水路究未训练，丁提督（汝昌）将略无闻。中外不战久矣，并非言战即得法，正须战而能胜耳。……合肥如此可出矣。
另一方面，张佩纶告诉李鸿章：
朝鲜之役，清议深以为诈力为非，众口一词，询其所以，当由辟疆铺张过盛使然。幸内意得视为奇功，赏必不薄耳。暂缓之说可以急矣，邺侯关念，甚至询眠食，丰采详挚殷勤，答以忧居以来，面目憔悴，壮心颓唐，以受恩深重，不得已而出，恐治葬后仍拟终制，邺侯瞿然。大约宣麻之命，渠必力让，而征南一役，仍当属之振公（张树声）。……二三知己均极力为国，
亦极力为公，幸勿游移。……邺侯云，非公创设水师，张某亦望洋而叹耳。
信中邺侯为唐朝宰相李泌，此处指李鸿藻。张佩纶透露，张树声将被安排南下，李鸿章则以经营日本之名重新出山，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张佩纶所说“二三知己”极力为他着想，连李鸿藻都说，若不是李鸿章创建北洋水师，张树声只能望洋兴叹。“二三知己”，自然就是李鸿藻周围的“清流”核心人物。
在另一信中，张佩纶还以隐语告诉李鸿章：“贵宗人（李鸿藻）云宣麻之事，夔（王文韶）不谓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亦又自为。今拟仍以授公。俟辞表上，改援湘北故事，三年悬缺，却自情理兼尽。”张佩纶告诉李鸿章，李鸿藻欲保留其大学士位置，王文韶不以为然。“湘北故事”指康熙三十二年，武英殿大学士李天馥以母忧回籍，康熙帝谓：“天馥侍朕三十馀年，未尝有失。三年易过，命悬缺以待。”从这些密信中可以看出，为了笼络李鸿章，李鸿藻十分大度，他让李鸿章的文华殿大学士悬空。须知此时，李鸿藻本人是协办大学士，倘若依次递补，他是有机会升擢为大学士的。李鸿藻的气度和手腕，让我们惊叹不已。政治的纵横捭阖，常常超出局外人的想象。
您研究这批书信，对于张佩纶与李鸿章的关系还有什么新发现？
姜鸣：张佩纶为什么在马江之战失败后，依然得到李鸿章的欢心，流放赐还，会成为李鸿章的女婿？这一点，学术界从来没有说清楚。其实，看过李张之间的通信，就会明白，李鸿章非常欣赏张佩纶的才气和识见。张佩纶与李鸿章详细筹划过北洋海军和海军衙门的建设，讨论过对日本的外交战略和军事斗争准备，也研究过地方吏治和司法案件等诸多问题。1896年建立海军衙门，最初就是张佩纶设计的方案。张佩纶是个快手，1884年他担任总理衙门大臣时，年仅三十五岁，是该衙门成立后最年轻的大臣，任职一个半月后，就推动恭亲王设立了海防股。他还写信给恭亲王，表述他对福建防务的严重关注，指出：
闽省远连粤海，近蔽浙洋，尤宜镇辖得人，以杜日本乘间窥伺。现在总督何璟、巡抚张兆栋，治务安静，不甚知兵，而亦不讲求兵事。台湾镇道不和，防务一切阁置。一旦海波偶扬，恐台、澎、厦、澳尤不足恃。虽易置疆臣非本署所敢妄议，而事关切近之害，理难茹默不言。
张佩纶观察问题敏锐，并不是后人描画的只会大言炎炎的肤浅书生，这一点，自称“阅人无数”的李鸿章是早已看好的。只是谁也没有料到，这个预判的后果半年多后就会出现，而张本人，则是直接的承担人和受害者，从此葬送了自己轰轰烈烈的仕途。对于张佩纶的这场人生悲剧，李鸿章却并不意外，他说张佩纶会办福建海防，“如此勇于任事，又任必不可任之事，为中外众射之的，能毋痛惜耶?”张佩纶流放张家口后，李鸿章安排自己的幕僚，也是张的最好的朋友章洪钧任宣化知府，“闻相过从，少慰岑寂”，“为戍客添谈助”。最后还将自己心爱的女儿嫁给他，陪伴他走完人生寂寞的下半程。就这些方面可以看出，李鸿章是将张佩纶视作自己的衣钵传人的。
从“清流”与李鸿章等外官的联络谋画来看，这批人在治国理念上并不保守，他们反对贪腐和庸碌，支持铁路、电报、海军等新兴事业；而在对外事务上，主张捍卫国家利益，较李鸿章等洋务人士更加强硬。李鸿藻系执政，其实远比“甲申易枢”后醇亲王领衔的那班团队更加锐意进取。只是这个进程因中法越南交涉的失利而打断，留下史料也不多，以至直到今日，史学界无论对于“清流”，还是对于李鸿藻，都没有真正展开研究，因袭皮相之论。看明白这点，再来想“清流”大将张之洞，外放之后，积极推进现代化工业建设，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也根本无需讨论张之洞是如何从“清流”转化为“洋务派”的。
您对历史的细节特别关注，在近代史的研究中，这些细节的发现有什么价值？
姜鸣：研究总是从细节入手的，书信中往往保留着真实的细节。而我也总能从枯燥的阅读中找到有趣的成果。举一个例子,“清流”中有位著名人物叫宝廷，时任礼部右侍郎。1883年，他奉命担任福建乡试正考官，试差结束，由水路返回北京的路上，发生了娶船妓为妾的桃色事件，轰动朝野，结果被革职下台。事后一些人说，宝廷当时已经看出“清流”必将衰亡的宿命，携美女退出政坛，不仅不算错误，竟是勘破天机。而在张佩纶致李鸿藻的书牍中可以看到，宝廷娶妓女，只是他自己率性的名士作派，并没有更深刻的谋画安排，还遭致“清流”的不满和极大担忧。
清人李伯元在《南亭笔记》中说：“宗室竹坡学士宝廷，某科简放福建正考官，复命时驰驿，照例经过浙东一带，地方官备封江山船，送至杭州。此船有桐严妹，年十八，美而慧。宝悦之，夜置千金于船中，挈伎而遁。鸨追至清江，具呈漕督，时漕督某，设席宴宝，乘间以呈纸出示。宝曰，此事无须老兄费心，由弟自行拜折，借用尊印可也。未几奉旨革职。”
按李伯元说法，宝廷携妓而逃，被老鸨告发至漕运总督处，使得宝廷不得不抢在漕督弹劾之前，自行先向朝廷坦白错误，这个说法可靠吗？此次我在张佩纶与李鸿藻的书牍中，找到涉及此事的通信。携带宝廷自首奏折和漕督奏折的信使到达北京之后，张佩纶按李鸿藻之吩咐，设法拦截，不让其马上向朝廷递交，以争取时间，弄清原委。张佩纶写道：
示悉。已属一旧仆仍托为宝宅之仆，不敢露名也。到西河沿客店，力劝该弁迟日再递，所虑者，该弁携有漕督他件，不肯分日递耳。友朋之谊能尽者止此，公清恙未愈，不必因此记念。今夕如能挽回不递固妙，否则不值顾此弃材矣。
措辞云娶舟女为妾。
两隐
从此信可知，张佩纶在得到李鸿藻的指令后，派一个从前的旧仆伪装成宝廷家佣人去与信使谈判，能否不要马上投送出宝廷的奏折。信使表示，他手中还有漕运总督的奏件，是不可能分两天呈交的。在张佩纶信的措辞中，可以感受到他对宝廷出轨行为的愤怒心情，称作“友朋之谊能尽者止此”，“不值顾此弃材”。
随后，张佩纶又给李鸿藻写了第二封密信，报告局势的最新动向：
顷宝世兄书来，该弁定不肯不递，止可听之。此事止有委之气数，不独言路削色也，亦且朝列蒙羞，将来能于明发中稍光润些亦好。言志愤愤恨恨，此皆鄙人不能匡救之过也。夫子中堂函丈名正肃
就信的内容看，宝廷的儿子也不能劝阻信使递交奏折，张佩纶出于对“清流”形象的维护考虑，他又退而求其次，指望李鸿藻入朝，“能于明发（上谕）中稍光润些亦好”。
次日，李鸿藻亲临军机处代拟了谕旨：宝廷著交部严加议处，即请有关部门提出处理意见。仓促之间，也只能这样办理了。张佩纶又致函给李鸿藻，指出：
竹公（宝廷字竹坡）器小易盈，可为太息。痛恨其意，方援子卿胡妇、澹庵黎娃以自解，真谬妄也。圣恩仅于严议，已为宽典矣。朱子诗：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律己观人，又增一重阅历，亦愿公与一一言者，当有听言观行之意，不可再失之于宰予耳。言之闷愧。
函中子卿即苏武，在匈奴时曾与胡妇生子。澹庵为南宋抗战派名臣胡铨，在被秦桧贬谪岭南后，爱上名叫黎倩的美女。这两个典故，宝廷在自劾的奏折中引用，张佩纶认为谬妄。张佩纶还将宝廷比为“朽木不可雕也”的宰予，足以说明他心中的气恼不悦。清流在当时代表着朝廷的道德形象，他们也一直以道德为武器批评贪腐官员，现在，怎么自己却陷入腐化的泥潭呢？
时隔一百三十年后，我亲手翻阅着张佩纶给李鸿藻密信的原件，当年这桩使得“清流”大丢颜面的桃色事件宛若就在眼前。这正是史学家爬梳史料所获得的快乐。
由于某种际遇，近年来我一直在研读这批史料。我的史学研究，因为工作关系，目前只能安排在点点滴滴的业余时间。你想，夜深人静的时候，读着古人的书信，体会着一百多年前诡谲多变的种种政治权谋和插曲，常常使我发出会心的微笑；当我从某封书信中忽然理出头绪，坐冷板凳的枯燥和白天工作的疲惫就会被一个个喜悦所取代。
作者:姜鸣、黄晓、刘诗垣
来源: 《东方早报·书评增刊》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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