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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窦应泰：抗战后“满映”接收始末

“满映”，即日本侵略东北时期在长春建立的一家旨在拍摄奴化东北人民的电影制片公司，全称为满洲映画株式会社。日本战败后，中共中央东北局在准备对东三省全境的日军进行受降的同时，首先考虑如何接收“满映”——这家亚洲最大电影公司。当时中共在延安拥有的电影制片设备，还远远无法和这家“满映”新式电影设备相比，因此在日本投降后，马上把“满映”列为接收长春的重中之重。
地下党与“满映”进步人士合作
1946年1月下旬，中共长春敌工组交通员从哈尔滨给长春地下党带回一封重要信件，写信人是东北局负责人陈云。陈云信中要求长春敌工组应加紧对“满映”的组织领导工作，叮嘱长春地下党，“满映”虽是日本为奴化东北人民建立的电影厂，内部藏污纳垢，现仍有一批亲日分子蓄谋破坏“满映”，但应看到“满映”向往进步的工人、技术人员和演员是大多数。这些人都是解放后国家发展电影事业的骨干力量。而且“满映”的摄影机械也是当时中国第一流的，我军只有设备简陋的延安电影团，急需一批懂电影的技术人员和电影器械。因此，在长春将要面临国共两军相夺的关键，必须优先考虑派人保护“满映”不受破坏。
在冰封的长春二道河子区一个民房里，敌工组长把陈云的指示当面向赵东黎这位当年在晋察翼担任情报联络的老东北，又把陈云指示转达给另一位和他同时担任“满映”接收工作的地下党员刘建民。赵东黎和刘建民都十分兴奋。早在半年前，陈云就悄悄来到长春，那时陈云代表东北局与已经接管长春的苏军总司令马林诺斯基进行接触。陈云在和苏军密秘接触时，也把东北局保护“满映”的意见，传达给长春地下党。陈云离开长春的第二天，赵东黎和刘建民就接受到长春敌工组的命令：开始接近”满映”。当时的长春日本军队虽已投降，可敌伪势力仍很猖獗。刘建民发现“满映”的日本董事长甘粕正彦在“满映”主楼自杀后，“满映”不仅仍有一大批日籍人员（包括导演、摄影、编剧、音乐和演员等），而且还有许多亲日人员严格控制着“满映”的经济人事。不久国民党军队开进长春，赵东黎和刘建民在敌军控制长春情况下，潜入长春南郊的“满映”，发现如果保护“满映”的大批摄影机械设备，必须从那些中国籍职员们身上打开缺口。刘建民发现该厂以张辛实（满映制作科编剧）为首的进步民主人士，在日本投降后正到处寻找共产党地下组织，密秘组织进步组织“东北作家联盟”。刘建民受党指示，主动亲往张辛实等人在长春五马路的“东北作家联盟”，在交谈中他指出“满映”将来的唯一出路是和正从延安向东北挺进的八路军进行联络。张辛实等进步人士自此和长春地下党建立起联系。
第一次接收“满映”没有成功
不久，化妆成“卖糖人”的赵东黎通过张辛实的安排，在五马路和“满映”进步人士王启民（摄影师）、马守清（制作部职员）、刘学尧（美工）等人见面，并把共产党保护“满映”设施及团结多数进步力量迎接解放的意见，传达给他们。张辛实、王启民等得到地下党的支持后，积极组织全厂进步职工进行“护厂”斗争。江浩、李光惠、阎德奎、陶学谦（解放后均成为长影的主要力量）等人积极参加到“护厂”组织中来。赵东黎、刘建民多次和张辛实、王启东等人在厂外开会，讲解中共保护“满映”的意义。根据中共长春地下党的意见，张辛实等人广泛发动“满映”进步人士，组成一个东北电影艺术工作者联盟，其中包括“满映”的工人、演员、摄影师、技术人员及一批仍留在“满映”的日方进步人士。这个组织成立后，惊动了固守“满映”的顽固势力，他们开始以种种手段破坏“满映”联盟组织的“护厂”活动。但这个进步联盟不断挫败敌伪残余势力的进攻，保护“满映”因有苏联红军的暗中保护，工作非常顺利。
9月10日，张辛实等在“满映”主楼召开会议，要求日方留守人员渡濑理事等将“满映”管理权交给东电联盟。为支持共产党组织的这次夺权，苏联红军少校谢明德参加了会议，可没有想到的是，日方人员和顽固势力竟也在苏军找到了代理人——苏军班都拉中校。所以，当东影联盟的代表张辛实等人向日方提出：“日本军队已经投降，满映理当归还中国人管理”时，没有想到亲日人员竟适时抬出苏军班都拉中校，他居然支持日方人员，极力阻止把“满映”管理权移交给东电联盟。班都拉中校和日方人员反对交接的理由是，如日方转移管理权，也要交给中国政府，而不是东电联盟。这样，双方就发生了尖锐的对峙。长春地下党组织的第一次接收没有成功。
9月中旬，中共东北局派周保中将军来长春。周保中是以东北局委员兼驻长春警备副司令的身份来的，因此他到长以后，很快把东北局希望苏军支持东电联盟保护“满映”的意见，向苏军总司令马林诺斯基元帅、苏军参谋长安德烈耶夫作以转达。可苏军的意见是，现在苏联和中共并没有外交关系，他们无法出面支持东电联盟接管“满映”。不过，马林诺斯基元帅仍指示安德烈耶夫参谋长，在苏军力所能及情况下，尽量争取协助保护“满映”。
周保中回到哈尔滨以后，向东北局汇报了长春现时的政局以及“满映”在关东军投降后的现状。周保中说，“满映”是日本侵华关东军于1935年为了加强对东北四省的控制，奴化“满洲国民”的政治需要，从日本本土调集大批电影专业人才进入长春，并在原洪晚煦街（今红旗街）拓荒建厂，成立了中国境内最大的一家制片公司。初时命名为满洲映画协会，后更名满映株式会社。“满映”最初只生产战争纪录片，1939年日本特务甘粕正彦来到“满映”担任董事长以后，他开始从日本和中国各地招募演员，拍摄一些有票房价值的言情故事片，意在宣传“武士道精神”、美化满日一心一德，在以艺术片赢得满洲观众的同时，意在瓦解中国民众的爱国志气。其中以李香兰电影最为引人注目。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甘粕正彦见大势已去，在满映自杀身亡以后，“满映”内部人心浮动，一些日籍人员无意继续留在中国，而亲日人员则企图把满映的电影器械变卖，以给员工发放工资为名捞取钱财。与此同时“满映”中的中国员工们向往革命，积极盼望中共军队尽快解放长春，以期让日伪统治多年的“满映”早日回到中国人手中。周保中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国民党也正想利用日本投降之机夺取“满映”，考虑到“满映”人员和设备随时都有在战乱中分崩离折的危险，仅靠张辛实等一批热血青年在“满映”孤军奋战是不行的，周保中建议东北局应抓紧国民党军队尚未全部占据长春的有利时机，在不断取得苏联红军的理解支持之下，马上派人前往长春，和“满映”内部的中国职工并肩作战，力争在国共两党面临生死战前夕，保护“满映”大批爱国员工并把较为先进的电影机械设备在战火之中秘密移出长春。
“满映”中转到黑龙江鹤岗
东北局主要负责人赞同周保中的意见，决定马上派出有力人员密秘进入长春，因为党中央早在抗战胜利伊始，就把如何接收东北“满映”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了。中央认为如果将来要在解放区建立自己的电影基地，就必须得到日伪时期“满映”的大批设备和电影器械。宣传部长凯丰根据东北局主要领导人的意见，当即调派刚从延安来东北的田方和许琦两人，化妆成商人潜入国民党军队正在集结的长春。凯丰选中时任东北文工团副团长的田方前往当时尚在苏军控制下的长春，主要考虑田方早在1938年前往延安投身革命之前，在上海曾经一度从事过电影工作，并在天一和新华等影业公司拍摄过电影《壮志凌云》等。有着丰富从影经验的田方和许琦，1945年抗战胜利后，受党中央委托随舒群、吕班、沙蒙等文艺干部星夜从陕北渡过黄河，经张家口辗转来到东北沈阳。田方和许琦曾随野战部队来到中共中央东北局所在地的哈尔滨，当凯丰把东北局关于保卫抗日胜利果实，尽快派人前往长春接管“满映”的指示传达以后，田方和许琦都很激动，因为他们都知道日本人建起的“满映”曾是敌伪时期反共宣传的桥头堡，其中不仅有当时旧中国电影界的一批演职精英，而且还拥有大批先进电影摄制器械。但凯丰叮嘱两人：“你们到长春以后，还不能马上以中共的面目出现，而是要了解满映的现况，防止敌伪残余势力在我军尚未解放长春之前破坏满映。”
田方和许琦以解放区代表的身份进入“满映”后，一度消沉的演职人员变得格外振奋，田方、张辛实等在中共长春地下党的支持下开始生产自救，首先以发行一批旧故事片为解决员工公资的有效渠道。由于日本投降后“满映”员工始终得不到薪水，而田方、张辛实等人组织的“东影公司”能发放公资，因此一些对中共尚有敌意的日伪留用人员也开始变得积极起来，其中田方和张辛实等人还把当时仍留在东北的一批日籍摄影、导演也发动起来，准备在条件允许时拍一些进步电影，以适应东北迎接解放的政治需要。如此一来，曾被日本人严格控制的“满映”焕发了新的生机。
1945年12月初苏联红军第一次撤离长春，我东北民主联军马上进入长春接收，并迅速建立了以刘居英为首的长春市委，中共地下组织转入地上。“满映”又增加了一批新鲜血液，不仅有田方和许琦，于兰、王大化等延安来的文艺战士也加入进来。就在“东影公司”准备投拍进步电影的时候，东北战场的形势忽然发生了逆转。蒋介石急派蒋经国前往莫斯科，要求斯大林履行国际协议，不能在国国民党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之前，就轻易撤退并把政权交给中共。苏联红军不得不再次返回长春，这样东北局要求中共长春市委尽快转告田方、许琦，为贯彻毛泽东主席关于东北战场的最新指示，我军准备放弃四平、长春并向东北纵深地区主动撤退。就在田方、张辛实等人布置“东影”人员利用国民党尚未进入长春之前向吉林市转移“满映”电影器械的时候，潜伏在长春的敌伪势力也开始向“东影”下手，他们逮捕了在“满映”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东北电影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张辛实、王启民、马守清、江浩、于彦夫、卢广铨、阎德奎等人在“东影”小白楼开会时突然遭到军警的密捕，田方和许琦当时因并不在城外的“东影”而幸免于难。田方、许琦迅速把张辛实等人被长春七分局逮捕的信息报告长春市委，市委很快通过内线将七分局警察逮捕“东影”领导成员的信息报告给苏军。苏军立刻给七分局施压，要求他们尽快释放张辛实等人。在苏联红军的坚持下，长春七分局迫于压力不得不释放“东影”的在押人员。
1946年4月7日，苏军奉命撤离长春，国军随之进入长春，并传出将派人接管“满映”的消息。这座日伪时期的电影重镇再一次面临战争的动荡，国民党东北行营已经派人前来长春红旗街“满映”所在地接管。当时的形势非常危险，张辛实等“东影”管理人员担心国民党趁机接管“满映”，因此急于向中共长春地下市委请示，要求市委尽快与东北局取得联系。特别是田方和许琦离开“东影”以后，张辛实等人更加对“东影”的前途忧心忡忡。长春地下党很快做出三条指示：一，做好苏军撤退后的护厂工作，随时准备我军进城接收；二，如果我军届时不能接收，要求“东影”尽快寻找可供转移的地点，尤其要对“满映”时期的重要摄影器械进行坚壁清野，以防落到国民党军队手里；如果重要器械在短时期内无法转移，可把“满映”时期留下的技术干部转移到吉林。
张辛实等“东影”负责人根据长春地下党的指示，火速将可以便于转移的胶片、摄影机、录音设备等进行打包待运。同时派人前往吉林，寻找可供临时安置人员和设备的地点，以便早日逃离长春前往吉林。可是，事情很快发生变化，就在苏联军队撤出长春不久，国军的先遗部队已经从四平进入长春，并控制了所有可以出城的交通要道。转移“满映”设备的计划就要落空了。4月14日凌晨时分，长春城区响起枪炮的轰鸣，原来敌军在我东北民主联军的进攻下，早已溃逃。我军经过三天三夜的激战，第一次解放了长春。这时固守在长春郊区的“东影”一片欢腾。
5月19日，是“东影”第一批主要设备和向黑龙江转移的既定日期。为让第一批设备安全转移，“东影”领导成员舒群、张辛实、袁牧之、田方、钱筱璋等人夜以继日地奋战了十几天，最后终于把全部待运物资打包完毕。19日傍晚开始，一列由32节车皮组成的运载车辆，缓缓开进了挨近“东影”的铁路路岔，但一个更大的困难威胁着急于搬运的“东影”员工，即从厂区到铁路线这段路程需要大批车辆，而舒群、张辛实等人能够用的只有厂里的两辆汽车，而时间非常紧迫，必须要调集大批人力和车辆才可以保证器械的准时装运。舒群先从新华社借到一辆卡车，后来又派人在红旗街花钱雇来了20多辆东北特有的大马车，为了防止在车辆运载物资时发生差错，舒群从新华社请调一班警卫战士，随行护车并请组织厂内青年职工参与押运和装卸。这样紧张的忙碌了几个小时，终于把主要物件装上了火车。根据东北局的最新指示，在战火中紧急转移到哈尔滨的“东影”人员必须要在最短的几天之内，继续向东北方向迁陡。
到达鹤岗后，东北局于1946年10月1日，正式批准“东北电影公司”更名为东北电影制片厂，任命舒群为厂长、袁牧之为顾问，吴印咸、张辛实为副厂长。经过一年多从无到有的兴建，厂房和宿舍都建立起来了。这时，东北解放战争已经全面展开，“东影”在不能拍摄故事片的情况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备和人力，接受东北局下达的任务，开始了战时纪录片的紧张拍摄。1949年3月，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取得全面胜利后，东北电影制厂根据东北局的指示，决定结束在鹤岗的战时工作地点，返回长春红旗街“满映”旧址。1955年东北电影制片厂更名为长春电影制片厂，自此日伪时期奴化中国人民的反动电影基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变成了一个直接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电影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