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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史籍考》编纂始末辨析

随着乾隆初叶清廷对文化政策的调整，以及惠栋诸儒对古学的倡复，经史考证之趋向，愈益受到士林和地方大吏的重视，学术风气因之发生转向，一时成为时代之潮流。乘此风云际会之势，颇具学术总结意义的煌煌巨帙，如《皇清经解》、《史籍考》、《小学考》等，应运而出，遂成经史之学集大成之作。然而，由于各自遭遇的不同，《皇清经解》、《小学考》因得以流传至今，而饮誉学林；《史籍考》则因遭兵火之厄，消失于天壤间，而几不为人所知。《史籍考》的此番遭际，虽然遗憾于学林，但其所彰显出的对史籍独特的学术取向，以及几经更易的编纂体例和初步成就，则是值得予以关注的宝贵学术资源。从中，我们不仅可以体会到毕沅、谢启昆、潘锡恩等地方大吏对学术发展的扶持和倡导之功，章学诚、胡虔、许瀚诸儒的史学趋向，而且可由此窥知史学于乾嘉道之际的发展趋势和命运。而在《史籍考》编纂过程中所引发的学术风波，则更值得后人反思。
大体而言，《史籍考》的酝酿和编纂，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在毕沅主持下的酝酿和初纂，其中章学诚是一关键人物；第二阶段为谢启昆主持下的续纂，胡虔、钱大昭等人用力颇勤；第三阶段为潘锡恩主持下的再度续纂，发凡起例，尤以许瀚为最。于此，胡适、姚名达、王重民、袁行云诸先生，皆有详略不等的涉及。[1]兹对相关文献再加梳理、钩稽，并参诸先生之说，辨析如下。
毕沅主持下《史籍考》的开局与初步成果
《史籍考》之编纂，乃发愿于倾心史学的章学诚，而在乾隆五十二年（1787）寻得河南巡抚毕沅的认同下，得以开局，付诸实施。在此之前，毕沅即以奖掖学术、延揽人才，深得士林推誉，蔚为人望。《经训堂丛书》对诸子、小学、金石、地理之学的校辑考订，以及《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即彰显出毕沅学术旨趣之所在。[2]为此，颇以史学自任的章学诚，曾一度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藉好友邵晋涵之绍介，欲入毕沅幕府谋一席，以展生平怀抱。[3]然事与愿违，章学诚的希望落空。但此次受挫，并没使章学诚就此灰心，他仍等待时机，以图得到毕沅的赏识。这一心愿终于在友人周震荣的启发下得到实现。
乾隆五十二年（1787），周震荣以朱彝尊虽有《经义考》之作，然未及于史，实为学途之阙事，因激励章学诚向毕沅致意。章学诚采纳了周震荣的建议，遂毛遂自荐，致书毕沅。在信中，章学诚一方面表达了对毕沅长久以来的仰慕之情，且述及自己目前的困境，另一方面，则以旧刻《和州志例》二十篇、《永清县志》二十五篇为贽，且言及所着之《校雠通义》、《文史通义》，期望以自己的史学才能得到毕沅的重视。[4]大概缘于周氏为毕沅门生之故，或毕沅对章学诚编纂史学的想法产生兴趣，是以毕氏招章学诚前往河南巡抚官署。这一转机，对身处窘境的章学诚来说，无疑是百感交集的，是以他于是年十一月不顾天寒地冻，欣然就道。但因一直未曾与毕沅谋面，故章学诚在未见到毕沅之前，一路上的心情始终处于忐忑不安的状态。及至到了河南与毕沅会面，将自己的想法一一道出，而深为毕沅所赞许。[5]因而，在毕沅的主持下，遂开局修《史籍考》，且属章学诚经营其事。
（一）《史籍考》的草创阶段
《史籍考》开局之后，章学诚即与洪亮吉、凌廷堪诸人“泛览典籍”[6]，投入此项工作中去。大概为了修书的便利，章学诚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二月，承毕沅之命就职归德府之文正书院。[7]而大约在与毕沅晤谈前后，章学诚作有《论修史籍考要略》一文，详悉阐述了修书缘由及编撰体例。其言曰：“校雠着录，自古为难。二十一家之书，志典籍者，仅有汉、隋、唐、宋四家，余则阙如。《明史》止录有明一代着述，不录前代留遗，非故为阙略也，盖无专门着录名家，勒为成书，以作凭藉也。史志篇幅有限，故止记部目，且亦不免错讹。私家记载，间有考订，仅就耳目所见，不能悉览无遗。朱竹垞氏《经义》一考，为功甚巨，既辨经籍存亡，且采群书叙录，间为案断，以折其衷。后人溯经艺者，所攸赖矣。第类例间有未尽，则创始之难；而所收止于经部，则史籍浩繁，一人之力不能兼尽，势固不能无待于后人也。今拟修《史籍考》，一仿朱氏成法，少加变通，蔚为钜部，以存经纬相宣之意。”有鉴于此，章学诚提出修书十五例：一曰古逸宜存；二曰家法宜辨；三曰翦裁宜法；四曰逸篇宜采；五曰嫌名宜辨；六曰经部宜通；七曰子部宜择；八曰集部宜裁；九曰方志宜选；十曰谱牒宜略；十一曰考异宜精；十二曰板刻宜详；十三曰制书宜尊；十四曰禁例宜明；十五曰采摭宜详。至于编纂之法，章学诚指出：“理宜先作长编，序跋评论之类，钞录不厌其详。长编既定，及至纂辑之时，删繁就简，考订易于为力。仍照朱氏《经考》之例，分别存、轶、阙与未见四门，以见征信。”[8]即此来看，《史籍考》所录，已非仅仅局限于史部一门，而实有“取多用宏，包经而兼采子集”的宏大气象。当然，此一取向，乃缘于章学诚“以为盈天地间，凡涉着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9]的独特认识。而就此十五例而言，除第十三、十四两条外，其他所论皆属通达之见，以此从事，确能收广采博稽之益。
章学诚到了文正书院以后，因尚未考录生徒入院，故除必要的官场应酬之外，得以有充足的时间从事编摩。不过，由于文正书院藏书甚少（自《明史》外，他不多见），而城中士绅陈濂家虽有藏书可借，亦不甚富，其他旧家如侯氏、宋氏虽向有子弟在院肄业，但因未开馆，一时亦难于就访，这在客观上给章学诚修书造成了困难。条件虽然艰难，但章学诚的热情却不减。除了利用有限的文献资源，章学诚还向洪亮吉、孙星衍等人寻求援助，且就有关事宜提出自己的想法。三月初一日，章学诚致书洪亮吉曰：“三月朔日为始，排日编辑《史考》。检阅《明史》及《四库》子部目录，中间颇有感会，增长新解，惜不得足下及虚谷（指武亿——引者注）、仲子（指凌廷堪——引者注）诸人，相与纵横其议论也。然蕴积久之，会当有所发洩。不知足下及仲子，此时检阅何书？史部提要已钞毕否？《四库》集部目录，便中检出，俟此间子部阅毕送上，即可随手取集部，发交来力也。《四库》之外，《玉海》最为紧要，除艺文、史部毋庸选择外，其余天文、地理、礼乐、兵刑各门，皆有应采辑处，不特艺文一门已也。此二项讫工，廿三史亦且渐有条理，都门必当有所钞寄。彼时保定将家既来，可以稍作部署。端午节后，署中聚首，正好班分部别，竖起大间架也。至检阅诸书，采取材料，凡界疑似之间，宁可备而不用，不可遇而不采，想二公有同心也。兹乘羽便，先此布闻，其余一切，须开学后，接见诸生与此间人士，多有往返，性情相喻，乃可因地制宜。”[10]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当时参与其事者有三处：除章学诚在归德外，洪亮吉、凌廷堪、武亿等人在毕沅开封幕府，另外一处即京师，邵晋涵、孙星衍、章宗源[11]等人与之遥相呼应，互通信息。不久，章宗源即将承担的《逸史》一部分邮寄给章学诚，章学诚认为“甚得所用”，且肯定了章宗源所说“摭逸之多，有百余纸不止者，难以附入《史考》，但须载其考证”的看法。而在四月二十二日致邵晋涵的信中，章学诚又对搜求逸史的方法，提出以下凡例：“自唐以前诸品逸史，除搜采尚可成卷帙者，仿丛书例，另作叙跋较刻以附《史籍考》后，其零章碎句，不能成卷帙者，仍入《史籍考》内，以作考证。至书之另刻，不过以其卷页累坠，不便附于各条之下，其为题裁，仍是搜逸，以证着录与零章碎句之附于各条下者，未始有殊。故文虽另刻，必于本条着录之下，注明另刻字样，以便稽检。鸿编巨制，取多用宏，创例仅得大凡。及其从事编摩时，遇盘根错节，必须因时准酌，例以义起，穷变通久，难以一端而尽，凡事不厌往复熟商。今之所拟，不识高明以为何如？至宋元以来，史部着述浩繁，自诸家目录之外，名人文集有序文题跋，杂书说部有评论叙述，均须摘抉搜罗。其文集之序跋，不无仰资馆阁，说部则当搜其外间所无者。……若得此二事具，则于采择之功，庶几十得其八九矣。又文集内有传志状述，叙人着述，有关于史部者，皆不可忽。”此一凡例，较之此前《论修史籍考要略》所说“古逸宜存”、“逸篇宜采”，更为明晰、具体，便于操作。而章学诚对此项工作的未来成就，亦抱有很大的信心。他不无自豪地说：“其书既成，当与余仲林《经解钩沉》可以对峙，理宜别为一书，另刻以附《史考》之后。《史考》以敌朱氏《经考》，《逸史》以敌余氏《钩沉》，亦一时天生瑜、亮，洵称艺林之盛事也。但朱、余二人，各自为书。故朱氏《经考》，本以着录为事，附登纬候逸文；余氏《钩沉》，本以搜逸为功，而于首卷别为五百余家着录。盖着录与搜逸二事，本属同功异用，故两家推究所极，不侔而合如此。今两书皆出弇山先生（即毕沅——引者注）一人之手，则又可自为呼吸照应，较彼二家更便利矣。”[12]以上即为《史籍考》开局之后的草创阶段。
（二）《史籍考》的搁置
正当《史籍考》编撰顺利进行的时候，事情却发生了变化。先是，毕沅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秋，调任湖广总督，这一职务调动，遂使《史籍考》编纂一度搁置。更为糟糕的是，章学诚亦因毕沅的离去，而受到归德官员的冷遇，以至于是年冬失去文正书院讲席，一度陷入无可依凭的窘境。无可奈何之下，章学诚不得不投奔官亳州知州的友人裴振，聊作栖身之地。[13]《史籍考》编撰一事，遂暂告中断。据吕培等编洪亮吉年谱称，章学诚尝于是年岁暮至毕沅武昌节署，大概因当时荆州水患未靖，毕沅无暇顾及修书之事，故章学诚仅作短暂停留后即返回。[14]乾隆五十四年（1789），章学诚先是馆于安徽学政徐立纲署，继访荐师沈业富于扬州，又游湖北，见时任湖北乡试正考官的弟子史致光，十月返回亳州后，即为裴振修州志。辗转之余，章学诚除致力于《文史通义》撰作外，于修《史籍考》一事仍念念不能去怀，故于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借为毕沅庆祝六十大寿之机，再次提及修《史籍考》事，希望能得到毕沅的支持。其中称：“倘得驰一介之使，费崇朝之享，使学诚得治行具，安家累，仍充宾从之数，获成《史籍》之考。曰期曰颐，常饫寿尊之余沥；善祷善颂，冀美盛德之形容。”[15]此番表白，大概博得了毕沅的同情，是以章学诚有次年三月的湖北之行。
（三）《史籍考》的再度开局与中辍
自乾隆五十五（1790）至五十九年（1794）的五年间，是《史籍考》再次开馆修撰的高潮期。[16]章学诚抵达湖北后，因“襄阳馆未成”，毕沅为章学诚编书便利计，“即令于武昌择一公馆，在省编摩”[17]。此一时期，胡虔受毕沅之聘，亦参与了《史籍考》的修撰。[18]据章学诚致阮元书中称：“鄙人楚游五年，秋帆制府《史考》功程，仅什八九。”[19]可见此一阶段的工作是取得了很大进展的。然而，随着毕沅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九月降补为山东巡抚，《史籍考》的修撰又一次陷入困境。而章学诚亦因失去毕沅的奥援，遂自湖北返回家乡。其后，毕沅虽于乾隆六十年（1795）正月即复任湖广总督，然因疲于应付湖南苗民和湖北白莲教的起事，已无暇顾及修书之事。而章学诚虽期待毕沅军事稍息，即再作湖北之行，但终未成行。[20]
但为了完成《史籍考》未竟之业，章学诚一方面独自继续编摩[21]，另一方面则于嘉庆元年（1796）九月十二日致书朱珪寻求援助（是年八月，朱珪奉命调补安徽巡抚，十月底到任），请求他能代向直隶总督梁肯堂或河南巡抚景安，谋求莲池书院或大梁书院讲席（时邵中英、沈步垣因居忧报阙），以资修《史籍考》之困。在信中，章学诚不无凄婉地称：“弇山制府，武备不遑文事。小子《史考》之局，既坐困于一手之难成，若顾而之他，亦深惜此九仞之中辍。迁延观望，日复一日。今则借贷俱竭，典质皆空，万难再支。只得沿途托钵，往来于青、徐、梁、宋之间，惘惘待傥来之馆谷，可谓惫矣。……夫以流离奔走之身，忽得藉资馆谷，则课诵之余，得以心力补苴《史考》，以待弇山制府军旅稍暇，可以蔚成大观，亦不朽之盛事，前人所未有也。而阁下护持之功，当不在弇山制府下矣。”[22]殷殷之情，足见章学诚于《史籍考》之孜孜。然事情并没像章学诚所预料的那样顺利，不知何故，此事却不了了之。但章学诚并未就此灰心，次年（1797）正月十七日，因得胡虔书称浙江学政阮元、布政使谢启昆[23]有合作辑《两浙金石考》，及设局西湖辑小学之消息，故再次致书朱珪，请其代向阮、谢等谋一职位，借以编摩《史籍考》。在信中，章学诚道其原委称：“小子未与诸公交涉，必须阁下专书托阮学使为之地步。阮虽素知小子，而未知目下艰难，又未悉伊等所办之事，于《史考》有互资之益，须阁下详论已上情形，则彼必与谢藩伯、张运台通长计较矣。既明小子于彼诸书有益，又明《史考》得藉杭州告成，则秋帆先生必不忘人功力，将来必列伊等衔名，如秦尚书《五礼通考》列方制军、卢运使、宋臬台，亦其例也。……阮公又与诸公联属，将有所为，小子如得所安顿，则于彼之所为，既有所补，即《史考》之本业，又使诸公亦列其名。若嘱阮公以此意歆动诸公，度必可动。但学使不时出巡，必须及早致书，俾得与司道诸公相商。二月中旬，出按外郡。而小子此间他无可图，藉看一两棚考卷，以作盘费。彼时阮公正可有回书，便于作进止矣，惟阁下即图之。如阮公之外，更有可嘱之书，则更有济也。学诚不胜翘企之至，谨禀。”[24]此一请求，不知何故，亦没有下文，章学诚欲借他人之力的计划再一次落空。其后，章学诚先是于三月校文安徽桐城，继于五月因陈奉滋之介，依盐运使曾燠扬州署。而是年七月三日毕沅的去世，对艰难经营《史籍考》的章学诚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在《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诗中，章学诚痛心地感叹道：“残篇自为运筹停，终报前军殒大星。三年落魄还依旧，买山空羡林泉茂。毕公许书成之日，赠买山资。只合驰驱毕此生，辞官翻似羁官守。”[25]哀惋失落之情，不觉溢于言表。
据前引章学诚致阮元、孙星衍书，其在湖北修撰《史籍考》的功程，已具什之八九。又据史善长嘉庆三年（1798）跋所作《弇山毕公年谱》称：“《史籍考》一百卷。”[26]可见，毕沅去世时，《史籍考》乃未完成之作，而成书仅得一百卷。而章学诚《史考释例》称，毕沅所规划的子目为一百一十二。[27]凡此，合以前揭章学诚所作《论修史籍考要略》，以及修撰过程的考述，即为《史籍考》在毕沅主持下的大略情形。
　谢启昆之续纂与章学诚“盗卖毕公《史考》”风波
章学诚修撰《史籍考》的努力，并没因毕沅的去世而就此终结。嘉庆三年（1798），章学诚在求得谢启昆的支持下，于谢氏布政使官署之兑丽轩，重新开始《史籍考》的修撰。
谢启昆之支持章学诚此举，一方面与其补朱彝尊《经义考》之阙的努力有关，另一方面盖缘于朱珪和胡虔的绍介。按朱彝尊《经义考》之作，于说经之书，“博稽传注，作述源流，最为赅洽”[28]，然于小学一门，止详《尔雅》，他付阙如，更不及史学，致遗憾于学林。其后，翁方纲有《经义考补正》之作，“又欲广小学一门”[29]，时向门人谢启昆道及，然有志未果。谢启昆既得闻翁方纲之绪论，又“以小学实经义之一端，为论经始肇之事”[30]，“古者书必同文，政先正名，小学为经艺、王政之本”[31]，乃依朱彝尊之例，在钱大昭、胡虔、陈鳣等人的佐助下，分训诂、文字、声韵、音义四门，续为《小学考》五十卷[32]。此为谢启昆支持章学诚修《史籍考》的内在原因。而就外在因素来看，前已提及，章学诚尝致书朱珪代向阮元、谢启昆等寻求援助，虽然当时没有下文，朱珪向谢启昆谈及是有可能的，而章学诚援秦蕙田刊《五礼通考》之说，当亦对谢启昆有一定的诱惑力。而久客谢氏幕府且深得其赏识的胡虔[33]，既曾与章学诚同客毕沅武昌幕参与修《史籍考》，又建议章学诚寻求阮元、谢启昆等人的援助，且与章学诚论学甚为相得，故能以在谢氏幕府参与纂辑《小学考》的便利，向谢氏引荐章学诚。各种机缘的巧合，最终促成了谢氏与章学诚的合作。
谢启昆于嘉庆三年（1798）秋日作《兑丽轩集序》称：“竹垞《经义考》之阙，予既作《小学考》以补之，成五十卷矣。又扩史部之书为《史籍考》，以匹《经义》。因葺官廨西偏屋数十楹，聚书以居友人。……凡古来政治之得失，山川人物之同异，上下数千年间，得诸友人相与商校；又深契乎丽泽讲习之意，遂以名西偏之廨曰‘兑丽轩’。”[34]而谢氏于次年（1799）八月二十六日，遂迁任广西巡抚，是知其主持《史籍考》的修撰时间并不长，仅一年有余。而据其所作《三子说经图》称：“铿铿嘉定钱可庐，《毛诗》古训穷爬梳。结跏趺坐撚其须，旁有抱膝清而腴。安定之望桐城胡，古文今文述《尚书》。髯也超群娴且都，三家识坠思萦纡。是为海宁陈仲鱼，地之相去千里殊。二士门出陈与朱，陈东浦方伯官安徽时举雒君，移任苏州举可庐；雒君寻为朱石君尚书疏荐。其一乃厕苏潭徒。学有专家异辙途，胡为绘事同一图？方今诏令征醇儒，东南薮泽多璠玙。其尤着者越与吴，举三君可概其余。……近者研北同操觚。兑丽轩开实佐余，《小学考》补如贯珠。史籍日夕供吚唔，闲来接席笑言俱。”[35]又《己未三月七日同覃溪师饭于莫京兆韵亭三花树斋赋诗赠行和韵二首》诗末注曰：“师诗末句兼怀钱晦之、胡雒君，二君助予修史籍、小学二考者也。”[36]而阮亨有言：“甬上袁陶轩征士钧，予兄所举士也，从谢蕴山中丞、秦小岘观察游最久。尝客中丞丽泽轩（“丽泽轩”当为“兑丽轩”——引者注），修辑《史籍考》。”[37]即此可见，当时佐谢启昆修纂《史籍考》者，除章学诚外，尚有钱大昭、胡虔、陈鳣、袁钧，及阮元幕客张彦曾诸人。而钱、胡、陈三人，皆一时好古之士，鼎足而立，蔚为东南人才之望。其既佐谢氏纂辑《小学考》，再参与《史籍考》的修撰，可谓堪当其任。[38]
谢启昆此次主持续撰《史籍考》，较之毕沅当时，无论体例抑或篇幅，皆有相当大的改变。就体例而言，较之《论修史籍考要略》的十五条例，以谢启昆的名义而实由章学诚代作的《史考释例》，在承继着录与考订并重、由史部而融贯经、子、集的总体取向下，则对史学之源流、史部与经、子、集等的密切关系，以及分纲析目的原委、去取标准等，以“通”的观念，作了十分详悉的剖析和阐发。与毕沅一百一十二子目相较，谢启昆则整合为十二纲（部），而并省为五十七子目。其具体情况为：一为制书二卷，下分御制、敕撰，乃依朱彝尊《经义考》之例。二为纪传部，下分正史十四卷、国史五卷、史稿二卷，史稿乃属创例。三为编年部，下分通史七卷、断代四卷，此二目原系纪传；又记注五卷，乃合原分实录、记注二门而成；图表三卷，年号之书附。四为史学部，乃“合诸史或一二家之史以为学者”，下分考订一卷、义例一卷、评论一卷、蒙求一卷。五为稗史部，下分杂史十九卷，乃合并原分外纪、别裁、史纂、史钞、政治、本末、国别七门而成；霸国三卷，系合并割据、霸国为一门。六为星历部，下分天文二卷、历律六卷、五行二卷、时令二卷。七为谱牒部，下分专家二十六卷、总类二卷、年谱三卷、别谱三卷。八为地理部，下分总载五卷、分载十七卷、方志十六卷、水道三卷、外裔四卷，乃整合原分荒远、总载、沿革、形势、水道、都邑、方隅、方言、宫苑、古迹、书院、道场、陵墓、寺观、山川、名胜、图经、行程、杂记、边徼、外裔二十二门，以类相从者。九为故事部，原分十六门，今合并为十门，即训典四卷、章奏二十一卷、典要三卷、吏书二卷、户书七卷、礼书二十三卷、兵书二卷、刑书七卷、工书四卷、官曹三卷；为使此部不与后面的传记部相混，本部所收系“确守现行者”，而传记乃“规于事前与志于事后”者；至于吏书之于官曹，前者“乃铨叙官人，申明职守之书”，后者“乃即其官守而备尽一官之掌故”。十为目录部，下分总目三卷、经史一卷、诗文（即文史）五卷、图书五卷、金石五卷、丛书三卷、释道一卷。十一为传记部，原分十七目，合并为十目，即记事五卷、杂事十二卷、类考十三卷、法鉴三卷、言行三卷、人物五卷、别传六卷、内行三卷、名姓二卷、谱录四卷。十二为小说部，下分琐语二卷、异闻四卷。合此十二纲五十七子目，总计三百二十五卷。至于着录之法，则仿朱彝尊四柱之例，“首着书名，名下注其人名；次行列其着录卷数；三行判其存、佚及阙与未见也”，而鉴于朱书“着录卷数，间有不注所出”，“今则必标出处，视朱为稍密矣”[39]。此一取舍，显然较《论修史籍考要略》更为细致、合理，而在规模上亦更有所扩充。但据吴兰庭致章学诚书称：“《史籍考》经所裁定，足为不刊之典，然恐亦未能悉如所拟。盖意见参差，不无迁就，天下事大抵如斯矣。”[40]可见此一条例的制定，主要出自章学诚之手，亦蕴含着谢启昆等人的意见，而在实际修撰过程中则未必完全予以实现。
就篇幅来说，毕沅原稿仅一百卷，而谢启昆经手后，则进行了大幅度的增益。据章学诚代谢启昆所拟《史考释例》称：“此书（指《史籍考》——引者注）为镇洋赠宫保毕公所创稿，遗编败麓，断乱无绪。予既为朱氏补《经考》，因思广朱之义。久有斯志，闻宫保既已为之，故辍笔以俟观厥成焉。及宫保下世，遗绪未竟，实为艺林阙典。因就其家访得残余，重订凡例，半藉原文，增加润饰，为成其志，不敢掩前人创始之勤也。”[41]可见谢启昆之续撰《史籍考》，是在毕沅原稿基础上进行的。其后，在钱大昭等幕客的佐助下，予以“增加润饰”，谢启昆主持的《史籍考》，据《史籍考总目》所列，乃续增至三百二十五卷。而谢启昆于嘉庆三年（1798）致书陈奉滋尝称：“仆所作《小学考》，昨甫脱稿；《史籍考》年内亦可告竣。书籍友朋，此间最盛，仆之复来浙江，所得惟此耳。”[42]可见《史籍考》的进展是相当迅速的。又谢启昆于嘉庆四年（1799）致书孙星衍称：“毕宫保《史籍考》之稿，将次零散，仆为重加整理，更益以文渊阁《四库全书》，取材颇富，视旧稿不啻四倍之。腊底粗成五百余卷，修饰讨论，犹有待焉。”信中所云“腊底粗成五百余卷”，足见谢氏在《史籍考总目》所列三百二十五卷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辑补。更可注意的是，毕沅当初经营时，章宗源已有逸史之辑，然谢氏信中又称：“竹垞《经义考》有逸经一门，今《史考》无逸史者，以史多不胜载故也。敝乡王教授谟，集其子弟生徒，专力搜辑逸书，不下百数十种，逸史亦网罗殆备，现已次第刊行，不识与章逢之孝廉书多寡何如？”也就是说，不管三百二十五卷抑或五百余卷，是不包括章宗源所辑逸史在内的。不过，谢启昆于是年八月即迁任广西巡抚，而毕沅家因胡齐伦案受牵连，于是年十月遭到籍没。鉴于当时毕沅政治地位的一落千丈，谢氏《史籍考》之修撰，因之中辍，故其五百卷之说，盖迁调前的设想（谢氏信中有“文旌何时来浙”之语），其后并没付诸实施，但在三百二十五的基础上有所增加，是有可能的。
谢氏之得以对《史籍考》续有增补，一方面得力于章学诚不断的积累，另一方面，则与杭州繁富的文献资源，以及文澜阁《四库全书》的贮藏有极大的关系。较之毕沅于河南、湖北有限的文献资源，谢氏在杭州之举，则有着得天独厚的便利条件，故其能在毕沅一百卷原稿的基础上，续增至三百二十五卷，甚或更多。即便如此，谢氏之稿，仍属未定稿，其“修饰讨论，犹有待焉”[43]。这就为其后潘锡恩的再次增补埋下了伏笔。
按说以谢启昆之有志补朱彝尊《经义考》之阙，及以毕沅会试同年的身份，而欲成毕沅未竟之业，与一直苦心经营《史籍考》的章学诚合作，无疑是嘉惠学林的一件大好事。但也由此引起了章学诚“负生死之谊，盗卖毕公《史考》”之说，遂使此事蒙上一层疑团。此一风波的披露，缘于章学诚欲为邵晋涵撰传，而就其家访邵氏遗着，然邵氏之次子秉华先是“作无数惊疑猜惧之象，支离掩饰”，“后乃至于专书不报”，而自“姚江赴杭，至郡又过门不入”，这使章学诚甚为纳闷。后来，章学诚“乃得其退后之言，直云仆负生死之谊，盗卖毕公《史考》，又将卖其先人笔墨，献媚于谢方伯，是以不取于仆”。于此，章学诚在致朱锡庚的信中，不无委屈地辩解道：“《史考》之出于毕公，自十数年前，南北艺林，争相传说。谢公有力，能招宾客，纂辑考订，何事不可由己出之，而必掩耳盗铃，暗袭众目皆知之毕氏书为己所创，人情愚不至此。况浙局未定之前，仆持《史考》残绪，遍吁请于显贵有力之门。君家宫保（指朱珪——引者注），亦曾委折相商，且援桐城方制军、德州卢转运共勷秦大司寇《五礼通考》为例。当时知其事者，并无疑仆有如盗卖献媚。……邵君《雅疏》未出，即有窃其新解，冒为己说，先刊以眩于人，即君知之，转改己之原稿以避剿嫌。……辛楣詹事尝有绪言未竟，而黠者已演其意而先着为篇。……君家宋镌秘笈，李童山借本重刊，亦胜事也，其转借之人冒为己所箧藏，博人叙跋，誉其嗜奇好古，亦足下所知也。此辈行径，大者不过穿窬，细者直是胠箧。……然吾党子弟，用此相猜，则世道人心，实不胜其忧患。……此番书辞，乞与邵楚帆侍御、邵耿光中翰及家逢之、正甫二孝廉，此外邵君弟子有能真知其师者，可共观之。……长者行事不使人疑，今遭疑如是，仆亦良自愧也。如何如何！”[44]此一表白，虽然道出了某些事实，然亦有不尽与事实相合之处。如其辩解谢启昆有力，“能招宾客，纂辑考订，何事不可由己出之，而必掩耳盗铃，暗袭众目皆知之毕氏书为己所创”。然考《史考释例》中所云“半藉原文，增加润饰”，则谢氏《史籍考》之作，绝非己创，而是承于毕氏原稿。又如援秦蕙田修《五礼通考》之例，乃系章学诚上书朱珪所谋划，并非朱珪“委折相商，且援桐城方制军、德州卢转运共勷秦大司寇《五礼通考》为例”的结果。而且，章学诚援他人剽窃之例，亦难以为自己的行为作有力的开脱。虽然他人的指责并不一定属实，然章学诚辩解的自相矛盾之处，终不利于对事实的澄清。按说借他人之力来完成毕沅未竟之业，或在原稿的基础上续加增益，无论如何都是一件有功学林的事，又何必为此而支离其词，自相矛盾？不知章学诚究竟有何难言之隐？
而有意思的是，章学诚在信中称，邵秉华之猜疑，系受其所结交的“近日一种名流，所谓好名争胜、门户忮忌之辈，阴教导之”[45]。那么，这位名流指谁呢？考阮元《南江邵氏遗书序》称：“今先生久卒，于官所着书，惟《尔雅注疏》先已刊行，今令子秉华等复刊《南江札记》四卷、《南江文钞》若干卷，次第皆成。尚有《南江诗钞》十卷、……若干卷未刊，将次第刊之，以贻学者。元既心折于先生之学行，又喜获交于令子秉华，能辑先生之书，俾元受而读之，得闻先生未罄之绪论也。谨记数言，以谂同学者。”[46]可见阮元与邵秉华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故邵秉华将所刊父之遗书送请阮元阅正。而章学诚致朱锡庚的书中，尝对洪亮吉、孙星衍、阮元提出批评。其中有言：“如阮学使亦颇高明，所得似在孙、洪之间，但不致放言高论。……然其论刻石如史官纪事之类，则不免乱道矣。……此数公皆与鄙人路数绝不相入。……观此，则诸君至今不知鄙为何许人矣。”[47]因此可见，章学诚之欲观邵晋涵遗书而遭邵秉华猜疑，邵秉华则将所刊遗书送请阮元请正，而章学诚之于阮元、洪亮吉、孙星衍为学路数，又“绝不相入”，加之章学诚请朱珪代向阮元谋求援助而未果，凡此种种，不能不使章学诚对阮元产生某些想法。由此来看，章学诚书中所暗指的那位名流，很有可能针对阮元而发。
由于章学诚“盗卖毕公《史考》”风波的乍起，以及毕沅家遭籍没的厄运，谢启昆续撰《史籍考》的努力，不能不受到影响。因此之故，谢启昆除偶尔提及修《史籍考》的事外，其诗文集中并没收录《史考释例》、《史籍考总目》等文。其于章学诚，除《怀人诗》中有所论及外，所涉文字甚鲜。至于五百卷的设想，亦不能不因毕沅的遭遇而成空愿。而姚鼐为谢氏作墓志铭，除表彰其《小学考》、《广西通志》等着作外，则没言及《史籍考》[48]。章学诚亦复如此。如章学诚逝世前数月，尝以一生文稿送友人王宗炎，嘱代为编定成集。王氏在复书中，论编次之例曰：“至于编次之例，拟分内外二篇。内篇又别为子目者四：曰《文史通义》，凡论文之作附焉；曰《方志略例》，凡论志之作附焉；曰《校雠通义》；曰《史籍考叙录》。其余铭志、叙记之文，择其有关系者录为外篇，而以《湖北通志传稿》附之。此区区论录之大概也。”[49]可见，依王氏之意，《史籍考叙录》是作为内篇的一个重要子目的。但是，无论章学诚次子华绂道光十二年（1832）的大梁本（刘师陆、姚椿为之复勘），还是其他刊本，皆未将《史籍考叙录》作为一大部分予以重视。除刘承干《章氏遗书》载《论修史籍考要略》于《校雠通义外篇》外，如《史考释例》、《史考摘录》，则只能以《补遗》、《佚篇》的形式，而一线幸存。而阮元、杨秉初等所辑《两浙輶轩录补遗》，则径称章学诚“为毕秋帆尚书撰《湖北通志》、谢苏潭侍郎修《史籍考》，皆未就”[50]。所有这些，不能不说与“盗卖毕公《史考》”风波和毕沅的遭际有一定的关系。
潘锡恩再度续纂与《史籍考》的厄运
《史籍考》的修撰，虽因种种原因一再中辍，但其价值则是不容磨灭的。故至道光二十六年（1846），继毕沅、谢启昆之后，时任南河总督的潘锡恩，再度对《史籍考》加以增订。
潘锡恩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由吏部左侍郎授为南河总督后，除究心于水利问题外，对文献亦颇为关注。编纂《乾坤正气集》，增订《史籍考》，可谓一时盛事。潘锡恩之子骏文于光绪元年（1875）跋《乾坤正气集》曰：“因念先公尚有增订《史籍考》一书，亦与斯集同时雠校，系因毕秋帆、谢蕴山两先生原本，为卷三百卅有三。第原书采择未精，颇多复漏，先公因延旌德吕文节、日照许印林瀚、仪征刘伯山毓崧、同邑包孟开慎言诸先生，分类编辑，删繁补缺。”[51]又刘寿曾跋包慎言所着《广英堂遗稿》曰：“道光丙午（即二十六年——引者注）秋，先生客游袁浦，与先君子（指刘毓崧——引者注）同校《史籍考》，共晨夕者两载，忘年折节，谈艺极欢。”[52]由此可见，当时在袁浦[53]佐潘锡恩增订《史籍考》者，有许瀚、刘毓崧、包慎言，以及领衔署名的清河书院山长吕贤基[54]等人，而许瀚在当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许、刘、包诸人皆一时饱学之士，故此次增订取得了不少成效。
首先，在体例上，许瀚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清明前三日拟议的《拟史籍考校例》，较章学诚所拟《史考释例》有了进一步的提高，亦体现出此次增订的主要取向所在。其大略谓：“近校阅《目录》一门，繁冗、重复、漏略、舛误均所不免。恐他门亦复类是。谨拟所见，拟《校例》四则：一曰繁冗者宜删。案《四库全书提要》于《经义考》议其序跋诸篇，与本书无所发明者，连篇备录，未免稍冗。本书体例全仿《经义考》，此弊首宜湔除。今拟《提要》全录，自序、自跋全录，诸家着录有解题全录。至各家序跋，必于其书义例原委有关系者全录，其或空言腐论，旁生枝节，横发牢骚，实与本书无涉，酌为芟薙。……凡此之类，皆为繁冗，或当存要语，或竟削全文，惟求于本书有发明而已。……此类不惟删其序跋，拟兼删其目。一曰重复者宜并。……凡此之类，不可胜举，均宜删并。至作者姓字爵里，节采史传，亦当与诸题跋详细相因。其或一人数书，当详于初见，以后但注见某处可也。一曰漏略者宜补。采辑书目多据焦竑《国史经籍志》，而焦书未着。……盖古今载籍实繁，必欲囊括无遗，诚非易易。惟应就耳目所及，准以年限，量为辑补。其余但采解题，原书序跋未经入录者，遇有所见，当亦补之。此皆失之眉睫之前。至于希有之珍，流传未广，群书所载，搜寻偶疏，更不知凡几。一曰舛误者宜正。……今既重为编校，亦当附案语剖明。至脱文误字，满目皆是，实难缕数。”[55]据此，潘锡恩此次主持增订《史籍考》，主要对毕、谢原稿作了删繁、合并、补漏、正误四个方面的工作。此一取向，弥补了章学诚原拟《史考释例》之不足和不尽合理之处。
其次，在删繁补缺、分类编辑的基础上，此次增订在篇幅上作了一定的调整。按章学诚《史籍考总目》所列，为卷三百二十有五，而谢启昆致孙星衍书中，则有成五百卷的设想，似在《史籍考总目》之后又有所增补。据上引潘骏文称，此次增订所依据的毕、谢二氏原本，为三百三十三卷。可见谢氏于《史籍考总目》后，确曾做了增补工作，但数量不大。基于删繁补缺的增订原则，潘锡恩此次增订的主要成就，就是“补录存佚之书，视原稿增四之一”，从而在质量上有了很大提高，“详审顿觉改观”[56]。不过，潘氏在篇幅上并没一味求多，而是依朱彝尊《经义考》之数，釐定为三百卷。看似较谢氏时原稿减少了，但在内容取舍上则更为严谨、精炼。
然而，可惜的是，潘锡恩此次增订，一如毕、谢二氏，亦未能终成其事。许瀚《与沈匏庐观察书》称：“承询《史籍考》，《金石》一门，瀚曩助修校，略已成书。嗣因芸阁（潘锡恩字——引者注）先生染痾，遽尔收回，时瀚亦抱病在舍，未及录副。阁下必欲得此稿，当向芸阁先生问之。唯闻此稿收回后，颇经芟薙，不审果否？”又《与王菉友书》曰：“时芸阁翁告病，收还《史籍考》不办，弟就彭雪嵋同年馆，带病校书，每日无多。”[57]而吴重熹《谒印林师墓》（印林为许瀚字——引者注）亦曰：“文慎泾县河帅考史籍，欲并经籍驱。编纂未卒业，大愿付子虚。文慎欲修《史籍考》，以继朱氏《经义考》，业巨未成。”[58]按潘锡恩于道光二十八（1848）年九月，因病离南河总督任，而据上言，其离任时已将许瀚等人所撰之稿收回。而据潘骏文称，此次增订《史籍考》已“写成清本，待付手民”[59]，是知潘锡恩收回许瀚等人稿后，尚进行了整理工作。但可惜的是，由于受太平天国起义的影响，此一清本没来得及刊刻。更为令人遗憾的是，咸丰六年（1856）潘家因战乱而遭殃及，“所居毁于火，藏书三万余卷，悉为煨烬”，而《史籍考》亦“与藏书同归一炬，并原稿亦不复存”[60]。《史籍考》久历曲折后，终灰飞烟灭于天地间，甚为学林之一大憾事。[61]
如果从乾隆五十二年（1787）冬章学诚赴河南与毕沅相晤算起，至潘锡恩道光二十八年（1848）九月离任止，《史籍考》历经六十个春秋，三易其主，而章学诚、胡虔、许瀚等十余位学者先后倾心其中，洵为学林一大学术盛事。然而，令人实在惋惜的是，此一蕴含着几代人心血，体现着乾、嘉、道三朝学术演进精神的煌煌巨帙，却不幸被付之一炬，使后人仅得以摩娑只鳞片爪，而对不能窥读全豹，生发无限的浩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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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参胡适着、姚名达订补：《章实斋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10月版；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之《专科目录篇·历史目录》，商务印书馆1957年3月版；王重民为姚名达《中国目录学史》所作《后记》，商务印书馆1957年3月版，第419—425页；袁行云：《许瀚年谱》，道光二十六（1846）、二十七年（1847）各条，齐鲁书社1983年11月版。此外，付金柱《章学诚与<史籍考>》（《图书馆杂志》2003年第11期）一文，对《史籍考》的编纂经过与特点，亦有所论述。
[2] 按：毕沅之编纂《经训堂丛书》、《续资治通鉴》，皆得力于其幕客吴泰来、严长明、钱坫、庄炘、洪亮吉、孙星衍、黄景仁、徐坚诸人的襄助。
[3] 详参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29，《外集三》，《与邵与桐书》。书中称：“连接儿子来书，竹君先生竟作古人。”末署：“十月初三日。”按：竹君先生指朱筠，朱筠卒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七日，故章学诚此书当作于是年。
[4] 参见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22，《文集七》，《上毕抚台书》。
[5] 参见章学诚：《章氏遗书》，《补遗》，《上毕制府书》。在《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诗中，章学诚回忆当时情形曰：“晏岁仓皇走梁宋，才拙岂可辞贱贫。镇洋太保人伦望，寒士闻名气先壮。戟门长揖不知惭，奋书自荐无谦让。公方养疴典谒辞，延见卧榻犹嫌迟。解推遽释目前困，迎家千里非逶迤。宋州主讲缘疑夙，文正祠堂权庙祝。”（《章学诚遗书》卷28，《外集一》）
[6]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29，《外集二》，《与孙渊如书》。谢启昆《树经堂诗初集》卷4有《送凌仲子之河南》，诗末注曰：“时约从覃溪师游庐山，仲子以往中州不果。”按该诗作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可知是年凌廷堪已在河南。
[7]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28，《外集一》，《崔母屏风题词》曰：“乾隆五十三年戊申，余承乏来主文正书院讲席。”
[8] 以上皆引自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13，《校雠通义外篇》，《论修史籍考要略》。章学诚初拟体例后，尝致书邵晋涵以相商。章学诚《与邵二云书》曰：“自到河南，三度致书，想俱邀鉴矣。……所商《史籍考》事，亦有所以教正之耶？望不吝也。”（《文史通义》卷9，《外篇三》）
[9]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9，《外篇三》，《报孙渊如书》。
[10]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22，《文集七》，《与洪稚存博士书》。又《报孙渊如书》曰：“承询《史籍考》事，……不特如所问地理之类已也。前有条例与邵二云，求其相助。如足下从事校雠，其于古今载籍，耳目所及，幸有以指示之也。至义例所定有应采者，邵君处已有大凡，可就询之。此间编得十卷八卷，亦当寄京，请足下辈为参定也。”（《文史通义》卷9，《外篇三》）
[11] 黄云眉编《邵二云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二年丁未四十五岁条称：“宗源字逢之，会稽人。以宛平籍中式乾隆丙午科举人。为清代有数之辑佚家。所辑甚伙。今所传有《隋书经籍志考证》十三卷，凡隋以前乙部诸佚书，采摭略尽，盖即与学诚《史籍考》最有关系之书。余书不传，传者亦经孙星衍、严可均、洪颐煊等之补订，非复章辑之旧。先生（指邵晋涵——引者注）于辑佚既多致力，宗源则承先生之教，而毕生从事于此等工作者。阮元《茆辑十种古逸书序》称：‘昔元二十岁外，入京谒邵二云先生。先生门徒甚多，各授以业。有会稽章孝廉逢源源当作之者，元见先生教以辑古书，开目令辑，至今犹记其目中有《三辅决录》、《万毕术》等书。章孝廉力其业，不数年成书盈尺。惜孝廉病卒，书不知零落何处’云云，可知其渊源所自矣。”
[12] 上皆以自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13，《校雠通义外篇》，《与邵二云书》。
[13] 章学诚《上毕制府书》曰：“事未及殷，而阁下移节汉江。学诚欲襥被相从，则妻子无缘寄食；欲仍恋一毡，则东道无人为主。盖自学诚离左右之后，一时地主，面目遽更，造谒难通。疣之赘，尚可言也；毛无附，将焉置此？阁下抚豫数年，学诚未尝一来；及其来也，阁下便去，进退离合，夫岂人谋？不得已还往亳州。”（《章学诚遗书》，《补遗》）又《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曰：“戊秋洪水割荆州，大府移镇苏虔刘。坐席未煖又偈偈，故人官亳聊相投。”（《章学诚遗书》卷28，《外集一》）
[14] 吕培等编《洪北江先生年谱》乾隆五十三年四十三岁条称：“八月，毕公擢督两湖，先生偕行，以九月五日抵武昌节署。……岁暮，毕公甫自荆州堤工回署，汪明经中、毛州判大瀛、方上舍正澍、章进士学诚，亦先后抵署，谈燕之雅，不减关中。”又按史善长编《弇山毕公年谱》，毕沅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八月驰抵荆州视事，经营水患事宜，至十一月抵武昌，次年二月又至荆州，直到十二月返武昌。可知毕沅这一段时间主要精力放在了政务上，一时顾不上修《史籍考》的事。
[15] 章学诚：《章氏遗书》，《补遗》，《上毕制府书》。
[16] 章学诚《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曰：“己酉春夏江南北，驰驱水陆无休息。秋冬往还江汉间，炎平岁稔旌门闲。庚戌重来启书局，编摩万卷书撑屋。……自庚徂甲五春秋，饱看山青江汉流。”（《章学诚遗书》卷28，《外集一》）
[17]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9，《外篇三》，《与邵二云论学》。
[18] 章学诚《胡母朱太孺人墓表》曰：“桐城胡虔，修洁好学，善为古文辞。乾隆五十六年，与学诚同客武昌。”（《章学诚遗书》卷16，《文集一》）方损之《胡虔传》亦曰：“先是，毕尚书沅督两湖日，聘君纂修《两湖通志》及《史籍考》等书。”（《柿叶轩笔记》卷首，赵诒琛1916年重刻《峭帆楼丛书》本。按：方损之即方东树，该文又见《仪卫轩文集》卷10《先友记》，惟极个别文字稍有差异。）此一期间，方正澍、孙云桂、史善长、王藕夫、王石亭、张映山诸人亦客毕沅幕府，但不详是否参与修撰《史籍考》。
[19]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29，《外集二》《与阮学使论求遗书》。
[20] 章学诚于乾隆六十年（1795）冬致书阮元曰：“拟明年赴楚，终其役耳。”（《章学诚遗书》卷29，《外集二》,《与阮学使论求遗书》。）又嘉庆元年（1796）三月十八日致书孙星衍曰：“《史考》底稿已及八九，自甲寅秋间，弇山先生移节山东，鄙人方以《通志》之役，羁留湖北，几致受楚人之钳。乙卯方幸弇山复镇两湖，而逆苗扰扰，未得暇及文事。鄙人狼狈归家，两年坐食，困不可支，甚于丁未扼都下也。”（陈烈：《田家英与小莽苍苍斋》第一篇，《小莽苍苍斋收藏管窥》录章氏书札。）
[21] 章学诚《与邢会稽》曰：“所要诸家着录，有钞本未传于外者，多在扬州行箧，当为检寄。亦尚有数种未购集者，方当为毕制军访购，不时寄家。如尊处欲用，但遣一介之使，向小儿索取，必可得也。鄙意终以先定全秦人物表为主，如人物表已有稿底，必须草一副本交小儿处，则将来《史考》局中，但有所见，即须凭表摘录，易为功矣。弟闻毕制军仍督两湖，如楚棼稍靖，即当赴楚一行，年内仍当归里，大约书局仍不离扬州。长兴不远，往反时可通音问也。”（《章学诚遗书》卷28，《外集一》）是可见章学诚依然致力于《史籍考》的修撰。
[22]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28，《外集一》，《上朱中堂世叔》。
[23] 谢启昆：《树经堂诗初集》卷14，《嘉庆二年正月十日抵浙藩之任纪》。
[24]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又上朱大司马书》。
[25]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卷28，《外集一》，《丁巳岁暮书怀投赠宾谷转运因以志别》。
[26] 史善长：《弇山毕公年谱·跋》，《弇山毕公年谱》卷末。
[27] 参见章学诚：《章氏遗书》，《补遗》，《史考释例》。
[28]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小学考序》。
[29] 谢启昆：《小学考序》，《小学考》卷首。
[30] 姚鼐：《惜抱轩文集》卷4，《小学考序》。
[31] 谢启昆：《小学考序》，《小学考》卷首。
[32] 谢启昆纂辑《小学考》，肇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至嘉庆三年（1798）成书，而于嘉庆七年（1802）重加釐定，付梓刊行。（参见谢启昆：《树经堂诗初集》卷14，《新作广经义考斋既成赋诗纪事》、《小学考序》。）而钱大昕应谢启昆之请评此书之价值称：“六经皆载于文字者也，非声音则经之文不正，非训诂则经之义不明。……方伯南康谢公蕴山枕葄经史，博综群言，……每念通经必研小学，而古今流别，议论纷如，乃遵秀水之例，续为小学考。……分训诂、文字、声韵、音义为四门，为卷凡五十。既成，贻书见示，读之两阅月而毕。彬彬乎！戫戫乎！采摭极其博，而评论协于公，洵足赞圣世同文之治者乎！夫书契之作，其用至于百官治，万民察。圣人论为政，必先正名，其效归于礼乐兴，刑罚中。张敞、杜林以识字而为汉名臣，贾文元、司马温公以辨音而为宋良相，然则公之于斯学，固有独见其大者。因文以载道，审音而知政，熟为文学经济为两事哉！”（《潜研堂文集》卷24，《小学考序》；谢启昆：《树经堂文集》卷3，《与钱竹汀少詹》。）
[33] 方东树《仪卫轩文集》卷10《先友记》曰：“胡虔，字雒君。……乾隆丙午，翁学士方纲视学江西，君在其幕。时南康谢公启昆居忧在籍，因得与订交。谢故学士门生也。其后，谢官江南河库道、浙江按察使，皆邀君至其署。惟任山西藩司，以道远不获同行，遂入秦观察瀛幕。及谢调浙藩，以至巡抚广西，自是君皆相从，与之终始焉。谢所纂《西魏书》、《小学考》、《广西通志》，皆出君手。”
[34] 谢启昆：《树经堂诗续集》卷1，《兑丽轩集序》。
[35] 谢启昆：《树经堂诗续集》卷1，《三子说经图》。
[36] 谢启昆：《树经堂诗续集》卷2，《己未三月七日同覃溪师饭于莫京兆韵亭三花树斋赋诗赠行和韵二首》。
[37] 阮亨：《瀛舟笔谈》卷10，嘉庆二十五年（1820）夏刊本。
[38] 谢启昆于嘉庆七年（1802）所作《怀人诗二十首》中，曾道及胡虔、章学诚、钱大昭、袁钧、陈鳣诸人。其《胡雒君》曰：“循良有贤裔，安定抱遗经。万卷高楼在，环山一片青。香云书共校，砚舫字同铭。耐久真吾友，相期采茯苓。”《章实斋》曰：“登第不求官，空斋耐岁寒。耳聋挥牍易，鼻垩运斤难。晚境贫愈甚，芳情老未刊。近来稽水侧，谁授故人餐？”《钱可庐》曰：“学士吾前辈谓辛楣先生，相顽有可庐。一家传着述，六籍当葘畲。缺补蔚宗表，笺详叔重书。三征头半白，江上侣樵渔可庐着《说文统训》、《后汉书补表》。”《袁陶轩》曰：“髩华嗟不第，陇上鹤书稀。应聘全初服，传家尚布衣陶轩祖有《布衣歌》。柳词花簇锦，郑学草生扉陶轩工词，近辑《郑氏遗书》。鲒埼人高卧，蟫鱼不疗饥。”《陈仲鱼》曰：“灯分兑丽轩浙藩署轩名，一笑紫髯掀。尚友青云上，读书松树根仲鱼有《尚友》及《岁寒读书》二图。议谈惊上座，训诂证《方言》。埤雅农师继，于今小学尊仲鱼着《说文正义》。”又《嘉定县志》卷19称张彦曾：“受业钱大昕，通经史算术。……尝佐谢巡抚启昆纂《史籍考》。”（《人物志四》，《文学》）阮亨：《瀛舟笔谈》卷7曰：“嘉定张农闻彦曾，为兄丙辰督学浙江时幕中之友。少师事其乡先达钱竹汀先生，通经史学，工小篆。为文章沈雄壮丽，有王伊人、周宿来之风，而典核过之。”
[39] 以上皆引自章学诚：《章氏遗书》，《补遗》，《史考释例》、《史籍考总目》。按胡适先生着《章实斋年谱》，于嘉庆三年（1798）条引马叙伦先生抄杨复先生所藏《史籍考总目》，谱录作4卷，而《章学诚遗书》《补遗》所引则作6卷。但不论4卷抑或6卷，合计所得，一为320卷，一为322卷，皆于所称325卷有出入。
[40] 吴兰庭：《胥石文存》（原名《族谱稿存》），《答章实斋书》，《续修四库全书》本。
[41]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补遗》，《史考释例》。
[42] 谢启昆：《树经堂文集》卷4，《与陈东浦方伯戊午》。
[43] 以上皆引自谢启昆：《树经堂文集》卷4，《复孙渊如观察》。
[44] 以上皆引自章学诚：《章学诚遗书佚篇》，《又与朱少白》。
[45]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佚篇》，《又与朱少白》。
[46]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7，《南江邵氏遗书序》。
[47]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佚篇》，《与朱少白书》。
[48] 姚鼐：《惜抱轩文后集》卷7，《广西巡抚谢公墓志铭》。阮亨《瀛舟笔谈》卷8曰：“谢蕴山中丞，博学好古，在浙藩时，公余无事，辄采访金石，晋接贤士，征图考士，孜孜不倦。辟丽泽轩（当为“兑丽轩”——引者注）以延宾客，……。着《西魏书》、《史籍考》。……时兄（指阮元——引者注）以少宗伯学政任满入都，有诗留别云：……中丞和诗送行云：……后一年，兄奉命来抚浙，竟应再来之约。时公已巡抚粤西，不及相见。”
[49] 王宗炎：《晚闻居士遗集》卷5，《复章实斋书》。
[50] 阮元、杨秉初等辑：《两浙輶轩录补遗》卷7，《章学诚》。
[51] 潘骏文：《乾坤正气集跋》，顾沅辑：《乾坤正气集》卷末，道光二十八年（1848）袁江节署止永是斋刊本。
[52] 刘寿曾：《广英堂遗稿·跋》，包慎言：《广英堂遗稿》卷末。
[53] 袁行云编《许瀚年谱》道光二十六年、五十岁条注称：“清江浦，时称袁浦、袁江，江苏省清河县。清中叶设北东南三河道总督，南河道总督驻此，故盛极一时，又名南清河。民国三年，因与河北省清河县重名，改为淮阴。今由县改市，名清江市。”
[54] 袁行云《许瀚年谱》道光二十六年、五十岁条称：“王重民云‘吕贤基似未参加实际工作’，此说是。吕贤基时为崇实书院山长（崇实书院即清河书院，见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0《崇实书院记》），当系领衔署名。”
[55] 袁行云：《许瀚年谱》，道光二十六年、五十岁条，据山东图书馆藏许瀚手稿写录。按：“谨拟所见”之“拟”字，疑当为“据”。
[56] 潘骏文：《乾坤正气集跋》，顾沅辑：《乾坤正气集》卷末。
[57] 许瀚：《攀古小庐文补遗》，转引自袁行云：《许瀚年谱》，道光二十七年、五十一岁条。
[58] 吴重熹：《石莲闇诗》卷3，《谒印林师墓》，《续修四库全书》本。
[59] 潘骏文：《乾坤正气集跋》，顾沅辑：《乾坤正气集》卷末。
[60] 潘骏文：《乾坤正气集跋》，顾沅辑：《乾坤正气集》卷末。
[61] 关于《史籍考》的去向，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尝有见于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传言，而姚名达先生核无其事。姚先生于《中国目录学史》中曰：“一九二八年，着者有意另撰，以补学诚之遗憾。忽睹北平各报新闻，谓此书忽发现于美国国会图书馆。及驰书问讯，该馆中文部主任 Prof. Arthur W Hummel 复书否认，乃知其诬。着者又亲往绍兴章氏、南康谢氏访查，亦未发现。”（《专科目录篇》）而王重民先生在为该书所作《后记》中，则援引潘骏文《乾坤正气集》跋语，揭示潘锡恩据毕、谢二氏之稿增订之《史籍考》，实毁于战火，并指出：“《史籍考》这一悲惨结局很少有人知道，因而才有流出国外的谣传。”袁行云先生所作《许瀚年谱》，亦以王重民先生此一判断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