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的内卷化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国家的内卷化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国家的内卷化

陈耀煌 《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八十三期
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学界出版越来越多关于大陆时期国民党政权的研究，其中关于国民党政权对农村统治的研究有否提出什么新的观点呢？由于这些研究所涉及的範围极广，数量又甚多，自不可能逐一予以介绍评论，本文拣选三本直接探讨与国民党政权的农村统治有关的专着，进行评论。其分别是：赵泉民，《政府？合作社？乡村社会─国民政府农村合作运动研究》（2007）；魏文享，《国民党、农民与农会：近代中国农会组织研究（1924-1949）》（2009）；以及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2010）。其中王奇生的着作，笔者仅就其中与国民党政权农村统治有关的最后三章进行评论。这三本书（以下简称为赵书、魏书与王书），分别从合作社、农会与政权三个不同的角度切入，探讨国民党政权深入农村的失败及其原因。乍看之下，此一问题意识不免让人联想起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国家内卷化 （involution）之说。确实，三位作者在其着作中皆引用了杜赞奇的着作，但他们还是有其独特之处。以下就先从内卷化开始谈起。
根据杜赞奇的说法，国家的内卷化是二十世纪中国国家政权扩张与现代化的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其具体表现即正式与非正式的机构同步增长。正式的国家政权透过非正式的机构推行自己的政策，却无法控制这些机构。在农村中则可以发现，国家政权的深入，加深了农村领袖与群众间的分裂。这些农村领袖原来多是旧式乡绅，他们面对来自国家和群众两面的压力，有的选择投靠依赖国家的暴力来驾驭群众，有的则选择让位，给予不肖之徒乘虚而入之机，借用赵书的说法，此即农村领袖的「痞化」。
本文评论的这三本书，大体上也是承继了国家内卷化的观点；像保甲、农会抑或合作社，都是国民党政权扩张与现代化下的产物，而且结果都适得其反。但似乎又有些不同的是，首先，乡绅的让位，与其说像杜赞奇所言般，是国家内卷化的果，毋宁说是国家内卷化的因。赵书与王书中皆指出，在废除科举后，学校制度改变，农村读书人潮涌离乡，知识分子不愿回乡服务，以致农村领导无人。这就说明，在国家内卷化以前，乡绅即已让位，而且他们不是由于国家的勒索压迫，而是出于自身前途利益的考量，才离开农村。
在杜赞奇的书中，现代化因为是国家内卷化的动力，因此带有负面的形象。与此观点相反，这三本书对现代化却有较正面的肯定。据魏书所言，农会不仅在组织上带有「现代」的意含，还致力于推动现代的农业技术改良。作者对这两点都相当肯定，只是遗憾农会仍没能达成其作为现代性职业团体所应起的作用，即提高农民的政治觉醒与参与。赵书也夸讚合作社有助于推动农业的现代化建设，并有效地抑制农村中的高利贷。过去 1930 年代的左翼人士与中共，批评合作社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入侵农村、剥削农民的机制；在经历改
革开放后，今天的大陆学者放弃了过去的阶级史观，同时也比杜赞奇一代的学者，更多地正面评价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这可说是当代中国大陆学者关于国民党政权农村统治研究的一个特点。
现代化建设固然好，可是国民党政权人谋不臧，贪污腐败，领导无能，以致各样深入农村的建设，皆未能达到其预计成效，反倒适得其反。王书即指出，国民党虽然建立了一个比较具有现代色彩的上层机构，却未能构筑一个相应的下层实体，所以再好的政策与理念也无法付诸实施。为什么呢？因为自从乡绅让位以后，农村缺乏领袖人士，迄国民党政权时期更加严重，因为国民党基层相当薄弱。可是，国民党政权又不愿意发动群众，所以，不论是保甲政权，还是农会与合作社，全都是透过由上而下的政治力量推动。如魏书所谈的农会，由于国民党害怕重蹈国共合作时期「一切权力归农会」的覆辙，所以在 1928 年执政后重办农会之际，即欲把农会约束于体制之内，以致程序上虽然规定农会应是由下而上建立的，但真正的权力来源却是由上而下的。赵书也指出，在1927 年以前，合作社完全是自发的社会行为，南京国民政府则把合作社当成 其政治活动的一部份，予以倡导，合作社的强制性也愈益突显出来。
1934 年，合作社配合保甲制一同展开，既协助政府推动农村建设，也负载有统合农村的政治任务。在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进一步深入农村，据王书所言，这时保甲不仅逐渐由一个单一的社会控制工具演变为全能的行政基层组织；特别是在 1939 年新县制实施后，国家政权机构进一步下沉至保。据魏书所言，农会方面亦呈现同样的趋势，甚至在国共内战爆发后，农会组织还成倍数递增，会员数量增长十余倍。
然而，此一扩大与增长现象，完全是空洞的，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一方面，政府可分配的资源不足，如许多农会既无自身的经费来源，只能等待政府与党的补助，结果却又总是少得可怜，如此一来，各项事业难免就窒碍难行。事实上，岂只是农会如此而已，据王书所言，连县政府本身资源都不足，甚至还是有责无权，工作根本无法开展。
资源既然不足，扩设机构也只是徒增冗繁，无助于提高统治效率。事实上，这三本书探讨的三个对象，即合作社、农会与政权机构，彼此间职权划分即不明确，有叠床架屋之嫌，如魏书所证，村长、保甲长、农会职员、党员等等，许多身分是重叠的。
尤有甚者，这些机构很多还被所谓的土豪劣绅霸佔。如前所述，据这三位作者所言，较有能力的乡绅在科举废除以来，逐渐地离开农村，导致农村缺乏有能力的领导人物。随着国家机器的下沉，政府对农村领导人材的需要提高；可是，由于政府资源不足，所以无论是政权机构还是群众团体，其自身所能支配运用的资源也不多，在其中服务人员的收入也随之减少。不得已，政府当局只好默许这些基层人员向农民浮收摊派，以维生存。一些野心与不肖人士，也进入这些政权机构与群众团体当中，藉其合法之名号，中饱私囊，扩张权力。根据这三本书的研究，无论是基层政权还是群众团体，咸由地主豪绅支配。不过，据王书所言，最基层的保长则是由地位较低下的人担任，因为保长被夹在政权与绅权之间，并不好过，有文化和社会地位的人不屑担当。
从以上的介绍来看，这三本书的论述不是很像国家的内卷化的说法吗？不过，这里还要指出这三位作者与杜赞奇间的一点不同，即这三本书都是採取由上而下的视角，而杜赞奇却是採取由下而上的角度切入。前者依据官方的档案，较多着墨在政府的决策，其次才谈下层的实际状况；后者则主要是依据满铁的田野调查报告，从婚姻、宗教、市场等所谓「文化权力网络」谈起，再论说国家建设与此一文化权力网络的差异。因为杜赞奇较少探讨上层的政策，只是把政府当成一个笼统的国家掠夺机器，没有仔细分辨其间的差异，也忽略了除了保甲制外，农会、合作社等群众团体也是政府深入农村的一个机制，而且它们确实也在农村现代化建设上，发生正面作用。而这三本书也因为忽略了下层的实际情形，所以他们也都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所探讨的对象全部缺乏群众基础。因此之故，国民党的国家机器就不可避免地内卷化，涉入其中的地主豪绅，也就成了「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的土豪劣绅或痞子了，此即赵书所谓农村领袖的「痞化」，或魏书所谓的「劣化」了。
这三位作者以为，自科举废除以后，正直的乡绅让位了，土豪劣绅才得以窜起。但是，笔者以为，民国时期农村领袖合法性的来源更加多样化，没有道理认为他们像魏书所指摘般，非常缺乏道德的感召力及群众的基础。如王书所举鄂西地区靠武力与财力兴起的地方权势人物，难道他们果然只是光桿一条吗？湘鄂西苏区的共产党干部中有几个人不也是一样的背景出身，难道说贺龙也算是土豪劣绅吗？赵书的作者在书中举证合作社与宗族等地方既存的社群常有重叠，既然如此，为什么还称农村领袖「痞化」了呢？难道科举废除后的宗族领袖咸由「痞子」来担任了吗？论者有谓，中国大陆学界传统的民国史研究，侧重于政治史的单一研究方式，对工人、农民等下层民众政治反抗斗争的笼统性论述较多，对上层官僚群体的研究则多限于揭露其腐朽和反动的一面。（朱英，〈民国史研究的重大成果与发展空间〉，《近代史研究》，2012 年 第 1 期，页 139）本文所评论的三本书，与过去大陆学界传统的民国史研究比较下，显然有较大的进步，如更多地肯定国民党政权的正面贡献，以及从更广泛的视角切入探讨民国史；但似乎仍难以完全摆脱上述大陆学界传统民国史研究的政治史观点。
一如杜赞奇所言，国家有否内卷化，还必须要同时考虑到文化权力网络。如果国家机构脱离了既存的社群，如杜赞奇所谓的文化权力网络，这就会产生内卷化。日本学者饭冢靖也研究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合作社，他在《中国国民政府と农村社会─农业金融？合作社政策の展开》（东京：汲古书院，2005） 一书中指出，他不像石田浩、内山雅生般，那么强调中国的村落共同体。所以他以为，合作社的普及，是由上而下政治权力的作用。所谓的村落共同体，就相当于杜赞奇所说的文化权力网络。饭冢靖自称其与石田浩、内山雅生的不同，就好比本文所谈到的这三本书与杜赞奇的不同是一样的。石田浩和内山雅生长期作田野调查，他们和杜赞奇一样，都是採取由下而上的视角，也特别关注国家政权与既存之农村社群网络的异同。而饭冢靖以及本文所选论的三本书，都是依据官方档案与文书资料来研究国民政府时期的农村统治，也都同样强调由上而下的政治因素。由此可见，从不同的视角切入，就会看到不一样的景象。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像杜赞奇般由下而上的视角，就一定比本文评论的三本书所採取的由上而下的视角更好。杜赞奇一方面既认为国民党政权因为脱离了既存的文化权力网络而发生内卷化的危机，同时也暗示了共产党政权因为与既存的文化权力网络结合而获致成功，这一点笔者便不甚赞同。而本文所举的魏书在论及国共的成败时，则认为其中关键在于中共能够动员佃农和僱农起来进行土地革命，也就是阶级革命，此一说法较能够使人接受。只是善于动员群众的中共有否摆脱内卷化的魔咒呢？其与国民党的政权比较又是如何呢？期待这三位作者，将来也能为我们带来更多关于国民党与共产党农村统治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