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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国家战略与民族政策：清代蒙古地区城市之变迁
何 一 民
原载《学术月刊》2010年第3期
[摘 要]蒙古地区的城市文明虽然出现较旱，但由于受高原、沙漠、干旱等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受较为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以及游牧为主的生活方式制约，蒙古地区的城市相对于内地发展较为迟缓，特别是在元末明初的战争中，大多数城市遭到破坏，故而当代内蒙古地区和蒙古共和国最重要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在清代建立的。清中期以来，清王朝为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治、军事措施，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推动了外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在内蒙古地区，清王朝则采取较为宽松的民族融合政策，促进汉蒙贸易发展，允许人口流动，从而对内蒙古地区城市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与内地相比，清代蒙古地区的城市发展迟滞，规模较小，缺乏产业支撑，聚集力和辐射力都较弱，城市分布稀疏，城市与城市之间的距离较远；但从总体土说，这些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对于2。世纪以来蒙古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外蒙古 内蒙古 城市 国家战略 民族政策
20世纪以来，中国内陆边疆地区的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这里所说的内陆边疆地区，主要是指东北地区、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以及云南和广西的部分地区。从研究进展看，关于东北地区、新疆地区、西藏地区以及云南和广西地区的研究成果较为丰硕，而关于蒙古地区的研究则相对薄弱，关于蒙古地区城市的研究更是凤毛麟角。近年来，虽然已有研究者关注于此，但也仅限于对内蒙古城镇的研究[i]而对于外蒙古的城镇不作涉及。然而，在清代，外蒙古虽然与内蒙古有一定差别，却是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研究外蒙古的城镇，就不能完全反映清代蒙古地区城镇发展的全貌。蒙古地区在历史上也曾建有若千城市，但由于战争等因素，这些城市在明末清初基本未延续下来。清代是蒙古地区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当代蒙古地区最重要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在清代开始建立并奠定其发展格局的。本文试就有限的资料略作探讨，以推动相关研究。
一、清代蒙古地区城市兴起的自然地理条件与政治环境
在辽金时期，漠南地区相继建立了部分州县和城堡，出现了早期的城市文明。蒙古帝国建立后，中原城市文明开始渗入到蒙古地区，蒙古草原相继建立了一些壮丽的城市——蒙古帝国都城哈剌和林、元上都和元大都的建筑，成为蒙古人向往城市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一大标志。但在元末明初的战争中，蒙古地区城市相继遭到战争的破坏。元上都、应昌城、阿伦木司古城等曾经十分辉煌的城市都掩埋在荒草废墟之中。
明末清初，蒙古地区几乎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城市，究其原因，主要受三个方面的制约。
其一，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与地理环境不利于城市的发展。
蒙古地区位于蒙古高原，北部为外蒙古，南部为内蒙古。外蒙古北与俄罗斯西伯利亚为邻，西部、北部和中部多为山地，东部为丘陵平原，南部是戈壁沙漠；山地间多河流、湖泊，主要河流为色楞格河及其支流鄂尔浑河；内蒙古亦以高原为主，多数地区在海拔1000米以上，东部有大兴安岭连绵逶迤，中西部则有大青山和贺兰山、乌拉山，东部草原辽阔，西部沙漠广布，境内有呼伦湖、贝尔湖等，黄河流经西南部。尽管蒙古地区有着辽阔的草原和湖泊，但有相当一部分地区因土地贫瘠、多沙砾石头，不适合大规模农业生产的发展山。蒙古地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最低气温可至零下40℃，夏季最高气温达35℃；夏短冬长，较为干冷，年均气温零下l—l0℃，因地域辽阔，各地气温差异较大；显然，这样的气候条件不适合农作物的生长。此外，农作物生长离不开水，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也离不开水，而蒙古多数地区属于干旱地区，平均全年降水量约50—450毫米，因而这些地区既不适合人类生存，更不利于农业的发展。
经济是城市发展的基本动力，农业则是基本动力中的初始动力。农业发展是城市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在以渔猎经济或游牧经济为主的地区，人们居无定所，因而无法形成人类定居点，更无法形成城市。故在农业时代，城市兴起发展的一个重要前提和基础就是农业生产发展，然而蒙古地区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却对发展农业生产十分不利，从而制约了城市的发展。
其二，蒙古地区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是制约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因。
清代以前，蒙古地区的居民以游牧为主，蒙古草原成为游牧人的天下，长期生活在蒙古地区的蒙古民族直到清代都是一个游牧民族，生产方式较为落后，“风俗随水草畜牧而转移，无城郭，常居耕田之业，以肉为饭，以酪为浆，无五谷菜蔬之属，衣皮革，处毡庐，见中国茶叶则宝之，而金银非其好也” [ii]。由于农业和手王业不发展，商业也比较落后一一蒙古族人多以物易物，“自昔未尝通货币，商业以是而困。然其以货易货，习以为常”。[iii]蒙古地区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力，严重地制约了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人是城市的主体，由于多种原因，清代蒙古地区的人口数量不多，且非常分散，以游牧为主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大多数蒙古人的生活方式是以分散居住在蒙古包为主。这种分散的蒙古包生活方式一直延续到民国，甚至到共和国时期。据《蒙古和蒙古人》一书作者实地考察后发现，在清光绪年间，有不少在城市中任职或劳作的蒙古人，每天仍然要回到城外的蒙古包中居住生活。[iv]
其三，蒙古的旗盟制度缺乏聚集力，因而其冶所未能为城市的形成提供条件。
蒙古的旗、盟洽所和城市的关系，与内地汉族地区府州县治所和城市的关系有所不同。内地汉族地区府州县洽所都是大小不等的城市，不仅是区域的政治行政管理中心，也往往是区域的经济中心与文化教育中心，在城市形成和功能的强化过程中，政治行政力量在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蒙古地区的旗盟治所，较少形成为城市。清王朝建立以后，用了大约一个半世纪在整个蒙古族地区建立了以盟旗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模式[v]。盟既是行政组织又是军事组织，盟设盟长一人，副盟长一人，入选由理藩院在会盟的各札萨克及其闲散王公内物色和提名，并呈报请旨。盟不是札萨克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因此并不设盟务衙门和相应的官吏，也不得随便干涉各札萨克旗的内部事务。盟长只是在其职权范围内对各札萨克实行监督，会同札萨克处理各旗难以处理的有关重要事宜。盟旗制度的基础是旗。旗作为一级行政机构，可以分为札萨克旗、总管旗、喇嘛旗三种。札萨克旗有内蒙古四十九旗、外蒙古八十六旗、西北蒙古三十四旗、西套蒙古二旗、青海二十八旗，合计一百九十九旗。。此外，还有总管旗、都统旗和佐领旗。总管旗为察哈尔游牧八旗，由在京蒙古都统兼辖。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设察哈尔都统一入，总理游牧八旗事务，驻扎张家口；设副都统二人，在左、右翼游牧边界驻扎，察哈尔八旗弁兵不再由京师蒙古八旗都统兼管。都统旗，主要指归化城土默特左右翼两旗。天聪九年(1635年)，清朝以其旗长俄木布私通喀尔喀为由，将其部众分为佐领，设左右翼，不设札萨克，但保留其世袭爵位；乾隆时裁都统。佐领旗为达木蒙古八旗，不设都统、总管而直接以佐领为基本管辖单位的旗，设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八人，由驻藏大臣选拟奏补。
虽然盟旗治所集中了一些蒙古管理机构和贵族、官员及家属，逐渐形成了聚居点，但一般占地面积很小，人口较少，往往仅有几所衙署、少量住宅，除旗长一一札萨克及其卫兵和家属外，较少有其他定居者，缺乏手工业和商业等产业支撑，也无文化教育机构，故而不具备城市的其他功能。城市的本质在于聚集，而盟旗治所缺乏聚集力和辐射力，故形不成城市。清代两百余年间，蒙古地区相继建立起来的城市基本上不是以旗盟所在地为基础，而大多是在清王朝直接统治与管理的中心地，故清代蒙古地区城市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同样也体现出政治力量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但这种政治力量是来自中央王朝，而非地方自治政权。
清王朝的建立，使得蒙古地区被纳入到统一的中华版图之中，这也成为蒙古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成为蒙古城市兴起的重要契机。由于清廷十分重视对蒙古地区的管辖和开发，特别是长期存在的敌对战争状态结束，蒙古与内地之间严格的边界失去约束力，大批汉族人口持续不断地从内地涌往蒙古，蒙古地区进入到游牧与农耕经济相间的发展阶段，由此改变了蒙古社会的经济形态、生产方式、生活习惯，这成为清代蒙古城市兴起发展的重要条件，并为20世纪蒙古地区的城市化、现代化奠定了基础。故而清代成为蒙古内陆边疆地区城市发展的重要阶段。
清代蒙古地区城市的产生与发展，与蒙古地区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但内、外蒙古城市的兴起与发展又有所差别。
二、国家安全战略影响下外蒙古城市的兴起
长期以来，外蒙古地区的蒙古各部处于分散状态，离心力较强。清统一中国后，外蒙古地区不断受到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分裂势力的威胁。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噶尔丹在沙俄的怂恿和支持下，进攻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继而进军内蒙古乌朱穆秦地区，威逼北京。康熙帝为确保边疆安定，曾三次亲征，并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在乌兰布通(今内蒙古克什克腾南)大败噶尔丹，迫其退至科布多，喀尔喀蒙古南部各部汗、王、贝勒、贝子、台吉又陆续返回漠北草原。但是，准噶尔部落对蒙古地区的威胁并未彻底解决，因而康、雍、乾近百年间，蒙古地区的稳定一直是清王朝的一个心腹之患，为此，清王朝被迫投入大量的军事力量和战略物资来解决蒙古问题。在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过程中，蒙古地区特别是外蒙古地区的城市相继兴起。
首先，因清廷在外蒙古地区设置办事大臣、将军等重要机构，相继推动库伦、乌里雅苏台和科伦多等重要城市的形成。
库伦，在外蒙古土谢图汉部，位于蒙古高原中部，肯特山南端，鄂尔浑河支流图拉河源之西，哈拉河源之东，地处内陆，冬寒夏热，南北两面是连绵起伏的群山，图拉河从城南的博格多山脚下自东向西流过，东西两面为广阔的草原。库伦在明后期虽然未成为城市，但已是重要的宗教中心一一喀尔喀蒙古活佛哲布尊巴一世的驻地，时称乌尔格，蒙语为“宫殿”之意，其地有喇嘛木栅如城，蒙古语谓城圈曰库伦，故名。但哲布尊巴并不是固定住在此地，因而此时期的库伦仅具宗教中心功能。由于清以来“库伦已在蒙古各寺院中占据了首位”[vi]，同时，库伦居外蒙古适中之地，且为中俄交通咽喉，故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战略地位。康熙、雍正时期，清廷为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的控制，十分重视对库伦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清廷在库伦设置了库伦办事大臣二人，以司中俄界务并贸易事，一由在京满汉蒙大臣内简放，一由外蒙古札萨克内特派，其下属有库伦本院司官二人，笔帖式二人，恰克图本院司官一人。办事大臣的设置，对于库伦城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围绕库伦办事大臣衙署的建设，相继形成了坐落在图拉河北岸的库伦城主要街区，“各阶层的蒙古人由于司法和行政方面的公务也开始纷纷来到这里”。[vii]俄国也在库伦派驻领事官，司其商务，领事馆在图拉河右岸之高阜上[viii]，有利于中俄贸易的发展。这样，清政府通过行政力量来聚集人口、资源，推动了库伦城市的形成；其后，以库伦为中心的汉蒙贸易和中俄贸易也开始兴盛。[ix]
乌里雅苏台城，在外蒙古三音诺颜部西北境，位于乌里雅苏台河北，为外蒙古科布多乌梁海之中枢，多河泽，土地沃饶，人民富庶[x]，具有重要的军事战略地位。故而靖边大将军顺承亲王锡保相中了这块适宜长期驻扎的地方，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四月上疏，奏请在乌里雅苏台建筑城垣，内外檀木，中实土块。十二年(1734年)，将察罕叟尔城所贮钱粮、米面、军装、火药等均陆续运至乌里雅苏台[xi]。其后，定边左副将军于此建衙，成为定制，凡外蒙古科布多、乌梁海之兵，皆归节制，兼司科布多、乌梁海边务，定边左副将军为直接管理喀尔喀蒙古的最高军政长官，故而乌里雅苏台成为外蒙古最重要的边防重镇。[xii]“尽管按居民人数和城市大小来说，乌里雅苏台在北部蒙古诸城市中占第二位，但由于它是统辖全蒙的将军官府所在，在行政地位上须把它看作是喀尔喀最主要的一座城市。乌里雅苏台的性质与库伦截然不同，后者是蒙古宗教界最高喇嘛居住之地，因此它实际上只是一个巨大的寺院，乌里雅苏台则相反，它是中国政府在蒙古的政治中心。”[xiii]
科布多，为清前中期外蒙古的另一个重要军事城市，位于伊克阿拉克泊西岸，科布多河之支流布彦图河环流其西与北，其城三面临水，山峰萦回其间，气候温暖，土地肥沃，水草丰茂，人烟尤密。[xiv]其地东接喀尔喀蒙古的札萨克图汗部，有驿道直达乌里雅苏台，西通塔尔巴哈台、伊犁，南通迪化、巴里坤，北邻唐努乌梁海，西北与俄罗斯接壤，并与西通新疆的奇林、库里野图、布拉罕大道相连，交通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雍正九年(1731年)三月，靖边大将军傅尔丹奏请在此筑城，获准。清车以7300人修筑城墙，不数月，城成。当乌里雅苏台建立后，科布多城与之东西并峙，声息相通，对于控制外蒙古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科布多城扩建；乾隆二十六年，清廷于此设参赞大臣，进一步强化科布多的行政管理功能，由此推动了科布多城市的发展。科布多参赞大臣管辖科布多全境，兼管枓布多边务，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副将军节制，统辖阿尔泰山南北、厄鲁特蒙古诸部和阿尔泰乌梁海、阿尔泰诺尔乌梁海诸部。科布多城内驻有赛音诺颜、札萨克图汗和上谢图汗三部派出的卡伦兵、台兵，负责巡边。设有学校，招收官学生，由杜尔伯特、明阿特和札哈沁等旗选送。城有市场，当地商民往来于蒙古各部和巴里坤等地。l862一l873年，“东干之乱”波及到科布多，城中商贸受到重创。光绪七年(1881年)，中俄签约，允许俄设领事宫于此。物产以家畜为主，谷类足供一城之用。驻防兵屯田于此，土人开沟渠以供灌溉。[xv]
其次，清廷为了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的统治，防范准噶尔部，保卫内外蒙古牧地的安全，先后在外蒙古西部修筑了驻防城镇鄂尔斋图呆尔城、莫代察罕叟尔城、扎克拜达里克城、推河城、翁机(金)城、鄂尔昆城、塔密尔城等。
鄂尔斋图呆尔城是阿尔泰军台的重要站点，也是清军在漠北的屯田基地之一。康熙五十八年(1719年)，驻漠北的振武将军傅尔丹上疏奏称：“鄂尔斋图杲尔地方，田地肥饶，四时寒暑与内地相同，宜此处筑城驻兵。”[xvi]傅尔丹的建议得到清廷的认可，是年，该地“新设木城，池郭俱备，城内盖房达两干间”，郊外“穹庐集成村落，间有土房居住”，“一路毡庐间杂，鸡犬鸣吠相达”。[xvii]
莫代察罕叟尔地区的自然条件甚好，“水草甚佳，木料易购”，“卫护喀尔喀甚为有益”，康熙五十八年，清廷决定由傅尔丹在此筑一木城。[xviii]是年，木城筑成，“雄壮非常，所迁放置诸徒于此种地，地寒不生禾稻，有大小麦青棵等物，鸡犬住房，亦如内地”。[xix]
定远营建于雍正八年，城垣狭隘，土城外为木郭，外筑三寨，为犄角之势，城内驻蒙古兵，城外户六百，物产以食盐为主，骆驼山羊亦甚着。[xx]雍正九年，清廷将定远营赏给阿拉善和硕特旗札萨克多罗郡王阿宝，王府由紫泥湖迁至定远营，称王爷庙府，此后渐发展成为阿拉善和硕特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扎克拜达里克、推河、翁机(金)三城原为驿道站点，也是实施屯垦的绿营、旗兵军营所在地[xxi]。雍正九年十一月，清廷令遣犯筑此三城。十二月，派副都统马哈达、原任巡抚图里琛前往监修扎克拜达里克城；派副都统桑吉柱前往监修推河城；派原任将军来文等前往翁机(金)修筑城垣。[xxii]
塔密尔城为赛音诺颜部和硕超勇亲王、固伦额驸策凌所居之城，雍正十年(1732年)修筑。乾隆元年(1736年)三月，在塔密尔城内，添造廒房两百间，作为从归化城、乌里雅苏台城运来的粮食就近存贮之所。乾隆六年(1741年)，“复因策凌年老，谕移军营于此”[xxiii]。雍正十一年，因察罕叟尔城甚小，清廷着照扎克拜达里克之例扩建。[xxiv]
雍正末年，清廷与准噶尔部议和，划阿尔泰山为蒙古和准噶尔部的牧界。为加强北方边地的防卫，遂决定在内、外蒙古各修筑一座屯兵之驻防城，外蒙古驻防城为鄂尔昆城，内蒙古驻防城即绥远城。两城均是议和的产物，筑城目的在于屏藩朔漠。雍正十三年(1735年)七月，清朝动员满洲、蒙古、绿营骑兵共5768名士兵在外蒙古鄂尔昆河畔营建鄂尔昆城，城周长1080丈，四面开三门，城内俱浚壕引水。[xxv]城筑成后，拨兵3000名，在鄂尔昆增开屯田750顷。乾隆六年正月，清廷批准议和，鄂尔昆仅留兵1000名，仍是一处屯垦中心。[xxvi]绥远城也于“雍正十三年奉旨兴工建造城垣，至乾隆二年竣工”[xxvii]。
另外，清代外蒙古地区不可忽略的城市还有因商而兴的恰克图。恰克图的兴起同样与清王朝的国家战略有着直接的关系。
恰克图买卖城在外蒙古土谢汗部北境，位于色楞格河东岸，当中俄分界处，其地初不甚着。清初，中俄之间即出现民间自发的商业贸易。雍正五年(1727年)，中俄《恰克图条约》草签。根据条约规定，两国以恰克图为界，旧市街划归俄国，清朝于旧市街南别建恰克图新市街。条约还规定，准许俄国商人贸易，其人数不得过二百人，每三年可进北京一次。雍正七年(1729年)，清政府立市集于恰克图，并派理藩院司员驻其地，监理中俄互市。汉人称互市地为买卖城。自设中俄互市场以来，恰克图买卖城乃百货云集，市肆喧阗，为中俄第一锁钥，亦为中俄陆路贸易之要地，商业繁盛，道路平坦，人口三干。恰克图南走库伦八百里，贸易品以茶为大宗。[xxviii]乾隆二年，停京师贸易，对俄贸易统归恰克图办理，由此进一步推动恰克图的繁荣。其后，因俄国守边官员屡次违约恣行，以致失和绝市。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中俄订立《恰克图市约》，重新通市。
综上可见，外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与清朝国家安全战略实施有着直接的关系。虽然这些城市在兴起初期功能单一、规模不大，但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有相当部分城市能够随之不断叠加新的功能，从而推动城市的更新与发展；也有部分以军事功能为主的城市未能实现转型，则因清朝国家安全战略的转移而出现衰落。
三、民族融合趋势下内蒙古城市的兴起
如果说外蒙古城市的兴起与国家安全战略的实施有着直接关系的话，那么内蒙古城市的兴起则与区域管理和民族政策的实施关系更加密切。内蒙古地区与外蒙古地区有较大的自然地理差异，且与内地农耕地区联系较为紧密，因而明末清初内蒙古有不少地域的人口较多，初步形成了一些重要的聚居点，如丰镇；甚至已经形成为规模不大的城市，如归化。清统一中国后，漠南内蒙古从边疆军事前沿一变而成为内陆安全地区，军事战略地位下降，故而清朝在内蒙古所建立的军事城镇相对较少。同时，由于内蒙古地近内地，交通方便，内地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口外移民，除了部分人从事商贸外，大多数移民更多地是从事农业，把内地较先进的农耕文化带人到蒙古地区，改变了内蒙古的经济结构和人口结构，从而为内蒙古地区城市的兴起发展准备了条件。
在清前期，内蒙古实行旗盟行政管理制度，但随着汉族人口的不断增多，故而清王朝不得不改变管理制度，实施“旗厅并存”制度，先后在与山西省、直隶省毗邻的地区设置多个散厅和直隶厅。“厅”为一种新的地方行政制度，与州县级别类同，蒙古地区新设各厅均划归山西省和直隶省管辖，以加强清廷对这些地区的直接管理，由此推动了厅洽所在地城市的发展。
归化城，为清代内蒙古地区最重要的政治军事中心城市，位于图尔根河北岸，阴山之阳。归化城是蒙古地区在清以前就已经建立的城市，其城始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年)，万历三年(1575年)建成，明廷赐名“归化”[xxix]。蒙语则称“库库和屯”，意为青色的城，因归化城墙用青砖砌成，远望一片青色，“青城”之名由此而来。天聪六年(1632年)，清太宗皇太极亲征察哈尔，驻跸归化城，土默特部落悉归顺大清。天聪九年，以贝勒岳脱驻守归化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自白塔驻跸于此，其官制有都统、协领等员，统理驻牧诸旗，归化城成为清廷控制塞北地区的重镇。乾隆帝与将军扬古西征厄鲁特噶尔丹大获全胜后，乃招民出口耕种，旋于归化城设市通商，未几，耕者、商者云集辐辏，归化城成为塞北一大都会。随着归化城的兴盛繁荣，带动了该区域村镇的发展，“久之，而数里一邨，数十里一镇”。[xxx]雍正元年(1723年)，设置归化城理事同知，隶属于山西朔平府，设抚民同知一人，属归绥道，副都统驻之；并奏请改建文庙，设左右翼学，增设理事同知，招商劝农，教养兼备。乾隆以来，归化、绥远成为内地至口外的货物转运中枢，商贾云集，诸货流通，居民稠密，行户众多，一切外来货物先汇聚该城囤积，然后陆续分拨各处售卖[xxxi]。每年商贩运砖茶、棉花、米面等物，分赴蒙旗交易驼马牛羊皮张绒毛等物，春夏而去，秋冬而归。盛时，年输入羊七八十万只，马三万匹以上，驼、牛万数，尚有皮张、绒毛约值白银五六百万两。其由伊犁运归之货亦在百万两外。[xxxii]归化城已经形成有相当规模的马、驼、牛、羊专业性市场。“归化城交易约有数处。其马市在绥远城，曰马桥；驼市在副都统署前，日驼桥；牛市在城北门外，曰牛桥；羊市在北茶坊外，曰羊桥。其屠宰牲畜，剥取皮革，就近硝熟，分大小皮货行，在城南1、T外十字街，俗称为皮十字。”[xxxiii]牲畜市场与皮毛市场严格划分，表明归化城商品市场的分工较细，亦可见当时归化城商业贸易的盛况。光绪年间，归化城物产以家畜为大宗，罟毛网毡毯制皮，大理石细工及油等，亦均着名。毛网运往天津，输往欧洲。运驼多至二十万头；茶市亦盛。[xxxiv]而“内地商民持布币往者，轮蹄万计”[xxxv]。
乾隆初年，清廷为加强对漠南蒙古地区的控制，在归化城东北另建绥远城，两城相距甚近，互为犄角，绥远将军及归绥兵备道移驻该城，实行旗厅并存制度，后随着归化与绥远两城融合一体，遂成为漠南蒙古第一重镇。[xxxvi]
除归化、绥远两城外，清廷相继在内蒙古地区设置了托克托、萨拉齐、清水河、和林格尔、丰镇、宁远等厅，并属归绥道。
托克托，地处归化城西南大青山南麓，上默川平原黑河之畔。雍正十二年，清廷在此设协理通判厅。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为直隶厅。托克托有街无城，主要有南北向的大街(丰街)和与之并行的后街，为商业集中之地。
萨拉齐，在归化西部，为西土默特牧地。雍正十二年，清廷在此设协理通判厅。乾隆二十五年，改为直隶厅。
和林格尔，在归化土默特东南部，清初为驿站，名二十家子。雍正十二年，清廷在此设协理通判厅。乾隆二十五年，改为直隶厅。
清水河，在归化上默特西南部，东、西、北三面靠山，南面临清水河。乾隆元年，清廷在此设协理通判厅；乾隆二十五年，改为直隶厅。
宁远，在大青山南麓，东与丰镇、察哈尔右翼前旗接壤，南界长城与山西左云、右玉毗邻，西与和林格尔、归化相连，四面环山，雍正十三年，清廷在此设大朔理事通判。乾隆十五年(1750年)，裁怀宁所与宁朔卫，并为宁远厅，以宁朔卫驻地哈尔图为冶所。光绪十年(1884年)，改为直隶厅，属归绥道。[xxxvii]
丰镇，位于晋、冀、蒙三省区交界处，是蒙古地区的南大l、T，素有塞外古城、商贸客栈之称。其境内地势高峻，峰峦起伏，丘陵广布，川滩谷地错落，有饮马河、巴音图河等十条主要河流。丰镇所在地丰川，古谓沙漠地，以牧畜为业。[xxxviii]康熙年间，为察哈尔蒙古部正黄旗、正红旗及太仆寺牧场。雍正三年(1725年)，清廷于此招垦，内地之民蜂拥蚁聚，沙漠之地竟成沃壤之区。[xxxix]雍正十三年，清廷在高庙子设立丰川卫，在丰镇设立镇宁所，隶属大朔理事通判管辖。乾隆十五年，改设丰镇厅，大同府阳高县通判移驻管辖其地。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改属山西省大同府管辖。光绪十年，改由山西省归绥道管辖。
平泉州，上通锦州，下通喜峰口，街长十六里，瓦屋鳞次，商贾辐辏，人口稠密，为口外最繁华之地。雍正七年，始置八沟厅直隶厅，设理事同知一职。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析厅北地置乌兰哈达直隶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降为平泉州。塔子沟，在喀喇沁贝子境内。清初，荆榛满地，狼虎群游。然因地势乎坦，山环四面，水绕左右，其地可耕可溉，内地之民渐移居于此，人烟渐密。乾隆六年(1741年)，设立通判，因地有三座古塔，遂名塔子沟。次年，建署衙，设街道，四方商贾云集，渐成巨镇。[xl]
光绪年间，清廷在内蒙古地区又通过增设州县，相继推动了兴和、五原、武川、陶林、东胜等新城镇的崛起。
内蒙古地区除了因设治而兴的城镇外，还有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城市，这就是多伦诺尔。它是一个因寺而兴的典型城市，时人亦称此地为喇嘛庙。[xli]其城在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东南，蒙古察哈尔东，位于滦河北岸，阴山南麓。[xlii]多伦诺尔北通锡林郭勒以至漠北，广大牧区的畜产品通过这里运至张家口内，内地的各种商品经由这里供应广大牧区。多伦诺尔“地势广漠无树木，厥土沙碛无五谷，昔时不过一市镇耳”[xliii]。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在乌兰布通之战中大胜噶尔丹军队后，亲临多伦诺尔，召集喀尔喀王公，分别授予汗、王、贝勒、贝子、公等称号，赐给牧地，任命札萨克，组建为旗。其后清廷相继在多伦诺尔建立汇宗寺和善因寺，在承德外八庙未建成以前，蒙古各部汗、王、贝勒、贝子、台吉等，每年依例到多伦诺尔集会，由此推动了多伦诺尔人口的聚集和商业的繁荣。雍正十年，设置多伦诺尔厅，管辖察哈尔左翼的正蓝、镶白、正白、镶黄四旗的旗民事务。雍正十二年，又设置独石口厅，连同张家口厅，合称为口北三厅。故《蒙古志》作者称，“自康熙年间圣祖仁皇帝敕造喇嘛大寺二所于此，而蒙古人往来频繁，乃商务渐盛，居民亦众，今则人家鳞比，衙宇相望，居然汉漠之间一都会矣”[xliv]。由于城镇人口曰益增多，康熙四十九年(17l。年)，官方专门为喇嘛庙附近的商人设置了兴化镇。乾隆年间，又在兴化镇东侧兴建新盛营。
由于蒙古地区的蒙民多为游牧民，居无定所，商人与一般民众多以寺庙为中心点进行定期交易活动，故集市是蒙古地区贸易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随着贸易的发展，集市也逐渐发展为城镇，比较有名的集市有甘珠尔庙、大板、经棚喇嘛庙、贝子庙、准噶尔庙(鄂尔多斯)、百灵庙、南寺、额尔德尼昭、丹噶尔寺、王呼勒等。克什克腾旗经棚城原先只是一座喇嘛庙[xlv]，并无住民，然因连接满洲与多伦诺尔及张家口的通商大道上，集市渐次发达，遂成市街。[xlvi]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已具一座城市规模。同治年间，该城居民达八千人。[xlvii]
作为蒙古地区城市兴起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内外蒙古的重要城市都是形成于清代的两百余年间。而这些城市之所以兴起，与国家的统一，与汉蒙地区的长久和平有着直接的关系。首先，清王朝在蒙古地区实行因地制宜的军政合一管理体制，在漠南蒙古设绥远城驻防将军、呼伦贝尔副都统、察哈尔都统、热河都统，在漠北喀尔喀蒙古设乌里雅苏台将军(定边左副将军)、科布多参赞大臣、库伦办事大臣，这些将军、都统、大臣的衙署所在地，逐渐发展成为该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次，依蒙人习俗，蒙古地区广建藏传佛教寺院，寺庙多选择在依山傍水、交通便利、蒙民集中的地区。寺院规模宏大，僧人众多，前往朝拜的蒙民络绎不绝，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在附近造屋建房，从事手工业作坊和商业贸易活动，以寺庙为中心的小城镇也逐渐发展起来。再次，17世纪末至l8世纪初，内地汉民大量流人蒙古，从事农耕、手工业和商业贸易。内地移民的迁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和牧业的兴旺，为城镇补充了必要的人口和劳动力。最后，由于清廷在蒙古地区封王割爵，确立盟旗制度，另在汉族移民较多地区设立厅、县，故清末在盟旗所在地、王公府第以及其厅县洽所逐渐出现了一些不同规模的市镇设施，虹庙宇、商铺、街道，举行定期的集市贸易等，由此推动了蒙古地区城镇的兴起与发展。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国家清史工程．城市志”的阶段性成果]
[i] 关于内蒙古城镇的研究，目前主要有乌云格日勒所着的《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内蒙古城镇研究》(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5)一书。该书对于内蒙古的城镇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但未涉及清代外蒙古地区城镇。
[ii] 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见《小方壶舆地丛钞》，第三帙。
[iii] 姚明辉：《蒙古志．贸易》卷三，光绪三十三年铅印本。
[iv] 参见[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l卷、第2卷。
[v] 杨强：《清代蒙古族盟旗制度》，第45、45页，北京，民族出版针。2004．
[vi] [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上)，第76页。
[vii] [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上)，第78页。
[viii]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ix] [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上)，第78页。
[x]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i] 《清世宗实录》“雍馒十一年四月”。
[xii]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iii] [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1卷(上)，第257页。
[xiv]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v]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vi]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戊戌”、“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庚申”。
[xvii] 范昭逵：《从西纪略》“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条”、“十二月初一日条”。
[xviii] 《清圣祖实录》“康熙五十八年正月戊戌”、“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庚申”。
[xix] 范昭逵：《从西纪略》“十一月十三日至十四日条”、“十二月初一日条”。
[xx]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xi] 方观承：《从军杂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二帙。
[xxii] 《清高宗实录》“雍正九年十二月丁未”。
[xxiii] 《清高宗实录》“乾隆元年三月己酉”。
[xxiv] 《清世宗实录》“雍正十年九月癸丑”。
[xxv] 《清世宗实录》“雍正十三年七月丙寅”；《清高宗实录》“雍正十三年十月壬申”。
[xxvi] 《清高宗实录》“乾隆元年正月癸丑”；“乾隆元年十二月戊寅”；“乾隆六年正月甲申”。
[xxvii] 佟靖仁点校注：《绥远城驻防志》，呼和浩特市新城区地方志编写小织1984年翻印．
[xxviii]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xix]胡钟达：《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载《内蒙古大学学报》，l959(1)；薄音湖：《呼和浩特(归化)建城年代重考》，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5(2)。
[xxx] 《察素齐重修关帝庙碑》，乾隆年间刻。
[xxxi]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巴廷三：《查明归化城税务情形》。
[xxxii] “自从在归化城规定了税收章程，它就成了中国的内地，成为和现在的张家口同样的城市了。因此在官方语言中，我们不仅用它在明朝时期的旧称‘归化’，或者用它的满语名称‘库库和屯’，而且还给了它一个新名称‘西口’，也就是进入中国内地的西大门。”([俄]阿•马•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
[xxxiii] 钟秀、张曾：《古丰识略•市集二》，咸丰十年(1860年)抄本，内蒙古图书馆藏。
[xxxiv]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xxv] 《清朝文献诵考》卷26《征榷》．十海，商务印书馆，1926．
[xxxvi]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xxvii] 绥远通志馆修纂：《绥远通志稿•城市》，1930年稿本。
[xxxviii] 《丰镇龙王庙重修碑》，乾隆年间刻。
[xxxix] 《丰镇龙王庙重修碑》，乾隆年间刻。
[xl] 《塔子沟纪略•市镶》．见．《辽海从书》，沈阳，辽沈书社，l985。
[xli]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lii]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liii]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liv] 姚明辉：《蒙古志•都会》。
[xlv] [法]古伯察：《鞑靼西藏旅行记》(上)，第19、l9页，耿舅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
[xlvi] 花楞：《内蒙古纪要》，1916。
[xlvii] [俄]阿．玛．波兹德涅耶夫：《蒙古及蒙古人》，第2卷(下)第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