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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两则重要史料看清季湖北立宪运动

汉口-从两则重要史料看清季湖北立宪运动
1910年第二次国会请愿代表合影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区，长期以来，论者多关注武汉地区革命思潮的酝酿和发动，对于湖北立宪运动的研究则关注不够。笔者于近期在未曾研究过的《汉口中西报》中发现了两则重要材料——《为国会请愿事致湖北教育总会吴星陔先生》、《闻商会助千金为请愿旅费志喜》，这两篇文章是关于湖北立宪运动的重要文献，对于我们研究了解湖北立宪运动颇具独特价值。
光绪三十四年，在士绅工商立宪派的领导和发动下，出现了全国性的“请速开国会”的立宪运动。各省纷纷派出代表赴京请愿，但是，湖北却悄然不动。对此，作为清季武汉地区最主要的立宪报刊《汉口中西报》多次表态，忧心如焚。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五日，该报发表“时评”：“今日之人民纷纷上书请开国会矣，屈指记之，江苏也，浙江也，安徽也，江西也，湖南也，山西也，及云贵各省分也，而独无湖北。”“快哉，湖北之绅民大梦正酣，无暇计及国会。”“或曰：武汉为商务中心，日事商战，不暇计国事。或曰：湖北绅民非不欲上书，盖有待也。待何在？则曰：国会，中国全国之利益也，果开矣，必不能少湖北，何必以顾书为。”七月五日，《汉口中西报》再次发表“时评”：“我湖北据长江之上游为商业之中心，并号称开通最早者乎？当此群起请求开国会之时，正所谓千钧一发之机，而我湖北人何寂寂若是？”“江苏请求矣，浙江请求矣，广东、安徽请求矣，其他若河南，若山西，若四川，若云南，若湖南，亦无不纷纷请求矣，屈指计之，而我湖北独无。”“岂将有所待耶？记者以为，中国亡而我湖北万无独存之理。抑将别有所图耶？记者以为，今日除开国会以外，别无良策。呜呼，吾不解我湖北人是何思想。呜呼，吾不解我湖北人是何意见。”
直到当年八月二日，湖北才终于有所行动。次日，《汉口中西报》即发表时评，为之欢呼，称：“湖北请开国会一举，寂寂无闻。昨日教育厅会乃始开特别大会，提议此重大问题，以表湖北暨成立宪之热心，湖北，湖北，其魂兮归来之第一程乎。”
八月十日、十一日、十二日，《汉口中西报》连载该报主编韵鸾所撰《为国会请愿事致湖北教育总会吴星陔先生》，这是一篇关于湖北立宪史的重要文献。根据这篇文献，我们可以知道，湖北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者是湖北教育总会的吴星陔。韵鸾在信中说，六月中旬他曾在《汉口中西报》上刊载全国其他省份纷纷上书请开国会的消息，“希冀发启”湖北“请开国会”运动。但却毫无反响。“顾先生一发起，绅学商界诸人士，即群起相应，契期走集于会所者，至千百数人之多。”韵鸾因此盛赞吴星陔：“先生得斯豪举，楚山起立，汉水增流”。
这封信透露了关于湖北国会请愿大会的若干细节，即会上提出了上中下三策。首策主张“签名后再行开会举代表”；次策主张“即于会时举定代表晋京请愿”，三策主张电请，“不另举代表赴京上请愿书”。这些记载，在以往关于湖北立宪运动的研究中，未曾发现。
针对以上三策，韵鸾认为：目前，“国会请愿各省代表已纷纷至京矣。湖南等省且二次举代表晋京矣。湖北今始发启迟矣，迟则当应之以急。然过急则弊易至于潦草塞责，故前日会场提议请愿之三项办法，至当主用次策。”他批评首策“具于推诿性”，三策“具于敷衍性”。唯次策“不惟得乎缓急之中”，而且“勇于承认，具于担当性”。
这次教育厅特别大会，推举留日学生卢弼为国会请愿书之起草者。卢弼在日本所习为法政专业，不过对于大家的推举，他却执意推辞。韵鸾认为：起草国会请愿书一事，“寻常之人，贫于宪法之观念，诚非所任。”卢弼君乃“新学钜子”，“留学归来，乘新锐之势，单刀直入，斫积习如泥”，因此是合适人选。对于卢弼的再三推辞，他分析说：卢弼如此，原因或有二，其一，“吾国之向习然也”，凡事首先要谦让三分。其二，卢弼或有担心，如果“直认不辞”起草国会请愿书，“吾文出，人必刻意而指其短”，“则吾乃大受社会之毁谤，而吾文无功”。他拿出三条理由，苦劝卢弼承担这一重任：其一“名誉愈高者，毁谤愈众。故西人以毁谤为英雄所捐于社会之代价，转视毁谤之多寡，决其人声价之低昂。”其二，“各省之请愿书早已麕集于辇毂之下，其间种种色色，规则的，议论的，急迫的，哀惋的，层见叠出，集合等身”。因此，卢弼起草请愿书，可供参考者甚众。其三，“国会请愿书之目的，在邀求皇上之俞允国会开也，非预备皇上之考究国会学也。请愿书不主于皇上之研究，而主于皇上之俞允。则韵鸾以为，今日我湖北人对于国会请愿书，不在文之工不工，特在于请之力不力也。”
在此次教育厅特别大会上，还有一个议题，即推举吴星陔为赴京请愿之代表，但是，这一提议也遭到吴星陔的婉拒。吴氏称，其时姚姓副会长在北京，如果自己也赴京，则湖北教育总会无会长在家。韵鸾为此亦向吴星陔进言说：“请愿书者，文也，上表愿书之代表者，文之文也。文之文者负于请愿书之责任，负于上请愿书之责任，并负于上请愿书得请不得请之责任，则选举上书请愿之代表不可以不慎。先生者，有上书请愿之智识，有上书请愿之能力，有上书请愿之资格，有上书请愿之热心，众人举之以为上书请愿之代表，是也，不可辞也，先生辞之，谁适当之也？”他婉言驳斥吴星陔推脱之理由说：先生将此事推脱给现在京城的姚先生。但“上书请愿者，我湖北人之以表国会之赞成也，上书请愿而必以代表者，我湖北人之以表国会之赞成，而更以致敬于国会也，人民幸福不可坐致也，道路往远不为枉劳也。”“先生堪任，先生不得辞也。何也，客之贵者犹须面请，况国会也。徒责成于一书是亵国会也。请如不请，不如不请也。”他又婉驳吴星陔所言“湖北教育总会不可无一会长在会”之说：首先，“先生去而姚先生还”，这一问题迎刃而解。其次，湖北之教育，只关系湖北一省，“国会则湖北一省与全国廿一行省之关系也，时机一失，不再可图。愚以为国会成立，教育更且兴举，则先生之去为国会，尤为教育也。先生一去而国会开，教育普及湖北人士，谁不仰先生之力，而颂先生之功。先生之铜像必且巍然于鄂省与楚山楚水，延龄而纪书，千秋万世，知有先生矣。此真千载之一时，他人万求之而不可得，先生辞之，窃为先生惜也。”韵鸾揣度，吴星陔不愿充任请愿代表之真实原因，或是担心请愿失败，背负诟病，他为此而议论说：“韵鸾闻之，敢于居天下之败者，敢于成天下之功，神志无惭，即足千古。成败论人，终书生之见，不足计也。”
湖北教育厅发起国会请愿运动后，武汉市商会捐献千金，作为赴京旅费。八月二十一日，《汉口中西报》发表韵鸾所撰《闻商会助千金为请愿旅费志喜》，进一步补充了关于这次湖北进京请愿活动的细节。
文章开篇即称颂武汉市商会捐千金之举，其言曰：“吾闻商会捐千金为国会请愿旅费，吾喜，吾大喜、狂喜，吾喜极，吾喜极而悲，悲极而哭，哭极而痛，痛极而感，感极而拜，吾拜，吾百拜，吾千拜，吾万拜。吾拜，吾谢，吾颂，吾祝，吾祝商会名誉万年，吾祝商会事业万年。”因“区区捐助之千两旅费金”而作如此称颂，实不免有过誉之嫌，但作者实深有其意。据下文可知，八月二日在教育厅特别会议上，“吴先生（即吴星陔——笔者注）一提议请愿旅费，到会者数百人，无一人慨然应、慨然捐，皆默如坐古寺中，作老僧入定”。作者对此十分愤然说：“夫此数百人人捐一二元，已不下千余元，且此数百人中，居学界、居绅界、当要地、赚龙元者实占大多数。不似作者一洗贫，卖一文养一家，女儿绣、寡妇缝也。”由此，作者开篇的颂扬之辞，其反讽意味十分明了。
综上所言，韵鸾之《为国会请愿事致湖北教育总会吴星陔先生》，《闻商会助千金为请愿旅费志喜》所透露的关于湖北立宪运动的若干历史情节值得关注：其一，在清季国会请愿运动中，湖北的动作较为滞后，当国会请愿各省代表已纷纷至京，湖南等省且二次举代表进京，湖北才始发动。其二，湖北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者是湖北教育总会会长吴星陔。首次发起会议是以湖北教育厅特别会议名义举行的。其三，湖北国会请愿运动，未能出现有影响力、有号召力的领袖，所推举出来起草国会请愿书的卢弼，以及赴京请愿代表吴星陔，均以各种理由加以推辞，显示出其软弱的一面。其四，湖北国会请愿运动，虽然“绅学商界诸人士，即群起相应”，但却在实质性的支持上十分吝啬，其观望态度明显。其五，在湖北请愿运动中，《汉口中西报》扮演了一个积极推动的角色，韵鸾早在六月即在《汉口中西报》上刊载各省代表赴京请愿的消息，希冀发起湖北“请开国会”请愿运动。当湖北请愿运动面临启动尴尬——无人愿意承担请愿书起草者与进京请愿者时，《汉口中西报》又刊载韵鸾长文，慷慨陈词，痛说利害，其推动湖北立宪运动之热情，不可不载于湖北立宪运动史。
（作者单位：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