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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公文纸本：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

文献-公文纸本：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
近代以来，我国对典籍文献新资源的利用和开发首先开始于考古出土新文献的发掘、整理和研究，上世纪50年代以后特别是80年代以后又扩展到传世典籍文献新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开发。考古出土新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的对象就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近代考古新材料的“三大发现”或曰“四大发现”。称三大发现者通常指商周甲骨文、战国至西晋简帛文字、十六国至宋初敦煌文书（包括吐鲁番文书）；称四大发现者则加上属于宋辽夏金元时期的黑水城文献。传世典籍文献新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开发的对象主要是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徽州文书、清水江文书以及巴县档案、南部县档案、河北获鹿档案等等。经过近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我国学术界、出版界在文献新资源的整理、开发方面取得了辉煌成就，出版了一系列标志性的大型文献资料编纂成果，对文献新资源整理与开发涉及的范围之广、种类之多和数量之大，几乎涵盖了传世典籍文献和考古出土文献的各个方面，从而形成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整理出版新文献的高潮。不过，在目前已出考古新文献基本整理完毕（仍有一批正在进行中），各地古代公私档案（包括民间散存的各种文献）正陆续进入相关地区、部门研究者视野或已着手整理，普遍认为除了将来考古新发现之外已无大宗新材料新文献发现空间的情况下，笔者提请学界同行注意：我们还有一笔非常丰厚却基本不为人所知而处于待开发状态的文化遗产和文献资源，这就是蕴藏于我国传世典籍文献中的公文纸本文献。
所谓公文纸本，在版本学界和目录学界通常称为公文纸印本，也称公牍纸本、文牍纸本、官册纸本等，是古籍刻印本的一种特殊形态，专指宋元明时期利用官府废弃的公文档册账簿（包括私人书启等写本）纸背刷印的古籍，亦即古人利用公私废旧纸张背面印刷的古籍印本。不过，笔者认为，对“公文纸印本”概念的使用还需要有一个补充说明，即除了“公文纸印本”之外，还应该有“公文纸抄本”的概念，即古人利用公私废旧纸张背面抄写的古籍，公文纸抄本虽然极少，但毕竟存在（详下），应视为“公文纸本”之一类。
现存的公文纸本最早为宋代，元明时期相对较多，清代很少见。传世公文纸本的数量，周广学先生《古代的公牍纸印书》一文所列有16种（《图书与情报》，1991年第3期），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先生《汉籍纸背文书研究》一文曾就包括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在内的所见所知做过统计，共计35种，其中，宋代9种，元代9种，明代17种（《东京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第十四）。竺沙雅章先生的统计并不全面，笔者曾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所载进行过不精确的统计，发现宋元明时期的公文纸印本远不止35种，各朝公文纸印本累计至少达64种之多。而瞿冕良先生在《略论古籍善本的公文纸印、抄本》一文（《山东图书馆季刊》1992年第2期）中更是罗列出各代公文纸印本81种，另外还列出公文纸抄本15种，总计96种。这仍然不可能是现存公文纸本的全部，例如沈津先生《明代公文纸抄本二种》和《公文纸印本〈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两文介绍的公文纸印本《重刊并音连声韵学集成》和公文纸抄本《明文记类》、《观象玩占》（沈津两文见《书林物语》，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9月），这三种印本和抄本即不在瞿冕良先生的统计之列。由此推测，古代公文纸本的总数超过100种应无疑义，估计至少应有一百几十种左右。
因为现在缺乏古代公文纸本的总数统计，公文纸本所包含的古代公私文献的总量不得而知，但我们不妨做一个大致推测。按现存公文纸本总数100种推算，如果每种约略相当《宋人佚简》所含公私文档780页左右，则公文纸总数100种本应含公私文档约在78000面左右；如果每种约略相当《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所含文档109页左右，则公文纸本总数100种应含公私文档11000面左右。《宋人佚简》属于篇幅相对较大的公文纸本，《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属于篇幅相对较小的公文纸本，二者相加除以二，则100种公文纸本所含公私文档的平均总数应在44000面左右。我们知道，专家们估计敦煌文书总数约有58000多件，吐鲁番文书总数约有42000件，黑水城文献约有20000件左右（当然，我们这里说的敦煌、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献的“件”，与公文纸本的“页”即“面”有所不同。有的“件”可能包含多个“面”，例如黑水城文献20000件，白滨先生估计其页数应在15—20万面之间）。可见，公文纸本所含公私文档总页（面）数虽然不能与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献相提并论，但其数量之大仍足以堪称是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献之外的又一大宗历史文献。
公文纸本所蕴涵的文献在来源上与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献明显不同。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献属于考古出土文献，公文纸本则属于传世文献的一部分。不过，公文纸本又与一般意义上的传世文献不同。如果说传世文献包括以古籍形式流传的文献和以公私档案形式流传的文献两大部分的话，那么，以古籍形式流传的文献和以公私档案形式流传的文献，均为藏者和读者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或研究，包括着录、阅读和使用，属于人们已知或曰已经开发、利用的传世文献。而公文纸本则因为属于册子线装形式的古籍的背面文献，古籍由于线装装订的缘故不能或不宜轻易打开，因此其背面文献内容不为人知或知之甚少。所以，它在相当程度上属于人们未知或曰未被开发、利用的传世文献。公文纸本虽形式上属于传世文献却在性质上类似于考古新发现的新文献，而其总量又仅次于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和黑水城文献的规模，这便是我们将其称为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的原因所在。
公文纸本文献作为一种文献资源富矿，目前的利用或曰开发极其有限，笔者所知仅有两种。一种是出自黑水城文献的《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该文献属于考古出土的文献，与传世古籍保存的公文纸本在来源上有所不同），一种是根据宋代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背书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简》。《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本是宋代西北边境鄜延路地区（今延安地区）军政活动的原始记录和公文档案，共109页，涉及两宋之际政治军事活动、陕西战场宋军的军事建置、陕西驻军司法活动、军人日常生活和管理及宋代文书制度等方面内容，后落入西夏之手，其背面被用来印刷西夏文刻本《文海宝韵》，原书今藏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后影印收入《俄藏黑水城文献》第6册。200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笔者于2006年申请并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撰着而成《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整理与研究》一书，200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宋人佚简》系拆自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王文公文集》即王安石文集，现存残帙两部，一在日本，一在中国（藏于上海博物馆）。在日本的一部为普通印纸，在中国的一部为公文纸印本。中国的这部印本现存72卷（原本应有100卷），共900余页，其中大部分是用公文纸刷印，达780余页。这些旧纸原是南宋时期舒州的废旧公文档册和舒州知府向汮等官员文人的书启，时间范围在宋高宗绍兴三十二年（1162）至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之间，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宋人佚简》为名影印出版。该书分装为五大册，包括“书简”和“公牍”两大部分。书简分装于前四册，涉及60余人（其中见于史籍的人物达20余人），计300余通，内容为官员、文士之间交往、酬酢的书启，间或涉及公务处理等。公牍集中于第五册，为绍兴末隆兴初舒州的官府公文，计有127页，分属53件公文，内容涉及南宋初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多个方面。这些资料既是研究宋代州级官府行政制度和公文制度，特别是酒务行政管理制度的细节资料，还是研究宋代财政史和经济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正如《宋人佚简·编后记》所说：其“内容之丰富和可贵，无异打开了一座宋代文化遗藏的宝库。”
公文纸本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史料价值。周广学先生《古代的公牍纸印书》一文曾将公文纸本的价值概括为四个方面：一是“考定古籍版本的依据”；二是“研究古代纸张的珍贵实物”；三是“研究古代刻书情况的重要参考”；四是“公牍纸上原有的文字，也是研究历史的良好实物资料”。可以这样说，公文纸本具有正面为古籍刻本内容，背面为原始文献内容的双料价值，公文纸印本相对于一般古籍版本更加珍贵。特别是宋代刊本传世极少，而通过宋代刊本以实物形态保存至今的公牍私启尤其少之又少，由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整理而成的《宋人佚简》，正面是“宋代文献”，背面是“珍本古籍”，“两者均系稀世之品，可誉为‘国宝’”，充分展现了公文纸印本作为一种特殊古籍版本形态所具有的双料文献文物的价值所在。李伟国先生《绍兴末隆兴初舒州酒务公文研究》一文的认识更深刻，曾称公文纸本所承载的公文档案，“从文献角度说，如公牍之类的实物，未经任何删汰概括加工，比方志、会要、法典、编年史、杂史、正史等原始得多”，“即使片纸只字，亦被珍同球（珠）璧”。
总而言之，公文纸本文献是我国传世典籍中一座极具珍贵价值、富于开发意义而又亟待发掘的文献资源富矿。1991年周广学先生即呼吁：“现在存世的公牍纸书已为数不多，公牍纸书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应当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20年过去了，笔者愿意在此响应周先生的疾呼：吁请学术界、版本目录学界和图书馆学界的朋友关注传世文献最后一座待开发的富矿——公文纸本文献！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石家庄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