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历史-“长时段”看历史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欧洲历史-“长时段”看历史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长时段”看历史

作者：王家范 黄晓峰 转贴自：中国思想论坛2011-4-14
上个世纪，在历史学界影响最大的可能要算法国的年鉴学派了。进入新世纪以来，各种新鲜热辣的学术理论纷纷在国内登陆，长时段看历史的观点是否已过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王家范教授主持编写的《大学中国史》即将出版，在书中，长时段看历史的意识依然是贯穿的主线。在他看来，“社会情势”可能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密钥。
黄晓峰：在上个世纪，风行一时的法国年鉴学派最主要的观点就是长时段看历史。这个观点是否已经过时？
王家范：反感或者说过时，不是针对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而是针对着黄仁宇的“大历史观”。黄氏由“大历史观”发挥出的具体论点不少尚可斟酌、质疑，但这一提法不应有问题。特别是搞中国通史的，没有“大历史观”，鸡零狗碎，一地碎片，成何体统？
这次为高教出版社编着《大学中国史》通识教材，多亏有陈江、张耕华全力支持，玉成全书。为了陪侍重病的老伴，半年来我一直在医院当“护工”，每天上班，雷打不动。我是断断续续地才算写完了“序论”，里面着重谈到了这个问题。
局外人不容易理解，编写通史教材是种吃力不讨好的苦活，上手的人都会叫下回决不再干了。里面有许多苦衷和难处，其中一条，它不单纯是人物、事件、制度类专史的拼合，需要汇聚各个方面的事实及其变化，给出各个时期的历史总体格局以及各条块发展的综合趋势。一个是综合形成的整体感，一个是通贯前后的历史脉络。这两点都是年鉴学派强调的，也是过去不少大学教本欠缺的。从“长时段”看历史，说说容易，落到实处，说到点子上，就像中国足球，临门一脚，不是放炮飞高，便是偏离门框，所以挨批评是经常有的事。我们也有这个思想准备。
长时段看历史，完全是从外国引进，还是类似观念在中国也出现过？
王家范：史学一要叙事，二要讲理，不应该像现在说的，人为分成两派，功夫派，理论派。史学的理想境界，吕思勉反复强调应该是“理由事出，事理不违”。史事是原料。通过史料厘清辨明史实是基本功，就像各类工匠那样，有许多技术上的专门要求，需要长期训练才能习得。但从大的目标上说，史学区别于别的人文社会科学，在于它是专门通过史事来探析、申明“道理”的。道理有大有小。通过史实领悟“社会”如何演化变迁，靠着从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现、升华的“道理”，“以过去证现在及未来”，才是史学家所需要追求的最高认识使命。那是一种对精神性（智慧性）功能的追求，仅仅有工匠的技艺，或者是简单比附式的“古为今用”，都到达不了彼岸。
具体的历史功能有许多类，有浅层次的，有深层次的。浅层次的“古为今用”，例如做官的看看过去如何做官，经商的看看过去如何经商，高阳写的慈禧太后、红顶商人（胡雪岩），有个时期曾经是他们个个争读的“历史书”。我们接触过一些人，发现真正有大收获的少。他们往往抱有实用主义的目的，注意细枝末节，揣摩模仿，对历史大局的变动缺乏敏感，报应临头，还在埋怨历史欺骗了他们。仅仅停留在就事论事，没有长远的眼光，亦即真正的“历史眼光”，是参不透历史奥秘的。历史不是一泓清澈的泉水，一眼可以看到底。不用深层次的眼光去穿透浅层次的历史，也就摸不准历史脉搏的跳动，碰壁了、吃药了，仍然不领悟掌握人的命运的，是“历史的合力”！
什么叫“穿透历史”？从历史编纂的发生学上说，“历史”最初本是靠口耳相传保存祖辈人与事的记忆，是为了“不坠祖业”，所以不讲究超越。到后来，先进者的眼光高一层，想从人与事的众多“经历”里寻找一些看待和处理人事的根本道理，使后人比前辈有更多的智慧，至少也学得更聪明些。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史记》），王夫之的气运学说（《读通鉴论》），都属于古代这类超凡脱俗、壁立千仞的先进者。这样的史学眼光在古代实属罕见，他们已经敏感到将一连串“短时段”历史通贯起来，才能透出“长时段”的大道理，里面隐含着有关普遍人性与政道的哲理。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西人的所谓“长时段”理论，在中国古代先进者那里曾经用自己的语言方式思考过。
可是如今的史学研究已经进入分工很细的阶段，“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看法是不是有点玄虚了，对现代史学研究还有价值吗？
王家范：由于这几十年中国古代史料开发程度的突飞猛进，历史的信息量猛增，学者穷个人之力，谁也不敢妄言能“地毯式一寸一寸搜索”以至于“一网打尽”。这就推动了历史专业分工的细化，各个侧面的专门史研究发展壮大，越分越细，而整体史、宏观性的研究反而因此逐渐举步维艰。至今没有一部与明代历史地位相称的大《明史》，大《清史》正在编撰之中，大举措是否有大创获也未可预料，都颇能反映明清以降史料太多带来的新困惑。
正因为现在几乎不可能再出现博览群书的“全知全能”，迫使研究者只能在断代、专史、专题的各类研究中寻找适合自己的一块“园地”，细加耕耘，走“仄而深”的道路。这种新兴的学术路向，使得历史环节的各类细部得到了较前更为充分的呈现，为新的综合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但也应该引起一些警觉，假若长期沉浸于相当有限的课题范围内，过于专情，久之也很容易产生偏爱甚至溺爱，表现为容易夸大所见“树木”，忽略对“森林”整体特征以及各环节之间相互关联的全局性考察。
举一个类似“溺爱”的事例。在明清江南，人口的因素并没有像马尔萨斯所预言的那样成为“经济灾难”。相反，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这个地区，农、工、商贸经济都较为发达，劳动力密集还是一种优势。理论来源于实践。中国的历史实践完全可能通过对以往理论的检验而得出新的理性认识——明清江南这样的史实确实很可以引起对人口理论问题的反思，纠正把人口增多看作纯粹消极性的那种“马氏公式”。然而，有些研究者却想通过“江南事实”去否定明清中国人口增长过多导致农业劳动力过剩的“传统观点”，并且匪夷所思地居然也寻找到了农民用土法“计划生育”的史料，推理出“节育”措施使该地区摆脱了“人口危机”，江南的人口增长是“理性”的。研究者没有交代这种节育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更是忽略了导致人口增长不是想象中那么严重，有另外许多因素，例如长期困扰江南农村的流行性瘟疫，频繁的水旱灾害，乃至因战乱造成的饥饿死亡，也包括生育、育儿方面的医药卫生技术与知识普及推广的有限性（那时儿童死于痘症的比例很高，连清代皇家也不免。尽管中医在这方面有不少名医与名着），高生育率常常被高死亡率抵冲，人口增长没有如“马氏”公式说的呈“几何级数”增长。中国古代人口的这种特殊“增长模式”是有普遍性的，江南地区亦不例外。在江南，农民家庭如此（可惜相关文字记载稀少），城镇居民乃至士绅家庭也差不离，这在众多江南文集与日记中是不难找到实证史料的。前面说到的所谓“计划生育”史料，最多只能说明中国古代不是没有“节育方法”，仅此而已。直到今天，现实经验还在教育我们，尽管计划生育在方法上已经不难，中国人的“多子多孙”观念要有效克服仍然存在诸多困难，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这种情况只有到了育儿与教育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生育率的降低就会成为一种“经济理性”，明清江南显然还不是这样。由此说明“新史料”能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有意义的“新观点”，决定于发现这种史料的人能否关照全局，合理地定位这种史料的价值，而不是爱屋及乌，夸大一点，不及其余，任凭主观推理，结果就完全有可能造作出新的历史“神话”。
在史学界有一种说法，“让历史事实自己说话”。是不是说只要有史料，用史料说话就可以？理论没有用？
王家范：假若只是为搞清某人某事，把事实本相弄清楚、讲清楚，这样做，勉强对付过得去，但还缺乏应有的价值评判。研究的面广了，通贯几百年、数千年，涵盖方方面面的历史，没有理论思维，就似“大珠小珠落玉盘”，整合不起来，也讲不出什么历史意义。
在我们这个行当里耽久的人，多少都会有这种体验：面对一个个历史事件的结局，比较容易得出判断，但进入长时段历史这样的层面，一连串甚至相当长时期里发生的种种历史结果，透视出的却是一种诡异的现象，不免叫人迷惘。原来左右政局成败的所谓“历史经验”并不总是那么灵验。历史喜欢作弄人，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如愿以偿”地得到自己所期望的“结果”。东汉末，曹操、刘备（实际是诸葛亮）等，心底里没有一个人不想一统天下的。赤壁之败，扫了曹某人的兴；“六出祁山”，诸葛亮心灰意冷。时势总是比能人还“能”百倍。深刻的例子数朱元璋。他带领农民造反，当了皇帝，口口声声不忘农民的辛苦，自以为建国后做的事都是为农民好。然而，他绕不开自己所处的局势，要经营一个国家（运作庞大的政权机构），没有百姓提供赋税徭役，可能吗？所以，他不能不在每个农民的户帖上写道：谁隐匿田亩人丁，统统拿去充军。结果不仅赋税徭役不比前代王朝轻，“猛政”下的百姓比过去更少了逃税的“法门”，洪武自己则背上言行不一的坏名声，连“凤阳花鼓”也在骂他。对农民而言，跟着造反，少数人暴富暴贵，绝大多数则依然故我，南辕而北辙。
说及历史变动，尴尬的感觉更特别，说快，缓慢得像蜗牛，让人失去耐心；不想快，突然野马失控，狂奔乱跳。大约是明朝的嘉靖末、万历初，神经过敏的士人不满社会风气，开始预言明朝离灭亡已经不远。这话说了五六十年，都不曾应验。到了天启、崇祯年间，经济繁荣景象依旧，朝野颇多自满，所谓“花团锦簇”，但到大厦朝夕间倾倒，还在怨天怪地，不知所以然。王夫之《读通鉴论》说的“历史气运”，就是批评晚明的一些知识分子短视，对长时段历史里已经积累起的普遍哲理没有起码的常识。
在中国，循环史观影响最深。当有人说到“天道好还”，已经是属于有批判性的思想家了。因为在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社会结构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质变，没有可对比与超越的样式，“一治一乱”的宿命，导致循环史观湮没了对社会环境可以改变人的命运的感知能力，把心思全放在治乱的随机应付上，以为“祖制”是不能动摇的。相反，在西欧，由古代至中世纪，由中世纪至现代（前期习称“近代”），政治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几度发生重大转折，社会环境变化极为丰富。恩格斯着名的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合力”论，最精辟地集中了西人经历诸多重大变迁后，对“长时段”历史认识的转变：决定历史走向的是各种社会力量、各种社会变化积累所产生的“力的综合”，任何人都没有得到自己原来所期望的结果，但历史正是通过“合力”推动制度变革大踏步前进。到此，我们必须承认，超越人与事，以社会制度变迁为重心看历史，眼光要比传统历史观来得犀利、来得透彻，感性的历史真正转变为理性的历史。
当历史的观察和解读上升到这样的理性高度，仅仅靠史实考证积累已经不敷应对，于是就有各种社会科学的介入，就有社会历史分期直至“社会形态”学说的出现。“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古代史学，在知识背景上有极大的扩充，这是任何人都不能拒绝、排斥的。认真推敲，所谓“史料即史学”，内在本隐含着“史料整理”之法需要特别考究，需要逐渐扩展其内涵与外延。而整理之法，到了这样的境地，逼着必须借助“社会理论”作为助推器，在过去与现在的“社会”比较方面构筑相互对话的“桥梁”。这就催生出现代史学认识的重大变革，突出地表现为关注的重心从政局成败的具体人事，转移到“社会情势”这样一个看似抽象、却是有形的综合实体上来。
现在学界提出的“中国学术本土化”，是否针对着您说的从外面引入的社会科学理论？如果没有一些普遍的学说作为参照，我们又如何能界定社会变革呢？
王家范：“事理不违”，“事”是本有的，“理”多半先是由外面进入研究者的头脑，再与“史事”多方参验，逐渐体悟修正，才可能得到与此“事”相符不违的此“理”。所以，早期直接套用别的社会科学的“理”来定义中国特定的历史，一时风行，慢慢就不如人意。例如“五种社会形态”说，我们现在觉得有许多不合适，不合“头寸”的地方。回溯许多史学争论，凸现出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意识”：中国历史可以为普遍的社会学说提供佐证，但普遍的社会学说却替代不了对中国历史特定社会特征的发现与揭示，中国历史的“学术本土化”任务决不比别的学科来得轻松。
这样的大话题，需要从许多角度展开思考，一个专题、一个专题地展开讨论。历史连续性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题目。
“社会形态说”创始于西方，是用来标识社会变革、划分历史时期的。这一理论，取样于西方事例，对其他地区的状况兼顾不足。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把不同社会形态区分的标志死板地分成若干“指标”，据说仅“现代社会”的指标就有几十条。用这样的指标系列去圈套具体国家的历史变动都不会全数具备。同样，我们也没有看到哪个后发展国家，条条死搬这些指标，依样画瓢地模仿别人的“现代化”进程，真正获得成功的。
何况历史学家不同于社会学者，他们对社会历史变迁的关注，过程重于结果，此其一;关注不同国家历史变迁的“异”，重于理论上辨认其“同”，此其二。或许这样说不无自卖自夸嫌疑：看待社会变迁，历史学家常常会显示出某种观察或判断的深刻性，对短时段的一些表象常有必要的警惕。在西方也是这样。先是政治家，后是社会学家，出于对现代化变迁重要性的强调，往往把“中世纪”看作是正常历史的断裂。告别“黑暗的中世纪”，就突变出“现代社会”，此谓之“社会革命”。近半个多世纪，欧洲史学在破除这种现代突变的“绝对论”中获得了新的生命。他们不断发现“中世纪”许多方面的继续推进演化，才为“现代社会”的生长提供了土壤和温床。市镇经济、现代哲学都与中世纪寺院经济、经院哲学有密切的渊源关联，经由后者的前行逐渐催生出现代经济与哲学的初生。舍掉中世纪这一中间环节，“现代社会”的出现，在许多方面无法圆通解释。另外，许多先进国家社会形态变动类型的比较研究，还揭示出一种很可思考的情景，不是革命越彻底，现代社会的生长状态越好。相反，渐进、妥协的方式，新旧融合的方式，社会变迁需要付出的代价相对的小，往后发展也比较平稳。
论历史连续性，中国历史这方面特性的强烈，世界少有可与之伦比者。这种连续并不意味着从无变化，但所有的变化都是连续中的变化。政权频繁更易，“政统”让位他者，闹哄哄，爱折腾，制度与文化的变迁却是微弱而缓慢，有渐进，却无断裂。先前有“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高调，后有“走不出中世纪”的悲歌，感觉实是异曲而同工。直到近十年，史学界才开辟出从自身历史里面寻找“现代因素”的全新命题。想把现代与古代、渐进与变革接头起来，这是一个极好的消息，说明史学在学术本土化的建设方面终于寻找到了一个“富矿”。
看到一些中外学者提出的新论，强调打破欧洲中心论，认为在明清中国，至少是在江南，“现代化”的历史前提不比欧洲差，不知您怎么看？
王家范：这些先进者的论着，能看到的，我都拜读过，仿佛觉得入手就有个途径陷阱，让人进退维谷。哪些东西是开始走向现代的前提或“因素”？西欧的样式是不可能不被拿来作为参照系统的，因为他们确实已经走完了“变迁”的全过程（甚至有些人声称已经进到了“后现代”）。然而，西欧变迁过程里曾经包含的种种“因素”，决非相互孤立地发生作用，是附着于历史变迁的“整体”才有其认识的意义。有学者尖锐地指出：所谓的“资本主义社会”（现在多用“现代社会”一词模糊之），决非仅仅是指经济方式的变革，它是一种“大文化”，需要方方面面的变革综合。我们有理由怀疑，机械单一的“因素”对照比附，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特色”不可能被敏感地发现并得到尊重，“学术本土化”的努力岂非又落空？
近年走红的“早期工业化”、“早期近代”的中国诠释，恕我直言，读过来总觉得仍然是在用西方的“因素”硬套，想证明欧洲有的，中国也有，欧洲发生过的，中国也发生过。这样的论证方式，虽然与“走不出中世纪”的旧式论证比较，提高了中国人的自信力，但套路十分相似，还是迷信现代化过程有个全世界普适的统一标准。
经济史老前辈吴承明不断意味深长地提醒我们：经济学理论只能作为一种思维方法来使用，而不能作为论证的根据，“研究历史上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看实践”。中国如何由古代社会变迁为现代社会，也必须紧紧抓住实践，一系列的实践过程，以及实践过程里慢慢积累的新因素，进行必要的理论演绎与理论归纳。其最后的结果，恰如吴老所预言，完全可能成为“现代化理论”进一步丰富与发展的“源”，而不只是简单证明以往的理论“放之四海而皆准”。既然“实践”考察必须是“全过程”的，寻找中国古代内部的“现代因素”，决不是只需抓住与欧洲类似的局部现象即可演绎出新论的。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一全新的探索，必然地会变成对中国历史变化进行整体和通贯的考察。这样的难度，想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得出结论，显然是不现实的。
我们的态度，不是要停止思考，“问题意识”的悬念是一种动力，能够帮助我们从这一方向上深度解读中国历史，探究走向“现代”的历史前提与欧美有哪些不同，由此催生新的研究课题。
中国由传统走向现代是个漫长的过程，从通贯整体的角度考虑，您觉得有哪些关键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王家范：首先，“大一统”给中国历史带来的影响是持久而深刻的。像中国这样在广袤的领土上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一统到底，世界历史罕见，功能是双重的、两面的。基于各地环境、生态、资源乃至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中央的政策是绝不丢弃任何一个“孩子”，实施各种财政平调，以有余补不足。这是维护“大家庭”统一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中唐以来政府财赋“大半”出江南，不是哪个人的主张。愈后愈烈，正说明随经济重心南移，南北、东西之间地区经济实力的差距在不断拉大，江南地区的文人再叫喊（屡见于各地赋役志），政策不会因此改变。历史教训不断启示当政者，穷困地区的任何动乱都可能影响全局稳定，而消弭大大小小的地方动乱，长年累月为此付出的财政支出，好好统计，一定是相当惊人的，富庶的江南能不多出点钱？
为着稳定人口众多的大中国，假设现代化的目标是要实现全国“均富”，这就成了其他任何国家没有解决过的“世界难题”。所以单挑出一个江南的“早期近代”，想用于说明整个中国走向“现代”已具备历史前提，是部分盖住全局，回避了“中国难题”的整体艰难性，与“欧洲命题”无可比性。“欧洲命题”是需要放在世界性的殖民历史中才得以体现其最后“成功”，而江南不同于欧洲任何局部地区，它是当时中国政府统一管辖下的江南，不可能靠殖民剥夺其他地区“致富”。更紧要的是，古代中国政府不直接主导生产经营(朱元璋强制种植棉麻算是个例外)，重点只是抓财政，一味敛财要钱，不为生产经营者积极创造有利于发展的经济环境，从未有过用发展规划之类来主动调整地区经济的不平衡，这与同期西欧国家比较，明显是致命的短板。
其次，两宋以来，在经济态势上确实出现了新的局面，明显的是货币经济逐渐取代实物经济的地位，“商业资本主义”在若干地区获得较快的发展。明清江南（鸦片战争前，以后习称“近代”，下同）是继承两宋以来的成果，又有新的开拓。在全世界，“商业资本主义”下货币积聚的强烈刺激，贪欲（这里是使用中性意义上的“贪欲”）必然扩张。它有两条出路：一条是革新生产技术与生产组织，调整经济结构，扩张实体经济，创新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财富增长走上更高一级台阶。一条是引导消费畸形增长，权力与财富的勾结更趋紧密，有权者愈富，无权者愈贫，生产者停滞在简单再生产的境地，实体经济的经营者又缺乏改革的动力，社会财富增长滞缓。明清的状态只能是属于后者。现在研究明清商人的人越来越多，试问在所谓的“近代早期”，中国有多少商人投资于生产领域？有多少资本实力和投资冲动？商界的所谓豪富，有多少称得上真正的“资本阶级”？大都是靠官商勾结，靠政策的“特许优惠”异常活跃于流通领域。他们在“成功”后，又去模仿官僚消费情态，用钱交结或转化为官僚，稍有头脑者即使将部分资金转移于购买田产，也只是为自己留后路，坐收租金，不思经营。政局大变或权力背景一倒，他们的财富也往往灰飞烟灭。不少还是“死”于“杀富”政策，成为政局变动的牺牲品（明初与清初打击豪富就是显例）。
第三，尽管“外因决定论”对解释任何历史都不具备充足理由，但谁也不能否认外因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机器生产是由外国引进的，工厂制度是从外国搬来的，外资企业在中国现代企业中的比重特高，甚至最早的“资本家”也多数由“买办”转化而来，等等。外国因素的介入，影响到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特质，也逼出了有别于欧洲的中国自主变迁模式，历史情节的起伏极多、极大。用某些相似欧洲的“现象”硬给明清按上“早期近代”的头衔，从明清直接当下，活生生地跳过百年中国幅度最大的历史变迁，算不上是通贯性的历史思维。
例如有些学者把当代江南经济发展新局面拉牵到明清“早期近代”的“现代性”，且举改革开放后的社队企业兴起作例子。我们都是亲历其变化的过来人，若要追究其“历史前提”，归之于明清的耕织并举与家庭手工业传统，不是未能深谙变革内情，就是历史比附不伦不类。历史的连续性是一环接一环慢慢地在时间中演化，跳过现代的积累与变迁，就无以解释当代与前此变化的“连续”。稍远的不说，人民公社曾经是农工商合一的“大共同体”，改革前期大多数经营社队企业的“法人”，正由这些“公社干部”转化而来，而且大都属于乡办、镇办企业，地方政府是真正的“后台老板”。他们最初接的生产项目也都由国营企业为“逃避”国家财政、“外包”转移给他们的。这些都是明清历史上没有过的“因素”。抽掉了人民公社、国营企业产生与演化的一段历史情节，就无以解释社队企业的平地拔起，以及后来的种种变化。
到今天，乡镇民营经济较前低落，但港台外资企业接踵而上。更“意外”的，各地急速推进的城市化（圈地、造房、筑路风潮）把许多社队企业早早送进了历史档案馆，引得无地农民纷纷离乡背井进城打工，创造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宏大历史场景（有没有后患，需要时间来说明）。这从明清里面能够找到“历史连续性”吗？如果一定要说有，只是上面说到过的，谋生存、趋获利的普遍“人性”，人人都有想挣钱的经济本能，而不是什么男耕女织的“传统”（相反在城市打工，更多的是夫妇异地分居）。
再以造大楼来说，上海几十年城市建筑变化很小，没有造房能力？没有造房欲望？不是。近短短一二十年，成片“旧区改造”，高楼大厦林立，“老上海”认不得新上海的“路”。动力来自哪里？造房迅速创造GDP增量的“经济理性”获得了政府开发政策的支持，进城农民有了打工的“大市场”，一些人搭车获利成了富豪，一年一个样，十年大变样，“江南奇迹”就这样发生了。这在历史上叫做“风气”变化，即社会情势与政府政策在变化。
深究上面涉及的经济改革实践，我们不难发现这里隐藏有更深刻的“大道理”：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离不开政府主导，到处都可以看得见“国家”这只有形的手，这就是现代中国的历史特色。情势已经与古代大不相同，虽然同是集权体制，政府职能发生了重大的转折（这种变化大约始于1927年，1949年后更强化），“全能政府”显示出了一种欧洲过去发展经济所不具备的高主导、高速度、高效率优势。很显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江南奇迹”的出现，离不开改革开放这样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政府创举，离不开国家政策的重大转变与强力引导。明清江南与当代江南，地是同一块地，经济发展面临的“社会情势”却截然不同，岂能同日而语？为什么这样的局面没有出现在八十年代之前的数十年间？不是正好反证离开“社会情势”，特别是制度环境、经济政策的变迁谈历史发展动因，在方法论上只能是舍本逐末，没有穿透到历史深层里去。
您所说的社会情势对历史发展的影响我们能够理解，那么这些制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是不是也要受到中国文化一些基本观念的制约呢？
王家范：是的。考察中国历史的连续性与变革的关系，不能不注意中国文化的特色。照说政治、经济变化的迹象比较容易捉摸，但由于中国文化在一些基本观念上始终保持凝重的连贯性，有时会给这种观察带来印象模糊的假相甚至错觉。在两千年里，“新名词”出现的概率很低（至近代方有大的改变），利用旧词内涵释义上极富弹性的特点，往旧瓶注入“新酒”，则是中国文化应对情势不变中有变的特殊技巧。
举个例子，王安石既要解决北宋“三冗”造成的巨大财政赤字，拯救政府开支短缺危机，又不能明显背离“民本”的仁政要旨，就搬出“民不加赋而国用足”的老话，在观念上和谐了两者的冲突。田地赋役征收率不变，但赋役操作的劳务成本在“代役费”的名义下被摊派到田与丁，改收货币，直接间接地增加了民间的负担。具有新意义的变化，则是赋税徭役征收重心的缓慢转向，开始产生提高工商税比重的“初念”，实物征收向货币征收的过渡在加速。王安石新法开始对商业流通领域动手增税，利用货币贷款增加政府收入，正是应对了北宋以来“商业资本主义”开始成长的“社会情势”，发出了政府政策有所转向的新信号。所以新法虽废，应对社会变化的这些政策要点一直被延续下来，明“一条鞭法”，就是这种政策的延续和发展，直至民国政府将田赋变为地方收入，中央财政主要依赖于工商贸易方面的税收。
再说近代着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重点突破在允许“用”西法，至于用到什么程度破坏了“体”，没有明确的“定义”，可以打擦边球，富有弹性。有别于西方爱下明晰定义，旧词新用的语言模糊，虽容易产生争论不清的麻烦，但也能够给善于钻空隙的创新活动提供“混入”的便利，减少抗拒变迁的阻力。这种文化特性，只有在连续中变化、变化不离“根本”的中国情境下，才能得到准确的说明，映射出中国历史始终是不变中有变，发展中又包含着不发展，渐变、缓变是主调。新中有旧，旧中有新，新旧杂陈，这就决定了中国现代化必然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慢慢地通过时间积累蜕变，而不会是一朝“脱胎换骨”。其全过程，一定不会纯粹是别人模式的翻版，只能是“中国模式”，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模式，糅合了中西各种历史因素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