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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从审蒋到释蒋：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
西安事变-从审蒋到释蒋：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
中共领导人在延安机场迎接西安事变谈判归来的周恩来（右三）。 新华社发
西安事变-从审蒋到释蒋：中共处理西安事变的决策转变
中共中央为西安事变发出通电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并致电中共。中共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几次作出对策调整,推动了整个事件的发展转变。西安事变结束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在西安事变中实际地取得了领导地位。”笔者根据相关材料,对中共从审蒋走向释蒋,引导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进行复原。
一
一些论着认为中共中央刚得知西安事变消息时,沉浸在欣喜若狂或难以置信之中。实际上,中共对此迅速作出反应。在得知消息的当天,中共中央就分别向正在和国民政府谈判的潘汉年、主持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根据地的各兵团发出电报,对国共谈判工作、军事工作等作出初步安排,并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汇报了对西安事变的长期打算。从这些电报的内容来看,中共的主要意图是要审判蒋介石,并争取南京政府的抗日派,组织抗日联军,最后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在次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要讨论的也是审判蒋介石的问题。
对此,学术界基本认为中共在得知西安事变消息之后,由于阶级仇恨、消息闭塞等原因,没能一开始就准确地把握时局,一度提出审蒋决策。但是,从有关材料来看,诸多研究者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张学良和杨虎城起初也不反对审蒋。从中共和张、杨的有关电报来看,张学良在12月14日一次公开讲话中曾指出:这次事变“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张、杨在和中共的往来电报中,称蒋介石是“反革命”,西安事变是“革命”。中共在电报中也直呼蒋是“元凶”,建议张学良在部队中公布蒋的罪状。从当事人的有关回忆看也是如此。西安事变过去半年后,蒋介石出版《西安半月记》,其中提到,张学良在事变发生当天曾对他说:“此间事非余一人所能作主,乃多数人共同之主张。余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第二天,蒋介石在张学良和部下商谈时“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蒋介石虽疑心较重,但两次提到张学良有把他交人民审判的用意,不会毫无根据。负责看守蒋介石的特务营营长宋文梅曾回忆,张学良当时说的是:“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群众公裁了。”可以说,中共一开始做出审蒋罪行决策,与张、杨等人的态度不无关系。
二
12月17日,周恩来前往西安和张学良会谈,为缓和蒋系进兵、分化南京政府内部、赢得全国的支持,提出“保蒋安全”的策略。经过几天的观察和西安事变的发展,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明确指出对蒋介石生命安全的威胁只会造成严重的内战前途,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对此,长期以来学术界存在争议,不少人认为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不是独自做出的,而在此之前收到了共产国际的指示。依据目前档案文献,这种看法缺乏根据。据当时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日记,12月16日共产国际向中共发出的电报是对于西安事变的第一份电报。受电台设备、电讯人员、地形和气候等条件限制,中共未能及时译出这份电报。当时张学良和在西安的周恩来都极为关注共产国际的态度,几次询问,周恩来还叮嘱“国际有电来请即告我”。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来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查重发,至要”。12月19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明确讲:“国际指示还未到”,因此新拟定的公开通电等暂时还不能发,要等两天再说。12月20日,毛泽东才致电周恩来“国际来电如下”,告知了共产国际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来电的主要内容。12月21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来电于二十日才收到,同意你们的意见,我们也已经基本的采取了这种方针。”
既然不是出自共产国际的指示,那么致使中共政策发生转变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在西安事变之初,中共中央对于形势的估计是比较乐观的,提出审判蒋介石,并计划争取南京政府中的抗日派,一起组织抗日联军,成立革命的国防政府。但各地实力派只有李宗仁谨慎表示同情,全国上下大多是谴责张、杨的声音,南京国民政府更是积极组织“讨逆军”。正如毛泽东在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所说:“西安事变后南京一切注意力集中在捉蒋问题上,把张、杨一切抗日的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
审判蒋介石和争取抗日派的条件不具备,内战威胁摆在面前,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发生转变,并转而采取“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的方针。中共中央致电在上海谈判的潘汉年,要他立即向陈立夫等提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护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并致电周恩来,要求派人去做黄埔系的工作,揭露亲日派想害死蒋介石的阴谋。
为阻止这种严峻局面,12月21日,中共中央致电周恩来,要周与张、杨商量“争取蒋介石”,与之谈判,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讨伐西安、保障民主权利、与红军联合抗日、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合作等条件,明确指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恢复蒋介石之自由,并在上述条件下赞助中国统一,一致对日”。
根据中央的精神,周恩来和宋子文进行了接触。在宋子文、宋美龄等的协调下,南京国民政府也开始改变原来的强硬立场,愿意谈判解决,并确定了谈判中的让步条件,如表示在一定期限内停战,要求“关于改组政府,统一战线,外交路线在实行前,双方遵守秘密”。
三
12月23日,西安事变的正式谈判开始。周恩来在当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里汇报了谈判的情况:对中共提出的条件,“宋个人同意,承认转达蒋”。他还不无乐观地请示:“如你们同意这些原则,我即以全权与蒋谈判,但要告我,你们决心在何种条件实现下许蒋回京。”随后,蒋介石对中共提出的条件做了积极回应,表示“新内阁将不再有亲日派”,“共军改番号,编入正规军”等。因此,当天深夜周恩来再次致电中央:“是否可放蒋回京,我认为是可以的。张、杨都急望此事速成。”
事情一切似乎都进展得很顺利,但第二天却出现急转直下的变化。当谈判结果提交到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事变后成立的设计委员会,会上产生“激烈争论”。张、杨部下大部分人坚持“在委员长离开西安前,即使不是全部也应该履行部分条件”。面对众多要求谈判协议要有保证的意见,张学良答复:蒋介石现在关在我们这里,他下命令执行谈判条件,南京国民政府不见得肯听。即使是命令生效了,蒋介石被释放后存心报复或反悔重来,仍是无法保证。“只要他原则上承认我们的条件就让他走,签字不签字没有什么关系,签了字要撕毁,还不是一样地撕毁。”但反对意见依然激烈,甚至有人认为张学良个性犹豫不决,容易受蒋方左右,要进行“二次革命来反张”。受此影响,对蒋介石本来就心存顾虑的杨虎城也就动摇起来,与张学良“激烈争辩”,“非常不满地离开”。
谈判至此遇到一个必须面对的突出问题,即如何确保蒋介石会执行谈判协议,使蒋不得不亲自出面。24日当天,蒋介石不仅答复张学良,再次强调接受西安方面的主张,甚至更为具体地说明了改组政府和联共抗日的步骤等;而且在张学良的陪同下,深夜十点多钟会见周恩来,当面表示了友好的态度,确认了谈判成果。蒋介石的姿态和安排,显然打动了张学良。本来自发动西安事变以来,张学良就承担着巨大的内外压力,急于早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对一些部属反对执行谈判协议之前释放蒋介石的焦虑,他当晚和宋子文一起探讨怎样冒险释放蒋介石。除了“讨论出其不意带领委员长到机场搭机离开西安的可能性”,他们还商量了“用汽车运送委员长到张的势力范围,然后经陆路到洛阳”。
这个计划于12月25日早晨报给蒋介石夫妇,最终因他们坚持要一起走而未能实行。而得知此事的周恩来,也深感如果不能说服张、杨中的一人,西安就可能发生混战、分裂局面。12月25日上午,周恩来再次面见蒋介石,双方确认了谈判成果,对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合作抗日达成了共识。谈判顺利结束后,释放蒋介石的问题再次提出。蒋方要求蒋介石当天就走,并让周恩来劝说杨虎城。周恩来答应了蒋方的要求,并表示“是在最后关头他说服杨将军的”。
于是,看似突如其来、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当日下午,张学良释放并亲送蒋介石一行离开西安。周恩来事后曾说过:“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我那时听说张送蒋走了,赶紧追到飞机场想再劝阻不要去送,但我到飞机场时,飞机已起飞了。”对此,周恩来也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认为“蒋走张去虽有缺憾,但大体是转好的”。中共中央对这一处置是认可的。当晚,毛泽东在一封电报中提到,“依情势看,放蒋是有利的”。12月2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还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指出:“因形势急迫,没有待到履行停战撤兵之先决条件即于二十五日下午释放蒋介石”,并认为“大局之好转是有相当保证的”。至此,西安事变宣告和平解决。 (作者单位:赣南师范学院中央苏区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