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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罗志田：《中国近代史的再次重估 》

核心提示：
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或许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导致对近代中国史的再次重估，且必然影响到重新审视古代中国。
罗志田
现在的世界局势真是风起云涌，石油价格瞬间以倍数涨落，与生产和供需渐离渐远；金融风暴闪电般穿透全球，来得快似乎也去得匆忙；明明是全球变暖，却一再以世界范围的严寒来表述！在这样一个变化急剧的时代，面临多方面的失序，“我是谁”的问题又变得重要，文化认同的意义被重新唤起，中国人的往昔又成为社会关注的一项中心议题。对史学而言，这一新来的关注是福是祸，也只能让历史来证明。
大体上，世界每经历一次大的动荡，西方思想家都会产生某种“历史终结”意味的观念。一战、二战和冷战结束后，都有过某一历史时期已经结束或过去的类似表述。这些论述本身不一定都被证实，更多时候是被证误。但这里反映出一种兼具危机感和前瞻思路的“弃往开来”倾向，即意识到在某一历史时期具有规范支配作用的一些基本理念开始失范，所以想要寻求更能解释世界和我们自身（大到人类，小至个人，但更多是一些区域性的文化群体）之历史和现状的新理念。每逢这样的观念转换时段，史学都会受影响而出现某种转变。
从西方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可以看出，史学受外在世局的影响是很显着的。中国本身（有时也包括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状态往往可以影响相关研究取向和研究典范的形成。以近代中国为例，试图从历史理解当代现象的倾向一直存在。1949年中共掌权后，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西方中国史想要解答的一个主要 “问题”，即中共的革命何以成功？由于是要诠释既成事实，目的论非常明确，所问的基本是一个答案已经前定的问题；不过可能有多种不同的解答，需要相对更多的探索方向而已。
在那以后，如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起飞，以及八十年代末欧洲和中国的事变，都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西方学界的思路转变（就美国而言，越战的全方位影响更是无论如何不能低估的）。最近的全球经济危机似乎又引起一些全面的反思，而近三十年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在冲击西方思想界和学术界。或许用不了多久，还会出现一次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导致对近代中国史的再次重估，且必然影响到重新审视古代中国。
刚开始进入学界而又试图赶超欧美的史学新手，可能要充分注意这一点。但我绝对不是建议初学者放弃目前，而致力于想象什么预案，以抢占学术制高点云云。任何将来的转变，一定产生在过去和现在的基础之上。“弃往开来”，或不如温故知新；最初的一步，仍是把握过去和现在。但有此思想上的预备，更能提示研究者保持一种更开放的心胸，以适应可能很快会面临的变化。
蒙文通尝据孟子所说“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提出：“观史亦然，须从波澜壮阔处着眼。浩浩长江，波涛万里，须能把握住它的几个大转折处，就能把长江说个大概；读史也须能把握历史的变化处，才能把历史发展说个大概。”然而“澜”本形成于水“流”之中，涛起涛落前后，可能是很长一段平静的水面。此正如 “潮”之有涨有落，且高潮的时间不长，高潮后还会有一个更长的退潮过程。假如只在转折处看波涛翻滚之刹那形态，岂非观“澜/潮”而忘“水”？但若保持一定距离，或更容易看清潮起潮落的变化。
重要的是对整体水流要有清晰的把握。水流那相对平缓的部分，或历史那不变的一面，不论是否表述出来，都要始终存于胸中，决不能忽视。从整个水流的全局看，有时“未来视野”对历史转折的认识也有重要的推进。如果我们知道所研究的时段正处于变化之中，就像潮水尚未达到顶峰，则已发生的“巨变”对于未来者而言可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其变之“巨”就可能大打折扣，而研究者也可以更平缓的心态来观察和分析已发生或正发生的变化。
面向未来本是许多近代中国读书人的共同心态，胡愈之那句“永远向着未来，不要怀念过去；一切为了明日，不要迷恋昨日”恐怕说出了许多人心中想说的话。这一思路正可以借鉴到史学之中。同时，闻一多稍早所说的，他始终没有忘记“除了我们这角落外，还有整个世界”一语，更当引起我们的注意。
柯文（Paul Cohen）教授《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近年在中国很有影响。然而在该书翻译之时，他就曾担心，由于中国学者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多年以来努力探索的争论焦点不甚熟悉”，以及对其“用来表述这些争论焦点的一套惯用术语感到陌生”，他们“是否就能理解这本书的论证，从而体会书中提出的问题对美国史家所具有的重要含义”呢？从今日的后见之明看，他的这一疑虑绝非多余。“在中国发现历史”口号的流行，已经产生某种不可忽视的误会，不少人开始较为封闭地考察近代中国（未必是有意如此，更多可能是无意所为）。
因此，针对“在中国发现历史”这一口号在中国引起的误会，我曾提出更当去“发现在中国的历史”。这不是文字游戏。西人所长乃是傅斯年所谓“虏学”，本在中国之外，柯文所归纳的方向使其向中国之内倾斜，自然非常适合。我们相对更长于内，同样跟着再向内转，便可能未获其利而反承其弊。若在关注中国当地的同时，侧重在地之外来影响，则更适合自身的特点，或可收扬长避短之效。
我当然绝非提倡“中国人自身的中国史研究”或“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史研究”。陈寅恪一向主张“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他曾一再强调，中国的所谓“国粹”，从很早开始就含有大量外来成分。后人视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者，常不过是“外国材料之改装品”。它们中很多都经历了一个混成的过程：最初是“本土之产物”，后来“逐渐接受模袭外来输入之学说技术，变易演进，遂成为一庞大复杂之混合体”。故要真正了解古代中国，就不能忽视历代融入的各种外来成分。
到了近代，从政治到文化、思想、学术、生活、经济等多方面的变化，处处可见外来的影响。外国在华存在是近代中国一个极为关键的因素。对此无需太高的学理修养也能认识到，孙伏园很早就观察到，帝国主义的力量，“是没有一个乡僻的地方不到的”。或用芮玛丽（Mary Wright）后来的术语，即外国无所不在。当然，承认其无所不在之余，也要注意具体所在的强弱——在沿海和城市，帝国主义的直接影响仍远大于乡僻之地。
一句话，如果外来“冲击”退隐或淡出，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虚幻而失真的“近代中国”。我想要强调的，就是一种充分考虑近代“在中国”的各类外来因素（及其作用和影响）的开放取向，并希望时刻警惕不要陷入哪怕是无意识的封闭倾向。
可以说，研究近代中国，不仅要深入了解所谓“前近代”的中国，至少还须参考三方面的外部历史，即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日本和各殖民地（以及后人对其的研究）。三者在这一时期都是变量而非定量，即其本身都处于发展变化的进程中。前两者直接间接影响了中国，尤其是中国的上层政治和读书人，以及口岸地区的社会和生活；后者中的大多数与中国没有太直接的关联（印度人、朝鲜人和越南人等则有直接联系），但西方对殖民地的研究有意无意中影响着我们的近代史研究，很多人实受其影响而不自觉。
只有对十九世纪以来的西方和日本——特别是其发展变化的一面——具有较深入实在的了解，才能真正认识近代中国很多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的研究很少真正做到这一点，尤其在日本和中国的关联方面做得最不够（常见的不过是对比双方改革之成败）。只是在所谓思想史领域，中西和中日的关联受到了较充分的关注，然或许又走得太过：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最常见用西方观念来套中国实际，下焉者不过以中国为战场实施西与西斗，即以西方的主义或理论为武器而相互作战；上焉者也多学步邯郸，追随西方“问题意识”的新潮，而不问这些从非中国历史环境中产生出来，有着特定的基本预设、方法论与认识取向的“问题”和思路，是否与中国自身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存在的“问题”相一致。
就殖民地而言，中国虽与各殖民地一样受到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却有一个与殖民地大不同的重要特点，即领土主权基本保持；由于这一重要因素的存在，帝国主义采取的策略和中国对侵略者的态度，都与殖民地场域中的大不相同。故近代中国与各殖民地被侵略和反侵略的历史，往往没有很直接的可比性，却又有很多相似或相反的参考之处；对殖民地的研究取向（包括前些年兴起的“后殖民”取向），很多都不直接适用于中国，但又有极大的参照性。必须充分了解各殖民地的发展演变，才能真正看到中国近代史的一些重要“特色”。
一方面，今日中国研究已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学术；另一方面，也必须参考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张光直先生前些年提出，既存“社会科学上所谓原理原则，都是从西方文明史的发展规律里面归纳出来的”，如果不“在广大的非西方世界的历史中考验”，特别是经过“拥有极其丰富史料的中国史”的考验，就不能说具有 “世界的通用性”。他由此看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局限性和中国历史（以及其他非西方史）在社会科学上的伟大前途”。黄宗智先生近年也有系列文章讨论他所说的“悖论社会”概念，以及将中国革命实践中所形成的独特认识方法提高到理论概念层面，以认识和解释与欧美不同的近代中国社会。
近代中国社会是否“悖论”到黄先生所说的程度，还可斟酌。尤其是在意识层面，以西方观念为世界、人类之准则并努力同化于这些准则之下，是相当多二十世纪中国读书人普遍持有的观念，并有着持续的努力。类似倾向和努力也直接表现在学术领域，迄今影响不衰，不可轻视，更不可忽视。当然，历史发生现场的在地特殊性及发生在那里的具体实践，特别是众多个人和群体的亲身体验，更是研究近代中国所必须充分考虑的。
就像不同类别的史料皆如落花之各有其意，外在的或他人的研究，亦皆各有其“意”在；顺其意或逆其意而读之，皆当有所得，不过要充分意识到这是产生于特定语境的“他方之学”。今日中国学人可以有更开放平和的心态，作为在地的学者，对外国的研究不必追风，不必全盘套用其理论，更不宜像章太炎所说“颠倒比辑”其见解，但无论如何不能忽视他人研究的建树一面和具有启发性的地方，且最好在论着中有所因应，而不是视而不见，自说自话。
实际上，异文化的视角可以提供一些受本文化浸润之人忽略或思考不及之处，恰可能是在地的“本土”研究者所缺乏的。李济很早就从学理上论证了异国与本土眼光的互补性，他也曾长期提倡一种对特定“文化”的双语互证研究模式。知识往往源于提问，若能在意识层面尽可能依据特定时段里“在中国之人”（包括在华外国人）的所思所虑所为进行提问，并探索怎样解答，或者真能产生包括时空两层面的“地方性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