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清史稿》的考订补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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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史稿》的考订补遗


由于种种原因,仓促成书的《清史稿》错误失实之处很多。
首先,《清史稿》的纂修者多为清室遗老,他们眷恋清朝的心态甚重,故书中有很多反对革命、诬蔑先烈、谀扬清朝之词,政治立场上有很大问题。
其次,由于当时清朝的档案尚未清理,修史者只能根据原国史馆中的稿件和有关史籍,不能直接利用原始档案,故价值较逊。
再次,《清史稿》成书时,国民党的北伐军即将入北京,仓猝付印,未能对全书统一修改和认真校勘,故史实、人名、地名、年月日的错误遗漏比比皆是。故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就指出,本书是只能“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而不能“视为成书”。
《清史稿》出版后之翌年,即1929年,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呈文国民党行政院,建议禁止《清史稿》的发行,《清史稿》遂成禁书。易培基在呈文中说:此书“系用亡清遗老主持其事,……彼辈自诩忠于前朝,乃以诽谤民国为能事,并不顾其既食周粟之嫌,遂至乖谬百出,开千百年未有之奇……故其体例文字之错谬百出,尤属指不胜屈。此书若任其发行,实为民国之奇耻大辱”。
大致从1934年开始《清史稿》被驰禁,国民党政权曾数度组织力量对《清史稿》进行校订。其中以1978年至1984年间编写的《清史稿校注》影响较大,可视为纂修大型清史的一项重要的准备工作。
随着新档案的逐步被整理出来,对《清史稿》的考异力度也愈来愈大。谢巍的《<清史稿>中人物卒时和得年的讹误》、陈祖武的《<清史稿>陆世仪本传辨证》、汪宗衍的《清史稿考异》等均可供参考。其他相关文章有:《<清史稿>进士订误》(《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年1月)、《清朝修史与<清史稿>编纂研究》(《清史研究》,2002年第3期)、《<清史稿>列传一百九十八<李鸿章>校勘说明》(《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清史稿>的纂修及其缺陷》(《清史研究》,200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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