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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索马里海盗是从哪来的？——探析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历史根源
索马里内战-索马里海盗是从哪来的？——探析索马里海盗问题的历史根源
索马里海盗
2008年以来，索马里海盗问题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索马里海盗在亚丁湾海域大肆劫持商船，勒索大笔赎金，2008-2010年获取的赎金总额近1亿美元，造成的间接损失则高达130亿至160亿美元。国际社会在亚丁湾海域开展了大规模反海盗和护航行动，但收效甚微，海盗活动至今依然猖獗，已成为威胁国际海运安全的一大顽疾。
索马里海盗问题并非单纯的海运安全问题，它是索马里20年来政治乱局的缩影，也是索马里连年内战、民生凋敝的直接后果。究其历史根源，则是索马里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进程的失败。
索马里人的祖先是公元7-9世纪从阿拉伯半岛迁来的阿拉伯部族。12-16世纪，索马里境内出现了泽拉、伊法特、阿达勒等穆斯林城邦。然而，游牧部落之间的频繁冲突阻碍了统一的索马里国家的形成。1960年，英属索马里兰宣布独立，建立索马里兰国。同年，索马里兰与意属索马里合并，建立索马里共和国。1969年，齐亚德·巴雷通过政变上台。1991年，巴雷政权被推翻,索马里陷入英国政治学家霍布斯形容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混战。部族社会的先天缺陷，殖民统治的遗产，军阀、部族和政治伊斯兰等多股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彼此冲突，使索马里民族构建和国家构建进程举步维艰。
首先，部族分裂使索马里民族构建水平低，社会整合程度差。索马里有萨马勒和萨布两大族系。萨马勒族系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由迪尔、伊萨克、哈威伊和达鲁德等四大部族组成。萨布族系由迪吉尔族和拉汉文族组成。这六大部族又分为几十个部族分支。部族分裂为索马里打上前现代国家的烙印，使其成为被原生态社会组织碎片化的“补丁国家”。索马里社会普遍存在国家认同的模糊和错位,公民对部族等次国家组织的认同取代了对国家的认同,导致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不足，社会整合不成熟。在巴雷统治的20余年里,从表面上看,索马里具备所有现代民族国家的要素,如拥有政府、军队、法院和驻外使馆等,但唯独缺少公民对国家的认同这一现代国家的重要元素。内战爆发后，部族认同开始重新主导索马里社会，民族解构初见端倪。
其次，殖民统治为索马里民族构建设置重重障碍。索马里不是民族构建的自然结果，而是殖民主义者制造的“人造国家”，长期的殖民统治遗患重重。19世纪末，英国和意大利相继入侵索马里，北部地区沦为英国殖民地，其余地区则沦为意属殖民地。索马里兰问题就是殖民统治的产物，索马里兰曾是英国殖民地，而索马里其他地区在二战前一直是意大利殖民地。这使索马里兰人具有强烈的分离主义意识，最终乘内战之机宣布独立。邦特兰是另一个趁乱宣布自治的地区，近年来内部政治纷争使其重陷动荡，并沦为海盗团伙的大本营。
第三，国际危机管理失效。1991年以来,国际社会曾多次尝试解决索马里冲突。联合国曾向索马里派驻维和部队，非洲联盟、东非国家政府间发展组织（伊加特）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等区域组织也多次尝试调解索马里冲突，但均无建树。2004年，获得国际社会广泛支持的索马里过渡政府成立，但过渡政府势单力薄，只能偏居南部城市拜多阿。2006年，伊斯兰武装组织——伊斯兰法院联盟曾短暂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但在美国暗中支持下，埃塞俄比亚出兵将伊斯兰法院联盟赶出摩加迪沙。此后，激进伊斯兰武装组织——青年圣战者运动迅速崛起，占领南部大部分地区，并一度攻入摩加迪沙。过渡政府的势力范围则一再收缩，甚至不能控制整个摩加迪沙。
国际干预行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联合国对索马里危机反应迟钝,导致危机管理效率低下。区域组织的局限性也减弱了危机管理的效果，索马里和平进程主要由伊加特主导,但伊加特主持下成立的两届过渡政府均无法控制索马里全境。美国等大国没有在索马里和平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甚至起到负面作用。美国对索马里的政策经历了最初的积极干涉，到维和行动失败后的完全超脱，再到9·11事件后矫枉过正，不惜扶持军阀势力，遏制政治伊斯兰。只要激进伊斯兰势力不控制索马里全境，美国便“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索马里的某些邻国则各有各的盘算，对于他们而言，索马里继续乱下去，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连年战乱和无政府状态为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提供了温床。目前控制索马里大部地区的青年圣战者运动，堪称“索马里的塔利班”，激进程度比塔利班有过之而无不及。激进组织大行其道，将使索马里沦为国际恐怖主义的策源地。
索马里目前面临的最紧迫问题是东非大旱导致的饥荒。这场60年不遇的旱灾使索马里30%的人口营养不良，320万人需要紧急粮食援助，平均每6分钟就有1名儿童饿死。饥荒造成大规模难民潮，2011年以来，已有近30万索马里人因饥荒和战乱逃往摩加迪沙和肯尼亚、埃塞俄比亚等地的难民营。
过去20年，是索马里“失去的20年”。在全球化迅猛发展，发展中国家纷纷崛起的形势下，索马里却成为被遗忘的角落。国际社会必须认识到索马里问题的复杂性和严重性，并探寻全面解决索马里问题的途径。正如国际危机集团非洲项目主任科劳斯拉克指出的那样，“实现海上安全的关键是陆上稳定。”索马里危机不仅拷问着国际社会的良知，也是西方国家全球治理倡议的试金石。如果国际社会继续漠视索马里，对其带来的多种非传统安全威胁不作为，那么国际社会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将变为一句空话，海盗问题等索马里乱局的衍生品势必对地区和国际安全构成更大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