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南明-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
南明弘光至永曆间各地政权，因时局动蕩，国祚短促，刊刻印製的书籍，一向十分罕见。稍有传世者，一是弘光政权，一是隆武政权。这是因爲弘光政权据南京爲都城，而金陵及其附近的苏州、常州、湖州、杭州、徽州各地，是朱明一朝最爲兴盛的刻书中心；隆武政权以福建爲根基，而宋代以来的刻书中心建阳书坊，正在其势力控制之下。这两个地方，都是书坊林立，刻工丛集，具有全国最好的刻书条件，所以，还能够在危难险恶的环境下，雕印一些书籍。北京图书馆编《中国版刻图录》，收录了两种南明刻本，一爲弘光元年刻余光、余飏兄弟着《春秋存俟》，一爲隆武二年建阳刻《重刊熊勿轩先生文集》。后者据编着者称：“隆武刻书，传世甚罕，此爲仅见之本。”据有建阳书坊的隆武政权，尚且如此，若绍武、永曆诸偏远地区的政权，所刻书籍，自然更爲罕见难求。
此《西曹秋思》一卷，即南明绍武或永曆时期所梓行。这是本书唯一的刻本。1993年夏秋之间，我在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觅得此书。虽戋戋小册，篇幅单薄，连同刻书题记不过二十番，却是版刻史上南明刻本的重要实物。不管是对于收藏家，还是版刻史研究者，这样的书籍，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珍品。
《西曹秋思》的内容，爲明末黄道周、叶廷秀、董养河三人唱和诗作，皆七言律诗，依上下平韵各爲三十首，通计九十首。此书由于传世稀少，公私藏书目录，一向罕见着录。《西曹秋思》最早着录于清初黄虞稷的《千顷堂书目》，至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时，仅列入存目。近年印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当事者遍访海内外公私藏书，始终未能查找到此种原刻旧本，只好採用北京图书馆收藏的一部清代抄本，作爲底本。这部抄本，也是在我发现南明刻本之前，世间所知《西曹秋思》的唯一传本，却明显晚于我得到的这部南明原刻本。显而易见，本书的文献价值，亦不在其版刻价值之下。
一、版本情况
这部《西曹秋思》卷首有董养河子董师吉撰写的一篇刻书前“记”。据董师吉讲，其父董养河病逝于崇祯十六年秋，他刊刻此书时，“作令赴粤，怆然数载之中，岸谷陞沈，而先大夫又弃予五年所矣”。由崇祯十六年下推五年左右，爲清顺治三、四年间，即南明永曆并绍武元年前后。董师吉“作令赴粤”的具体地点，据其前“记”所署，爲广东惠州。这一带此时相继隶属南明绍武政权和永曆政权统治，从董师吉写此前“记”的态度上看，他又绝不可能降清任职，所以，这个本子无疑应属南明所刻书籍。
另外，从字体版式上来看，这部《西曹秋思》，与前述南明刊刻的《春秋存俟》和《重刊熊勿轩先生文集》，风格特徵，完全一致，可以明确印证这一刊刻时间。
董师吉这篇前“记”，写于“惠之丰湖亭”，内封面题“罗溪阁藏板”。《四库全书总目》在存目书籍中另外着录有董养河着《罗溪阁韵语》无卷数，爲未刊残稿，今未见收藏着录。四库馆臣谓“罗溪乃闽中地名”[1]。若是这样，那麽所谓“罗溪阁”应是董师吉自署斋号，他在惠州刊刻此书而题作“罗溪阁藏板”，应当是用以表示其爲罗氏家刻书籍。
《西曹秋思》除此南明刻本之外，未曾有其他刊本行世。尝见《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着录有一清康熙刻本《西曹秋思》，但该书目将其列入明人别集类中，而且标示作者爲倪元璐[2]。倪元璐未曾入狱西曹，不应该有这样的着述，所以，这一书目的着录必有讹误。颇疑即此南明刻本《西曹秋思》，因卷首首列“上虞倪元璐鸿宝较阅”字样，着录时将其误认作倪氏着述；又因书中没有署眀具体刊刻时间，着录者仅依据字体版式，大致推定爲康熙年间所刊。我甚至推测，中国书店善本书目着录时，依据的很有可能就是收入弊箧的这部书。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採用的清代抄本，原藏国家图书馆，见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着录[3]。这个抄本此前曾收藏在民国藏书家孙壮手中，故书中钤有“孙壮藏书印”、“伯恒”（孙壮字）两方印章。
除了这两种完整的传本之外，在清道光年间陈寿祺编刻的《黄漳浦集》卷四六当中，以《叶谦斋董叔汇各作平韵诗三十首分篇和之》爲题，收录了当时仅能找到的十首黄道周的和诗。
以上这三种传本，文字互有出入。由于此南明原刻本罕见难求，就目前所知，天壤间尚别无传本，这裏将此刻本全文附录于本文文末，并校勘与其他两种传本的文字异同，以供研究者取资考索。爲行文简便，下文将孙壮旧藏清抄本简称作“孙抄本”；将陈寿祺编刻《黄漳浦集》，称作“陈刻本”。
二、本书写作的歴史背景与文献价值
《西曹秋思》不是一部吟咏风月的普通唱和诗集。黄道周、叶廷秀、董养河三人，当时身处缧絏之中，意图通过这些诗篇，抒发情怀，倾吐心声，相互砥砺。《四库提要》对其撰述缘起，略有考述曰：
考《明史》道周本传，道周以劾杨嗣昌，贬爲江西按察使照磨。久之，江西巡抚解学龙荐所部官，推奖道周备至。大学士魏照乘者，恶道周，拟旨责学龙滥荐。帝发怒，立逮二人下刑部狱，并究党与，词连工部司务董养河等，户部主事叶廷秀救之，皆繋狱。
案道周照磨之贬，在崇祯十一年，后之繋狱，史不言何岁，今以此编跋语考之，盖十四年辛巳也。[4]
四库馆臣所说，虽大体不误，但基于提要体例，只能止于勾勒粗略轮廓。关于黄道周诸人繋狱的经过，还有一些具体细节，需要说明；特别是黄道周弹劾杨嗣昌的真实原因，旧史所记，迷离隐约，尚有待于发覆者。
（一）黄道周与明代末年的政治背景
黄道周在明末，论学爲一代名儒，“以文章风节高天下”；处世性“严冷方刚，不谐流俗”[5]，“强忍敢言，以圣贤自命”[6]；爲政则是清正诤臣，史称其“一往孤忠，行将与天子争胜”[7]。黄道周“与天子相争胜”，事不止一端。其较着者，始则于崇祯五年，因与皇帝辩诘朝政之非，招致雷霆之怒，在右中允位上被削籍爲民；崇祯九年复官后，在崇祯十一年七月，复又上书弹劾杨嗣昌夺情入主内阁。爲此，黄道周与思宗数度往复论辩，终不爲至尊之威屈折[8]。此即《四库提要》所云道周被祸入狱之发端。
黄道周弹劾杨嗣昌，其表面原因，是杨嗣昌父母双亲，丧服在身[9]，依礼制只能居家守丧，不宜出世做官；实际上，却关係到明末政治斗争的一个极大关节。
明代万曆中期以后，以东林党以及复社、几社成员爲代表的朝野正派清流，与齐、楚、浙三党、阉党及其他奸邪党中诸贪鄙庸劣之徒，相互对峙，冲突日甚一日，成爲明末政治生活的主线[10]。虽然论者以爲东林一派有时意气稍盛，或绳人过刻，或持论太深，而且在他们当中也确实混杂有一些屑小奸佞之徒，然而，作爲左右明末朝野舆论、主持正义的强大政治派别，这些都是他们在如此浩大的政治活动中，特别是在当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难以避免的缺陷。从后世研究者的角度，或是旁观者的眼光，自然很容易剔抉出这些不足。但是，却不能以书斋裏期望的理想状态，来苛求实际政治活动的纯粹和完美。另一方面，儘管在与东林作对的奸邪党中，也间或有人，操守尚堪称清正，却不能因此而抹煞这两大派别“一贤一邪”的根本差别[11]。
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以及由此而被祸入狱，正是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如果否认东林党同其政敌之间贤正与奸邪的区别，也就无法合理地评判黄道周的行爲。
（二）杨嗣昌其人
杨嗣昌被夺情起用，初任兵部尚书，到职时爲崇祯十年三月。至崇祯十一年六月，改带礼部尚书衔，“兼东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此东阁大学士与武英殿大学士、文渊阁大学士等一样，是明朝中期以后事实上的宰相，通称殿阁大学士，亦称阁臣、阁员，或宰辅、辅臣。所谓内阁，即由数名殿阁大学士组成。杨嗣昌以内阁大学士而仍兼掌兵部，权重一时[12]，可见思宗倚重之深切。杨嗣昌在京中居相位未久，复于崇祯十二年九月，出阁督师，围剿张献忠。至崇祯十四年三月，卒于军中[13]。
通观杨氏一生，虽属佞幸小人，但也并没有什麽特别昭彰的劣迹。杨嗣昌受人病诟最甚的施政举措，一是入阁前，于崇祯十年在兵部尚书任上，奏上因粮、溢地等四策，爲朝廷聚敛钱粮，筹措军饷，入阁后复又坚持继续搜刮；二是应对辽东女真的进犯，主张和议互市。
《明史》杨嗣昌本传称，朝廷依策筹饷的结果，是导致“民不聊生，群起爲盗”。杨嗣昌籍居武陵，当时这一带尚有荒地待垦，所以有人以爲，他筹饷“以‘溢地’爲名，盖言额外之地。此或楚中寥阔偶有之，而四方实无是也”[14]。似以爲杨嗣昌不谙世事而出此劣着。其实，杨嗣昌不但知道实际没有多少“额外之地”，可以搜刮，而且还深知如此搜刮，会招致什麽样的后果。早在此前十多年的泰昌元年八月，他就曾向朝廷奏报说，天下已经“民穷财尽”，若是再继续无节制地徵敛，“只恐百姓自己做贼”[15]。明知如此，杨嗣昌还是这般力主搜刮民财，不过是应对内忧外患，要想有所展布，明知饮鸩止渴，也不得不爲之。
至于和议一事，各个时期具体的情况，比较複杂。但总的来说，当时明廷没有能力同时应对内乱外患，若非坐以待毙，只能或先和虏剿寇，或先抚寇击虏。两相比较，先与女真人媾和，或许尚不失爲一种具有某种现实可行性的办法。若谓剿寇与击虏两相兼顾，恐怕纯属书生意气，徒爲空言高论，其实更不宜实行[16]。
杨嗣昌于明廷大厦将倾之际，施展这些没有办法的办法，其本意自然是希图讨取主上恩倖。不过崇祯一朝，十七年间，走马灯似地不停调换宰辅，前后相继，总共竟然有五十人之伙，但大多或空疏，或庸陋，甚者则如温体仁，卑劣不堪。除了像孙承宗这样个别的“伟人杰士”，而实际入阁仅半年即离朝出镇之外[17]，罕能有人才识品行，俱堪以膺此职事，针对外侮内乱，有所擘划展布[18]。在这些平庸奸佞者当中，相比较而言，杨嗣昌还算得上勇于任事，多少能有些作爲。明亡后，原锦衣卫指挥王世德撰《崇祯遗录》，称道“杨嗣昌实心任事，廷臣少有，而才亦足以济之”[19]。王氏在书中对于东林党人，多有贬斥，也许有人以爲他所讲的算不上公论。然而，黄道周本人在事后超越个人爱憎，平心静气论及此事时，也感歎杨嗣昌爲一时人才[20]，这就不能不说是持平的公道看法了。
只是杨嗣昌的才能，实际上还远远达不到膺任宰辅的程度。杨嗣昌自以爲“淹贯古今，俨以豪杰自负”[21]。可是，史称其“虚恢自用，又繁琐无大略”[22]。如出阁督师，“躬亲簿书，过于繁琐。军行必自裁进止，千里待报，坐实机会”。这显然不是统领大局的器度。而一意孤行，坚持辟用并逥护“大言自诡”的熊文灿，以致一再贻误征剿军机，则说明其毫无知人之明[23]，而这恰恰是身任宰辅者所最需要的才智。
最初杨嗣昌获知于思宗，是以“口辩见幸”[24]。当时，思宗正爲内外兵事乏人可用而忧虑，杨嗣昌则一向好言兵事，又曾历任永平巡抚及兵部右侍郎等戎职，故思宗听其言辩而信其才干，相见恨晚，“谓可属大事者惟嗣昌，破格用之”[25]。嗣昌父杨鹤，则对其子好侈谈兵事，很不以爲然，以爲其才能本不足以副之，“国家若用此人作本兵（案即兵部尚书），天下事败坏矣”。时论以爲杨鹤有赵奢之风[26]。后至杨嗣昌出阁督师，果然有“（赵）括代（廉）颇”之讥[27]。杨鹤本任陕西三边总督，应对陕北寇乱无方，以“抚贼欺饰”罪被逮，下刑部狱论死[28]。《明史·杨嗣昌传》谓“嗣昌三疏请代，得减死”，实际上是思宗欲任用其子杨嗣昌，“故贳其死”[29]。杨鹤显然体察到思宗的意图，不知是出于忠心，还是出于保护嗣昌以免得招灾惹祸的考虑，竟在免死谢表中劝阻思宗之任用意图云：“臣既负国，臣子不胜任，恐无以匡王。”[30]知子莫如父，后来的事实证明，杨嗣昌自是不堪重任。至于其挟私倾害政敌，如曾弹劾过他的宋学朱与杨廷麟，都被他寻机借刀杀人，置之于死地[31]；其妄言欺诳，如妄自编造星象感应故事，取媚于思宗，并爲和议製造舆论[32]；等等，固然是小人秉政之惯行伎俩，不足爲怪。
杨嗣昌既是这样并无过人之才能，那麽，黄道周又何以会有人才之歎呢？事实上，如同《明史》杨嗣昌本传之史臣讚语所说，只是因爲“明季士大夫问钱谷不知，问甲兵不知”，往往徒托空言而不谙世事，杨嗣昌才能够“得以才显”。据云思宗即位之初，在褫夺宦官权柄的同时，本有“虚心委任大臣”的想法，无奈诸当事大臣，遇事多庸碌无所主张，如崇祯二年时女真进犯，京师戒严，思宗问方略于首辅韩爌，韩爌竟以迁都作答。于是，思宗“始有轻士大夫心”[33]。崇祯皇帝这种看待士大夫的心理，会使他愈加觉得杨嗣昌人才难得。
（三）弹劾杨嗣昌的真实原因
既然杨嗣昌并非庸陋不堪，从他以往和后来的执政举措上看，也算不上大奸大邪，可是黄道周爲什麽非要触怒崇祯皇帝来弹劾他不可呢？
黄道周準备弹劾杨嗣昌，本在杨嗣昌即将入阁前夕。起草奏疏后尚未呈递，正值部院会推阁员。明代后期任用殿阁大学士，是由吏部尚书领衔，会合廷臣公推一候选名单，交由皇帝从中点定最终人选。
黄道周爲衆望所归，不仅在这次推举名单之内，而且东林一派的人甚至以爲，无人可出其右。他们只是担心黄道周，别因爲这一奏疏惹出麻烦，从而影响入阁大事。于是，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劝戒黄道周说：“公得政，挽回者大。奈何必以口舌争？即轻宰相，独不爲天下计乎！”同时，还安排人日夜守候，看住黄道周，防止他率性行事。谁也没有料到，结果竟是黄道周出局而杨嗣昌入阁。
黄道周自恨爲同列所误，明知此时上疏弹劾，必然会被误解爲是因自己没有得到相位而挟怨攻击他人，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强冒危险进言[34]。这说明杨嗣昌之执掌权柄，特别是其晋身宰辅，在黄道周看来，确实是一件关係重大的事情。那麽，黄道周如此不计后果，难道仅仅是因爲杨嗣昌丧服在身，违背礼制吗？恐怕事情不会这样简单，黄道周似乎也不应这样不明轻重。
《明史·杨嗣昌传》记述杨氏父子与东林党之关係云：
（崇祯）五年夏，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关诸处。嗣昌父子不附奄，无嫌于东林。侍郎迁安郭巩，以逆案谪戍广西，其乡人爲诉冤。嗣昌以部民故，闻于朝。给事中姚思孝驳之，自是与东林郤。[35]
这裏所谓“逆案”，正式名称爲“钦定逆案”，是指崇祯二年三月，由思宗亲自主持勘定的惩处魏忠贤阉党及其依附者名单。儘管当初在天啓年间魏忠贤得势时，曾刊布过多达三百零九人的所谓“东林党人榜”，欲使其“躲闪无地，翻转无期”，即永世不得翻身[36]，但最初负责草拟在逆案者名单的东林党人“大学士韩爌、钱龙锡，不欲广搜禁锢，仅列四五十人以请”，思宗不答应，以爲宽恕过度，结果最后共分七等罪，列入自魏忠贤、客氏、兵部尚书崔呈秀以下二百六十余人，刊布中外[37]。
从逆案勘定过程中韩爌、钱龙锡等人的态度来看，其中或许有一部分人，虽依附魏忠贤，却并没有特别严重的劣迹。然而，郭巩在案，却丝毫也不冤枉。
郭巩在案的罪名爲“赞导”，具体罪行是“爲魏忠贤报首参之仇，致周宗建有逮死之惨”[38]。天啓三年，郭巩任御史职，受魏忠贤唆使，诬指周宗建、刘一燝、邹元标、杨涟等数十人，爲熊廷弼“逆党”，相互交结，“党邪误国”[39]。此前在天啓元年，熊廷弼以兵部尚书衔经略辽东，次年，因辽东巡抚王化贞庸劣无能，失守广宁，牵连坐罪论诛，当时正羁押在狱待决。魏忠贤决计利用这一时机，倾害反对他胡作非爲的东林党人，后来扬涟、左光斗、周宗建诸人相继惨遭杀害，即承此端绪。因爲熊廷弼是封疆大吏，魏忠贤一伙以爲“封疆事重，杀之有名”[40]，所以要诬陷扬涟诸人与熊廷弼相结纳。
不仅如此，爲帮助魏忠贤把持朝政，倾轧忠良，在此之前，郭巩还编制出黑名单，供阉党按图索骥，一一处置。此即后来阉党所谓“东林党人榜”之最初发轫[41]。郭巩因甘当阉竖鹰犬，得到丰厚奖赏，“骤迁至兵部侍郎”[42]。天啓三年二月，御史周宗建上疏论曰：
臣于去岁指名劾奏，进忠（案魏忠贤本名李进忠）无一日忘臣。于是乘私人郭巩入都，嗾以倾臣，并倾诸异己者。巩乃创爲“新幽大幽”之说，把持察典，编廷臣数十人姓名爲一册，思一网中之。又爲匿名书，罗织五十余人，投之道左。……是察典不出于朝廷，乃巩及进忠之察典也。幸直道在人，巩说不行，始别借廷弼，欲一穽陷之。[43]
“京察”是指明代每六年一次的京官考察制度，朝廷根据考察的结果，决定官员黜陟，所以是政治斗争中的重大关节。魏忠贤唆使郭巩操纵京察不成，便又採用更恶毒的手段，让郭巩直接罗织结纳熊廷弼的罪名，置东林清流诸公于死地。
其实，熊廷弼不仅与东林党人没有什麽特殊关係，而且过去还曾经专门以“排东林，攻道学爲事”[44]；周宗建也是特立独行，“持论数与东林左”[45]。只不过是因爲激于大义，秉持公道，故政见往往相通，且渐趋一致而已，根本不存在相互结党的事情。
显而易见，郭巩是魏忠贤门下穷兇极恶的走狗，罪恶昭彰，不容宽贷，将其定入逆案，实属罪有应得，本没有什麽冤情可以诉说。那麽，杨嗣昌究竟要爲他开脱什麽呢？《明史·杨嗣昌传》仅云郭巩“以逆案谪戍广西，其乡人爲诉冤。嗣昌以部民故，闻于朝”，而在《明史》郭巩本人的传记裏，记述得比这要稍微详细一些：
荘烈帝定逆案，削籍论配。我大清兵拔迁安，巩遁去。后诣阙自言拒聘，上所撰《却聘书》。兵部尚书梁廷栋论之，下狱坐死。巡抚杨嗣昌爲讼冤，得遣戍。[46]
原来这个无耻小人，竟然以被罪之身，又信口编造谎言，希图邀取恩赏。结果弄巧不成，被人识破，险些丢了性命。
就是这样一个十恶不赦的恶棍，杨嗣昌竟公然爲其开脱，使之得以免却一死，这当然要招惹东林党人的普遍愤恨。所谓“与东林郤”，就是说杨嗣昌已经公然站到了以东林党人爲代表的正人君子的对立面上。回想一下天啓年间阉党横行时，东林党人惨遭荼毒的恐怖情形，便可以想像，杨嗣昌如此怜惜郭巩这样的阉党鹰犬，自然会引起包括东林党人在内所有正直人士的高度警觉。特别是嗣昌父杨鹤，不仅“不附奄”，当年在阉党肆虐时，还曾以逥护熊廷弼，得罪魏忠贤，遭除名削籍[47]，现在杨嗣昌却如此庇护阉党干将，显得很是费解。像这样连父仇都可以置而不顾，那麽他若是有意勾结奸党，会做出什麽样的坏事来，就更不好设想了。
《明史·杨嗣昌传》谓杨嗣昌爲郭巩开脱罪责，仅仅是以郭巩爲其“部民故”。原因是否这样简单，其实还很耐人寻味。清人李慈铭谓“以其后人方爲显仕“，而致使《明史·杨嗣昌传》多有曲笔[48]。或许其逥护郭巩一事，即别有隐情。至少在黄道周看来，杨嗣昌与阉党余孽之间，肯定存在某种交结。——这应当就是黄道周不顾一切，竭力阻遏杨嗣昌入阁的本质原因。
明末人史惇论东林党人之政争得失，谓“长洲既逐，东林丧气者久之，遂不能扼武陵之用”[49]。这裏的长洲和武陵，是分别用本贯代指文震孟和杨嗣昌，而文震孟爲东林骨干，并且还是黄道周的挚友，可见黄道周弹劾杨嗣昌，确实是有深刻的党争背景。当时上疏弹劾杨嗣昌，并不止黄道周一人，给事中何楷、御史林兰友、修撰刘同升、编修赵士春也都相继论之，清人夏燮纂《明通鑒》，即谓这些人阻遏杨嗣昌入阁，都与杨嗣昌庇护阉党的行爲有关[50]。
（四）黄道周与阉党抗争的经历
这样的推论，虽然没有直接的记载能够落实，但是，如果审视一下黄道周此前的言行，便可以看到，防止阉党余孽重操权柄，倾害正人君子，正是黄道周在崇祯时期所关注的首要政事。
崇祯帝即位伊始，即迅速刬除当政阉党，审定逆案，严重打击了依附阉竖的奸佞小人。但是，阉党的余孽仍然潜存于朝野，并没有彻底清除乾净[51]；同时，继生的奸邪人物，由于其心术不正，行爲卑劣，爲清议所不容，也自然要站到东林党人的对立面上。
大致在崇祯二年这一年上下时间内，在经历了短暂的东林党人主政局面之后，温体仁于崇祯三年六月，进入内阁，至崇祯十年六月去职，居相位长达八年，而且在大多数时间内，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独揽权柄。温体仁“爲人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阉党当政时，温体仁即曾行贿于阉党头目崔呈秀，并爲杭州首建之魏忠贤生祠作颂诗献媚；秉政后，“魏忠贤遗党日望体仁翻逆案，攻东林”，温体仁则与其沆瀣一气，暗地指使人尝试翻转逆案，“日与善类爲仇”，“而愈侧目诸不附己者”[52]。温体仁在崇祯十年六月致仕。同年八月，薛国观即在温体仁的援引下，入阁成爲宰辅，至十三年六月始致仕。薛国观本依附魏忠贤排斥东林，“爲人阴骘豀刻，不学少文。温体仁因其素仇东林，密荐于帝遂超擢大用之。……国观得志，一踵体仁所爲”[53]。这样，温体仁和薛国观，成爲这一时期倾害东林党人等正派清流人士的罪魁祸首，朝中群小，多在其指示或庇护下，与东林爲敌。而黄道周“一人之身，是非者数矣”[54]，通籍后几起几落，都与其抗言抵制倾害东林党人有关。
黄道周站在东林党一边与阉党抗争，最早可以追溯到天啓年间魏忠贤势焰初起的时候。黄道周爲天啓二年进士，选授翰林院庶吉士。依明制，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散馆”[55]，故在天啓五年，补授黄道周翰林院编修，爲经筵展书官。结果黄道周在御前，直接与魏忠贤对峙，不爲所屈[56]。
在天啓二年黄道周初选庶吉士时，魏忠贤已开始连连斥逐朝中清正大臣。道周同榜状元文震孟，循例授职翰林院修撰后，随即于这年十月，愤而上疏，“首挫其锋”。同榜进士选庶吉士郑鄤，也紧继其后，指斥魏忠贤，结果与文震孟一同贬秩外遣。至天啓七年，文、郑二人复又因顾同寅等悼惜熊廷弼案遭罗织牵连，同时被削籍爲民[57]。
通行的黄道周传记，都没有记述文震孟、郑鄤与黄道周三人在这一事件中的联繫。事实上他们三人在廷试后即非常亲密[58]，事先曾做过谋划。黄道周的门人洪思和庄起俦记述说，黄道周“与文震孟、郑鄤约，共劾魏珰”[59]，而文震孟“请以身先之”，并让黄道周和郑鄤，在他“死而后继之”[60]。黄道周本来也是要按计划紧承文震孟之后，上疏抨击魏忠贤，却因适值母亲即将来京，“三疏三焚”其稿，而最终未便呈进[61]。
儘管如此，三位新科进士，意气正盛，不可能一点不泄漏风声。这时，黄道周又这样当面向魏忠贤示威挑战，所以不能不被阉党嫉恨。黄道周在翰林院编修职上仅仅几个月，便“以东林见废”，去职还乡[62]，而据黄道周自己讲，魏忠贤一伙整治他的藉口，就是这次讲筵上的大不敬举动[63]。
直至魏忠贤覆败，逆案勘定之后，黄道周始于崇祯二年冬复出。“自是，公终与人艰危事矣”[64]。针锋相对，抗衡奸党。
首先是援救钱龙锡。思宗甫一即位，钱龙锡即入阁爲宰辅。所谓“钦定逆案”，很大程度上出自钱龙锡主持。所以，阉党余孽，对其恨之入骨。崇祯三年八月，思宗中女真人所设反间计，以通敌罪杀掉辽东督师袁崇焕[65]。“群小丽名逆案者”，找到大好时机，于年底十二月时，在温体仁等人的主使下，按照当年魏忠贤借熊廷弼一案坑害扬涟诸人的办法，依样画葫芦，“聚谋指崇焕爲逆首，龙锡等爲逆党，更立一逆案相抵”[66]。用心险恶，手段卑鄙毒辣，大有通盘翻转逆案的势头。钱龙锡逮下诏狱，举朝震恐。在这紧要关头，身任右中允的黄道周，挺身而出，于翌年正月，连上三疏，表示愿身歴疆场，爲钱龙锡赎死。钱龙锡虽赖其发端疏救，最终减死出狱，黄道周却被镌降三级，谪外任用[67]。
钱龙锡一案发生后，鑒于“党与反覆，至以东林比崔（呈秀）、魏（忠贤），参罚开复”，局势日益崩坏[68]，黄道周于崇祯五年正月“遘疾求去”。但他却又不甘心让小人得志，倾害忠良，于是，在临行前上疏劝谏思宗：“开国承家，小人勿用。”不能“知其爲小人而又以小人矫之”。这差不多已是直接点名，指斥温体仁之辈了[69]。黄道周还进一步讲到：
臣观迩年诸臣，无一实爲朝廷者，其用人行事，不过吹求报复而已。自庚午春以来，盛谈封疆，实非爲陛下之封疆，不过爲逆案而翻封疆，使诸芟锄逆案者，无端而陷封疆之内。……臣观古之圣贤，日夕经营，不过两事，外攘夷狄，内屏小人。[70]
显而易见，黄道周以爲摒除小人，防止逆党翻案，捲土重来，是朝政中最爲要紧的事务，所以，才会在退身自处之前，还不避忌讳，一再申说。而黄道周竟因爲这一奏疏，触怒思宗，被削籍爲民[71]。
可以想像，一直这样紧紧盯住阉党余孽不放，与其奋力抗争的黄道周，当得知庇护阉党鹰犬郭巩的杨嗣昌行将入阁的情况后，不能不全力予以阻遏。当年钱龙锡一案，虽然没有酿成大祸，仅以钱龙锡遣戍定海了结，但那时思宗御极未久，阉党刚刚铲去，熊廷弼一案，荼毒之惨，尚历历在目，阉党仍爲人所深恶[72]，东林党人也还对朝政有较大影响，所以，思宗没有听任那些阉党余孽，来罗织朝中清正大臣。可是，到崇祯十一年杨嗣昌入阁时，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随着日益专擅朝政，温体仁不仅不断排挤异己，使之离官去职，而且已经开始指使爪牙，公然兴造冤狱，倾害东林党人。崇祯八年，兴郑鄤之狱；十年，兴钱谦益之狱。特别是郑鄤一狱，如下文所述，本来就是沖着黄道周来的。形势对于东林党人，已经相当险恶，若是再有杨嗣昌这样与阉党相勾结的人入主内阁，起用郭巩这样的鹰犬，他们很可能就会再找机会，罗织熊案、袁案之类的封疆重案，大肆荼毒于东林党人。特别是从逆案勘定之日起，阉党中人就“日谋更翻”，从未真正停止过活动。这样，一旦奸邪得势，完全可能全盘翻转。后来阮大铖在南明所爲，便是证明[73]。因此，在黄道周看来，朝政演变，一定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刻，所以，他才会公然不避猜疑，力阻杨嗣昌入阁。
（五）在伦理观念与政治现实之间
崇祯九年，黄道周以荐召复官还朝。前此，在崇祯八年十一月，黄道周的朋友庶吉士郑鄤，被温体仁弹劾入狱。郑鄤受到弹劾的过失，主要是“假乩仙判词，逼父振先杖母”[74]。郑鄤饶有文才，而喜财好色，居乡行事多不法[75]，故不爲乡里舆论许可[76]，但温体仁弹劾郑鄤，却是要以郑鄤品行不端爲把柄，打击报复东林党人。
如前所述，郑鄤与黄道周、文震孟爲天啓二年同榜进士，当年三人即曾一同谋划击斥魏忠贤。郑鄤在天啓二年被贬秩外遣后，起初回乡闲居[77]。天啓五年魏忠贤借熊廷弼案罗织扬涟、左光斗等下诏狱致死后，郑鄤作《黄芝歌》相讥刺，一时流传都下，郑鄤本人则处境极其危险，不得不改名换姓，窜居山谷。魏忠贤垮台后虽以原官任用，但尚未赴任即遭父亲去世，居家守丧[78]。所以，通籍后将近十四年，郑鄤差不多一直居于林下，这时在大学士钱士升的怂恿下入京，準备补官。文震孟当时虽正居职宰辅，却受到温体仁的排挤，很难施展主张，因此，他并不很赞同郑鄤在这时进京[79]。不过作爲共过患难的同年密友，文震孟还是想尽力爲郑鄤安排一个较好的位置，并爲此与温体仁发生冲撞[80]。可是，文震孟的这种做法，实际上只会徒然加重温体仁对于郑鄤以及他同文震孟之间关係的猜忌与防範；再加上郑鄤一到京城，就与温体仁话不投机，温体仁竟当面放话说：“公与文湛持（文震孟字湛持）同任国事罢，我久要归了！”[81]显然，这是把郑鄤视作文震孟的心腹羽翼，誓不两立。果然，温体仁马上从郑鄤的个人生活上找到茬口，将其控告入狱。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史称温体仁试图由此发端，向文震孟和黄道周寻衅，伺机予以倾害[82]。由这一点也可以反证，文震孟、黄道周、郑鄤三人之间，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关係，这就是他们当年共同策划反抗魏忠贤所结下的深厚情谊[83]。
这是一次严峻的挑战。从郑鄤的经历中可以看出，这不仅是对文震孟和黄道周的挑战，更是对东林党人的挑战[84]。文震孟随后就被温体仁排挤罢官，并很快在第二年，也就是崇祯九年六月去世[85]。应付挑战的任务，便落在黄道周一个人身上。
从当时的社会伦理角度看，郑鄤的个人生活，确实存在很多值得非议的地方。儘管同情郑鄤的人，后来做过几种对他有利的解释，但是郑鄤确实参与了所谓“杖母”则应属事实[86]。这在纲常伦理上实在说不过去。温体仁这着非常毒辣，郑鄤的事，谁都不好说话，对于以“纲常万古，性命千秋”相自励的黄道周来说[87]，尤其难以开口讲话。在自己尊奉的纲常伦理与残酷的现实政治之间，黄道周必须做出抉择。
黄道周一生都在归隐读书与从事现实政治之间痛苦地抉择。他一考中进士，就面对阉党擅政弄权的黑暗局面，因此，丝毫无意于官场，所以往往一入朝便上疏请求退隐；但他又身怀一往孤忠，想爲国家做些事情，特别是在国家危亡、朝政危殆的时候，更觉得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只是他还没有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退隐了，就可以安心读自己的书，讲自己的学，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可是，只要他在朝一天，就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负起自己应尽的责任。因而，他能够非常平静地辞官，平静地对待罢官，同时，也一向坚定不移地同那些魍魉魑魅做斗争，绝对不向他们妥协。而在郑鄤这件事上，还有一项个人的原因，使他更不能撒手不管。这就是当初他和文震孟、郑鄤三人筹划，一同向魏忠贤发难，而他自己因顾虑影响迎养老母，临阵改变注意，退缩没有上疏。爲此，郑鄤以爲他懦弱胆怯，黄道周心裏一直感到愧疚[88]。这种道义感，会进一步加重黄道周拯救郑鄤以回应温体仁等屑小进攻的决心。
黄道周在崇祯九年腊月才回到京城。这时郑鄤入狱已整整一年。还朝做官不到四个月，即崇祯十年四月，黄道周就两次上疏，请求休官回乡，未获允准[89]。五月，晋陞爲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讲，署司经局事[90]。六月，久旱修省，下旨求言，黄道周趁机上疏，抨击温体仁“身任重寄七八载罔效，尚擅权自若”；并委婉劝谏思宗，不要让那些“市井细民，申勃稽之谈，修睚眦之报”；同时指出当前要务中之“最不可缓者，应诏直言之臣，被讦无证之事，悉以一面解其烦冤”[91]。案“勃稽”，《明史》本传引作“勃豀”，谓家庭争执纠纷，此则用以暗喻指控郑鄤的罪过本属家庭琐事。议者以爲“时体仁招奸人构东林、复社之狱，故道周及之”[92]。后来黄道周弹劾杨嗣昌时，猛烈抨击杨嗣昌夺情做官，是“干天地纲纪之常”，声言“名位事轻，纲常事重”；可是，当他在奏疏中谈到郑鄤的事情时，却又一次将其称作“缙绅家庭小小勃豀”[93]。
从纲常伦理角度来看，杨嗣昌“夺情”，是受命于君王，“明旨偪切”[94]，不得不如此；而郑鄤“杖母”，即使再有隐情，也不好说是非由儿子来参与杖打不可，这终归是一件不孝不敬的事情。黄道周想方设法解救郑鄤，甚至随后利用自己的名誉声望，对思宗说：“文章意气，轗轲拓落，臣犹不如钱谦益、郑鄤。”而郑鄤却正“坠渊壑”之中[95]，希冀思宗或许能够从爱惜才华的角度，网开一面。可是，黄道周却从来没有正面爲郑鄤“杖母”一事做过辩解。这说明他并不认爲“杖母”一事纯属诬枉。儘管如此，黄道周依然一再说，这只是“缙绅家庭小小勃豀”。
显而易见，不管是抨击杨嗣昌，还是解救郑鄤，黄道周一直是从政治品质来看待区分其优劣高下，他并不是那种脱离现实政治立场而苛求个人生活道德完美的人。用黄道周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争于其大，不争于其细”[96]。
由此，愈可见黄道周弹劾杨嗣昌，绝不可能仅仅是出自空洞的“纲常名教”观念。如果一定要说是纲常，那就只能是黄道周所说的“天下纲常”[97]，这就是不能让小人得势，执掌权柄，危害社会。
（五）三君子入狱始末
面对温体仁借郑鄤案向东林发难，东林一派人士内部本来有不同的对策。黄道周的门人畿社领袖陈子龙，即以爲郑鄤其人，“本公论所斥，诸君子误收之。今既爲大奸所中，宜弃一人，以全善人之朋”[98]。从后来的事态发展来看，应该说陈子龙的主张更爲明智。但是，黄道周不想后退，就像他后来在隆武政权率师北伐，明知不可而爲之，一切不过是尽其心力而已。再说黄道周与郑鄤，有爲正义的事业而共同冒险犯难的情义，他也不能像陈子龙一样，脱离个人感情去做纯理性的思考。这就像后来他刚一被赦复官，即不避朋党嫌疑，上疏解救因受他牵连而同遭牢狱之难的解学龙、叶廷秀一样。
黄道周解救郑鄤没有成功[99]，却使自己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从这一点来看，“机深刺骨”的温体仁，预计的图谋算是完全得逞。君子与小人较量，往往如此。此不足爲怪，亦不足以爲道周病。
黄道周谓自己文章不如钱谦益、郑鄤，而这两个人的生活品行，都颇受时人病诟，如东林自己人黄景昉所云，“微独鄤，即钱公亦未测何如”[100]。黄道周极力爲郑鄤开脱，引起的消极后果，是紧接着在崇祯十年十月，确定东宫官属时，因爲他的这种言论，不宜“爲元良辅导”，从而被排除在外[101]；而黄道周之所以未能进入内阁，很可能也是由于这一原因。至崇祯十一年七月上疏弹劾杨嗣昌，本来就有落选怨怼的忌讳，不便出面，黄道周又偏在这时犯难进言；再加上对待郑鄤与杨嗣昌的道德评判，採用“双重标準”，被思宗疑爲“朋比”；黄道周并且在衆多大臣面前，公然与思宗反覆争辩，“劲气直词，百折不挫”，很不给皇帝老子面子，结果招致降职六级，贬谪爲江西布政司都事的处分[102]。但是，黄道周实际并未至贬所赴任，而是还乡家居[103]。
黄道周虽然没有到任，但从理论上来说，毕竟还是江西布政司的属员。当时的江西巡抚解学龙，天啓年间是以“东林鹰犬”的罪名，在右给事中任上被削籍爲民的。崇祯十三年四月，已被擢陞爲南京兵部右侍郎的解学龙，离职前在循例向朝廷举荐属内官员时，推荐了迁谪于此的黄道周[104]。这本来是一件很平常的常套做法。按照惯例，发下相关部门处理，皇帝一般不再过问。可是，当时“庸劣充位”的大学士魏照乘，很害怕黄道周擢陞后，再来纠弹他们这些混事的所谓“伴食宰相”。于是，魏照乘硬是在解学龙的奏疏中吹毛求疵，抓住奏疏中讚誉黄道周“学问直贯天人，品行无忝孔孟”这句话作把柄，票拟圣旨云：“群臣结党标榜，欺侮君父，屡旨训诫，毫不省改。”思宗皇帝对于黄道周开脱郑鄤而弹劾杨嗣昌一事，似乎还一直耿耿于怀，当即大怒，下旨“立削二人籍，逮下刑部狱，责以党邪乱政，并杖八十，究党与”[105]。故黄道周与解学龙一道，在这年八月，被逮至京城，投入刑部监狱[106]。
当思宗逮捕黄道周的圣旨刚刚下达的时候，黄道周的门生陈子龙，爲母丧守制结束，正在去往北京起复补官的路上。陈子龙刚刚考中个三甲进士，分发到广东惠州做推官，尚未到任，即遇母丧，丁忧归家。他在野虽然很有影响，但在朝属于新进，地位太低，又是外官，申救没有什麽意义。于是，陈子龙便在进京后，“遍走当局称同志者，求明石斋师，爲圣主惜此举动。皆蹙额相向，以爲上意方不测，若申救，则益其祸”[107]。这些人的顾虑，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实际也是比较理智的。
陈子龙在平日有交往的官员当中，没有找到人肯出头仗义执言，可是与黄道周素不相识的户部主事叶廷秀，却慨然挺身相救，结果被责杖一百[108]。道周门人庄起俦记其经过云：
叶公者，濮州人也。登第后以魏珰故，不出。既补冷曹，与先生未尝有觌面之雅。闻先生就逮，号于曹署曰：“吾辈称冠进贤冠，今名贤罹厄，忍复坐视耶？”呼一曹不应，又呼一曹。呼已，继之以骂，又复呼。如此，遍呼六曹毕，无一人应者。叶公乃挺身上疏，请自代先生。
而八月旨下，先生与解公各杖八十，发西库司问拟。越数日，而叶公之疏亦下。旗校索，叶公曰：“吾待子来久矣，请入视吾居所有。”旗校随入，见其左侧置秘器一具，右陈全袭寿服。叶公曰：“吾老母已终世，又无妻子贻累，今日惟须公辈来一了事耳。”即随旗校同往拜杖。监杖者闻之曰：“异哉！千古乃有如此人。”叶公不行一铢一钱，诸执杖者皆愕贻不忍，下乃反轻于他拜杖者。既拜杖已，削籍回濮州。[109]
叶廷秀削籍回家，本与此案再无关係，可是，到了十一至十二月间，黄道周的同乡国子监生涂仲吉又先后两次上疏申救[110]，引得思宗更爲恼怒，下旨杖涂仲吉一百，并“究诘同谋指使”[111]。于是，“复诏道周、学龙对北司簿，仍即家逮廷秀”[112]。
所谓北司，是明代特务机关锦衣卫下设专门受理皇帝钦定大狱，也就是所谓“诏狱”的机构，正式名称爲北镇抚司，又习称北寺。一般在这裏主要是进行拷掠审讯，审讯完毕后，大多仍移送刑部拟定罪罚[113]。与北司相对，刑部的狱讼机构习称之爲西曹，也叫西库。黄道周一移到北镇抚司，即连续遭受四次严酷刑讯[114]，“北司帅逼供党与，锻炼酷极无所得。突谬指数员塞责”[115]。董养河时爲工部司务，就是在这些被胡乱指认的所谓“党与”当中，牵连同入诏狱。
这些无辜入狱的人，都是黄道周讲学的朋友[116]，董养河还是黄道周的漳州同乡宿好[117]，确是有比较密切的交往，而叶廷秀则是在这裏，才第一次见到了他冒死论救的黄道周。道周门人庄起俦记述当时情景云：
同日对簿，诸君子纍纍然相望司廷，而未能相识。叶公乃向前，俯而揖问：“谁爲黄老？”先生却就谓之曰：“是其爲叶老先生矣！”叶公乃以次鞠身，更揖曰：“斯当爲解老先生乎？”于是，相与谛视唏嘘。[118]
君子互惜，相见恨晚[119]。其实不仅是叶廷秀，就连解学龙，情形也大致相似。虽然解学龙向朝廷力荐黄道周，但是在一同被逮之前，他与黄道周也没有丝毫往来，从“未有执手之欢，杯勺之雅”[120]。所谓“结党标榜”，不过是爲共同的道义追求相互感召而已。
如上文所述，黄道周由刑部转入北镇抚司狱受审，是在崇祯十三年年底的时候，叶廷秀与董养河稍迟也入北司狱中。清人全祖望，谓在北镇抚司刑讯之后，“诸人皆返刑部，而先生（案指黄道周）改下北寺”，以爲黄道周一直被关押在北镇抚司狱中，所说应有差误[121]。黄道周在北司狱中时，有诗云“淹留北寺五月余”，此后“未几，转西库”[122]，所以黄道周大致应在崇祯十四年六月前后，转回刑部狱中，亦即所谓“西曹”。当年年底，黄道周出狱，遣戍辰州[123]。此《西曹秋思》前有叶廷秀小引，说他与黄道周、董养河相互唱和于“辛巳之秋”，辛巳即崇祯十四年，正与三人一同羁押于刑部狱中的时间相吻合。
（六）文献价值
叶廷秀在卷首的“小引”中说明，他们三人的这些唱和诗，是由他首先提起；陈刻本黄道周诗的标题，表明黄道周是在叶廷秀、董养河二人“各完平韵诗三十首”之后，才动笔“分篇和之”；再结合书中每韵下三人的排列次序均爲叶廷秀、董养河、黄道周，这说明其唱和经过是叶廷秀首唱，董养河、黄道周相继应和。
诗词不同传本之间的比勘，是一件非常複杂的事情。这是因爲作者在世时，往往会一再推敲修改字句，于是就会有处于不同修改阶段的若干种文本流传于世；再加上后人在传布过程中，有意的更改或者无意的错讹，就会有许多文句出入。并不是早出的传本就一定要比晚出的更好。下面仅标注诸本异同而不做优劣裁断，就是出于这一原因。
但是，比较《西曹秋思》上述三种传本之间的异同（详下附录原文校勘），可以看出，南明原刻本《西曹秋思》，有几种明显优于其他两种传本的优点。一是内容完整。全书每人每平韵各赋诗一首，总计九十首，陈刻本仅收黄道周诗十首，爲全书九分之一；孙抄本虽篇目完整无缺，可是有许多阙字。此原刻本只在“十二侵”韵叶廷秀诗中阙失一字。二是比较準确地保持了三人诗作的原始面貌。原刻本与孙抄本的差异，主要是孙抄本抄写的文字错讹；原刻本与陈刻本的差异，则主要是词句的更动修改。据卷端“记”，原刻本的底稿，是董养河的儿子董师吉录自西曹狱中，所以，陈刻本的词句更动，只能出自这以后。
《西曹秋思》在诗研究之外的史料价值，如所记黄道周北伐出师时之心态、情景，爲研究黄道周人生观念的绝佳资料；又如董养河没有传记，清初钱谦益爲《列朝诗集》所选诗人做小传，在陈勋的传记下，附带提了他几句，简略得甚至连明朝灭亡以后董养河是否依然在世也说不出来[124]，而此书则清楚记述董养河是在崇祯十六年秋，爲防守京城，积劳成疾而去世。至于通过这些特殊境遇下的诗作，来研究黄道周、叶廷秀、董养河诸人的内心世界，可以挖掘的价值更多，特别是叶廷秀和董养河另外都没有留下诗文着作，这本唱和诗集，也就显得弥足珍贵了[125]。
附录：《西曹秋思》全文
记①
辛巳之春，小子师吉，入侍燕京。适石斋黄夫子，爲廷诤下锦衣，叶润山先生以疏白同坐，先大夫以宿好被织②。
【校异】
①案孙抄本列此记于卷末，《四库提要》所据“庶吉士梁上国家藏本”也列此记于书尾。今案从内容和形式上看，似以列在卷首更爲适宜。②宿好，孙抄本“宿”作“夙”。
时天下忧疑①，君子仄足②。倪文正公在林下，投书于执政，有南北部复见今日之语。黄夫子闻之，谓先大夫及诸同事曰：“鸿宝之言过矣！东汉党人，遗恨千载。上乏明君，内多嬖倖，士君子徒相标榜是非于下，戮辱之惨，固其宜也。余直道不阿，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或以过激获罪，何有党名？窃笑近所谓东林、西林，日向予喋喋者耳③。”
【校异】
①忧疑，孙抄本“忧”作“皆”。②君子仄足，孙抄本无“君子”二字，“仄”作“失”。③日向予喋喋者耳，孙抄本“耳”作“自”。
以是羇栖西曹，吟咏土室。或书《孝经》以鬻食，或解《周易》以见志。彼此赓酬，互相戒勉。师吉侍侧服劳，黄夫子尝曰，孺子可教。故凡父师着述，皆手录而珍袭之。未几赐环，公道大眀，中外胥快。而倪文正公随起少司马，至都取西曹诸作，如经解，如雪草，一一较梓。曰非天王眀圣①，安有此耶？
【校异】
①天王，孙抄本“王”作“下”。
时逆闯方炽，蹂躏秦晋，先大夫痛感厝薪①，三疏请缨，见阻蜀相。又以庚癸之嘑，监督九门粮草，朝夕拮据，劳瘁成疾。于癸未之秋，先诸先生弃世矣！迨北畿失守，金陵告陷，诸先生相继尽节，忠孝之气，洵塞于天地哉②！
【校异】
①痛感，孙抄本“痛”作“弥”。②洵塞于天地，孙抄本“洵”作“询”。
因忆黄夫子督师出闽关，师吉偕伯氏嵩生饯之。黄夫子曰，予直此得报先皇帝于地下矣①！他不忍言矣，併可谢尔父矣。遂挥泪而别。
【校异】
①直此，孙抄本“直”作“自”。
嗣是伯氏披缁入山①，师吉作令赴越②。怆然数载之中，岸谷陞沈，而先大夫又弃予五年所矣③。流离之下，箧笥无存，惟此《秋思》唱和一帙④，斤斤宝之，不忍释手。爰述始末，播诸同人，俾咸知西曹之事云。
小子师吉，百拜谨誌于惠之丰湖亭⑤。
盱江后学万铣印角父书。
【校异】
①披缁入山，孙抄本“山”作“坐”。②作令，孙抄本“作”作“忙”。③弃予，孙抄本“予”作“余”。④唱和，孙抄本“唱”作“倡”。⑤谨誌，孙抄本“誌”作“识”。
西曹秋思
上虞倪元璐鸿宝校阅
濮州叶廷秀润山
镇海黄道周石斋仝着
晋安董养河汉桥①
【校异】
①案孙抄本三人题名次序爲：首董养河，叶廷秀居中，末黄道周。
辛巳之秋，读易之余，静沃道趣。笔砚不去，辄蔚诗思。从石斋、汉桥二先生敲正①，遂完平韵三十章。载劳雅和，益惭前粃。兹书后先，以存本末。观者鑒之。
廷秀识
【校异】
①石斋、汉桥，孙抄本二人先后互易作“汉桥、石斋”。
一东
润山 宁甘袖手不书空，流水深山静者同。渐拓疏怀秋色裏，微敲新句月明中。傍檐片榻频惊雨，隔院双吹晚散风。世事滔滔何处砥，请君百折看川东。
汉桥 浮云吹尽雁横空，影落长江笑我同。再阅燠凉双阙下，骤惊宠辱一年中。苍葭秋远承清露，仄柏峰孤试劲风①。惆怅无方辞缴弋，未须悔别旧墙东。
石斋 虎谷蛟潭人影空②，棕团携得与谁同。破车已顿荒山下，短棹仍投虐浪中③。出袖琪花齐化石④，开帷蜡火各经风。茅莼握卜千金数⑤，何处安流沧海东。
【校异】
①仄柏峰孤，孙抄本“峰”字空阙。②人影空，孙抄本“人”作“入”。 ③短棹，孙抄本“棹”作“掉”。●虐浪，陈刻本“虐”作“雪”。④齐化石，陈刻本“石”作“口”。⑤千金数，陈刻本“金”作“无”。
二冬
润山 远树夕阳阳抹浓①，天南极目见云封。忆莼闷阻连朝雨，索米愁催落月钟。乡国何年消战皷，客途到处老秋容。余生賸有归欤意，欲买荒山听古松。
汉桥 虽然云壑趣偏浓，踣马何关试蚁封。漫絷南冠悲夜柝②，还惊北阙误晨钟。蛟龙浪阔魂频度，兕虎风凄道自容。莫爲陆沈相对泣，荒园犹有未凋松。
石斋 最不宜看云树浓，况当隙照又云封。青天偶屑星榆泪③，白日仍催子夜钟④。半壁寒灰围客梦，一壶漏屋稳身容⑤。惊心户外伧儿语⑥，多少黄鹂失乱松。
【校异】
①阳抹浓，孙抄本“阳”作“一”。②悲夜柝，孙抄本“悲”作“愁”。③青天偶屑星榆泪，陈刻本“天”作“霜”，“屑”作“结”，“星榆”作“眀河”。④仍催，陈刻本二字作“频传”。⑤漏屋稳身容，陈刻本“屋”作“酒”，“身”作“心”。⑥惊心，陈刻本“心”作“身”。
三江
润山 更于离乱念家邦，客去林空鹤影双。岂畏风霜催鬓落，已观寒暑定心降。寻尝日半分僯火①，遮莫廉垂对草窗。挂壁苍苔閑不厌，暮凉犹倒酒三缸。
汉桥 曾筑黄金动帝邦，报燕书读泪痕双。眼中骥足囚空老②，天上旄头扫未降。剥啄敲棋怜藓榻，错综诠易类芸窗。清宵韵侣无赊酒，坐看秋花蘸碧釭。
石斋 雁集凫归各此邦，投罗舄履肯双双。未驯龙性知无赖③，已坠文城可遂降。判作候人辞赤芾，悔从雕管谢蓬窗。巢由屈贾同销处，一勺灯花倒暮釭④。
【校异】
①寻尝，孙抄本“尝”作“常”。②囚空老，孙抄本“囚”作“因”。③无赖，孙抄本“赖”作“懒”。④一勺灯花，孙抄本“勺”作“灼；又“花”作“光”。
四支
润山 闭户从知懒性宜，倦蝉唫老坠秋枝。何人重幕尊开好①，有客单襟睡起迟。语默初难学古象，衣冠今已累明时。新来作计惟寒俭，皎月撩窗动素思。
汉桥 绋鹿冠猿两不宜，此身于世总骈枝。偷闲本恃消名蚤，蒙难空怜学道迟。竖鬼数经辞药后②，崩澜少记得壶时。于今履虎平平尔，鼻鼾如雷何所思。
石斋 促刺话头儿女宜③，瘖蝉今已断枯枝④。不辞碧藕通身脆，莫说蟠桃结果迟。乌鸽掌中犹觅食⑤，猫狐眼裏未移时⑥。甫田历历生骄莠，空对笠人诉所思。
【校异】
①尊开，孙抄本二字互乙作“开尊”。②辞药后，孙抄本“辞”作“乱”。③话头，陈刻本二字作“屏间”。④瘖蝉，陈刻本“瘖”作“喧”。⑤掌中，陈刻本“中”作“盘”。 ⑥眼裏，陈刻本“裏”作“镜”。
五微
润山 几载烟霞坐钓矶，风尘回首失荷衣。渡横野水潮初落，芜尽田园客未归。只有闲心翻梦趣，不因诠易漏天机。眼前何处迷途尽，入夜愁看萤火飞。
汉桥 抛却鱼竿砺女矶，秋风谁爲捣寒衣。嗟予无死三年望，问客何来他日归。松桂故山空扫迹，龙蛇大陆未藏机。纍臣賸有忧天泪，六月严霜已昼飞。
石斋 半砖堕甑亦渔矶①，何处沙滩不箬衣②。猿槛难啣银索去，燕窼犹贴破帆归③。百钱穆蔔饶生计，两字眀符澹杀机。闻道西山六月雪，孤臣未敢问霜飞。
【校异】
①亦渔矶，陈刻本“亦”作“各”。②箬衣，陈刻本“箬”作“簔”。③破帆，陈刻本“破”作“布”。
六鱼
润山 岂因交绝往来疏，思逐归鸿落照余①。何处扁舟横荻月，有人欹枕梦鲈鱼。天涯尚见石堪语，乡国仍怜竹报书。阅到三时秋又老，素怀歴落意踌蹰。
汉桥 凋桐如髪影疏疏，菙楚声残午睡余。惊矢固宜同孽雁，脱渊蚤是愧潜鱼。乐爲晨夕相怜伴，忘在风滔未见书。久学养生经险尽，善刀藏岂待踟蹰。
石斋 榆阴隔岁再疏疏，题鴂声残芳草余。化国久赊双梦蝶，仙方空禁一衣鱼。千春石鹢悬知我，四壁风霆倘护书②。闭眼支床生已老，爲谁搔首更踟蹰。
【校异】
①归鸿，孙抄本“鸿”作“帆”。 ②风霆，孙抄本“霆”作“雷”。
七虞
润山 倦眼何须别智愚，冷心幸已澹荣枯。敢期明月还珠浦，独觅寒虹贮玉壶。观世总成真逆旅，爱才尚有旧奚奴。故乡剩得蓬门在，爲倩僯人鏁住无。
汉桥 蜗争龙战一何愚①，貂玉晨披骨夕枯②。达士信天分齿角，野夫满腹在爪壶。伏书女授吾期子，箕範王咨旧是奴。每忆古来忧患地，婆娑生意不能无。
石斋 买车还马岂云愚，却爲龟灵龟自枯③。刺棹何须频结佩，中流不合自捐壶。便从馆库烹鸭犬，莫向崑仑问宝奴。世道关天人事澹，锦场簇草几时无。
【校异】
①龙战，孙抄本“战”作“鬪”。②骨夕枯，孙抄本“夕”作“石”。③龟自枯，孙抄本“龟”字空阙。
八齐
润山 眼底往来途不迷，半窗亦似一枝栖。穷岩久见蛛封网，尘榻尝疑鷰坠泥①。隔壁有人唫白苎，故园无路杖青藜。不堪薄暮蝇蚊乱，静裏思深风月蹊。
汉桥 鳞羽离披夕雾迷，棘圜何必异桐栖②。忠难动主水投石，学不如人马陷泥。无罪叜怀非白璧，放归予杖是枯藜。倦云此去深深闭，或许随僧过虎蹊。
石斋 空泽今知老马迷，只因结足坐鸡栖。人将道眼安金屑，天与铅刀切玉泥。高士每逢新燹火，星寮错怪旧燃藜。遗乡小吏黄华绶，未用深深桃李蹊。
【校异】
①尝疑，孙抄本“尝”作“常”。②棘圜，孙抄本“圜”作“园”。
九佳
润山 昔人撒手百层崖，看到寻常事偶谐。道在实难随世诺，途穷幸不丧吾怀。凉风初试寒松节，野火仍留枯草荄。抽卷寻诗防累静，水云空阔自高斋。
汉桥 绝物无能学断崖，放情时复托齐谐。身樱罗网纔思过，人在蒹葭岂易怀。论世寸心留雅颂，识花双眼定根荄①。懒将生事防生趣，九食三旬半是斋。
石斋 伐檀人去久乖崖，梳草薙云汝未谐。鹜鸭栏中容绝足②，骊龙穴底失开怀③。已看日脚侵枯岸，不趁雷车问旧荄。石马铜驼能自在，小舠湾处即高斋④。
【校异】
①双眼，孙抄本“眼”作“目”。②容绝足，孙抄本“容”作“空”。 ③骊龙，陈刻本二字互乙作“龙骊”。④小舠，陈刻本“舠”作“船”。
十灰
润山 隙光孤影勉裴徊，秋雨夤缘长碧苔。儘弃身名抛恨去，如常色笑引诗来。僯家莫弄落梅曲，盛世原宽咏桧才。传语门前鴎鹭伴，知闻未断漫相猜。
汉桥 梧窗无语月低徊，挂壁龙吟生绣苔。与世违多皈梵果，爲书误不恨秦灰。麟楦自诧寻常眼，凤臆终矜急难才。黄独紫芝还我去，蛣丸鸱鼠莫须猜。
石斋 随他燕雀雅裴徊，已见朱阑惹绿苔。束楚何当支大厦，奔流端不顾微灰。鸱夷自赛江湖愿，枹鼓难明堂阜才①。只此山深朋好绝，虎嗥豨啸莫相猜②。
【校异】
①枹鼓，孙抄本“枹”作“抱”。②豨啸莫相猜，陈刻本“豨啸”作“猿噪”，“莫”作“浪”。
十一真
润山 许多世事莫开唇，戴笠相逢各饮醇。丘壑欲容高枕士①，儿童犹识濯缨人。唫深庾亮楼中月，思入庄周梦裏身。一线江湖缘未断，渔翁何事滞垂纶。
汉桥 酒爲销忧强入唇，醉乡怜我果清醇。看呼五白赊豪客，听抚孤桐见古人。半市半朝杂处地，亦僧亦梵苦唫身。若无铃柝频惊梦，何异秋江隐钓纶②。
石斋 莫贪鲤尾与猩唇③，桂蠹蓼虫久自醇④。不向盐梅尝异味⑤，翻从毒草见真身。牢骚鬼射沙中影⑥，割截天全线下人⑦。自是触肤通世法⑧，髑髅在处感青纶。
【校异】
①丘壑，孙抄本“丘”作“邱”。②秋江，孙抄本“江”作“深”。 ③莫贪，陈刻本“莫”作“谁”。④桂蠹，陈刻本“桂”作“蘖”。⑤不向，陈刻本“不”作“莫”。 ⑥鬼射，陈刻本“鬼”作“兔”。⑦天全，陈刻本“全”作“停”。⑧触肤，孙抄本“触”字空阙，陈刻本“触”作“残”。
十二文
润山 澹漠天光閑自分①，愁心一半送斜曛。秋蛩泣露惊颓壁，倦鸟寻枝避断云。欲向沧溟窥道岸，未教剑气触星文。乱离满地劳瞻顾，何处家移野草薰。
汉桥 秋光无赖又平分，骑马红尘较易曛。羁客杯铛空皓月，美人环佩隔高云。墙蛩韵切猗兰操，江雁声逥织锦文。归梦欲成还坐起，贝龛添取百合薰。
石斋 残基歴乱已难分②，复泻空杯祷落曛。白首繫官如祝髪，长天送老属孤云。人经多难思偏远，赋爲销愁语不文。最忆垩庐员石下，松脂枫乳共龢薰。
【校异】
①澹漠，孙抄本“漠”作“汉”。②残基，陈刻本“基”作“碁”。
十三元
润山 莫羡明时鹓鹭尊，应秋萤火煽黄昏①。论心幸倚人如玉，席地偏宜月到罇。白壁余晶仍射斗，青铜合老未惊魂。不堪重忆昨年事，潦倒犹怜谏草存。
汉桥 沧州吾道亦何尊，赤米白盐朝复昏。鸥侣绝无峰对面，瓦衣何有雨倾盆。开笼放鹤怜垂翅，薙圃分华欲醉魂。底事衰年轻一掷②，到家羞说舌犹存。
石斋 率野仍知虎兕尊，蛰虫径不悟朝昏③。紫苔任蚀腰中剑④，白浪频翻马上盆。百战坠肌犹有骨⑤，片言折胁但销魂⑥。宫縚允矣吾夫子⑦，莫说香柔舌自存。
【校异】
①应秋，孙抄本“秋”作“和”。②轻一掷，孙抄本“轻”作“经” ③蛰虫，陈刻本“蛰”作“热”。④腰中剑，陈刻本“腰”作“匣”。 ⑤坠肌犹有骨，陈刻本“坠肌”作“沙场”，“有骨”作“吐气”。⑥折胁，陈刻本二字作“黯备”。 ⑦宫縚允矣，陈刻本“宫”作“官”，“允”作“久”。
十四寒
润山 同异可将人面看，无妨对酒静波澜。风凉自解秋香好，日暮方知远道难。半夜青藜燃太乙，多年清梦醒邯郸。目前道气追随是①，何处尘埃更正冠。
汉桥 海月遥怜女儿看，鱼龙何夜不生澜。言愁我自经愁惯，破笑方知强笑难。万国烟霾呼战鬼，中原豺虎断征鞍。便归未卜归何日，徒歎梅真蚤挂冠。
石斋 明月人当渔火看，一行葱渫也翻澜。观生已识有生累，阅物方知望物难。是处未应题绝笔，此翁何苦据征鞍。秋冬射猎真无艺，乞得鹿皮製小冠。
【校异】
①目前，孙抄本“目”作“日”。
十五删①
润山 独有秋思不可删，三时珍重一身閑②。静中稽古堪心醉，愁裏逢人易鬓斑。大海遗珠悬北斗，孤云带雨下西山。屋梁落月情如许③，未免夷犹去住间。
汉桥 蕙合滋荣艾合删，主恩何敢怨投閑。名题虎观新开典，官躐鸠曹独领斑。腰骨伸来仍傲菊，头皮留得未惭山。【衣＋丘】爲宵旰分乡梦，时绕红云玉仗间。
石斋 十七部书一夜删，离身萧斧即高閑。艰贞不敢闻箕子，眀哲随它笑史班。吴市故家犹辨姓④，草堂神物别移山。铁围尽处无开诺⑤，万岁君恩出此间。
【校异】
①案南明刻本此韵三人诗次序与其他诸韵同，即依次爲叶廷秀、董养河、黄道周，孙抄本则董养河与黄道周前后位置互易，将次序改爲叶廷秀、黄道周、董养河。②一身閑，孙抄本“身閑”讹作“时间”。③情如许，孙抄本“情”作“清”。④犹辨姓，陈刻本“犹”作“仍”。⑤开诺，陈刻本“诺”作“路”。
一先
润山 披离亦侣饮狂泉①，乍听秋声意惘然。无那思君如满月，不堪顾影在壶天。野情仍昔怜孟雅，生计凭今逊睡贤。欲辨西阳乌尽处，山川满目蔚风烟。
汉桥 负他白石与青泉，顾影樊笼一哑然。衰凤片鸰终瑞世，愁胡双眼自横天。榆收难学平津媚②，箨落深思王蠋贤。字作蝇头书未蠹，草玄高阁也淩烟。
石斋 杖头跑地得云泉，帝与筮魂又栩然③。皓首不须谈物命，枯苗安敢负穹天。豢牛自识羊皮贱，宝鼎宁知柳下贤④。兽炭狼烟争岁暮，此身轻带介山烟。
【校异】
①亦侣，孙抄本“亦”字空阙。②平津媚，孙抄本“津”作“情”。③筮魂，孙抄本“筮”作“巫”。④宝鼎，孙抄本“鼎”作“甲”。
二萧
润山 但看木落怅先凋①，却望千门月色遥。此处投珠无按剑，几人鍊汞胜吹箫。平沙集雁云初懒，凉雨寒蝉秋渐骄。遂有壮心成泮涣②，还山我欲混渔樵。
汉桥 回首明湖枫渐凋③，六桥尊酒故人遥。同心月冷松间带，乞食风凄江上箫。北雁飘来多避缴，南鳞徙去不通潮。侨家城曲吾孙在，何日携书偩老樵。
石斋 雪尽松寒喜未凋，故园万里讵云遥。中原刁斗依清啸，南国松梅碎玉箫。胡马夜阑齐饮水，鲸鱼月出各窥潮。风烟岭表晴无恙，不使明时缺老樵。
【校异】
①怅先凋，孙抄本“先”作“未”。②壮心，孙抄本“壮”作“寸”。③枫渐凋，孙抄本“枫”作“风”。
四豪
润山 一书一剑半生劳，采得湘兰佩影高。霄汉原无留芥蒂，江湖多是闭蓬蒿。何须同异争三耳，祗见居诸唤二毛。布被蒙头惟稳卧，不知门外有风涛。
汉桥 嘑牛嘑马亦何劳，厌听凄鸿入汉高。阅尽千秋空竹简，问来七尺只丘蒿①。仓鹰在臂争锋距，翡翠栖苕矜羽毛。抱病自怜还自笑，更深烧茗战秋涛。
石斋 折辕炊火见薪劳②，却想晨门身事高。阿客到头轻【舛＋鸟】鷟，小山终古耐蓬蒿。五噫改字蛇添足，一臼移家燕落毛。何处饮牛更洗耳，手提竹枕听秋涛③。
【校异】
①问来，孙抄本“问”字空阙。②炊火，孙抄本“炊”作“吹”。③手提，孙抄本“提”作“持”。
五歌
润山 家山无计谢烟波，余课閑唫贫也歌。老近自知心省好，朝来其奈事生何。兵荒驿路棠阴少，将相池台蔓草多。摇落客情难对酒①，三秋一半梦中过。
汉桥 频年浪迹在江波，风景撩人足啸歌。三夕洞庭皆月伴，一帆庐阜奈云何②。仙人鹤去遗丹少，骚客风流洒墨多。非爲缁尘涤逸翮，秋山谁胜不堪过③。
石斋 渔龙白日撼名波，纵有窹言不敢歌。画局半枰生已老，石头双柱意如何。裁将皂帽辽东近，乞得丹砂勾漏多。莫谓刺舟渔父傲，洞庭深处少人过。
【校异】
①客情，孙抄本“客”作“穷”。②庐阜，孙抄本“庐”作“芦”。③谁胜，孙抄本“谁”作“虽”。
六麻
润山 十亩荒残不用嗟，孤萍一缕繋天涯。那更多事唫爲苦，赖有能閑餐渐加。客路空闻求塞马，世情应蚤辨弓蛇。可怜歴乱风烟裏，秋色先人已到家。
汉桥 楚水扁舟更可嗟，巫云三载断天涯。烟迷鹦鹉春衫湿，雨听潇湘雪鬓加。汉女有魂皆药草，渔人无梦不桃花。悲愁欲拟离骚怨①，阁笔东僯宋玉家②。
石斋 敏手谁能辨咄嗟，容头身过即生涯。八行封去青云寂，一部书成白髮加。沧海舟能浮贝叶，武林溪莫禁桃花。马头亭馆多无碍，喜得墙东未有家。
【校异】
① 悲愁，孙抄本“愁”作“秋”。②宋玉家，孙抄本“玉”作“王”。
七阳
润山 明镜难窥髩上霜，贞心幸不委凄凉。风雷乍动闻天笑，松菊犹存佩月香。独向孤滩怜逝水，只宜半亩问芳塘。四休居士逢人懒，消得清尊又夕阳。
汉桥 絺时不蚤备严霜，短褐何辞耐夜凉。肉断菔根生暖气，卉残菊蕊动微香。寄儿好护藏书架，戒仆休枯养鸭塘。更喜老兄林下健，归陪诗酒趁春阳。
石斋 江南枫桕好经霜，从此红云试晚凉①。不信冰车轻蹴岸，自耘佛瓜动奇香②。风平挂席看疏岛，日午收盐过小塘。泛泛卜居谁得侣，殷雷多半载山阳。
【校异】
①试晚凉，孙抄本“试”作“赋”。②佛瓜，孙抄本“瓜”字空阙。
八庚
润山 静裏秋容晚更清，愁心暗与暮云平①。凉天方歇蜩螳语，征路重看枤杜荣。尚有黄花酬晚节，可无白日送归旌②。还山应触檀槽泪，仍似风檐雨夜声。
汉桥 在山泉浊出山清，今古英雄亦不平。但有画龙难作雨，可令嘉穗失敷荣。人无按剑怜才命，天试倾辀识性情。东舍看花西舍酒，何知凄恻是秋声。
石斋 万斛阿胶河水清，千群精卫海当平。欲教玉气如泥软，不忍兰根学艾荣。血出铜人犹有命，毛黏石蛤遂无情。开颐错说前生事，已作六花花外声。
【校异】
① 暮云平，孙抄本“暮”作“莫”。②归旌，孙抄本“旌”作“津”。
九青
润山 羞将枯颖乞诗灵，每到秋来爱澹宁。因道利名便割席，且酬日月正翻经。天高不碍飞鸿鹄，原上谩劳歎鹡鸰。思入烟霞深一往，潇潇月露下空庭。
汉桥 勒移不待北山灵，皂帽今真愧管宁。腰下已无堪痊剑，胸中空有未传经。西园秋草伤蚨蝶①，远路凉风忆鹡鸰。恋主愿闻频送喜，捷书近报欲犁庭。
石斋 败鼓当场已不灵，何须钟磬数丁宁。人看乌鸟无多识，天假书生守一经。尽处波涛摧土埂，偶然风雨混原鸰。家家少媍排香火，幸勿缨冠过北庭。
【校异】
①蚨蝶，孙抄本“蚨”作“蝴”。
十蒸
润山 怪得蹇来翻聚朋①，庭啣月照散群灯。但怜臣罪何难见，欲悔昨非今未能。听雨时过垂翼鸟，入山偏爱卧云僧。不知此意人知否，一片寒心万壑冰②。
汉桥 彀中不中几人曾，网凤罝虬亦未能③。假我白头无作吏，何山苍梧不藏僧。刀碪变相寻真筏④，风雨枯燐暗破灯。但得主恩容纵壑，孤峰岂碍月爲朋。
石斋 曾到青蒲泣未曾，解衣攀鼎亦何能。雪中守奏雁门吏，釭底摇头匡阜僧。已纵风烟侵曲突，不贪膏火护残灯。穷奇渐噉青阳尽，屈指当年几道朋。
【校异】
①翻聚朋，孙抄本“朋”作“明”。②案此诗篇末南明刻本有叶廷秀自注云：“此韵因予后改，故不同。”孙抄本无此注。③网凤罝虬，孙抄本“罝”作“置”。④刀碪，孙抄本“碪”字空阙。
十一尤
润山 遥天高雁逐云流，千里书来烟树秋。半夜拥襟听画角，谁家呼酒踞高楼。不嗔檐鹊搅乡梦，却恐路人分客愁。莫向风前思往事，已将身世付轻沤。
汉桥 六朝几度问风流，凄断秦淮树树秋。与客绮裘霜上月，看人珠箔渡边楼①。绠沈眢井苔还绿②，屐冷东山花合愁。笑我观空如止水，未忘情复动清沤。
石斋 苍茫听苇自中流，恰有危帆共饱秋。百鸟难排千目网，孤身合住几层楼。世能无事吾何事，人共言愁我始愁。辨得乾坤成骨血，此生安敢道如沤。
【校异】
① 渡边楼，孙抄本“渡”作“度”。②眢井，孙抄本“眢”作“背”。
十二侵
润山 记得淋漓效釜鬵，鸡鸣风紧气萧森。泥涂犹喜世□浅①，暇日方知天意深。隔岁重虚黄菊意，故园一繋白云心。市朝幻相今参破，危坐寒灯竟似瘖。
汉桥 三复风人歌溉鬵，壮怀天外髪森森。栖来粉署马同廋，老尽青山树未深。峰壑着人皆侧足，鬚眉何事可扪心。因怜物负几先智②，蟋蟀秋唫蝉自瘖。
石斋 泰否关头各釜鬵，一身当火自萧森。合分毒痛身难免，欲叫狂泉睡已深。猿鸟见人先引路，龙蛇过岁未安心。帝功霸业无消处，莫怪夷吾老自瘖。
【校异】
①□浅，孙抄本阙字作“情”。 ②智，孙抄本“智”作“知”。
十三覃
润山 罗吏囊文亦类贪，乾坤何处着奇男。一閑止味三爲乐，百懒宁惟七不堪。常对孤云谐独往，暗携秋月卧清酣。涸鳞破网无奢望，欲傍高台结半庵。
汉桥 惟有溪山不厌贫，罗溪招友复携男。罾蛟涧底鳞鳞动①，石语峰头片片堪。银瀑洗毫穿海怒，绿蕉裁稾入霜酣。廿年复听连床雨，愁说云深似旧庵。
石斋 不捐薇蕨已成贪，况有私交过鲁男。长天照影丝丝入，名主诛心事事堪。便御狐狼风不竞，可逢魍魉战还酣。分襟回去四千里，南北东西结小庵。
【校异】
①罾蛟涧底，孙抄本“罾蛟”二字空阙。
十四盐
润山 跼蹐低垂风雨帘，细尝茶孽亦能甜。独行不必僯同病，今事何须用古占。波静五湖人似镜，天悬三岛日依崦。梦余只可唫流水，归计萧萧马首瞻。
汉桥 晏师岩阁捲筠帘，泉喝无声乳自甜①。蝌蚪壁题金简字，天山象落紫阳占。龙听法乘云连海，衲遶经台月照崦。坐卧半生迷小草，屴峰秋色与谁瞻。
石斋 斜风斜雨捲疏帘，橄榄仍能得到甜。岂有列名呼火树，更无奎宿语星占。三生天外投丹叶，百行经中礼玉籖。屠钓它年随画像，千春未必少观瞻。
【校异】
①无声，孙抄本“声”作“心”。
十五咸
润山 十载云山久树衔，不堪烟雾鏁松杉。澹人耳目分醒醉，高我鬚眉任誉谗①。万裏秋岩催葛屦，三关寒沁裂征衫。家园尚有渔竿在，爲嘱西风蚤挂帆。
汉桥 幔亭别后半云衔，负却层梯几换杉。虹板曾孙难度俗，蛾眉秦女不忧谗。种茶世改停龙饼，接笋人归脱绿衫。雁过好传仙侣道，惊波今喜得收帆。
石斋 落节道人别署衔，萧然衣袖乱松杉。焚香洗足能通座，揽镜刊眉少避谗。倦去调禽还引几，老来叠葛护单衫。蛮烟未必无真气，便写真文挂布帆。
【校异】
①高我鬚眉任誉谗，孙抄本“鬚眉”作“眉鬚”，“任”作“仍”。
【作者说明】
本文在《燕京学报》发表时，不知是编辑还是校印者，误将第二部分第二节“曾弹劾过他（指杨嗣昌）的宋学朱与杨廷麟，都被他寻机借刀杀人，置之于死地”这一句话中的“宋学朱与杨廷麟”，错印成“宋学、朱济南与杨廷麟”，特附此说明。
[1]案《大明一统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卷七八福建漳州府（页1201）有罗溪。
[2]《中国书店三十年所收善本书目》（北京，中国书店，1982），集部，明别集类，页198。
[3]《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集部总集类，页2819。
[4]《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卷一九三总集类存目，页1762。
[5]《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卷二五五《黄道周传》，页6595。
[6]张岱《石匮书后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三七《黄道周传》，页221。
[7]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七《黄道周金声列传》张岱论赞，页225。
[8]《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页6592～6599；又卷二四《庄烈帝本纪二》，页326。
[9]《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页6509～6510）载杨嗣昌在夺情起用前“以父忧去，复遭继母丧”。《明史》卷六○《礼志一四》（页1493）载，依明制，其“斩衰三年者：子爲父母，庶子爲所生母，子爲继母”。故杨嗣昌应服满三年丧期，始得复居官位，而据《国榷》（北京，中华书局，1958）卷九六崇祯十一年七月壬戌条（页5813）载：“嗣昌于丁丑（案崇祯十年）二月趋朝时，父服阅十八月，母服纔五月也。若夺情之命，又先乎此。”案据《国榷》卷九五（页5762）记载，所谓“夺情之命”，诏下于崇祯九年十月甲申，故明显背戾明朝典制。
[10]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北京，中华书局，1977）列《东林党议》一节（页1025～1059），专门记述明末党争之缘起经过；已故谢国桢先生所着《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一书，更详细论述了这一时期的党派争执，可以参考。
[11]南明时几社中坚夏允彜撰《幸存录》（上海，上海书店，1988，影印原商务印书馆印《明季稗史初编》本），列有“门户大略”一节（页287～294），反思东林党人的诸多失误和缺陷，不赞成“后世之论，必一贤一邪，有难浑者”的评判。作爲党社中人，夏允彜对于东林党活动的反思是必要的，也是允当的。但是，不管是对于后世的评判者来说，还是对于明末实际政治斗争的当事人来说，从总体上看，这两大阵营之一贤一邪，终究还是泾渭分明，不容混淆的。
[12]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6月）史部正史类“明史”条（页370）谓：“明世七卿，以吏部、兵部、都察院爲尤重。”
[13]《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页6510～6521。
[14]夏允彜《幸存录》“流寇大略”条，页312。
[15]计六奇《明季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一“杨嗣昌奏岁饑”条，页23。
[16]赵翼《廿二史劄记》（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三五“明末书生误国”条（页806～807）即持此说，可参看。
[17]张岱《石匮书后集》卷八《孙承宗传》，页75～80。《明史》卷一一○《宰辅年表二》，页3384。
[18]史惇《恸余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东林经济”条（页71）云，在东林所谓“大经济”诸人中，唯有孙承宗“少见方略”，其余诸人率不值一提。
[19]王世德《崇祯遗录》（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明史资料丛刊》第五辑本）崇祯十二年九月，页14）。
[20]李世熊《寒支二集》（清道光八年姚江陈氏木活字本）卷四《答黎媿曾简》，页22a。又清人李慈铭在《越缦堂读书记》中（史部正史类“明史”条，页377），虽然指斥杨嗣昌爲“盖世之奸”，却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有才”的人物。
[21]范景文《范文忠公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丛书集成》初编本）卷四《谠论当存人材可惜疏》，页65。
[22]彭遵泗《蜀碧》（上海，上海书店，1982，影印神州国光社《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卷一崇祯庚辰秋七月，页11）。
[23]《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页6510～6520）。案王世德撰《崇祯遗录》，虽极力称讚杨嗣昌的才能，也不得不承认（页15）：“唯用熊文灿以误国，罪无所逭耳。”李世熊《寒支二集》卷四《答黎媿曾简》（页22a）记载，黄道周也说杨嗣昌是“以不善用人而败”。
[24]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七《黄道周传》，页222。
[25]《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页6510；又卷二五五《黄道周传》，页6599。
[26]张履祥《言行见闻录》（北京，中华书局，2003，《杨园先生全集》本）卷二，页904。
[2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二三“总论流寇天下”条，页680。
[28]查继佐《罪惟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列传卷二五《杨鹤传》，页2493～2494。
[29]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七“杨鹤受降”条，页131。
[30]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二五《杨鹤传》，页2495。
[31]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四“宋学朱济南被围”条，页249～250。《明史》卷二七八《杨廷麟传》，页7114。
[32]《国榷》卷九六崇祯十一年五月己巳条，页5808～5810。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四“杨嗣昌论荧惑”条，页237～238。
[33]王世德《崇祯遗录》崇祯二年十月，页8。
[34]徐鼒《小腆纪传》（北京，中华书局，1958）卷二三《黄道周传》，页237。
[35]《明史》卷二五二《杨嗣昌传》，页6509。
[36]参见李棪《东林党籍考》（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37]文秉《先拨志始》（上海，上海书店，1982，影印神州国光社《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卷下“钦定逆案”，页218～268。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七一《魏忠贤乱政》，页1170～1171。《明史》卷三○六《阉党传》，页7851～7853。
[38]文秉《先拨志始》卷下“钦定逆案”，页235。
[39]《明史》卷三○五《魏忠贤传》，页7818；又卷二四五《周宗建传》，页6357～6358。
[40]《明史》卷三○六《徐大化传》，页7865。
[41]在刊布所谓“东林党人榜”之前，阉党已有圈点《缙绅便览》，编造“东林同志录”、“东林点将录”等种种黑名单，但据文秉《先拨志始》卷上（页154）记载，这些黑名单都是在“杨、左既逐”之后才出现的，所以郭巩应是其始作俑者。
[42]《明史》卷二四五《周宗建传》附《郭巩传》，页6360。
[43]《明史》卷二四五《周宗建传》，页6358。
[44]《明史》卷二五九《熊廷弼传》，页6693。
[45]《明史》卷二四五《周宗建传》，页6356。
[46]《明史》卷二四五《周宗建传》附《郭巩传》，页6360。
[47]《明史》卷二六○《杨鹤传》，页6726。
[48]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史部正史类“明史”条，页377。
[49]史惇《恸余杂记》“钱牧斋”条，页72。
[50]夏燮《明通鑒》（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八六庄烈皇帝崇祯十一年七月乙丑条，页3294。
[51]文秉《先拨志始》卷下“钦定逆案”，页266～268。
[52]《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页7932～7934；又卷三○六《阉党传》，页7868。
[53]《明史》卷二五三《薛国观传》，页6538～6541。
[54]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七《黄道周传》，页222。
[55]《明史》卷七○《选举志》二，页1701。
[56]计六奇《明季南略》（北京，中华书局，1984）卷八“黄道周誌传”条，页315～316。查继佐《罪惟录》列传卷一二下《黄道周传》（页1963）载：“例经筵展书官膝前行。道周以道尊，平步进。魏逆连目慑之，不爲动。”
[57]《明史》卷二五一《文震孟传》，页6495～6497。《黄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第10册碑誌类《郑峚阳先生墓表》，270～271页。
[58]郑鄤《峚阳草堂文集》（1932年族孙郑国栋木活字印《峚阳全集》本）卷一六《天山自敍年谱》，天啓二年，页15a。
[59]洪思《黄子传》（清道光间陈寿祺编刻本《黄漳浦集》卷首附），页1b。
[60]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清道光间陈寿祺编刻本《黄漳浦集》附）卷上，天啓二年，页12a。
[61]黄道周《黄漳浦集》（清道光间陈寿祺编刻本）卷二《救郑鄤疏》，页20a。
[62]查继佐《国寿录》（北京，中华书局，1959）卷四《阁部黄道周传》，页128。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七《黄道周传》，页221。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黄道周誌传”条，页315～316。案《明史》本传（页6592）等书谓道周以“内艰归”，不确。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页12b～13a）明确记载，黄道周天啓五年七月到家，翌年春迎娶夫人蔡氏，“越两月而母太夫人违养”。又《明季南略》之“黄道周誌传”，谓道周始授庶吉士时，即因慈母在上，“议且有待”，于是“决意归隐”，最终也是自己“亟请告行”。据此，黄道周容或有归隐之意。但是，他离职归里，时在三年多以后，说明当时并未下决心辞官。黄道周离开朝廷时，还是受到了某种逼迫。
[63]清道光间陈寿祺编刻本《黄漳浦集》附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天啓五年下（页13a）附洪思撰黄道周年谱，谓黄道周自己说，他在天啓五年春，正“以讲筵获罪”。
[64]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黄道周誌传”条，页316。
[65]《明史》卷二五九《袁崇焕传》，页6718～6719。
[66]《明史》卷二五一《钱龙锡传》，页6485～6486。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六《东林党议》，页1049。
[67]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黄道周誌传”条，页316。
[68]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七《黄道周传》，页221。
[69]《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页6592～6594。
[70]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七《黄道周传》，页221。
[71]《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页6594。
[72]《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页7934）载：“体仁阴使侍郎张捷举逆案吕纯如以尝帝。言者大哗，帝亦恶之，捷气沮，体仁不敢言，乃荐谢陞、康世济爲之。世济寻以荐逆案霍维华得罪去。维华之荐，亦体仁主之也。体仁自是不敢讼言用逆党。”案据谈迁《国榷》（页5656），吕纯如之荐，事在崇祯七年八月，此可概见崇祯初年之人心舆论。
[73]《明史》卷三○六《阉党传》，页7853。
[74]《明史》卷三○八《温体仁传》，页7935。
[7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五“郑鄤本末”条，页263。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六《东林党议》，页1055。
[76]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黄道周誌传”条，页317。
[77]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五“郑鄤本末”条，页261。
[78]《黄宗羲全集》第10册碑誌类《郑峚阳先生墓表》，270～271页。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一六《天山自敍年谱》，页22b。
[79]文秉《烈皇小识》（上海，上海书店，1982，影印神州国光社《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本）卷四崇祯八年十一月，页111。
[80]《国榷》卷九四崇祯八年十一月癸丑条，页5718。
[81]郑鄤《峚阳草堂文集》卷一六《天山自敍年谱》，页26a～27b。
[8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六《东林党议》，页1055。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五“磔郑鄤”条，页258。《明史》卷二五五《刘宗周传》，页6581。
[83]明末一些议论，以爲黄道周是受郑鄤欺骗蒙蔽而与其交游，并爲之开脱（如史惇《恸余杂记》“黄石斋”条，页69；又王世德《崇祯遗录》崇祯八年，页12），都是对于黄道周与郑鄤的政治交往基础缺乏关注而妄加推测。
[84]陈子龙自撰《年谱》（清嘉庆八年簳山草堂刊《陈忠裕公全集》附刊本）卷上（页22a）崇祯十五年下，谓温体仁“知郑品秽易乘，可使群正夺气”。
[85]《国榷》卷九五崇祯九年六月丙子条，页5745。
[86]关于所谓“杖母”一事，明末以来，衆说纷纭。其中较质实者有《黄宗羲全集》第10册碑誌类《郑峚阳先生墓表》（270～271页）、萧穆《敬孚类稿》（合肥，黄山书社，1992）卷一四《记郑鄤狱》（页386～387）转述严元照《蕙櫋杂记》记卢文弨所见当时案卷、计六奇《明季北略》卷一五“郑鄤本末”条（页259～263）、文秉《烈皇小识》卷四（页111）等。其中《明季北略》与《烈皇小识》所说大体相同，而以《烈皇小识》记述稍简省：“郑（鄤）爲孝廉时，父振先私宠一婢，爲嫡吴氏所虐。振先与子谋，假乩仙以怵之。吴氏惧，甚愿受杖以赎罪，即令此婢行杖。行次，鄤不禁失笑。吴氏大怒，谓渠父子私构此局，遍诉三党。于是喧传有杖母之事。”
[87]徐鼒《小腆纪传》卷二三《黄道周传》，页241。
[88] 黄道周《黄漳浦集》卷二《救郑鄤疏》，页20a。
[89]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崇祯九年，崇祯十年，页18b。
[90]《国榷》卷九六崇祯十年五月丙申条，页5783。
[91]《国榷》卷九六崇祯十年六月戊戌条，页5784～5785。
[92]《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页6595。
[93] 黄道周《黄漳浦集》卷三《论杨嗣昌疏》，页12a。
[94]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七《黄道周传》，页222。
[95] 黄道周《黄漳浦集》卷二《三罪四耻七不如疏》，页18a。
[96]黄道周《黄漳浦集》卷二《慎喜怒以回天疏》，页9a。
[97]张岱《石匮书后集》卷三七《黄道周传》，页222。
[98]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崇祯十五年，页22a。
[99]因“杖母”罪属“忤逆”，从法律程式上讲，要有父母指控，而郑鄤父母早已去世，所以郑鄤繫狱多年，未能定罪。后来，奸党中人便进一步诬控郑鄤有奸妹、奸媳等罪行，于是，郑鄤惨遭淩迟处死。事具文秉《烈皇小识》卷六崇祯十二年八月，页171。
[100]计六奇《明季南略》卷八“黄道周誌传”条，页317。
[101]《国榷》卷九六崇祯十年十月甲寅条，页5792。
[102]《国榷》卷九六崇祯十一年七月己巳、戊寅条，页5815～5816。
[103]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页23b~26a。
[104]《明史》卷二七五《解学龙传》，页7043～7044。
[105]《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页6599；又卷二五三《魏照乘传》。文秉《烈皇小识》卷七崇祯十四年，页186。
[106]《国榷》卷九七崇祯十三年八月癸丑条，页5872。
[107]陈子龙自撰《年谱》卷上崇祯三年，页27a。
[108]《国榷》卷九七崇祯十三年八月己未条，页5873。
[109]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崇祯十三年，页26a～26b。
[110]《国榷》卷九七崇祯十三年十一月壬辰、十二月庚申条，页5881，5883。
[111]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崇祯十三年，28b。
[112]计六奇《眀季北略》卷一六“黄道周廷杖”条，页275～276。
[113]《明史》卷九五《刑法志》三，页2334～2336。
[114]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崇祯十三年，页28。
[115]计六奇《眀季南略》卷八“黄道周誌传“条，页318。案文秉《烈皇小识》卷七谓董养河等入狱是由黄道周“供出”，应是依据当时北司编造案卷而未加考索，不可信。
[116]《国榷》卷九七崇祯十四年二月丙辰条，页5887。《明史》卷二五五《黄道周传》，页6599。
[117]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丁集下，页650。叶廷秀、黄道周、董养河《西曹秋思》（南明罗溪阁刻本）卷首《记》，页1a。
[118]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崇祯十三年，页28b～29a。
[119]计六奇《眀季南略》卷八“黄道周誌传“条，页318。
[120]黄道周《黄漳浦集》卷三《乞赦解学龙叶廷秀疏》，页23a。
[121]全祖望《眀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卷五六《诸儒学案》下四《忠烈黄石斋先生道周》，页1334，
[122]庄起俦《漳浦黄先生年谱》卷上，崇祯十三年，页28a。
[123]《国榷》卷九七崇祯十四年十二月甲子条，页5911。
[124]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下，页650。
[125]叶廷秀于明亡后，参加山东榆园义军的抗清活动，兵败被俘，不屈死节，而《明史》谓廷秀爲僧以终，所记有误。民国时张相文对此最早做有考索，见张氏编纂《阎古古全集》（民国十一年排印本）附所撰《白耷山人年谱》卷上，丁亥永曆元年（页10b～11b）、甲午永曆八年（页16b）；着名版本学专家沈燮元先生，尝爲弊箧所藏此《西曹秋思》撰写题跋，亦阐发其事，称颂叶廷秀与黄道周，“彪炳千秋，后先辉映”（此题跋后刊载于《北京高校图书馆学刊》1995年第1期上）。又谢国桢《清初农民起义资料辑录》（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彙集有叶廷秀参与榆园抗清活动的一些重要史料（页90～91）。
（资料来源：《燕京学报》，新十八期，2005年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