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士成-一部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的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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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一部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的着作


聂士成,晚清着名的军事将领。他的《东游纪程》是一部闪烁着爱国主义光辉的杰作。1893年,身为山西太原镇总兵的聂士成,向直隶总督李鸿章请命:自带武备学堂学生数人,实地考察东北,“熟悉其道路之险要,径行之难易”,“备异日与强邻战事之需”(注:杨慕时:《辛丑正月上全权大臣李傅相书于京师贤良寺》,《义和团》(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页。)。此请被批准。
1893年10月,聂士成率武备学堂学生张祖佑、鄢玉春、冯国璋三人,从芦台出发,历经沈阳、吉林、齐齐哈尔、瑷珲至海兰泡,沿黑龙江东岸到漠河,再入俄国的伯力(哈巴罗夫斯克)、双城子(伏罗希洛夫)、海参崴(符拉基米尔),然后进入吉林的珲春;又从珲春经宁古塔(今吉林东宁)、三姓(今黑龙江依兰)、三岔口(今黑龙江宁安)入朝,游朝鲜的汉城、仁川、平壤,入丹东返回。至次年5月,前后历时8个月,行程2.3万多里。聂士成把沿途所见所闻,撰成《东游纪程》一书。
《东游纪程》共分四卷:卷一、二《日历》,卷三《东省全图》及《图说》,卷四《东三省韩俄交界道路表》,共10万多字。《日历》中记载了每日行程、沿途见闻,有关当地的历史沿革、人口来源、风土人情、物产贸易等,特别注重于军事地理的勘测,对地形、地貌、双方驻军、防御设施、驿站道路等都有详细记载,并提出准确独到的见解。在图表中共绘制了32幅要塞地图和各地之间详细的交通里程表,并对之加以说明。这一切都是用科学的方式勘测、调查得来,真实可靠。“读其书如亲履其地。二万三千余里疆界牙错出入,不藉地图,一览尽得之。”(注:胡思敬为《东游纪程》写的跋文,见《中国近代军事人物传》,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版,第381页。)此书成为一本极有价值的军事地理手册,也是研究当时东北边防和地方史难得的第一手资料。

虽然19世纪70年代以来,俄国不时以“友好”的姿态出现,中俄关系尚属正常。但聂士成在《东游纪程》一书中对沙俄抱以极大的警觉,他通过实地考察和调研,对沙俄长期以来不停地蚕食鲸吞我国领土的事实表示极大的愤慨,并对他们的侵略野心无情地加以揭露。同时呼吁加强边防,谨防战争。
在《纪程》中,聂士成为俄国通过《北京条约》、《瑷珲条约》鲸吞了比东三省还大的土地而深感叹息与愤慨。并通过实地考察披露沙俄仍在不停地蚕食我领土。如关于“耶”字碑问题。沙俄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掠夺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大片土地。在两江汇流处树立新界碑时,又擅自将界碑“立于乌苏里河口,距站三里许窝家口”。聂士成亲自带学生查看测量,指出“中俄分界以乌苏里江、黑龙江为界,此碑应立于伯利城南之通嘴上。今立此处,已属乖舛。……因扩出八十里,以为己有,今固无从挽回矣”。又考证,在吉林珲春东,图们江边的抚夷镇“屯东三里许有岗岭,与各界碑连脉,碑原在上,后经俄人贿嘱旗官移碑于下”丢失一地;在镇附近的中俄朝交界处,有一湖“名哈桑湖,按旧碑原址,湖在中国界内,今移碑江沿上,则以湖西岭岗为界”,俄人又无端占一地;有的地方“时有俄人侵越开道之事”,而腐朽的清官员们“亦遂听之”,俄人“遂得肆其贪黩之志”。有的地方则界限不清,如江东六十四屯与俄屯沟界,宽约一丈,“已近塌平,所余土埂难资永久”等等。通过勘察,聂士成提出“宜商同俄官会立规则”,“清理界限,移置界碑,庶不致积久难移,另生枝节”,“以保永安”。
关于中俄边界防务的情况,作者指出:边界防务上,俄方“沿界周密无遗,凡华路所通,俄必设卡,凡我要路所在,俄必于数十里立镇筑城,斟酌道路之险易,驻以常守之兵”;我方“设防薄弱”,“在在堪虞”,“虽有若无”。至于军队素质,俄军“操法甚为精熟,马亦知号令”;我方是“兵骄将弱,调用实难,且技艺生疏”,“不谙军律”,“以之应敌十不当一”。兵力布置上,也相去甚远,如在双城子俄常驻兵“约有五千,多半强悍”;而清军设防是“兵不满百,将不知兵”等等。因此,“彼此相形,已有胜负立判之势”。
面对强邻如此咄咄逼人之势,聂士成以其军事家的胆识和气魄,从战略高度指出“彼俄人狡焉思逞,我强则畏服,我弱则欺凌”。为今之计“正可整顿边防,严阵以待”,“有事则与相争,无事则安然自守。记曰‘凡事豫则立’,孙子曰‘胜兵先也’,皆先事豫筹者也。”为此,聂士成在书中对中俄要隘一一提出设防的具体方案。
书中还断言:日本是朝鲜的“心腹之忧”。而朝鲜“若有疏失,非独伊一国之危,亦我国之大患也”。

《纪程》一书的大量篇幅,都是对中俄边界防御问题的设想与建议。
在考察了黑龙江沿江与沙俄交界处之后,聂士成认为漠河、内蒙的海拉尔及瑷珲是防守要地,其中瑷珲为重。《纪程》首先指出:漠河为我最西北之门户,但“守薄防单”,俄国如从此处进攻,则“如入无人之境”,进而“江省上游尽为所据”。所以,应加强漠河防御力量,并沿黑龙江边修道路建兵站,以守边防。同时在江中增加轮船,既可巡逻又可航运。对于海拉尔,他认为虽不最为关键,却是通往内地道路的要口,“亦宜设防,不可疏虞”。《纪程》中对瑷珲的防御作了周密的计划,指出“瑷珲为黑龙江省门户”,俄人在对岸屯积重兵,大有“压瑷珲之势”,瑷珲如失,则江省尽失。对瑷珲的设防,首先是城防,要“固城垣,益兵将”。在建城问题上聂士成提议:弃砖城为土城,既可御炮又易建易修。为两全起见,他令学生绘出砖土城图各一份,供守将选用。其次提出在瑷珲城周围设防,沿江上游30里,有卡伦山,其山地势险要,“临江山上修炮台,平地驻营垒,可保瑷珲,并顾黑河。”而沿江下游70里有三峡山,“亦当筑炮台以制下游……并与卡伦山为左右关键,瑷珲可保,则江省亦可固焉。”若固防江省,瑷珲后路的防御也十分重要。瑷珲西去70余里的匡安岭,两山夹一道,是瑷珲后方的险要隘口,进可攻退可守,在此设防,“有警时悉令军士分伏左右,敌即蜂拥而至,我可左右出奇,包抄其后”,全歼来犯之敌。为了做到万无一失,他进一步设想:再在距匡安岭不远的兴安岭北大岭处设防,这样“一旦事起仓皇,自能胜算之独操矣”。可见瑷珲城若按聂士成之设计布防,不难坚守。
在有关吉林的防务问题上,聂士成认为,吉林与俄接壤颇多,且地形复杂,疆界防御尤为重要,重点集中在黑河口(今黑龙江同江)、珲春和三岔口等地。
“黑河口者,松花江入黑龙江口也”,紧靠伯力,是俄国一直垂涎的地方,为防卫要地。聂士成认为,如外敌入侵,黑河口至三姓600余里毫无防范,敌必长驱直入,不若在黑河口设炮台,守住第一道关口。如怕黑河口无险可守、三面受敌,可再于富克锦筑炮台防守,同时在两岸驻扎连营,使外敌难进一步,可保“外固内安”。同时对原有的巴彦通炮台也提出了大量修改意见,以利作战。珲春是中俄朝三方交界要口,聂士成一方面对原有城防设施提出改造意见,如加宽加厚城墙,改进炮台等;一方面对珲春周围地区提出统筹规划,如在通向珲春的道口广设炮台、分队驻守。三岔口为中俄边界上又一双方必争之地,聂士成日思夜筹防守妙策,提出三岔口西10里的万鹿沟为通向珲春的要口,其沟长20多里,狭窄难行,“此处若埋设旱雷,一人足当百人之用”。等等。
《纪程》中还对东北地区的总体防务提出建议。建议由齐齐哈尔经伯都讷、长春、法库门到新民屯添设驿道,“无事则官商取便,有事亦利于行军”。强调屯垦实边,“设防之要,在于开荒,否则地广人稀,千余里设防,需兵甚重,军粮转运劳费万端,荒土既辟,则穷民所得兵饷有资。”因此聂士成认为“惟有广招民垦以固本”则“边陲有恃矣。”

《纪程》中充满了对民众的关爱与同情,对国家强盛、民众富裕的执着与向往。体现了一位近代爱国者丰富的思想内涵。
对于开发边疆、发展经济,聂士成主要是对开发有关国计民生的矿业,建立税收制度丰富国家收入和发展商业繁荣边疆提出了一些建议。在考察中俄矿业时,他对比中俄双方的优缺点,指出中方矿业开发的不足和管理的不善。他发现“江省五金矿苗最多”,建议黑龙江将军“就地兴矿,不惟有利于国家”,而且有利于贫苦民众。在漠河时,聂士成一面对俄人强占金矿的行为感到愤怒,一面又为中国“不精矿学,不访矿师”而白白让俄人得利叹息。在矿山的管理上也逊色俄人不少,他了解到漠河官办金矿每日出金量夏季约20两,冬日仅四五两,而对面的俄人金矿夏季可出近3000两,冬季也可达近500两之多,为此他多方向当地矿工以及矿局官员寻探缘由,积极寻找对策。聂士成还对边界税收一事提出了有益的意见,他在考察中发现“俄境无物不税”,就连乘坐爬犁也要纳税,关税成为俄方一大收入。而中方则对关税放任不管,为此他呼吁加强税收。由税收而推至商业,每到一地,他对当地的商业发展都极为重视,到处宣扬通商的好处,在觐见朝鲜国王时也宣传“通商于朝鲜大有禅益”。
《纪程》中还处处体现了聂士成对民众的同情。他在书中揭露了俄国对留住俄境华人的迫害。在漠河等矿区,俄国人开赌场、妓院,从中渔利,使华人“累年积蓄终归徒手”,想回国也无路费,只得留在矿区为其效力。在海参崴“前华人二千余家在彼贸易甚盛,至光绪九年,被俄逐去,房屋牲畜一概入官”。在库页岛,常有上百华人被称“罪犯”征去做苦工,“永禁不出”。对此他提出应该会同中国出使大臣共同商处。聂士成对国内民情也颇为关注,他认为对矿工的严刑致使人心离散,产量稀少。对地主官员重价雇佣俄人的爬犁船只十分反感,“何必瘠民肥邻,殊不可解!”
《东游纪程》是一本极具价值的军事资料,书中涵盖了他追求民富国强、社会进步的爱国思想和强军固边、积极防御的军事思想。翁同龢曾评论说:“看聂功亭《东游纪程》,于中俄边界注意图画,不可谓非有心人矣。”(注:《翁文恭公日记》(未刊稿)第36册,第45页。)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2001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