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历史学的“边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历史学-历史学的“边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历史学的“边界”

十几年前学界讨论过的“史学危机”，主要是说史学受到冷落，被商品经济挤到边缘或角落。现在，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口若悬河地讲历史，有的比历史专业的教授还受欢迎；戏说历史、编造历史的人处处受到追捧。研究历史、撰写历史论文，似乎变成人人可为的事。不禁要问：历史学真的是一门随到随学、活学活用的速成之学？如果说历史学是一门学科，那么历史学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边界”？
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有“界”
历史学本来是有“边界”的。
首先，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与其他任何学科不一样。按照霍布斯在17世纪做过的分类：自然科学自诞生之日起就被包括在历史学之内。但自然科学各门类均研究具体或局部的特征、现象、规律而历史学研究整体的宏观的变化、演进、规律。历史学与自然学科之间的“界线”非常明显。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人类社会，涉及的范围有重叠，“边界”似乎不够清晰，但具体研究对象是有差别的。梁启超曾分析：研究星座之间的位置属于天文学范围：研究我国何时发现岁差、何时发明置闰属于历史学范围；音律和曲辞的专门研究属于音乐学问，羌胡乐器何时传入属于历史学范围。同样，推究哲理的精妙属于哲学，探究哲学思想的渊源和对社会的作用属于历史学范围：研究“药剂证治”是医家的事，阐述各个时代医学的发展进步是史家的事：研究地形与用兵制胜的技术是兵家的事，而研究重大战役对社会的影响是史家的事。文学绝不考虑历史事件发生的频率问题，不思考历史记录是否准确，不考虑社会形态演进有无规律。
其次，历史学的宗旨和目标不同于其他学科，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有明显的“边界”。
史学在中国和西方形成两大体系。中国史学的宗旨，司马迁提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西方古典史学强调重视人的业绩：人文主义史学强调开启人的智慧，认识“人”的价值，发展人的事业；理性主义史学家用怀疑的眼光、批判的态度分析史料，探求社会发展的规律。德国史家兰克开创实证史学的研究，使历史学形成自己的专业标准、学术规范和训练方法，逐步成为一门科学。中西方传统史学的目标主要是“鉴古知今”，即总结历史经验。而现代史学的目标就不限于此。除了总结祖先留下的丰厚遗产，考订和撰述历史事迹，史学家试图探索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高国民认识社会、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再次，历史学可以借鉴其他学科的方法，其他学科也在使用历史学的材料，借用历史学的方法。但历史学有自己的专业特点、表达方式、学术标准和规范。 中西方历史学经过两千年的发展，已形成纪传体、编年体这样一些体裁、体例。这些体例既体现历史学的专业特点，也是传统历史学的基本表达方式。章学诚说：“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实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要进入历史学的“界内”，就必须熟悉这些规则和体例，学会按照这些体例编纂史学着作：历史学的性质决定了它必须拥有自己的一套标准、一套规范，以保证准确和真实。一旦不能求真和求实，就脱离了历史学科。
总之，掌握了历史基本知识，熟悉世界和本国的历史发展脉络，学会基本的研究方法，遵守历史学的专业标准和学术规范，就算走到了“界内”，否则就在“界外”。‘历史学的“外在标志”也体现在一些细节上，如选题大小。资料引证准确与否，标注方式是否规范，论着的结构是否合理，对研究现状是否熟悉。语言表达方式是否简洁等，所谓“细节决定高度”。从这些细节上就能看出研究者是“内行”还是“外行”。
历史学为什么看似失去“边界”
历史学看似失去“边界”，有四种情况：一是历史学与文学尤其通俗文学之间的“边界”被弄模糊了：二是政治术语和历史学术语混淆。尤其中学历史课本中的一套“官话”使历史学自身的术语失灵；三是片面追求研究成果的数量、学术与经济利益挂钩，导致论文论着的选题重复、议论空洞、简易速成，降低了历史学的标准；四是其他学科的研究人员创造力衰退，不得不依赖挖掘历史资料编凑科研成果，人为地侵入历史学园地。
文学作品以历史为题材，这是很平常的事。但浮躁的世风中，文学作品“正说历史”已经不能吸引人的眼球，就走上编造历史、戏说历史的道路。作家靠戏说历史名利双收，读者、听众、观众再也分不清哪些历史是真的哪些是编造的。即使一些严肃的业余史家，他们以通俗史学作品成名后，往往仍以为通俗史学才是写作的正途。反过来批评甚至嘲笑专业着作的枯燥乏味，普通读者也以“可读性”来判断史学着作的水平高下。
历史学界自身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史学专着和论文的专业性越来越强，读者面越来越窄：另一方面是把历史学研究降低为容易编凑作品的手工作坊。比如只关注那些一去不复返的“事件”碎片，使得历史学成果远离普通读者。同时，学术研究中粗制滥造的文章和着作随处可见。李伯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正因为缺乏学术风气和学术标准，…… 今天我国的‘学术’杂志不计其数，数量堪称世界之首，撰写‘学术’着作人人可为，处处可为，时时可为。事事可为”。学术是“由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在具备专业条件的环境中进行非实用性的探索”。而目前学术研究中的盲目膨胀是有害无益的。
历史学应守住自己的“边界”
历史学“边界”受到影响的客观因素：一是学科交叉与综合趋势的发展，使得历史学很难守住门墙；二是人们对历史知识的需求增大，历史学的普及成为需要。而普及历史知识，未必是专业历史研究者的强项。
尽管跨学科研究成为学术发展趋势，但历史学借用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时，不会迷失自己。年鉴学派的创立者明确提出要打破学科之间“可怕的分裂”，为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个公开的论坛，但年鉴学派着眼于方法。对于历史学的追求，年鉴学派并没有改变。布罗代尔认为“没有理论就没有历史”。而年鉴学派倡导的总体史，实际上与司马迂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相近之处。
历史学和文学之间的“界线”最为模糊，但仔细探究起来，文学和史学具有截然不同的专业标准和学术规范。古代中国和西方的史学名着同时具备很高的文学价值，常被当做文学作品广泛阅读，但《史记》流传的理由和《水浒传》流传的理由毕竟不一样，李维《罗马史》和狄更斯《双城记》流传的理由也不相同。19世纪以来历史学出现“科学化”之后，明显的特征是：通史性质的书和通俗史学作品讲究文采，追求趣味性，而专题着作追求的是专业标准和学术规范，并不讲究辞章，不追求文采。专业研究坚守学术标准。通俗史学把“可读性”当做目标之一，所走的道路不同，坚持的原则不一样，两者都是社会需要的。无论如何，通俗史学不可能代替专业研究。
学习历史和研究历史不是史学工作者的专利。每一个对历史感兴趣的人都能探索历史问题。如果热爱历史，即使没有受过专业教育和科研训练，也能够刨根究底把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弄得一清二楚，世界上没有一样知识像历史知识那样容易被普通人所接受，所以，历史学具有开放性。但愿意进入历史学领域的人，要想成为一名出色的历史学研究者，最好接受必要的训练，遵守专业标准，坚守历史学的规范。
历史学不等同于皇皇巨着、长篇论文，更不等同于重大课题、研究项目。历史学是一种责任，是必须对历史作出恰当评判的责任。历史学是一种范式，是可以效仿和传承也可以再造的范式。历史学是一种精神，是关注民族命运的精神。历史学是一种境界，一种仰观宇宙、洞明世事的境界。(作者单位：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