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历史学需要感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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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历史学需要感觉主义?


以表述历史为职业者闻之必摇头再三。的确,自打19世纪后半叶与文学分道扬镳后,近代历史学即琵琶别抱、投身于科学门下。历史学被视为基于科学的方法追求事物客观性的学科。
不过,近代历史学的一厢情愿并不能改变其自身的历史。历史学作为一种表述行为,毫无疑问带有修辞的文学成分。正如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野性的思维》中所指出的,本质上,决定历史叙述的不是史实本身,而是历史学家对史实的解释。1980年代后半叶“语言学的转变”摇撼了一味追求科学性的历史学,一些历史学者蓦然发现,近代历史学数典忘祖,在科学的刀劈笔削下,历史被规训得支离破碎、血色失调。历史学需要找回曾经属于自己的东西:想像力。
本来,文史一家,自古而然,不论东西。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亦文亦史,介于文史之间。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欧洲,历史书写就是修辞性的文学行为,无论是希罗多德的《历史》,还是伏尔泰的《路易十四的时代》,既是历史着作,也是文学作品。如果撇开历史“真实”与文学“虚构”之间的不同,确如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所揭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运思结构、议论格式以及意识形态指向上并没有本质差异。
但是,从诞生之日起,近代史学即着力于在历史学与文学之间设立樊篱,她声称历史学关注的是以“史料”形式存在的“事实”,而文学艺术所建构的“事实”是虚构的,故而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为保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兰克主义史学甚至将历史学圈定为基于可靠的官方档案的政治史。这种历史科学化的结果,近代史学失去了想像的活力。
对于兰克式的历史叙述,近代史学内部一直翻滚着突破桎梏的冲动,“新史学”便是一个象征符号。早在1890年代就有人使用了“新史学”一语,1929年法国“年鉴派”出现后,“新史学”逐渐扬名世界,衍生出多重含义,从早期强调与社会科学对话、建构整体历史,到近来反对历史学社会科学化和用理论、概念来随意切割历史,主张把历史置于日常生活之中加以考察。“新史学”这种不断突破自我——历史学的局限性的努力,表明她不是自我限定的概念,而是反对任何僵化的武器。在法语里,“新史学”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活着的历史”。顾名思义,活着的历史就是要将历史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这是一个高远的目标。
尽管如此,在“新史学”的圣坛上,文学依然不在。直到接受“语言学的转变”的冲击后,“文学”才重新现身于历史学家的视野。
“语言学的转变”要求人们以语言为中心重新思考“文化”。“文本之外一无所有”(德里达语)。历史学应该关注语言,语言构成了人的意识,人的意识又赋予表象于意义。“语言学的转变”让文学为之欢呼,令历史学震惊不已,1994年,英国的《过去与现在》杂志专门组织了一场文学与史学的激烈讨论。然而,文学和史学并没有就此破镜重圆,但是,朴素实证主义史学从此失去了在历史学昂首独步的话语霸权,不管是否愿意,历史学者必须承认历史文本的修辞性,修辞和事实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必须承认历史证据或记忆里包含着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的矛盾。
科林伍德在《历史的观念》里谈到历史的想像力时,举例说:
当我们眺望大海时,看到一艘船。五分钟之后,当我们再次眺望时,船已经移动到不同的位置。因此,我们必须想像,当我们没有眺望的时候,船在一点一点占据着两处的中间地带。这是历史思维的一个案例。同样,当我们被告知凯撒在不同的日子里分别呆在罗马和Gaul的话,我们得想像凯撒在两地之间旅行的情景。
没有想像力的历史学是不可想像的。历史学需要感觉主义,这是历史学者自我省思的契机。唯有感觉或想像被注入了历史性内容,感觉或想像才能成为历史表述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资料来源: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