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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关于丘逢甲内渡归籍的一件档案史料

丘逢甲，为近代杰出爱国诗人，并为祖国宝岛台湾省近代抗日斗争之英勇领导者。其人其事之研究，大陆学术界自80年代以来，已渐趋热烈。兹介绍有关丘氏内渡归籍之档案史料一件，兼作考订若干。浅陋之见，聊效芹献。或于丘逢甲研究之深入，期有裨益。
档件内容
清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1896年9月4日），谭钟麟等奏丘逢甲呈请归籍片；同年八月二十七日（10月3日），该片得旨下部议。清廷军机处于此事尝留有录副档案一件，笔者有幸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得，并摄影存照。其内容如下。
一、军机处录副时所加简题，曰“谭钟麟等片”。按，据该奏片，全题宜作“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许振祎，会衔奏内渡工部主事丘逢甲呈请归籍片”。
二、军机处录副之该奏片全文（原档无标点；今标点皆为笔者代加）：
“再，据由台湾内渡之工部主事丘逢甲呈称：该主事先世由粤东迁居台湾。在台应试。于光绪十四年，由台湾粤籍廪生，中式光绪戊子科福建省乡试举人。光绪己丑科会试，中式进士。引见后，以主事用，签分工部学习。到部后，乞假回台。嗣经奉奏派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并无经手未完事件。该主事胞弟丘树甲，系台湾府学粤籍廪生。现均内渡，仍回广东原籍，称系广东潮州府海阳县人。呈请奏咨移归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原籍，俾得赴部供职；丘树甲亦请改归粤省生员，准应乡试。——等情。
据此，臣未敢擅便；查从前亦无办过此等成案。除行司饬取原籍地方官族邻印甘各结，另咨送部外，理合据情附片具陈。是否可行，出自皇上天恩。伏乞圣鉴，勅部核覆施行。谨奏。”
三、军机处记录该奏片得旨日期与所奉朱批全文，曰：“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奉朱批：‘该部议奏，钦此。’”
四、军机处当日归档编号：“拾贰”。
五、军机处遵旨批办记录，曰：“另抄交吏、礼部。”又画有墨圈，以作标记。
——以上均为原档所有。
六、档件纸尾，有批注曰：“两广总督；7.27”。察其笔迹，则当是1958年档馆打散旧档“月折包”原秩，按“朝年——问题”分类重编时，因折（有上奏者姓名职衔及拜发日期）、片（附随正折而奏，例不再署名署时）既经离析，而予补注。乃依正折而记谭钟麟官职为“两广总督”，及此片随折自粤拜发日期为“7.27”，即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若干考订
按此档件，系由军机录副，照录督抚奏片及所奉朱批；尤其片内节引呈文，出于丘氏原禀。据以校核关于丘氏生平行迹之记述，容有可供补证或资订正之处若干。
一、关于籍贯。
丘氏籍贯，论者颇众。惟据此档件，丘氏呈文自述“先世自粤东迁居台湾”，其原籍则系“广东潮州府海阳县人”。故丘逢甲“在台应试”，又以“台湾粤籍廪生”之资格登乙榜；其弟树甲之秀才身份，亦以“台湾府学粤籍廪生”为正称。皆既标“台湾”，是数世迁居之地；并仍志“粤籍”，乃祖先由来之本。然而言丘氏之籍贯，倘单称“台湾”、或独举“粤籍”，虽非无据，毕竟各有所偏。笔者愚意，以为寄籍、原籍，均属丘氏籍贯应有之义，未可或缺。莫若循“名从主人”之例，遵丘氏自述而以“台湾粤籍”合称为妥，至于原籍，似亦宜依丘氏此正式禀递官方之呈文，而定“广东潮州府海阳县人”为恰。
二、关于引见、授职及假归。
徐博东、黄志平两先生合着之《丘逢甲传（修订版）》（时事出版社1996年1月第一版。以下简科“《丘传》”），述1899年（光绪十五年己丑）丘逢甲应会试，“中己丑科三甲第九十六名进士。亲政不久的光绪帝召见后，丘逢甲被授以工部虞衡司主事。”又曰：“丘逢甲到工部签到不久，即援例以亲老告归，决意回台从教。此后，他多次谢绝入仕，终其一生，也只不过是挂名’工部主事‘的虚衔而已。”又曰：“弃官回台，归里从教”。
按清代规制，“召见”、“引见”，颇有区别。京官五品以下、外官四品以下，文武分由吏部或兵部带领分批朝见皇帝，称“引见”。至于“召见”，则指名传旨，单独叫起，所谓“独对”是也。
如康有为，光绪二十一年成进士，亦授主事、分工部。至光绪二十三年冬，上《第五书》，遭工部大臣松溎阻格。给事中高燮曾遂抗疏特荐，清光绪帝召见有为。光绪虽“欲召见面询。为恭邸阻，以成例四品以下不得召见，命大臣询问代奏可也。上从之，令总署王大臣详细询问变法大计，……此（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间事也。至四月恭邸薨，上始得与翁常熟，一德一心，商办变法事宜；又值太后许假事权，故敢下诏，定国是，召见康有为焉。”（苏继祖《戊戌朝变纪闻》）梁启超因论康有为于“百日维新”之初，以主事而得获光绪帝召见，“为咸丰以来四十余年未有之创举”云云（《戊戌政变记》）。
丘逢甲于光绪十五年会试中式，榜列“三甲第九十六名进士”，设非另有特旨，按例带领引见。新进士以主事用，发派何衙，归由吏部签分。各部司员例有定额，积秩递升；新进士以主事用者到部后，即或入司办事，亦犹属学习行走，在额外司员之班。倘非庶吉士散馆转部，例须俟三年学习期满，方有真除资格。又，请假告归，不失职衔，尚非“弃官”。是以丘氏通籍后至返台，此节履历，《丘传》叙述文字，似犹稍欠推敲，诚不如还依档件所引丘氏自呈为确：“光绪己丑科会试中式进士，引见后，以主事用，签分工部学习。到部后，乞假回台。”
三、关于“总办全台义勇事宜”。
林增平先生曾指出，以往丘逢甲研究中严重缺点之一，即“对丘逢甲‘统领全台义勇’的地位不予承认”：甲午战争期间“倡首筹组抗日保台义军的，是丘逢甲；全台义军的统领，也是丘逢甲。可是，在我们多数近代史着作或论述甲午－乙未台湾人民抗日的论着中，却不提及这个史实”（见《丘传》：原版序一）。戚其章先生亦曰：“有些论着，或者抹煞丘逢甲在反割台斗争中的积极贡献，或者否认丘逢甲在台湾抗日义军中的统领地位，也都是没有史实根据的。”（《丘传》：原版序二）可欣喜者，作为大陆学术界第一部研究丘氏生平之专着，《丘传》对此已有详细论述与肯定评价。
今按谭钟麟、许振祎奏片所引丘氏自呈，“嗣经奉奏派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并无经手未完事件”云云，于此又增添一大确据。而出自丘氏亲递正式呈文，既郑重禀投省宪，复由督抚会衔，缮片奏报朝廷，军机录副，入存宫档。其为证据之坚强程度，乃不仅远高于他人旁记，亦且较丘氏诗文别篇或述及者为胜。丘氏在甲午战争时期台湾省抗日斗争中，所受委任、所负责职，即是“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可为正名定论。其与光绪二十年九月三十日（1894年10月28日）署理台抚唐景崧上奏所言，“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以之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可以备战事而固民心”云云，后先对照，并契若合符。
又，丘氏内渡后，尝有流言，所谓“卷饷十万”云云。然当时接济台省抗日饷械，发自江南、闽、粤，谭钟麟等皆知根知底。故奏片节录丘氏呈文，于申明“并无经手未完事件”一句，保留不删，一并代为转奏。其寓意在针对流言、辟斥谣诼之处，岂是赘笔？并可为丘逢甲之清白，补立一大佐证。
四、关于“奉旨归籍”。
《丘传》曰：“1896年5月下旬，在淡定山居落成之后，丘逢甲动身前往省城广州。”在广州“大约逗留了近三个月的光景”，“先后拜访了广东巡抚许仙屏、翰林院编修刘葆贞、菊坡书院山长梁诗五等粤省大吏和社会名流。”“许仙屏对于丘逢甲的诗才和乙未抗日护台义举也早就十分敬佩。于是，两人一见如故，相遇甚得。当许得知丘逢甲的困难处境后，深表同情，这时，恰好镇平劣绅联名控告丘逢甲‘违旨作乱’，要求官府‘严办’的状纸呈递到了抚署，许仙屏阅毕，愤然挥毫，将这份诉状判为‘挟私诬害’，予以严厉驳斥。并邀约刑部侍郎廖寿恒（原注：1889年丘赴京会试时，廖任是科总裁），联名上奏朝廷，陈述丘逢甲抗日护台的良苦用心和义烈举动，请求朝廷予以褒扬录用。可是，不久之后，朝廷批复的‘谕旨’，却是‘归籍海阳’。丘逢甲本不愿为官，因此，对于朝廷不予录用并不在意，但这一冷冰冰的批复，却意味着朝廷对他在台湾的抗日自主之举至今仍耿耿于怀，很不满意，这使丘逢甲的情绪受到极大的打击。从此，他‘雄心消尽闲情在，四海无家独卖文’。是年秋天，他怀着满腔的积愤与忧怨，含泪离开广州，重返粤东山村。”《丘传》又曰：“由省垣返回淡定山居不久，是年（原注：丙申）冬，丘逢甲遵照朝廷旨意，辞别双亲，带着妻室儿女，离开山城镇平来到南海之滨的潮州，在西门鱼市巷租赁了一座宅院安顿下来。”
按《丘传》于“奉旨归籍”之由来，及“归籍”之内涵，似颇有误会。兹据档件等史料，试为逐一辨之。
其一，“归籍”缘起。并非如《丘传》言，奏章未涉“归籍”事，而朝廷突兀忽下“归籍”旨。事实为：有谭、许奏片，然后有朝廷此旨；而谭、许之出奏，则首先因有丘氏呈文。故此“归籍”一节，追本溯源，实乃发始于丘氏自身“移归原籍”之请。《丘传》之论“归籍”，诸多误会，亦皆由未及正本清源而起。
其二，丘氏呈请“归籍”之原因。丘逢甲所以必须有“归籍”之呈请，缘因自台内渡，既至粤省，遂自然而发生至少三种实际问题。曰移居问题，曰履历问题，曰职衔问题，需予解决。
丘氏由原居地寄籍之台省，“现均内渡，仍回广东原籍”。居住地既有动迁，需要“呈请奏咨”。就地方户口管理而言，例当申报当地官府备案，履行相关手续，如谭、许奏片所称“行司饬取原籍地方官族邻印甘各结”等类，核覆无误，方准入籍。否则，将可被视为非法居户，难于安居。此为移居问题，俾移归海阳原籍，得有合法居住权利。
丘氏身为官员。籍贯为官员履历不可或缺之项。而籍贯有寄籍、有原籍。丘氏数世居台，“在台应试”。台湾旧属福建省。故丘氏戊子于福建秋试中举；己丑复以闽台公车计偕入都，春闱获隽。搢绅录遂亦载丘氏籍贯曰“福建彰化人”（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夏季京师荣禄堂梓《大清搢绅全书》）。此皆寄籍也。（如徐仁铸，与丘氏为己丑甲榜同年，原籍江苏宜兴；而搢绅录之曰“顺天宛平县人”，亦寄籍也。）及甲午战后，台湾既遭日本军国主义侵占，丘氏内渡迁归先祖故乡，其履历相应亦宜申报由寄籍改归原籍。谭钟麟等奏片获旨“该部议奏”。“该部”者，即军机处遵旨批办“另抄交”之“礼、吏部”。考试为礼部之职，铨选属吏部之权。丘氏应科举及通籍后授职分部，亲供履历原以寄籍为主，现“呈请奏咨”移归原籍，礼、吏二部自应遵旨分别核覆议奏，是否合例准行；如其准行，又当相应办理有关手续，照章存案。此为履历问题，以续为保持科举出身、铨选资格，不致因（改动籍贯）迁归原籍而受影响。
丘氏之“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属奉委差使。其官衔底子，为工部主事，实际主管衙门在工部。“归籍”之事，关系履历，固已理合申报，呈请转为咨明工部。谭、许奏片内有“另咨送部”语，即应包括工部。而又前尝“乞假”；继在台由署抚唐景崧奏委总办全台义勇事宜，现差使又已完竣；例当返部销假、续为供职。是否真正返部，虽可未必实行；然而，倘欲仍留此“工部主事”职衔，则官场虚文，不得不有此“呈请奏咨”之举，及申明“俾得赴（工）部供职”之言。此为职衔问题，纵无意入京到职，而“工部主事”身份遂可延用无忧。
此等问题，自会视之，或不免有陈腐琐碎之嫌。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乃非同小可。对于内渡之初，备受地方劣绅攻讦之丘逢甲，尤其关系重大。倘不予解决，即将贻人以“身家不清”之口实。宵小环伺，乘机倾轧，则退且难以安身立足于广东原籍，遑论进而充分利用社会地位继续开展爱国事业。此为丘氏递呈之具体原因也。其丙申广州之行，似亦非漫游，而系专为递呈而行。
丘逢甲之此类问题，且亦与其弟树甲有关。移居合法与否，事同不赘。由“台湾府学粤籍廪生”，“改归粤省生员”，事关考试资格。能否“准应（粤省）乡试”，事关科场入仕。故“归籍”呈文因兄及弟，附并述焉。同为不得不禀请之实际问题。
其三，出奏者为谭钟麟、许振祎。谭为两广总督，许为广东巡抚。同省督抚，会衔奏事，合情合例。以粤省地方大吏，代奏请归粤省原籍之呈，亦属份内职责，顺理成章。
至《丘传》所言，系由许振祎“邀约刑部侍郎廖寿恒（原注：1889年丘赴京会试时，廖任是科总裁）联名上奏朝廷”云云，恐出误传。许为外（地方）官，廖为京官，而竟“联名上奏”，揆之事理，似难为信。
如光绪十五年，即1889、丘赴京会试中式、廖任是科总裁之年，便有大学士张之万被参“接纳外官”一案。虽以查无实据、毋庸置议结案，而上谕犹曰：“张之万宣力有年，受恩深重，不得因被人奏参，遇事引嫌却避，惟当小心谨慎，益加奋勉，力图报称，用副朝廷委任至意”云云（《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十月己卯）。其京官、外官之间关系，应各如何“小心谨慎”，已可概见。
即或京官联名执奏，亦深受疑忌。光绪二十年冬，御史安维峻以言事得严谴一案，安氏本系独自上疏，与“联衔封奏”毫不相干，然上谕处分安氏讫，结末竟又凭空续加大段，特申乖制联衔之禁，堪称奇文（《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年十二月甲辰）。光绪二十二年春，侍读学士文廷式遭劾罢官一案，上谕摘述参折，亦以“联名入奏”之款，引录最详，显标首端（同上，光绪二十二年二月辛巳）。
许振祎自同治初通籍，数十载仕途生涯，久已熟谙宦情。况且安、文二案，明发谕旨，刊于邸报，朝野震动，通国皆知。而去时未远，文案更在当年。才得数月之后，许振祎又岂能懵瞑无识至于甘冒“京外交通”之嫌，竟而主动“邀约刑部侍郎廖寿恒联名上奏朝廷”？殊属可疑，故为拈出，愿祈《丘传》作者高明察之。
其四，谭、许出奏之原因。谭钟麟、许振祎受理丘氏呈件，措置有三：一为省内，“行司饬取原籍地方官族邻印甘各结”；二以丘氏为官员，且为京官，故又需“另咨送部”；三则“据情附片具陈”，出奏请旨。倘属普通民籍，有其一即可；即可寻常官吏，有其二亦足；何以于丘氏之呈请归籍，必须更添其三，至于出奏请旨？
按光绪十五年，“王文韶奏：据原任巡抚刘昆之孙丁忧户部主事刘式衡、江苏试用知府刘式通呈称，‘故祖父昆，原籍云南景东直隶厅。……因原籍景东兵燹之后，屋宇荡然，流寓湘省一十六载。自祖父殁后，又已二年。伏查民间入籍，但有田庐坟墓在二十年以上，例得准行。今式衡等原籍已无家可归，流寓亦将及年限，祖父坟墓均在湖南，呈请改入湖南善化县籍，以便就近照料’等情。据此，臣查定例，罢职文员寄居别省，本身既殁，子孙有田土丁粮已入别省版图者，回附籍均听其便。今原任湖南巡抚臣刘昆，自解任后即在湖南省寓居养病，现已身殁；伊孙刘式衡等以原籍无家可归，祖父坟墓皆在湖南，呈请就近改入湖南善化县籍；核与定例相符。惟系已故大员后嗣呈请改籍，自应奏明立案。”奏上，朝命“下部知之”（《光绪朝东华录》，光绪十五年九月甲子）。是知改籍、入籍，原有定例，比照成案，自可区处；但或另涉特殊情形（如刘式衡昆仲“系已故大员后嗣”），则又“自应奏明立案”。
丘逢甲呈请归籍，谭、许之所以谓“臣未敢擅便，查从前亦无办过此等成案”，而予出奏请旨，察其缘由，则一言蔽之，在涉及台湾问题。
台湾自古为中国领土，台湾之事本属我国内政，固无所谓“问题”。唯值甲午战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汹汹，清廷腐败，马关签约，卖国割地，台湾为日本蛮横强行侵占，于是一时竟成所谓“问题”。
《光绪朝东华录》载，光绪二十一年五月十二日，“李鸿章电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龚使齐电，顷英廷接唐抚电告台湾变民主，众举为总统，英拟不覆云。鸿想各国皆必不履。我国须自立脚步，以免日后日有口舌，凭各国公论是非。祈酌办。’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闻。得旨：‘李鸿章电悉。因台民变乱，据为岛国，已令文武各员内渡，此后无从过问。昨又电令南洋、广东禁止私运军火勇丁赴台。此即自立脚步之意。如日使言及此事，着李鸿章、王文韶切实告以和议既定，中国决无嗾令台民自主之理，勿听洋报谣传，致生疑虑。’”
借口“自立脚步”，而对祖国领土台湾省、对台湾人民爱国抗日斗争，竟忍心弃之不顾，曰“此后无从过问”，曰“以免日后日（本）有口舌”。清廷甲午战后处置台湾问题之方针，卖国、卖台如此。
而丘逢甲数世寄籍在台，科举应试在台，乞假归里在台，“总办义勇”在台，视台湾若“桑梓之地，义与存亡”，“誓死守御”（《署台湾巡抚唐景崧奏丘逢甲率全台绅民誓与台共存亡电》，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廿四日）。不仅甲午战时，尤其马关约后，正是台湾省抗日斗争之英勇领导人，为日本侵略者“嫉之甚，严索”（江山渊《丘逢甲传》）求拔之眼中钉。丘氏之行迹，爱台、爱国又如此！伊人之呈请归籍，与清廷之杜绝“过问”方针，于是不免牵涉犯碍，谭、许自“未敢擅便”，而务须出奏请旨。此原因之一。
又，《光绪朝东华录》光绪二十一年九月癸丑日，载“吏部奏，‘……台湾本属福建分省，向归福建统辖。所有台北府知府一员可否比照裁缺即用之例改发福建补用，相应奏明请旨。……至台湾现任候补各官，事同一律，未便致令向隅，自应概行撤回福建补用。拟请饬下闽浙总督，将内渡到省各员及禀报到省日期查明咨部注册，俟咨报到省后，实缺者归入裁缺即用班内补用，候补者仍接算前资，与福建人员合为一班，各归原班序补……’得旨，如所议行。”
以“台湾本属福建分省，向归福建统辖”，故曰“台湾现任候补各官……自应概行撤回福建补用”。清廷安置内渡官员之政策，其专注在闽如此。丘逢甲亦内渡官员。然非“台湾现任、候补”，乃京官部曹；无庸到闽补用，而当“赴部供职”；既内渡，过闽不留，耑返广东；复呈请归籍，非改入鹭屿，乃移归海阳；其呈亦不往投闽浙总督衙署，却迳递粤省制台抚院。内渡事属创闻，安置原无先例；而丘氏之情形，复与朝廷责闽办理之政策出入如此。谭、许确乎“查从前亦无办过此等成案”，并“未敢擅便”而需当出奏请旨。此原因之二。
虽然，是犹官场层面之原因。至于丘氏返粤之初，饱受顽劣乡绅围攻，如其自述“人皆予诮”（丘逢甲《温慕柳先生像赞》），处境艰难。在丘氏，呈请归籍，诚有迫于情势，出于无奈之计，冀获省宪批文，官方审准，返乡入籍始可名正言顺。在谭、许，代为出奏，似亦不无隐寓爱惜回护之意。倘得“煌煌圣谕”亦允归籍，岂非更可慑伏群小，止谤息谣，为丘氏还居海阳消后患、去隐忧？唯此宜或仅为谭、许之私衷，可玩味之，而未必能形诸奏牍者也。
其五，朝旨“归籍海阳”之本义。实即根据粤省督抚代奏之丘氏呈文，既经下部议奏，正式批准丘氏之籍贯更改，由寄籍之台湾“移归广东潮州府海阳县原籍”。适如丘氏之所自请，如此而已。至若《丘传》所称“归籍海阳”上谕，“这一冷冰冰的批复……使丘逢甲的情绪受到极大的打击”，“怀着满腔的积愤与忧怨”云云，则恐似过于悬揣。
吏、礼及工部等，遵旨自当依据谭许之“咨送”而办理改正履历有关手续，相应立案存照。此于丘氏之续为保持科举出身、铨选资格、主事职衔，以及“俾得赴部供职”等，均属有利增益。丘氏本人是否真欲“赴部供职”，自可另作别论。然如《丘传》诠释“归籍海阳”旨意，曰“朝廷不予录用”云云，则未免近于虚惊。
《丘传》又曰：“丘逢甲遵照朝廷旨意，辞别双亲，带着妻室儿女，离开山城镇平来到南海之滨的潮州”。一若丘氏之徙居海阳（潮州府治所），乃迫于朝旨，不得不然，且所往乃与巳乡贯无涉之他乡。是又或者出于误会。海阳原籍，系丘氏自认；海阳徙居，为丘氏自请。而得获圣旨下颁至粤，于丘氏之入籍海阳安居，不啻添一特许“派司”；于丘氏之回击劣绅呔挠，并增一有力护盾。诚然，丘氏非无“积愤与忧怨”，特其对象应指清廷签《约》弃台，及前引杜绝“过问”等谕。至于“归籍海阳”，朝旨适如所请，当不在丘氏怨愤之列。事有区别，尚宜具体分析是妥。
要之，谭许转奏丘氏呈请、朝旨批准“归籍海阳”，乃丘氏内渡后与清廷最高当局发生关系之第一事，其所内涵及相应意义，自不止此。拙文区区，或仅管窥一斑；且限于学养，殊未识当否。凡此，皆谨祈方家指示为幸。至以考订，偶涉《丘传》。按《丘传》为大陆学术界丘逢甲研究之首部专着，平心而论，宜称佳作。拜读数过，受迪良多。拙文间或涉及者，亦以为瑕不掩瑜。所谓精益求精，切磋之义，诚所深愿与《丘传》作者共勉者也。
（文章来源：《岭南文史》1998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