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振伦的档案观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傅振伦的档案观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傅振伦的档案观

傅振伦，字维本，1906年出生于河北省新河县，是我国社会科学界着名的历史学家、方志学家、博物学家和档案学家。他的档案观和在档案教育、档案学术以及引入西方档案观念方面的努力，曾对我国档案馆的近代化和专门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很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研究。
傅振伦对档案的认识和重视源于中外两个方面的见识：一是早年的史学熏陶和史料工作实践，二是对欧美档案工作的考察。他少聆庭训，习闻先哲嘉言懿行，对中国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并由此认识到司马迁所以能成就史家绝唱，实因为“石室金匮之书”（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得力于公文档案者实多”（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他早年先后参加了几次较大规模的档案整理，并因此“经常涉猎史料”，而对于“档案与历史研究的密切关系有所领悟”，（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自此他也才开始“从事档案学的研究”。（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他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在这个时期的史料工作中，重视原始文献的袁同礼、马衡、朱希祖、陈垣等先生对他的思想有深刻影响。二是1935年游历西欧和1939年出访前苏联，以及后来通过翻译外文资料对美国、德国、比利时、奥地利等国档案工作的间接认识，使他对档案种类及价值、档案管理方式和近代意义的专门化档案馆模式有了全新的概念。拜读《傅振论文录类编》、《公文档案管理法》及三十年代在《文献特刊》上撰写的游记、有关的史志论述和晚年回忆，其间闪烁的相关档案方面的思想仍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迪。
一、档案工作实践
傅振伦先生在档案方面的实践长达60年，这是其档案观形成和档案学理论建树的深厚土壤。
1.对历史档案的整理研究和参与国家档案库筹划
1929年，傅振伦从北京大学史学系毕业以后，留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任教，并积极参加朱希祖等人主持的明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工作。1931年傅振伦先生又参与了简牍文献的整理。那时，西北科学考察团采集到大量的历史文献，北大教授马衡、刘复两位先生研究额济纳河畔西汉烽燧出土的竹木简牍，傅先生参与登记、整理，（注：傅振伦：《学习的回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并留下了《居延木简校读随记》、《西北科学考察团整理居延简工作报告》、《简策说》等颇具学术价值的研究笔记。这两次历史档案的整理实践，使他积累了比较系统的历史档案整理的经验。后来“旧档整理”还成为其《公文档案管理法》的重要一章。40年代初，他又出任筹备中的国史馆编纂干事，受命搜集、整理抗日战争以来的史料工作。其间，他还兼事筹划国家档案馆（时称国家档案库）的工作，并于1941年负责拟定《全国档案馆组织条例》5章21条，为构架全国系统的档案工作组织作了宏观规划。
2.档案教育和档案学术实践
早在1946年任私立东北中正大学教授期间，傅振伦先生就担任私立崇实档案函授学校的校董。1948年，北京大学教授王重民主持图书馆学专科，“兼办培养档案专业人员”，（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410页。）又邀傅振伦先生为学生讲授《档案与资料》一课并编写讲义。这是除私立文华图专以外我国大学教育中渗透档案内容的最早记载。解放后，他又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的创始人之一，与吴宝康、程桂芬、韦庆远等共同筹划。1953年，他为学生开设《中国档案史》、《苏联档案史》等课程。除了撰写《中国档案史讲义》外，他还参加教研组编写《历史档案参考资料》、《档案馆学概论》，并把此前所写的档案旧着捐献给人民大学，表现出对档案教育的极大热情。1957年，傅振伦被错划为右派，被迫离开了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但他一直对档案教育怀有深厚的感情。直到1987年，他已是80高龄，还时常和人民大学档案学系的老师保持联系，与他们商讨档案问题和方志问题。
在这些教学活动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他创造性的档案学术实践。他对中国档案史的系统研究，对档案与史志关系、档案馆学、历史档案整理方法、文书档案工作科学规范等问题的研究以及大量外文资料的翻译，是我国档案学初创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文档案管理法》则是集大成者，颇具中西合璧的眼光。
3.对西方档案事业的实地考察和介绍
1935年和1939年，傅振伦曾先后两次出访欧洲。虽说出游的直接目的并非档案，但从其游记中却可以看出他参观和考察档案情形的自觉倾向。由于他深感“吾国案牍，其古者如汉晋木简，近代者如明清档案，皆有多人整理。惟如何类别？如何比次？如何纂定？如何保管？时感困难。”（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所以，“游程所至，曾经英法德意瑞比等国，每欲涉足其文书馆舍，心资借镜。（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他“参观英国公文馆和法国档案馆”，又在苏联获取“档案馆资料”，从而“对于西方档案馆事业，始有了概括的认识”。（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他“参观档案馆数处”（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不仅亲睹欧洲档案馆建筑，对西方档案馆的变迁及其风格和馆藏有了初步的了解，还注意到一些专业性的细节，如英国档案馆之“墙壁承尘，皆以板条及石膏为之，取其耐火”（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法国档案馆的“玻璃柜上窗户，均有布帘，平时与日光隔绝，”（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室中禁止吸烟，冬日亦无暖炉，”（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有警铃，有消防器，设备颇周。”（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这些具体的细节都成为他后来设计我国档案保护的重要参照。
更值得一提的是，他亲身感受到了欧洲档案馆的开放气氛。如英国对利用者“甚表欢迎”（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的态度和浓郁的文化氛围。在法国，他便极有兴趣地关心到“每周开放二次，公开阅览”（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的利用制度，并对与开放密切相关的“检之即得”（注：傅振伦：《游英法档案馆小记》，《文献论丛论述二》故宫博物馆文献馆1936年版，第1-9页。）的案卷目录和索引的编制规范作了详细的咨询和记录。这种颇具借鉴目的和专业意识的实地见闻，加之后来翻译胡适从美国寄回的“欧美档案学、档案馆的论文十篇”（注：傅振伦：《学习的回忆》，《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47页。）（其中涉及到比利时、德国、奥地利、瑞士、美国、苏联、英国和法国），对于西方档案事业在体制、实体管理和利用法则等方面更是有了较为全面的印象。这对于有过档案整理实践且致力于建设专门性质档案馆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欧洲档案事业的历史和专门职能的宏观印象，对当时我国档案贮藏的近代化（专门化、开放模式和与学术相结合的道路），以及筹划国家档案库，都是具有重要参照意义的。
二、傅振伦先生的档案观
傅振伦先生的档案思想散见于他的多种着述，但相对系统地可以从《公文档案管理法》和《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中读到。正如上文所作的评价，来自于中外两个方面的经历和见识成为其思想生发的土壤。
1.档案是“最为崇高”之史料
傅振伦在《史料的范围和种类》、《整理古籍及文献的体会》、《史志引书引文之例》、《漫话清史稿》等着述中都议及档案的史料品质。1942年他在《史蠡》中发表的《档案与历史》，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他在这一方面的思想。在他看来，因为档案与其它史料相比“优点实多”（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6页。），其“为原始资料，而非滋生资料；为直接资料，而非间接资料；为第一等之资料，而非第二等以次之资料”（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6页。）。故档案“大部尽为可信，而伪造者少”（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6页。），是能够让研究者“省却时间与精力”（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6页。）的“最为崇高”（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6页。）的史料“瑰宝”（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6页。），于国史研究尤为切要。他把殷商甲骨、汉晋简牍、敦煌图籍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都视为“当时之案牍”。（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73-76页。）这大大拓宽了人们对档案形式的认识，也扩大了档案学的研究领域。
2.以公文档案的科学管理提高行政效率的思想
傅振伦把公文和档案结合在一起来考察，认为公文与档案工作的水平，直接影响到科学管理的效率，这是对文书档案连锁法思想的进一步发挥。他认为：“公文为政务处理之记录，档案为机关行政之参考”，“欲提高行政效率，则处理公文与夫管理档案之方法，不可不讲。”（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他说：“汉元年，高祖入关，萧何尽收秦丞相府图籍文书”，“所以俱知天下，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民所疾苦。”（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自序。）因而，“公文档案乃推进政务之工具，公务员处理公务，必先调阅以前一切有关文案，明了过去情况，方可着手措办。或援引前者为事例，依据比附而拟定办法；或参稽考虑，以为进行之资鉴，而免分歧错误或前后矛盾。”（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自序。）他特别强调，在人事日繁，档案益多的情况下，“苟不讲求公文与处理档案之方策”，“不仅为来日修史之阻害”，（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国家建设也“妨碍必多”（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第8页。）。因为，如果档案不能很好地加以管理，“文案之参调整理，必耗公务员大量之时间与精力。对于其本身职务，反无余力从事推敲。行政效率，必致锐减。”（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自序。）因而他呼吁“公文和档案的管理必须详加研求”！（注：傅振伦：《公文档案管理法》，档案出版社1988年版，自序。）其《公文档案管理法》的出版，就很大程度上意在促进文书档案工作的规范，并借此提高社会的管理效率。
3.保管与利用并重的思想
傅振伦认为，对档案文献“必须加强保管，不得散失。”（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410页。）他主张总结中国古代档案保管的经验，以实现档案保管制度上的建设。他说，“《唐律疏义》所定有关禁令，还可参照增订，形成制度，见诸实施。”（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410页。）同时，由于有西方档案馆的见识，他在档案保管的具体要求上也形成了明确的概念。他指出，档案的保管“最要紧的是防虫、防火、控制自然光和空气，制止自然的损坏以及人事上的失职行为。”（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410页。）他提出，从保管档案出发，库房建筑应置于都市避静处所，且与办公处分开，并在内部设放上力求现代化。至于档案如何修复、熏蒸、防虫、防尘，他都结合中外两方面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系统看法。傅振伦先生对实现档案得以安全保管的“现代化之伟大国家档案库”（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410页。）心向往之，所以他在国家档案库的筹划中非常积极。
更值得称道的是，傅先生认为保管档案旨在利用。他从西方档案的开放和利用中受到启发，指出，档案馆要“建立健全周密的科学管理制度，既要利于保管，也要便于调卷利用。”（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档案工作者要树立为利用者“科学服务”的思想，尽量“做好整理编目，编制索引等工作”，（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410页。）为开放利用创造条件。为此，他对档案阅览室的方式也作了具体的要求。
4.服务与研究并重的思想
傅先生还在强调树立科学服务意识的同时，认为在档案馆，“馆员也要从事科学研究”（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这种研究既可以是对历史问题的探讨，也可以是利用馆藏档案作服务于建设的“综合的研求”（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第407-410页。）。他强调，要想提高档案馆工作水平，就必须建设高素质的档案人才队伍。因此，“管理档案的人员不仅要学习业务”，更要“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成为德才兼备的干部。”（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410页。）
5.档案保密意识
在强调档案的开放和利用，强调档案为管理和研究服务的同时，傅振伦先生也提醒档案工作者必须有严格的保密意识。他认为，“档案是国家行政的记录，不少是国家机要之所寄。”“尤其是关于中央决策、外交机密、军事设施、军器制造、驻军番号以及治安保卫及有关方面资料情况、尖端科技、最新发明等材料”更是“必须注意保密”。（注：傅振伦：《六十年档案工作议往》，《傅振伦文录类选》，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第407-410页。）这些看法对今天的档案工作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文章来源：《档案天地》2001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