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档案和报刊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谈档案和报刊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谈档案和报刊

一
档案和报刊，同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
“文革”前，档案资料整理出版较少，也没有象《历史档案》、《民国档案》那样的专业性期刊。就“戊戌变法”来说，195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仅辑录了少量奏稿和附上《故宫博物院所藏有关戊戌变法的奏折原稿目录》45件①，1958年，中央档案馆明清档案部编有《戊戌变法档案史料》②，分综合、荐举新政人才等项目，载有大量奏折，还将未选辑档案史料目录附上，对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起了积极作用。但档案浩如烟海，编者又“为争取时间付印，事先准备条件不够”，未曾发掘和辑录的档案为数还有很多。
“四人帮”粉碎后，档案的发掘和整理飞速发展，随着《杰士上书汇录》、《日本变法考》的发现，探求档案的同志日益增加，孔祥吉、房德邻等同志还据此写出了论文和专书。举例来说，康有为的《戊戌奏稿》是宣统三年五月1911年6月在日本铅字排印，由康氏之婿麦仲华编，据凡例：“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亦有代作者。戊戌抄没，多所散佚。即篇目亦不能忆。内子同薇文侗，先生女也，累年搜辑抄存，得二十篇。”由于它是在“戊戌抄没”后10多年间“抄录辑存”，内容又多疑点，从而引起读者的注视，台湾黄彰健先生除在所着《戊戌变法史研究》有专文质疑外③，还写了《康有为戊戌真奏议》一书④，认为除变法前报刊所载、《知新报》所辑以及《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为杨深秀、徐致靖、宋伯鲁等代拟奏折外，其余都是“伪戊戌奏稿”。那么，对《戊戌奏稿》又将如何评价?《杰士上书汇录》在档案中发现了，由此看到“真奏稿”18件，其中“七件从未发表，六件与过去发表的相同，五件与过去发表的不同”，那么，《戊戌奏稿》确有改篡，但也不是全不足信，通过参考雠校，勘覆解剖，还是可以看到“一代变法之大略”的。
当然，档案的作用不仅限于此，近年茅海建同志《戊戌变法的时间、过程及原委——先前研究各说的认知、补充、修正》⑤，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对先前有关政变各说做出相应的补证和修正。
档案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性，由此可知。
二
戊戌时期的报刊，开中国“民报勃兴”之先河，林林总总，蔚为大观，不仅及时报道当日才的人物、事件，而且还可补充和勘覆档案资料之不足。
前面提到的“戊戌奏稿”，除部分在《知新报》上发表过外，《湘报》、《申报》等报刊也有过记载。这些政变前或政变不久即发表的奏折，应该属于“真奏稿”。以之与档案校勘，其中也有差异，如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八日1898年1月29日《上清帝第六书》，载《知新报》第七十七册，题曰《康工部请及时变法折》，《戊戌奏稿》和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均有记载，《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奕劻复议折”有摘录，但文字有些差异。《戊戌奏稿》载“维新之始”，其义有三：“一日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日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日开制度局而定宪法。”《戊戌变法档案史料》则记为：“一日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二日开制度局于宫中，将一切政事重新商定；三日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以时见之，愿皇上采而用之。大誓百司庶僚于太庙，或御乾清官下诏，申警宣布天下，以维新更始。”⑥把“以定国是”改为“以革旧维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增改更多。下面的“十二局”的名称和内容也多有改动。《知新报》“宜立十二局分其事”的十二局是：法部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工局、商局、铁路局、邮政局、矿务局、游会局、陆军局、海军局。而《戊戌变法档案史料》谓：“十二局为：一、法律局；二、税计局；三、学校局；四、农商局；五、工务局；六、矿政局；七、铁路局：八、邮政局；九、造币局；十、游历局；十一、社会局；十二、武备局。”这些改动，不会仅仅是缮抄笔误。
档案中的谕、奏一般会在报刊上登载，但报刊所载却不一定见诸档案。如强学会是甲午战争后最早出现的政治性团体组织，档案中虽然有关于强学会的奏折、谕旨，但《京师强学会序》、《上海强学会章程》却刊登在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的《强学报》第一号，要了解强学会的组织、人员以及被封禁经过，就必须查阅《强学报》。同时，档案卷帙浩繁，同一事件档案可能分散各卷，查阅费时需要很大耐心。不参考报刊、书籍，也不易掌握事件的全过程。而报刊连续报道，查阅方便，两者可互为补充、互相参考。
档案和报刊，同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重要资料，但在利用时，应该考虑下列问题：
第一，档案中的奏折，有的也辑人具折人的结集，如康有为代徐致靖所草《请定国是折》，有原档；中国史学会编的《戊戌变法》第二册则是根据徐氏后裔所藏原稿收录，文字有差异。其较重要的如“朝旨许三场对策用时务，而乡会考官见有涉时务者摈不取矣”，原稿脱“若皇上审敌量时，以为必当变法，亦请特颁明诏，一切新政，立见施行，求可求成，风行雷动，其有旧习仍沿、阻挠观望者，亦罪无赦”，原稿无。末后原稿增加“臣目击时艰，忧愤莫措，是用忘其狂瞽，率意直陈”，档案却无。这些是谁增删的?为什么要增删?从增删中可以看出什么问题?也不是不可探讨的。
第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到欧美、日本等国的侵略，也和其进行交往，国外档案也不能忽视。1983年到1984年，我在日本外务省档案中看到《伊藤公爵清国巡回》一件，对戊戌政变前夕伊藤博文来华及光绪皇帝接见有具体记录。还有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代理一等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于日本明治三十一年的秘密报告。梁鼎芬的《康有为事略》和康有为的《奉诏求救文》，就是小田切用“在上海中国总领事馆”信笺抄交日本外务省的。日本档案中对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康有为、梁启超等来往日本的行踪也时有记载。如果为这些人物写年谱，那么他们往返日本的时日是很有根据的。至于《诡谋直记》，已经引起很多人的注意，这里就不再赘述了。其他散见于国外的有关太平天国、中法战争、中日战争、辛亥革命等档案资料，也有不少同志探索、辑录、翻译了。
第三，档案资料需要分门别类查核，始能厘明原委。如能增加本证，当更持之有故。戊戌政变的发生，过去很多人认为由于袁世凯的告密。但袁世凯觐见光绪皇帝是在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五日即1898年9月20日是日即回天津，谒见荣禄。因另有来客，“语未竟”。次日，“荣相枉顾”，才将详细情况备述，“荣相失色”。“是晚，荣相折简来招，杨崇伊在座，出示训政之电，业已自内先发矣”⑦。这是袁世凯的自述。从当时的交通情况来看，荣禄去京，不可能在“训政令”发布之前。那么，袁世凯告密似与政变没有直接关系。当然，这不是说袁世凯没有告密，只是他向荣禄“详陈”时，“训政令已自内而发矣”。据记载，杨崇伊和李鸿章有姻亲，且为荣禄所“倚重”⑧。强学会成立时，他“迎合李鸿章、孙家鼐”，“欲借此以兴大狱”⑨，劾奏强学书局“植党营私”，终使强学会被封禁。杨崇伊疾视新政，仇恨康、梁，于维新人士企图“借重伊藤”之时，呈请慈禧太后即日“训政”。《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刊布了《掌广西道监察御史杨崇伊折》：“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幸士子读书明理，会讲一-二次，即烛其奸诈。京官亦深知其妄，偶有贪鄙者依附之，而吐骂者十居八九。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责老成。”⑩此折上于八月初三日，在袁世凯向荣禄告密之前。根据档案，慈禧训政源于杨崇伊是有依据的。折中提到的康有为、康广仁兄弟和梁启超，慈禧在训政当天所发上谕中说：“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着步军统领衙门将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拿交刑部”。却没有“夜谏”袁世凯的谭嗣同。直到八月初九日再谕将谭嗣同等四人“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也可证明，“训政”直接原因来自杨崇伊。这正是档案之可贵，为证明史实提供了依据。这样，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但杨崇伊奏劾的具体情节，是否还有其他有力证据?
后来，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近代名人手札真迹——盛宣怀珍藏书牍》中得到了答案。手札中说：“康逆潜蓄异谋，托辞变法，乃弟便服私人椒涂，剪发改装，见诸奏牍，同人谋逆，立有合同，无人不知，惮于发难。弟知其举事之日，不得不上告慈圣，乃罪人始得，而谤口颇腾，一身之私，在所不顾，幸而圣慈、圣孝略无猜嫌，虽圣躬服康逆丸药后日就瘦瘠，而精神尚可支持。”此信杨崇伊写于政变后不久，没有讳言“告密”引发的政变。其中椒涂是指后妃宫室，乃弟指康广仁。说什么“私人椒涂，剪发改装”以致“服康逆丸药”云云，自是诽谤，但他向慈禧告密却未稍讳。也可能因为他和盛宣怀都是李鸿章的亲信，所以向盛宣怀“函陈”吧。由上可知，档案中的杨崇伊原折提示了政变的缘由，参照其他资料得到了证实。
近年，历史档案日益为人们所重视，报刊资料也陆续重印出版，可以想见，今后的史学研究将更加深入。本文仅就管窥所及，略抒己见而已。
注：
①《戊戌变法》第二册，神州国光社1953年版，第513—516页。
②⑥⑩《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
③黄彰健着《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五十四，1970年版。
④黄彰健着康有为戊戌真奏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
⑤见《近代史研究92002年第4—6期。
⑦袁世凯《戊戌日记》。
⑧孙雄《清故山东蒲台县知县杨君墓志铭》谓杨崇伊：“为故相长白荣文忠公所倚重。”见引日京文存》卷
⑨吴樵《致汪康年书》，光绪二十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见《汪康年师友手札》。
（资料来源：《历史档案》2005年第1期，中华文史网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