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明朝的经济水平真的不如汉唐吗?

明朝万历年间,退休回家的明朝内阁大学士于慎行,在其著作《谷山笔麈》里,写下了自己的重要疑惑:都说唐朝安史之乱后元气大伤,可唐朝皇帝单是给郭子仪赐宴,就花了十多万两白银;中晚唐的藩镇犒赏兵士,更动辄上砸百万两白银;再看汉武帝讨伐外敌,那也是动不动几十万人规模,看着都烧钱。感兴趣的读者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可再看看“我大明”呢?于慎行叹息说:别说日常的动兵调粮,就说万历朝鲜战争,不过派了四万人过去,为了军粮军费,就恨不得把国库掏空,勒紧裤腰带都凑不齐。这天上地下般的对比,那简直是“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怎么“我大明”,还没有汉朝唐朝有钱呢?

其实,于慎行发这段感慨的时候,还是明王朝财政比较稳定的“万历中兴”时代。如果再看看十七世纪上半叶,风雨飘摇的明王朝,在缺粮缺饷的困境里活活穷到上吊的惨状。就知于慎行的这声叹息,何止是痛苦的领悟?更是句虐心的神预言。

揭秘:明朝的经济水平真的不如汉唐吗?

那么,明朝的经济水平,真的像申时行疑惑的那样“不如汉唐”吗?事实是,北宋的社会经济水平,就已远远甩开了唐朝。而明朝洪武二十六年时的耕地面积,就达到了八百五十万顷,比两宋最高值还多三百万顷,洪武二十六年的税粮收入,更突破了三千二百万石。是宋元两朝最高数值的一倍多。

而到了于慎行生活的年代,明初洪武年间的这点“产值”,那更成了小儿科:《明实录》记载,明朝天顺年间时,山西阳城一地每年的铁产量,竟是明初洪武年间山西全省铁产量的七倍。到了于慎行担任大明“阁老”的万历年间,同是其著作《谷山笔麈》里吐槽,北京城里卖酱油的小贩,都是“有千万之资”。看着一身朴素衣着沿街叫卖,其实是“土豪满街走”。

同样这个年代,也是明王朝奢靡风气大起的时代。卖酱油的“有千万之资”算啥?利玛窦笔下的明朝官僚饮宴,吃一个通宵都是常事,每顿都是新奇食材充斥。《五杂俎》等史料里的明代市集,每逢年节时就无比热闹,各种宝货吸引眼球,简直是“人烟凑集……总四方土产奇珍”。士大夫们的生活极度考究,即使是官员家的女眷,戴的珠冠造价就通常千两白银。年轻的读书人,也以追求奢靡为荣,比如昂贵的湖罗衫,就在读书人间十分风靡。

可以说,无论是社会经济水平,还是城市商品经济水平,于慎行生活年代的大明朝,都不知甩开汉唐几条街。可为何偏偏是不争气的大明国库,落到“不如汉唐有钱”的窘境呢?

揭秘:明朝的经济水平真的不如汉唐吗?

是因为明朝收的税太少吗?在万历皇帝眼皮底下的卢沟桥,四十里的路程上,老百姓要缴纳“炭税”“煤税”“草税”等各种名目,然后“桥有税”“口有税”“门有税”。走这么一小段路,就是“重叠如之”。每一份税,都是重复征收。

这一套“层层扒皮”操作,普通百姓也是苦不堪言。卖酱油的“千万之资”不假,但这也只是个别行业。以另一位明朝内阁大学士朱赓的叹息说,更多的京城商户,却是“十室九空”,受不了盘剥的都跑了,顽强坚挺下来的,也是“犹满路哀告”,日子苦不堪言。

而跟此时的明朝农民们比起来,这一点苦更不算啥。明朝农民承担的赋税,说是“税轻”。但明王朝的惯用套路,就是“加派”。可不止是明末“加派”辽饷。比如“养活藩王”这事,“加派”就是常见操作。单是在陕西白水县,为养活当地藩王,万历年间每年就加派白银七百五十两。至于万历年间“赐瑞王田”“福王就藩”等家务事,也全靠“加派”来买单。以《白水县志》形容:具系宗室日繁,剜肉医疮。

也就是说,大明朝只要多一个藩王,甚至藩王家多生了个娃,大明朝的苦农民们,就要这样被“剜肉医疮”般割一遍。参考下明末宗室藩王们几何级数般的增长速度,就知道晚明的农民们,究竟被割了多少刀。而且这“割”出来的钱,没有几个铜板进入国库。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大明“税轻”,那么最心知肚明,还是于慎行所处的士大夫阶层了:以明初的制度,明朝的士大夫们,基本没有多少特权。特别是地方官们,也只是减免部分赋税劳役,该扛的丁点不能少。但经过一代代大明官员们的精准钻空子。到了万历三十八年时,明朝士大夫们享受的赋税劳役“优免”数额,竟比张居正改革时暴涨了十倍。这“优免”出来的钱粮,当然就甩锅在苦农民头上。

所以,也就有了《西园闻见录》等史料里,明朝社会的咄咄怪事:“田连阡陌者诸科不与,室如悬磬者无差不至”。有钱人一分钱税不交,穷农民什么钱都交。一旦交不起,只能举家逃亡,待到逃都没地逃,反抗的烈火,自然说烧就烧。至于大明的国库?自然也就“烧”没了钱。

于是,比起于慎行大惑不解的“古今物力,何以相悬若此”?后来打进北京城的李自成,倒用账单写了答案。《后鉴录》里统计,李自成从北京拷掠的七千万两白银里,“侯家什三,阉人什四,官什二。”大明朝的钱,都跑到这群蛀虫家去了?

这声发问,对比“账单”,除了叹息,亦是多少深思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