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类“截杀官员然后冒充上任”的奇事，最出名的就是清代小说集《虞初新志》里的“雷州假太守”故事：明朝崇祯年间上任路上的雷州太守，突然被一伙强盗截杀，然后这伙强盗拿了太守的上任凭证，大模大样冒充太守去雷州上任，工作竟然比真太守还出色。以至于从上司到老百姓，都对这伙人敬服有加。直到后来穿了帮，七名强盗被法办杀头，大家才在惊愕中明白：这位深得民心的好官，竟是个杀人如麻的恶匪。

而放在明代爆款小说《三言二拍》里，这类“截杀官员”的情节，也是多次出现的热门剧情。比如“巧会芙蓉屏”故事里，上任的县尉崔俊臣就被截杀，跳进水里才捡回一命。“蔡瑞虹忍辱报仇”的故事里，她赴任的父亲也是被水贼截杀。但放在真实历史上，在古代“截杀上任官员”，本身就是个低概率事件。

除去乱世或衰世年代，正常年景下，贼寇们倘若“打劫上任官员”，作案难度往往大得多。特别是官员们去异地上任，往往都走的是官道，住的是驿馆。比如在驿路四通八达的明代，陆上每隔30至40里就有一个驿站。水路上距离较远，但百里内也会有驿站。在水网纵横的江南地区，沿河还有拉纤的“塘路”，塘路沿线也设有驻扎兵士的“烟墩”，几乎是全程严密护卫。

所以说，虽说演义小说里，“截杀上任官员”的事确实有，但放在现实历史上，这却是个风险极大的事儿。哪怕穷凶极恶的贼寇，也要掂量一二。也就是在崇祯年间这类衰世年月，才有可能出现。

如果说打劫官员是高风险，那么“冒充官员上任”，更是难上加难。古代官员的身份凭证，有委任官职的“告身”与“敕牒”，还有证明身份的“鱼符”“牙牌”，以及沿路过关用的“符牌”与“传信”。上面不止写明了官员的身份官职履历，还详细记录官员的样貌等特征。所以就算是“雷州假太守”故事里，盗贼们也是选了“众中一最黠者”来冒充太守。放在现实中，这样的“专业人才”更是难找。所以理论上说，放在古代的太平年月里，不管“截杀官员”还是“冒充官员”，都是低概率事件。但实际操作中，古代也有一些高水平“人才”，完成了一个更高难度动作：不用“截杀官员”，就靠自己强大演技，竟能成功冒充高官，骗倒一众高官，赚得盆满钵满。

这其中的牛人，首推北宋李飞雄。此人原本就是个无赖，仗着有个做秦州节度使的老爹胡作非为，后来在家混不下去，骑了一匹大马出去招摇。由于他是高官子弟，学起高官的做派有模有样，一路上冒充朝廷钦差，竟是走一路唬一路。沿途州县的官员们全被他的“演技”骗倒，连身份凭证都没验看，反而乖乖跟着他当随从，陪着他作威作福。

直到走到甘肃清水县时，李飞雄威风耍够了，钱也捞得差不离了，竟又自信心爆棚，想假传圣旨杀掉当地军官，然后控制边军造反。这下当地官员们吓得跪了一片，眼看就要稀里糊涂送命。知县刘文裕却发现这位“钦差”不对劲，壮着胆子突然把他擒住，细查才知道是个假货。可西北各地的巡检使监军县尉等官员，已经全让他坑了个遍。事情传到汴京，几乎谁听谁捂脸，宋太宗也气得大怒，不但“夷飞雄家”，就连上当挨坑，陪着李飞雄作威作福的官员，也都跟着掉了脑袋——区区一个二世祖就把你们骗成这样，大宋要这样的官员何用?

如果说当时的大宋，还是因为国家初立，各项制度不成熟，外加官员素质参差不齐，才被这李飞雄钻了空子，那么明朝一位骗子，却完成了更高难度的“表演”：杨福。这位杨福先生，本是明朝成化年间一平头百姓。而当时的明朝，官员的身份核验制度已极度成熟，“冒充”概率接近为零。可这位杨福先生，仅仅因为听人说大太监汪直很牛，就生出了冒充汪直行骗的念头。

他和同伙两人从芜湖出发，他冒充汪直同伙冒充校尉，竟然就能走一路敲一路，排场越走越大。从芜湖经苏州无锡常州，一路南下到福建延平。沿途地方官纷纷送礼请托巴结，还有百姓拦路喊冤告状。骗钱骗到心情好的杨福，干脆也顺水推舟，做了好些惩贪官平冤案的好事，“汪直太监为民做主”的美谈，也是不胫而走。直到这帮人走到福州，碰上了不信邪的镇守太监卢胜，非要查验“假汪直”的“符牌”，这场已经骗了小半个大明朝的闹剧，才算就此穿帮。东窗事发的杨福也被处死——其实，但凡有人像卢胜一样，多问一句话，多查一眼“符牌”这闹剧，早就已穿帮。

可放在那个朝堂上人浮于事，官员们趋炎附势成风的成化年间，大家都在想着，抱上大太监的粗腿捞好处，谁愿意相信这是假的?谁又敢多问一句?官员们的心态都是如此，再完备的查验制度，也成空谈。因为人浮于事的政风，极度的腐败，说到底，确比最凶恶的盗贼还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