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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暨第十四届清史学术研讨会综述

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由故宫博物院与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共同举办的“中国辛亥革命百年纪念暨第十四届清史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9月17日至19日在北京九华山庄召开。
出席会议的国内外学者有140余人，分别来自美国、俄罗斯、意大利、日本、韩国等国家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副院长李文儒、国家清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卜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教授，中国史学会原会长李文海教授、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冯明珠女士、俄罗斯科学院米亚斯尼科夫院士、历史所副所长杨珍女士、清史所所长黄兴涛教授及来自海内外的众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大会共收到论文90余篇。学者们各专所长，围绕辛亥革命、清代政治、经济、思想、中外关系、清代人物、档案文献、清史纂修等多方面的问题各抒己见，深入探讨。
9月17日上午，大会举行开幕式。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卜键致大会开幕辞。卜主任首先对这次参加会议的各方学者和专家表示问候，尤其对海外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表示特别的欢迎，对本次会议的主办方故宫博物院以及协办方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表示感谢。卜主任向大会专家汇报了清史纂修的进展情况，转达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孙家正同志及中纪委委员、文化部党组成员、国家清史纂修领导小组副组长李洪峰同志对清史纂修及本次会议的关心和支持。卜主任指出，清史编委会主任戴逸先生以80多岁高龄领军由全国1800多名清史专家组成的编撰团队，其治学精神令人钦佩和敬畏。最后，卜主任提出对在戴逸先生引领下的清史工程团队表示特别的感谢。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先生发表讲话，他指出，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由故宫博物院联合国家清史编委会共同发起，由社科院历史所、北京大学历史系、人民大学清史所等协办组织的本次大型研讨会，具有特殊的意义！郑院长提出，故宫博物院同清史编委会有着深刻而内在的联系，故宫学人在几年来积极参与和支持清史编纂。故宫博物院的五大研究中心着重宫廷史、古建筑、古书画、古陶瓷等多方面的研究。这些年来也不断加强同其他科研机构的学术交流与合作，这不但为清史编纂做出了贡献，也拓展了“故宫学”的研究，对整个清史研究都有很大的作用，希望全国的专家和学者能够继续关注并支持故宫学的研究。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朱诚如主持了开幕式。
在学术报告会上，中国史学会原会长李文海教授首先为大家做名为“辛亥百年祭”的学术报告。李教授主要讲述了“王朝末日”是怎么到来的、埋葬旧制度和开辟新道路、辛亥革命的精神遗产三个方面的内容。他指出，先辈们在辛亥革命前后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为人民谋幸福、放眼世界的博大情怀等精神遗产，至今仍没有失去其思想光辉。我们在纪念辛亥革命的时候，不能忽略其在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作用。这篇报告是本次大会论文的领篇之作，揭开了大会对于辛亥革命问题的进一步讨论。
台北故宫博物院冯明珠副院长也做了大会发言，她向学者们介绍了台北故宫与北京故宫的渊源，二者在档案资料保存中的特点等。之后，冯院长重点讲解了台北故宫博物院新近编辑出版的史料集：《涓滴成洪流——清宫国民革命史料汇编》。她指出，这部书是台北故宫所存的涉及国民革命前后事件、人物等多方面内容的一本史料集成，包含了电寄档等8种档案资料，具有重要的价值。最后，冯院长指出，台北故宫博物院将一如既往地支持清史纂修及清史研究。
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米亚斯尼科夫做大会发言，他通过对清代理藩院的设立及作用等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理藩院与清俄外交关系的发展过程。他提出，就中俄几百年来无边界战争的关系来看，研究清代理藩院及其对中俄外交的影响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按照历届会议的惯例，大会采取专题学术报告和小组讨论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笔者就大会关注的主要领域及研究热点归纳如下。
辛亥革命相关问题的研究
辛亥革命相关问题的讨论是本次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因此，有关辛亥革命的讨论更显集中和深入，成为本届清史会的一大亮点。
讨论集中的第一点是立宪、新政与革命的问题。北京大学王晓秋教授报告《清末京城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的论文，他通过对北京大学图书馆珍藏的《汪荣宝日记》手稿等史料的深入分析，探讨了以汪荣宝等人为中心的“京城立宪派”的构成、代表人物、其活动特色和影响，尤其是他们在辛亥革命前后的应变态度，补充了以往立宪派与辛亥革命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中国社会科学院赵云田研究员对清末十年改革与革命进行了整体论述。他认为，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来源于社会中下层的、表现为暴力形式的社会变革，目的是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清末10年改革与革命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和教训是：任何时候都要警惕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的侵略。辽宁师范大学喻大华教授提交论文《晚清立宪运动的失败及其理论误区》。他指出，晚清立宪运动的失败与其理论上的不成熟关系密切，他们认为保留皇帝有助于国家稳定，共和革命可能招致外来干涉以及中国民智低下，无实行共和的资格等认识不乏偏颇。我们应该理性地对待晚清的政体转型，并对辛亥革命持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态度，充分肯定它带给中国的积极影响。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李光伟也对辛亥革命前后宪政在中国的实践与困境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汇报。香港珠海学院胡春惠教授报告了自己对清末新政与辛亥革命的研究心得。故宫博物院馆员滕德永考察了清政府的军械外购与辛亥革命的关系问题。
讨论集中的第二点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国族思想、民族认同及观念问题。黄兴涛教授在大会发言中首先对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华民族观念进行分析，诠释了中华民族与国族二者概念的异同，发言具有很强的理论特色，引发了学者们的进一步讨论。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珍尼斯奥分校韩子奇教授提交名为《西来说与辨华夷——论“晚清国粹派”的国族思想》的论文，主要分析“晚清国粹派”的两个重要概念：黄种人的“西来”与汉族人的“国粹”。他指出，学术界常常批评“晚清国粹派”的“大汉民族主义”，却忽略了他们“辨华夷”的思想根源，“晚清国粹派”认为“西来说”（中外不分）与“辨华夷”（分清敌我）不但不矛盾，而且相辅相成，都是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必需条件。北京师范大学李帆教授也在其文章《辛亥“夷夏之辨”和民族国家认同》指出，辛亥革命时期，民族国家认同问题由于关联到根本政治道路之争，不同立场的学者和政治人物各有其主张，而且截然对立。他们的主张，既反映了中国固有的“夷夏之辨”观念，又有西方近代民族主义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中西交汇的特色。中央民族大学张晨怡副教授对“种族、国民与民族”进行了辨析，指出辛亥革命时期三种民族主义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主义话语之中的民族观念与政治内涵，还展示了国人的民族观念从狭义到广义的逐步递进过程。最终，“中华民族”观念提出并得到广泛传播，同时从民族认同上完成了对一个由民族共同体组成的民族国家之中国的确认。北京师范大学孙燕京教授向大会报告其对于“辛亥之际满蒙权贵心态”问题的研究。她从革命发生之时，清王朝权贵群体“殉节死君”、号称“隐忍”不发、干脆“处之泰然”、伺机东山再起的四种表现，剖析远因，论述政治的、文化的、民族传统的、财政等方面的近况，从“体制内”分析了其得失成败。
此外，西北大学岳珑教授从民众素质的角度，以陕西省为考察对象，论述了民众素质与陕西辛亥革命的成败关系，并指出陕西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社会因素所决定的各阶层民众素质，是影响辛亥革命的成败的关键。齐齐哈尔大学吴丽华教授论述了孙中山通向大同社会之路的构想。
讨论集中的第三点是辛亥革命相关档案的整理及利用。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与海峡两岸出版交流中心合作，共同编纂大型档案文献汇编《晚清宫藏辛亥革命档案汇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员李国荣讲述了这套档案的珍贵价值。该书于2011年8月由九州出版社出版，全书16开本，通栏影印，共计50册，是对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与辛亥革命相关档案的一次较为全面系统的整理。所辑档案共有5000余件，选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的各个全宗文种。其时间始自光绪十八年（1892年），止于1917年。国会图书馆居蜜主任的新作：《居正与辛亥革命——居氏家藏手稿汇编》，也是一部对研究近代人物或辛亥革命的文献资料补充。
除以上集中讨论的三点主题之外，学者们也从许多其他角度撰文研究和纪念辛亥革命。首都师范大学梁景和教授从人类解放的角度，论述了辛亥革命与民初时期婚姻文化的变革，认为这场变革是女性与男性的双重解放。中国人民大学李喜霞副教授的论文《清皇室分裂与宣统退位诏书》指出，清帝退位的研究，被掩盖在了各地革命起义的研究浪潮之下，学者关注较少，对皇室内部力量变化与清帝退位诏书关系的研究更为鲜见。她结合当时的皇室成员活动，对此问题做了全面地考察和分析。山东大学江照信副教授汇报了其论文：《辛亥革命与民国司法——居正司法时期（1932-1948）》。故宫博物院任万平研究员提交论文：《清代宫廷的最后时刻》。北京社会科学院王建伟副研究员以中共创建初期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阐释为切入点，探讨在20世纪20年代复杂多变的国内局势与党际关系中，中共如何有效利用“辛亥革命”这样一个主题，服务于现实中的政治斗争，主要探讨其宣传策略等方面的问题。清史办赵晨岭从对辛亥革命的表述探讨了《清史稿·宣统皇帝本纪》的编纂问题。
大韩民国汉阳大学校任桂淳教授报告了其论文《辛亥革命对韩国独立运动的影响——以朴尚镇领导的大韩光复会为中心》。她指出，朴尚镇强调研究、学习中国辛亥革命。他把国外的独立运动和国内的秘密会党组织联合起来，创立了大韩光复会。大韩光复会的共和主义革命路线、“四大纲领”及斗争方略等，是在借鉴了辛亥革命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的。
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中见立夫教授以《辛亥革命时期的内蒙古王公——以喀喇沁右翼旗贡桑诺尔布郡王为例》为题，向大会学者阐释了辛亥革命时期，贡桑诺尔布或者其他的内蒙古王公们的谋划及行动。同时，进一步分析了当时情况下，贡桑诺尔布和清朝宗室、肃亲王善耆以及日本人之间的关系。
清代政治研究
对清代政治的研究，始终是清史研究会讨论的重点，也是提交论文最多的方面。
北京大学徐凯教授《清代“祖宗之家法”与王朝兴衰初探》一文认为，清代“祖宗之家法”有一个形成的过程，涉及面宽，内容丰富，可以说清朝成亦“家法”，败亦“家法”。徐教授分阶段和时期重点论述了“家法”同王朝兴衰的关系。刘涛也对嘉庆京畿船户投充王府宗室的问题进行了探析。云南大学方铁教授报告了其论文：《雍正朝改土归流新探》。作者根据新近披露的边疆大吏奏疏和其他史料，探讨了雍正朝改土归流的目的、实现改流的手段、改流的不同类型、改流后的社会状况等问题，对过去的一些观点提出商榷，做出了很多具体的分析。复旦大学张海英教授《析清代国家行政体系与地方社会发展之互动（初稿）——以<清史稿·循吏传>为视角》一文，通过研究清代循吏在地方的治理行为，以窥测清代国家行政体系与地方基层发展之互动。
北京大学房德邻教授结合《清实录》、《啸亭杂录》，以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八旗世袭谱档》、《八旗都统衙门档》，详细考证了三次恩诏的来龙去脉。东北师范大学罗冬阳教授的论文：《雍正帝矫诏召回抚远大将军王允禵考——附论康雍之际西北军权的转移》，综合利用朝鲜使臣回国后提供的见闻报告《别单》、西方传教士信件、汉译满文奏折、清代其他官方文献、私人史乘等资料，并考之以当时的文书制度、驿递里程，证明《清世宗实录》的相关记载做了巧妙的篡改，抚远大将军王允禵的召回，实出自雍亲王胤禛冒用康熙帝的名义，川陕总督年羹尧在康雍之际西北军权的转移中，仍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稳定允禵旧部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王戎笙研究员在大会发言时提出，从英军本身的局限和所发生的传染病等多个方面分析，清廷在“鸦片战争中失去了一次全歼侵华英军的绝好战机”。道光皇帝被英国舰队的进攻气势吓倒了，看不到敌军已成“槛笼中物”，却忙着派钦差大臣向敌军求和，在敌人的炮舰上签订了《江宁条约》。
北京师范大学王开玺教授对慈禧太后统治中国长达47年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皇统承继乏人的皇位危机、特殊的政治身分与地位、慈禧太后较好地处理了那拉氏家族与爱新觉罗氏家族的政治关系等，是其中最为重要而根本的政治原因。
黑龙江大学周喜峰教授向学者们报告了其对于清初黑龙江各族人民在中国首次边疆保卫战，即雅克萨之战中的作用和贡献等方面的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刘文鹏副教授以乾隆时期的伪稿案为研究中心，探讨了清代商业网络传播与国家的社会控制力间的关系。他指出，伪稿是在各省商业会馆中被不同地区的商人带到天下各地的。清朝各级政府，对这些新的社会基层组织缺乏足够的认识，也缺少有效的管理。由于失去了基层社会，清朝的统治受到越来越多来自基层社会的组织力量的冲击，最终崩溃在革命的浪潮中。
故宫博物院刘子哲馆员论述了清代贡貂制度的深远意义。他指出，清代贡貂制度为东北地区带来了经济效益，促进地区经济的繁荣，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巩固王朝统治。
此外，还有滨州学院讲师梁娟娟、渤海大学张振国、辽宁师大暴景升副教授、南开大学常建华教授、东北师范大学刁书仁、南开大学杜家骥教授、辽宁师范大学谢景芳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宋元强研究员、河北师范大学董丛林教授、故宫博物院馆员沈欣等，对拒和运动、等级制度、东北地区旗民分治体制、州县设置、保甲制、皇太极对辽东汉人的政策、八旗的查旗御史、召试、直隶总督人事变迁、体育近代化变革等等方面，提出了详尽的分析和汇报。
故宫学研究
本届清史会，比前几届吸引了更多故宫博物院的学者，大家就故宫博物院藏品的相关方面，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在会中做了详尽的报告。此外，故宫学者的研究已不再局限于故宫藏品的研究，对于其他相关研究领域如：清代的政治、档案、文献、思想文化的研究也多有拓展。
故宫博物院馆员孙悦的论文《督陶官制度与清代陶瓷业发展》，从清代史料和清宫档案材料入手，梳理督陶官制度的产生、确立、发展、撤消，分析督陶官的身份、权责以及清廷对督陶官的管理方式，并探讨督陶官制度对清代御窑瓷业的重要贡献。杨虎也就故宫藏《海军旗式及章服图说》的档案，论述了清末海军重建的历史大背景、重建历程、具体措施等方面。
馆员万秀锋提交论文《清末甘肃劝工局述评》。作者从文献记载入手，结合故宫博物院藏品中的一件清末甘肃劝工局织造的栽绒轿帘毯，向学者介绍清末甘肃劝工局艰难前行的历史状况。
馆员林欢、黄英在《清宫造办处工匠生存状态初探——以乾隆朝为例》一文中提出，相关制度甚至皇帝旨意，并不能对工匠的所有行为进行全面掌控。仅以乾隆一朝为例，不断出现的各种关于工匠的人事个案，反映了清代造办处工匠的地位和人身自由程度，相对于以往历代官营手工工匠得到了很大提高。
研究馆员郭福祥的论文：《乾隆帝与清宫钟表收藏》，主要利用清宫档案，从钟表收藏的扩展途径和方式、钟表的赏赐和毁变等细节方面，考察乾隆时期宫廷钟表收藏的基本面貌，并对形成乾隆宫廷钟表收藏鼎盛局面的社会、经济、文化及人文因素及其文化史意义进行了评析。
馆员付超对清宫玻璃镜的种类与工艺进行了多方研究。他指出，从宫廷玻璃镜中表现的西方装饰画面及纹式，可以看出中西文化的融合与撞击。玻璃镜本身就是舶来品，它说明清统治者对于外来文化，在观念上已经出现不小的转变。这种拿来为我所用的态度，也反映出清代中期的闭关政策，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放松。
研究馆员春花向学者汇报了其在清代皇家建筑满文匾额方面的发展演变方面的研究，还进一步分析和归纳了民族习俗不同引起文种排列顺序发生变化、规范满语满文引起的变化、满蒙文字体发展引起的变化、宫廷内部矛盾引起的变化、避讳皇帝名字及庙号引起的变化等几种缘由。
副研究馆员李士娟的《雍正朝内府刻书考略》一文，通过康雍乾三朝内府刻书的比对，以及对雍正一朝内府刻书内容特点的考析，从内府刻书这一视角考察了雍正帝的治国策略及施政理念。
馆员张小李主要汇报了其对于清宫灯戏《福禄寿灯》的研究。作者对《福禄寿灯》各总本与排场本的内容、年代、相互关系及演出情况进行了初步阐释。
故宫博物院副研究馆员梁宪华对清光绪皇帝大婚承应戏戏本的版本、内容，及演戏过程等略作介绍。
此外，馆员鲁颖解析了试析朱彝尊《日下旧闻》的创作原因，馆员王允丽对“乔树枏致崇纲书札”进行了解读。
清代档案及文献研究
档案的整理及利用是清史研究的一个基础和重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珍研究员在大会发言中主要做了名为《对满文档案与清史研究的几点认识》的报告。她以具体例证概况了满文档案的七大作用，同时提出满文档案的局限性。她认为要辩证地看待满文档案同清史研究的关系，满文档案是第一手文献研究资料，但并非唯一的，需要将满文同汉文等一手资料放在一起进行研究，对全宗等档案研究后，从整体视角探究。
日本大阪经济法科大学华立教授的《从档案看清代洋铜贸易中的额商集团》一文，以档案记载为基础，综合其他文献，对清代洋铜贸易体制中的额商集团的形成及其活动状况做了探讨。
中央民族大学赵令志教授从《夷使档》出发，探讨乾隆初期清朝对准噶尔汗国的政策。
文献资料的整理和研究也同样值得关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多罗宁（BorisDoronin）教授主要探讨了清朝的政权与历史编纂的问题。他提出，对于历史编纂的重视是清朝的特点之一。清朝皇帝一贯强调本朝以“文治”为目标，以古代“圣贤”为榜样。清朝于1644年掌握政权后，即宣布启动“明史”编纂工作。直至19世纪初,历史的编纂一直被清朝用作解决其政治、社会，甚至意识形态问题的工具。南开大学白新良教授、对清代文献辨伪问题进行了综合回顾和归纳。佟大群进一步对《总目提要》文献辨伪学成就进行了详细报告。
吉林社会科学院李治亭研究员针对近年来传记编纂工作的经历，主要提出了清史传包的价值。他指出这次会议专门讨论和论证传包的史料价值，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尤其要重视它，实实在在地利用它，有助于深入研究清史，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换言之，数以万计的传记稿应是我们研究清史的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辽宁社会科学院张玉兴研究员提出了自己对于《清史稿辞典》的几点看法，认为该书具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内容，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吉林社会科学院李治亭研究员对清国史馆传记稿本的史料价值进行了详细地论评，以期引起学术界的注意。他认为要重视其史料价值，实实在在地利用它，有助于深入研究清史，取得更多更好的成果。
清代思想及人物研究
许多学者从清代人物入手，重点研究其思想观念，或该人物在历史上的重要经历。如：故宫博物院馆员刘甲良、宿春娣的《张德彝西方教育观评析》一文，以后人整理张德彝的8部航海述奇而编着的《稿本航海述奇》（全十册）为依据，探讨张德彝眼中的西方教育。
中国社会科学院姜涛研究员在《曾国藩和他的时代》一文中提出在曾国藩身上，各种矛盾的现象交织，充分体现了这一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他的是非功过，很难用一个标准简单地予以评价；而他的政治和思想文化遗产，也很需要我们积极地予以消化吸收和批判继承。曾国藩和他所身处的那个时代，他所生活的社会环境，都很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
辽宁社会科学院廖晓晴研究员的《章学诚史学理论与当代史学学风》一文，根据章学诚史学理论来观照当代的史学学风，得出许多启示，诸如：力戒浮躁学风、树立精品意识、史学旨在探索事物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认识、撰史须成一家之言和为史学事业勇于献身的精神等。
曲阜师范大学成积春教授认为康熙帝的救荒思想可分为两个阶段，且前后判若两人，大体说来，康熙四十二年之前持“耕九余三”论，其后转变为主要依靠国家储备钱粮应对自然灾害的救荒思路。他指出，清朝人口的快速增长与从康熙年间形成的极强救荒能力密切相关。
河北大学衣长春副教授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通过梳理雍正帝对华夷、正统、君臣、封建等问题的新阐释，论述雍正帝民族“大一统”观的内容与创新之处。故宫博物院馆员刘盛结合王学发展的实际，对清初关于王学思潮的讨论作了一番探讨。
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尚英研究员借助于对袁世凯与路易·波拿巴复辟帝制的比评寻找历史留给我们的启示。中国社会科学院吴伯娅研究员提交论文：《君臣恩怨——康熙帝与赵申乔》，以二人之间的君臣关系来加强对于康熙帝及清代政治史的理解。
此外，国家清史编委会孔祥文介绍了张勋与复辟帝制，辽宁大学张丹卉副教授提交了清初盛京流放僧人函可的研究论文，南开大学何孝荣教授阐释了自己对于梁肯堂出生年月及任职的考证。
清代经济、民族关系及对外关系研究
在清代经济的研究方面，中共中央党校岑大利教授、陈明论述了清末民初江浙地区米价波动及地方政府的对策。作者以1911年至1912年的《申报》为主要资料，研究了江浙地区大米的供需状况，主要对上海米价数据进行了梳理和分析，由此，从一个侧面了解和认识当时江浙地区农业、商业经济发展的状况，以及地方政府为解决民众的生活困难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利用新近搜集到的中日双方的文献资料，就生丝和丝绸贸易的兴衰，对十六至十九世纪前期中日商品贸易、商品数量及其结构的变化，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探讨。
苏州大学余同元教授、何伟通过清代《匠作则例》的技术标准化及其产业经济效应为例，来研究清代技术经济史。他们认为，技术经济学探讨技术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唯有通过技术经济史的长时段动态研究，才能找到技术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清代技术经济的兴起，首先体现在传统产业技术理论化与标准化发展，以及这种理论标准的经济实践作用之上。
在民族关系方面，山东大学晁中辰教授对清入关前与朝鲜关系的演变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一种由“兄弟之国”到“君臣之义”的转变，皇太极第二次大举侵朝，迫使朝鲜订城下之盟，向清称臣，这种格局的形成对东北亚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山东大学张宗鑫探讨了明清之际中医西传的情况。他指出，明清之际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时期。以脉学、针灸和本草学为代表的中医药物，以及大黄、阿胶等重要制作技术，通过来华传教士开始传入西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由于中西方医学思维方式和药物理论的差异，西方人难以突破对中医治疗认识上的隔膜，对中医的消化能力很低，但未影响中医西传的趋势。这对当今中西医摆脱各自局限，取长补短，乃至加强对中医的深入研究都有着借鉴意义。
意大利学者PatriziaCarioti在小组讨论中汇报了自己对于17世纪郑成功海上组织在东亚的国际角色的研究。
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叶柏川也发表了自己在清朝管理与对外贸易方面的研究。
9月19日，大会举行闭幕式，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主持了闭幕式。朱诚如副主任致大会闭幕辞。朱主任首先肯定了本届清史会会议取得了预期效果，圆满完成了会议议程；之后，他对三日以来学者们讨论的内容做了高度的概括，梳理了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对未来清史研究提出了期望；最后，朱主任指出，本届清史会，是一次团结和谐的研究会，是一次新成果的大检阅，又是一次鼓劲、推动清史发展的大会，并再次表达了对于故宫博物院、社科院历史所、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大学历史系等合办单位以及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外学者的感谢。
总体而言，本次会议以辛亥革命纪念及清史研究为探讨中心，集中讨论了近年来史学界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一方面补充了新史料，一方面又提出了新问题，或是就老问题以新的视角发表了新见解。故宫学又从多方面提出了新问题，新视角，新解读，也丰富了故宫学的研究内容。同时，本次清史会从研讨与学术交流中，又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是：还需要理论深化研讨，还需就清代与辛亥革命的研究，深化选题，尤其是关于清史的重大选题还需进一步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