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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80年以来以俄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综述一

1980年以来以俄文发表的清史研究成果数量十分丰富，其研究涉及清朝政治、历史、社会、文化、经济、军事、法律、对外关系等各个领域，可以概括为以下八个方面：关于清代中俄关系的研究；关于清朝社会变革、革命运动的研究；关于清朝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关于清朝区域史的研究；关于清朝民族问题的研究；关于清朝宗教、文化问题的研究；关于清朝历史的研究；关于清朝对外关系（除俄国外）的研究等。
一、关于清代中俄关系的研究
清代中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焦点。1980年以来，俄国及中亚国家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早期中俄关系史、中俄边界形成史以及与早期中俄关系史相关的远东、中亚细亚国际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专着、合着、文件资料集、论文集，以及在学术和社会政治类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主要代表人物是：В.А.亚历山德罗夫、Е.Л.别斯普罗兹万内赫、А.А.博克夏宁、Л.А.博罗芙科娃、И.С.冈察连科、Е.А.格利高里耶娃、Б.Л.古列维奇、Н.Ф.捷米多娃、Д.В.杜博罗芙斯卡娅、И.С.叶尔玛琴科、Л.В.扎博罗夫斯卡娅、О.В.佐托夫、А.С.伊帕托娃、Д.А.伊西叶夫、М.С.贾丕才、Г.С.卡列吉娜、В.С.库兹涅佐夫、Н.С.库廖沙夫、А.Г.玛里雅夫基娜、Г.В.麦利霍夫、И.Т.莫洛兹、В.С.米亚斯尼科夫、В.А.莫依谢耶夫、А.Л.纳罗奇尼茨基、Н.Ю.诺夫格罗茨卡娅、Г.Н.罗曼诺娃、Е.Д.斯捷潘诺夫、А.И.塔拉索娃、С.Л.齐赫文斯基、К.Ш.哈菲佐娃、А.霍扎耶夫、А.Н.霍赫洛夫、А.И.切尔内舍夫、Н.В.舍佩廖娃、А.Д.华可胜等。
（一）俄国学者关于清代中俄关系的研究
1、关于中俄政治、外交关系的研究
中俄历史边界形成于清朝，两国曾经有过漫长的领土纠纷，因此边界问题向来是俄国学者研究的重点。1980年以来发表的俄文研究成果表明，俄国学者在中俄边界问题上仍坚持其一贯观点，强调中俄建立联系以前，居住于两国之间广阔地带的游牧和半游牧民族并未归属于任何政权。波雅尔科夫、哈巴罗夫等新土地征服者的活动是俄国将阿穆尔河地区和平并入其领土的开端。对这一观点大力鼓吹的是Г.В.麦利霍夫，他在《柳条边——清帝国的边界》一文中写到，由于南部和东部西伯利亚以及远东地区的领土被归入俄国版图，以及大清最初几代皇帝向西伯利亚地区的扩张，中俄领土开始接壤。长城被认为是中华帝国北部传统的社会文化分界线，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中华文明通过各种形式传播到远远超过这些区域以外的地区。位于阿穆尔河以南500公里处的柳条边是满洲帝国的北部边界。俄罗斯研究中俄边界问题的权威В.С.米亚斯尼科夫院士也坚持，清朝推翻明朝统治后，便向朝鲜及俄国阿穆尔地区扩张，清政府为了巩固对其世袭领地的统治，于17世纪80年代开始企图将俄国势力排挤出阿穆尔地区。
在俄国学者发表的一系列研究远东国际关系史的着作中，基本上都渗透了以上观点。这些着作包括：Е.Л.别斯普罗兹万内赫着《17-19世纪中俄关系中的阿穆尔地区》；В.切尔涅绍娃、Ш.切丘林娜、А.苏图林着《哈巴罗夫斯克历史概述（1858-1983）》；О.И.谢尔盖耶夫着《17-19世纪在俄国远东的哥萨克》；В.М.卡布赞着《17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的远东边区（1640-1917年）》（1985）；В.Г.达齐申着《1900年满洲的俄中战争》第1册等；В.А.亚历山德罗夫着《俄国在远东边境（17世纪后半叶）》（1984）（再版）等。
事实上，阿穆尔河地区的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受到中华文明的影响，与中央政权的联系向来十分密切，中央政府在汉唐时期就曾在当地设治派官。俄国哥萨克到达这里后，私建堡寨，迫害当地少数民族，收留清朝逃人，这才引起两国间的领土争端。
对于中俄在清朝时期签订的一系列条约，俄国学者所持观点与我国学者大相径庭。关于《尼布楚条约》，俄国学者认为，尼布楚谈判过程中，迫于清朝的压力，俄国才同意放弃俄国哥萨克开发的阿尔巴津辖区的大片领土——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及延伸到布列亚河的阿穆尔河上游和中游两岸的土地，因此他们不承认尼布楚条约的合法性，认为“从法律角度来讲，《尼布楚条约》不仅不符合现代国际法，也不符合当时国家间的法律文书，条约文本中所述地理标示很不明确，只绘出了一个大致方位，既没有交换划界地区的地图，亦未互换有关批准证书，条约的各语种文本彼此不一致，条约的条款有异读”。关于1858年的《瑷珲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俄国学者认为，这两个条约将两国在远东地区的边界最后确定下来，根据《瑷珲条约》，“……俄国收回了俄国人根据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各项条款留在中国一侧的阿穆尔河左岸”，但“《瑷珲条约》保留了中国对阿穆尔河左岸满族和汉族居民的管辖权，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俄国的利益”。关于1864年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和1881年的《圣彼得堡条约》（《中俄伊犁条约》）及其他一些专门性协议，俄国学者的观点是，这两个条约使中俄在中亚细亚和中亚划分边界的原则被确定下来并得到加强。可见，俄国学者仍不承认俄国人在历史上通过19世纪的一系列条约割占了大片中国领土的事实。
关于如何看待边境地区领土在历史上的归属，俄国学者的观点是，“在国家关系中，争论某一领土在历史上的归属是徒劳无益的，对于辩论双方来说，证明领土在历史上的征服，不仅不足为凭，而且缺乏说服力。应以专门的外交文件——边界协定或条约——来确定边界，它不能受某一具体时期两国国际关系性质的制约……以过去条约不完善为根据和受制于两国某一方的政治气候的解释，是不能容忍的。边界在战略上的安全，不应以军队的数额来保证，而应当以对互利分工的兴趣及双方的经济联系为保证”。因此他们认为，中俄之间的领土问题已经解决，无论是前苏联，还是其继承者俄罗斯联邦，对中国没有任何领土义务，20世纪50-70年代两国边疆地区的紧张局势是中国方面人为造成的。Ю.М.加列诺维奇的专着《20世纪的俄罗斯与中国·两大民族及领袖》（2001）论述了20世纪中俄政府关于两国边界问题的交涉过程，书中反映了以上观点。
关于中俄边界问题，В.С.米亚斯尼科夫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的着作《条约款项业已规定，17-20世纪俄中边界外交史》（1996），系统阐述了17世纪至20世纪中俄边界交涉以及这段时期俄国国内社会发展的进程。这部着作是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俄国学者关于中俄边界问题研究成果的总结，在俄罗斯国内被认为是中俄边界问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В.С.米亚斯尼科夫在书中用了大量篇幅攻击中国对周边国家的政策，认为清朝向周边国家推行了扩张政策。В.С.米亚斯尼科夫在其与Е.Д.斯捷潘诺夫主编的《中国边疆形成史》（2001）一书中，仍然阐述了这一观点，指出中国边疆形成的重要方式之一，是将邻国并入自己的版图。这本书由俄罗斯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学者共同完成，是一部综合研究中国疆界的历史变迁以及中国与邻国边界关系的着作，其研究下限直至当代。以上两部着作是俄罗斯学者综合研究中国边疆、边界问题的代表之作，应予以特别关注，尽管我们对俄国学者一味攻击清朝对外政策的立场难以苟同。
另外两部关于边界问题的着作——Б.И.特卡琴科着《文件与事实中的中俄东部边界》和В.Г.达齐申着《19世纪下半期—20世纪初的中俄边界外交史》，根据新的文件史料，研究了边界政策在两国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
此外，俄国学者还发表了几部关于清代中俄关系的专着，包括：В.С.米亚斯尼科夫着《17世纪的清帝国和俄罗斯国家》（1980、1987）、А.Д.华可胜着《俄罗斯与中国——理论与国家关系史》（1999）、А.Д.华可胜着《1881年中俄圣彼得堡条约交涉史》（1995）和Е.А.别洛夫着《20世纪初的中俄关系》（1997）等。
В.С.米亚斯尼科夫的专着《17世纪的清帝国和俄罗斯国家》，考察了中俄两国外交模式的最初建立，两国外交的方式、目标和理论基础以及中俄在和平交往与战争冲突等不同外交环境下的关系，书中利用了大量中、俄、蒙文史料。作者认为，儒家的哲学政治观是中世纪中国外交思想形成的基础，从军事艺术中汲取的战略思想和高度发展的、刻意突出中国优于与之交往的一切国家的礼仪规则决定了中国外交的特点。中国外交具有维持其社会历史、地理和民族心理特点的顽固性，这些因素一方面决定了其以中国为中心的对外政策，另一方面使其与经济发展全面脱节。“中国中心论”使清帝国不愿平等对待与之交往的邻国，也不允许在其边境地区有强大的国家存在。作者还提到，17世纪，清帝国的目标是破坏北蒙古和西蒙古的独立性及将俄国排挤出阿穆尔地区。在中俄交往的不同阶段，清帝国制定了不同的外交目标，巴伊科夫出使中国时，清帝国希望将俄国变为其属国，认识到这一目标无法实现后，在斯帕法里使华时，清帝国又想让俄国承认她的崇高地位，到了1682年，清帝国的目标则是将俄国赶出阿穆尔河地区。此外，作者还评论了康熙皇帝的外交思想和战略思想，认为清帝国外交的弱点是将主观愿望凌驾于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之上，她与别国的交往不是表现为相互让步，而是采取强制手段操纵别国政治，因此，康熙皇帝的外交思想在19世纪没有经受住考验。
А.Д.华可胜是一位近些年来在中俄关系问题上着述颇丰的年轻的俄罗斯学者。他在《俄罗斯与中国——理论与国家关系史》（1999）一书中，提出用“多因素平衡”的研究方法和理论来考察以利益平衡为基础的国际关系的继承性和发展过程。这是第一部运用历史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方法考察中俄关系通史、预测中俄关系发展趋势的着作。这部书的价值，在于将四百年的中俄关系史置于大的国际背景之中，通过分析中俄、中苏关系的建立发展以及两国在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问题上的尝试，在“多因素平衡”概念的基础上对中俄、中苏关系进行新的解读。
А.Д.华可胜的另一部专着《1881年中俄圣彼得堡条约交涉史》，研究了1880—1881年间中俄的交涉经过与1881年的《中俄圣彼得堡条约》（《伊犁条约》）。作者自称在着作中利用了大量记载于俄文档案之中的中国史料。
Е.А.别洛夫的专着《20世纪初的中俄关系》，主要探讨清末民初中俄关于外蒙、新疆、西藏等问题的交涉。这部着作的特点是，作者利用了俄罗斯帝国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历史军事档案馆、俄罗斯国家历史档案馆的大量档案。
此外，俄国国内还再版了部分17-19世纪的学者关于中俄关系的着作。如И.П.巴尔苏科夫的《穆拉维约夫伯爵》（1999）和Г.Ф.米勒的《西伯利亚史》。穆拉维约夫是19世纪中叶俄国侵华政策的积极推动者，他的传记反映了俄国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着作中除了原有的关于穆拉维约夫的生平事件及官方文件，还增加了穆拉维约夫的同时代人对他的评述和发表的史料。由俄罗斯科学院民族学和人类学所用现代俄语整理再版的历史学家Г.Ф.米勒的两卷本着作《西伯利亚史》，使更多的读者能够了解这部着作，并且着作中增加了考古学的资料。
在史料整理方面，继《17世纪俄中关系》第1、2卷和《18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之后，由С.Л.齐赫文斯基和В.С.米亚斯尼科夫主编的《18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和《19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分别于1990年和1995年出版。文件集中收入了有关18、19世纪中俄关系的国书、诏书、训令、函件等资料，这些都是珍贵的一手资料。
从研究俄国对外政策及俄国边疆问题的论着中，也可以找到一些中俄关系方面的线索。如：《19世纪下半叶俄国对外政策史》、《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对外政策史》（1997）；М.切别尔金、Н.齐亚科娃着《俄罗斯帝国边界形成史（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1992）；И.С.雷巴乔诺克《俄国保守派报纸中反映的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远东政策》（文章）（1988）；В.А.博扬金、И.В.奥斯特洛夫斯基《利用在满洲的军役人员农业开垦西伯利亚的尝试17世纪末—18世纪初》（文章）（1990）等。
除了以上谈到的专着，还有大量中俄关系方面的文章。
关于领土边界问题的文章有：В.С.亚谢涅夫、А.Г.克鲁其宁《俄中领土划界真相》（1980）；Н.И.尼基京《波雅科夫对阿穆尔河（黑龙江）的远征》（1981）；А.С.马迈《俄国政府中关于阿穆尔河问题的争论（1848-1854）》（1996）；А.И.阿列克谢耶夫、Г.В.麦利霍夫《俄国人对阿穆尔地区及滨海地区的发现和初期开发》（1984）；В.阿尔捷米耶夫《阿尔巴浸堡英勇防御满人史略》（1996）；Р.А.克里斯蒂、Л.А.西特尼科夫《太平洋北部沿岸开发史新论》1988；Е.Н.里雅比宁、О.В.沙塔洛夫《早期的俄中条约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对远东南部在地理认识上的反映》1989等。
关于中俄政治、外交问题的文章有：А.Д.华可胜《俄罗斯和中国——在历史演进和连续性中相互作用的聚合》（1999）；Г.И.萨尔克索娃《勃拉季谢夫和他1757年在北京的使命》（1993）；Н.С.库列绍夫《俄国与20世纪初的西藏危机》（1990）；Д.В.杜博罗夫斯卡娅《俄中关系中的伊犁危机》（1994）；Е.А.别洛夫《俄国对西藏的政策（1900-1914）》（1994）；Б.帕克《有关1886年拉德仁——李鸿章口头协议的新资料》（1999）；В.С.米亚斯尼科夫《1894-1895年的第三次远东战争与俄国在该地区政策的演变》（1995）；В.С.米亚斯尼科夫、А.Д.华可胜《论俄中和苏中关系史》（1982）；О.А.格鲁什娃《18世纪60年代俄国政府对清代中国的态度》（1984）；Р.В.马卡洛娃《18世纪中至19世纪60年代俄中关系的发展》（1983）；В.С.米亚斯尼科夫《18世纪清代中国对俄国的新认识》1989；Н.安东诺夫《论1851年的俄中〈伊犁条约〉签定过程》1982；Е.Д.斯捷潘诺夫《对外政策中的“利益”概念》1990；В.С.米亚斯尼科夫《中国人关于17世纪俄国的资料》1985；В.С.米亚斯尼科夫、Н.В.舍佩廖娃着《17世纪至20世纪初的清帝国及其邻国》（1982）；В.С.米亚斯尼科夫《17世纪至19世纪初的清帝国与俄国》；В.С.米亚斯尼科夫、В.Н.塔拉索夫《尼古拉·斯帕法里的着作和生平》；А.Д.华可胜《一切从清朝人开始》；М.拉法伊洛夫《拉法伊洛夫日记》（1990）（讲述19世纪初中俄的历史联系）等。
В.С.米亚斯尼科夫、В.Н.塔拉索夫的文章《尼古拉·斯帕法里的着作和生平》考察了斯帕法里使团的出使经过。作者认为，斯帕法里使团在17世纪中俄关系的重要历史时刻出使中国，此次出使是两国官方交涉的开始，具有重要的政治、外交和学术意义。斯帕法里使团的谈判经验及使团的资料为后来的俄国外交人员所利用。斯帕法里使团开辟了到中国去的最近的路途。斯帕法里的中国之行是俄国人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科学考察。斯帕法里的着作在地理学、民族学等方面为当时俄国和世界科学做出了贡献。
Н.С.库列绍夫《俄国与20世纪初的西藏危机》考察了俄国在20世纪最初的15年对西藏事务的参与情况以及这一时期俄国同英国、中国之间的关系，认为在20世纪初爆发的西藏危机中，俄国并没有插手西藏地区的事务，她在西藏没有任何政治、经济、军事利益，俄国于1907年同英国签定《西藏专约》完全是为了避免卷入西藏危机。Н.С.库列绍夫关于这一问题的专着《20世纪初期的俄国与西藏》，于1992年出版。
2、关于移民问题的研究
近些年来，两国移民问题得到俄国学者的关注。1992年出版了С.Р.拉音格勒的专着《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期中国移民运动史》。书中谈到，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一些新的国家和大陆逐步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轨道、世界市场的趋于统一等因素导致了19世纪末规模空前的、席卷若干国家的上千万人的移民浪潮。大型工业的发展、用来输出种植业产品的铁路的建设、探测和发掘美洲和澳洲的金银需要大量的劳动力。移民运动使欧洲和亚洲大量农村居民失去土地、小生产者破产成为可能。1848-1849年欧洲革命运动和亚洲国家农民起义使大量人口涌向国外，加速了上述的社会经济进程。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中国移民运动是上述进程的组成部分。作者以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的中国移民运动为研究对象，探讨了中国移民的法律地位、移民资本的根源、中国移民与国内的联系等问题，并以古巴为例介绍了中国移民资产阶级的形成。
此外，А.沃洛霍娃的文章《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国远东的中国和朝鲜移民》（1996）也研究了这一问题。俄罗斯的《远东问题》杂志上经常发表关于两国远东移民历史和现状问题的文章。
3、关于中俄经贸关系的研究
1980年以来出版的关于中俄经贸关系的俄文专着不多，主要有：Г.Н.罗曼诺娃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中两国远东经济关系史》（1987）和阿尔巴别科娃的《19世纪中叶俄中两国在新疆的贸易》（1989）等。
这一时期，俄国学者发表了大量关于两国贸易问题的文章，主要有：
Н.В.叶季纳尔霍娃发表的一系列文章重点探讨了中俄边贸与海上贸易问题：《论有关俄中恰克图贸易的价格问题》（1980年）；《恰克图与买卖城（19世纪40-60年代）》（1982年）；《论19世纪下半叶俄中边境贸易与海上贸易的扩大》（1990）；《俄国与中国的经济贸易联系（19世纪70年代）》（1981年）等。
А.Н.霍赫洛夫在《恰克图贸易及其在俄国与中国政治中的地位（18世纪20年代至19世纪50年代）》（1982年）一文中探讨了恰克图贸易在清朝对外政策中的地位问题。
И.Т.莫洛兹在《中俄恰克图-买卖城的边境关系》一文中利用了俄罗斯外交部档案、《19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等史料，概括了中俄恰克图-买卖城边境关系的发展历程，探讨了恰克图-买卖城的行政管理当局在两国关系发展中起到的作用。作者认为，尽管中俄关系在政府级别上形成，但是，两国在恰克图-买卖城的行政管理人员间的私下交往，对长期维持两国边境地区的睦邻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
Ж.К.科森巴耶夫的《论19世纪80-90年代俄国与清帝国在哈萨克斯坦东部各城的贸易》（1981）、В.Г.达齐申的《零售商与乌梁海边区贸易的开始及其性质》（1991年）、Г.Н.罗曼诺娃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远东俄中贸易评述》（1976年）等文章，探讨了清朝在乌梁海、中亚和远东地区的边贸问题。
А.Н.霍赫洛夫的《俄中贸易与俄国的对华政策（19世纪的下半叶）》（1988）、《作为俄国对华政策主流的贸易（19世纪40-90年代）》（1982）等文章，探讨了俄国对华贸易政策问题。
Г.Н.罗曼诺娃的《苏联学者对17世纪下半叶-19世纪上半叶俄中贸易的某些看法》（1985年）、А.Н.霍赫洛夫的《现代中国历史学所解释的18世纪-19世纪的俄中贸易》（1981）、В.П.沙和罗夫《俄中贸易在17世纪末至19世纪前30年东南西伯利亚资本形成中的作用》（1981）、М.Ю.尤努斯霍扎耶夫《关于中亚在19世纪下半叶俄国与东突厥斯坦贸易中的作用的档案资料》（1988）、Н.Е.叶季纳尔霍娃《俄中贸易问题与1860年俄中北京条约中的商人待遇问题》，（1981年）也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俄贸易问题。
В.С.米亚斯尼科夫的《华俄银行及其在东亚国际关系史的作用》（1998）一文考察了19世纪末《马关条约》签定后清朝面临的政治经济环境、俄国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的起因以及1917年之前华俄道胜银行的发展历程。
关于鸦片战争之后的中俄贸易，俄国学者认为：“西方列强与中国的最初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缔结，侵犯了俄国在远东和中亚细亚的外交和经济利益。按照俄罗斯历史学家们的观点，在西方列强进逼下全面退缩的、日益衰落的半封建清帝国采取闭关政策之际，俄国政策在哈萨克斯坦的成功及其在中亚细亚的巩固，使俄国得以签定一系列俄中条约来找到扩大俄中在中亚细亚关系的可能，其目的是巩固贸易联系。”
从以上论着发表的时间来看，俄国学者在中俄经济关系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集中在80年代，成果形式以论文为主，专着数量十分有限。进入90年代之后，这方面的成果明显减少。
4、关于俄国驻华传教团问题的研究
由于俄国驻华传教团在中俄外交史上的重要影响及其在17-19世纪中亚和东亚国际关系中的独特地位，它始终是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
С.Л.齐赫文斯基、В.С.米亚斯尼科夫等主编的《俄国驻华传教团史》（论文集）（1997）收入了尼古拉主教撰写的俄国驻华传教团史及俄国着名学者发表的关于传教团的论文。文集收入的论文有：С.Л.齐赫文斯基《俄国杰出的汉学家俾丘林——纪念俾丘林诞辰220周年》；В.С.米亚斯尼科夫《雅金甫神甫被选为俄国科学院院士》；И.Т.莫洛兹《第九届俄国传教团》；П.М.伊万诺夫《20世纪初的俄国在华东正教教区》；А.С.伊帕托娃《20世纪的俄国驻华传教团》；С.Л.齐赫文斯基《第二十届传教团团长司祭齐奥尼西·波兹德涅耶夫》；齐奥尼西·波兹德涅耶夫《1920-1930年间的俄国驻华传教团》；齐奥尼西·波兹德涅耶夫《新疆东正教堂史》等。
А.С.伊帕托娃的文章《俄国驻华传教团在中俄关系史中的地位》，考察了历届传教团的形成，并重点介绍了19世纪中叶前后俄国传教团在华的外交活动。通过这篇文章可以了解到，19世纪中叶以后，俄国驻华传教团积极参与了政府的侵华活动。
А.С.伊帕托娃的另一篇文章《波利卡尔普书信选》（1991），选载了第十二届传教团团长波利卡尔普的关于中国局势的密报。从书信中可以看出，太平天国起义之前，俄国政府已经得知中国即将爆发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和英国将向中国发动新的战争等情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俄国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1993年出版的《东正教在东方——纪念俄国驻华传教团建立275周年论文集》中收入了涅斯捷洛娃《俄国驻华传教团与中俄造型艺术的最初接触》、索尔科索娃《第五届驻华传教团》等论文。
第九届传教团团长俾丘林因为其在汉学研究方面的突出贡献而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关于俾丘林的文章有：В.С.米亚斯尼科夫《俾丘林流放瓦拉姆岛》（1986）；С.Л.齐赫文斯基《俄国杰出的汉学家俾丘林》（在纪念俾丘林诞辰200周大会上的讲话）（1987）；Б.И.潘克拉托娃《翻译大师俾丘林》（2002）等。
И.卡尔马诺夫斯卡娅的《北京传教团的珍藏》一文以历史年代为线索，考察了北京传教团图书馆在不同历史关头的命运。北京传教团图书馆由俄国政府资助、北京传教团建立，是俄国最古老的图书馆，在俄国东方学研究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此外，С.Л.齐赫文斯基《俄苏的中国文化研究》论文集、В.С.米亚斯尼科夫《条约款项业已规定，17至20世纪俄中边界外交史》、А.Д.华可胜《俄罗斯与中国——理论与国家关系史》、А.Д.华可胜《近年来对沙皇俄国和中国的研究（20世纪80-90年代）》、《17世纪俄中关系》、《18世纪俄中关系》、《19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等都从不同侧面涉及到俄国驻华传教团问题。
（二）中亚学者关于清代中俄关系的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领土问题的产生，中亚学者开始关注清朝历史、清朝与中亚诸汗国的关系以及清朝的准噶尔汗国和东突厥斯坦等问题，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两地收藏的大量的汉文文献资料进行搜集、整理、翻译。
80年代以来，中亚国家学者出版了一系列关于清朝同其北部及西北部、从帕米尔到阿尔泰和南西伯利的各国之间关系的专着。以下是一些集体研究成果：1988年出版的《10-19世纪中亚及中亚细亚的历史资料》一书中收入了波斯语和突厥语的记述，包括带着不同使命前往中国的中亚各国使者及商人的日记和旅行记的内容摘录，以及他们的见闻和报告。1989年出版的《17-18世纪中亚细亚国际关系》是一部首次公布的、从汉文译成俄文的俄罗斯档案文件和资料的汇编，其中大部分出自大清历朝实录和《平定准噶尔方略》。1989年出版的两卷本着作《清帝国与哈萨克诸汗国（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前30年）》（文件与资料汇编）为俄国外交部档案馆、哈萨克斯坦国立中央档案馆及国立鄂木斯克州档案馆以及前苏联其他档案馆所藏文件和资料的汇编。汉文资料大部分译自大清历朝实录，即《清高宗实录》和《清仁宗实录》，还有十朝东华录、《平定准噶尔方略》等。汉文资料由哈萨克斯坦着名汉学家К.Ш.哈菲佐娃翻译。1994年出版的《14-19世纪关于东突厥斯坦、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历史的汉文文献资料》（该着作完成于1989年，5年以后得以出版）中汇集了清实录、《平定准噶尔方略》及《那文毅公奏议》中许多清代资料，同时还有《明史》中的《西域传》等明代资料。
关于中亚学者的个人论着，应该关注А.霍扎耶夫、К.Ш.哈菲佐娃、В.А.莫依谢耶夫等人的研究。А.霍扎耶夫是乌兹别克斯坦外交官，其论着有：《清帝国、准噶尔汗国和东突厥斯坦》（1979）、《清帝国与准噶尔汗国和叶尔羌汗国的关系》（1990）、《18世纪的清帝国和东突厥斯坦》（1991）、《准噶尔汗国和清朝的贸易联系（1744—1754）》（文章）（1990）等。К.Ш.哈菲佐娃为哈萨克斯坦着名汉学家，她分别于1974年和1995年完成了《18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初清帝国与哈萨克汗国的关系》、《14-19世纪中国在中亚细亚的外交》等着作，其论文《国际会审法庭—19世纪下半叶调节俄中关系的新形式》于1994年发表。另一位哈萨克斯坦学者В.А.莫依谢耶夫在《18世纪的清帝国与萨彦岭——阿尔泰山各民族》1983一书中表达的观点是，17-19世纪，清政府对阿尔泰-萨彦岭高原地区的民族采取的是入侵政策，而俄国势力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扩大遏制了蒙古人和清朝向这一地区的扩张。В.А.莫依谢耶夫在他的另一部着作《18世纪的哈萨克斯坦》（与Р.Б.苏列依捷诺夫合着）（1988）中谈到，18世纪是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的重要时刻，阿布赉汗在领导反抗准噶尔和清帝国侵略的解放战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且极具远见的选择了归服俄国人的统治，将哈萨克的命运与俄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而这一时期，清帝国仍然通过遣使和贸易联系向哈萨克施加影响。他的论文《18世纪末俄中阿尔泰贸易的新资料》（1982年），介绍中俄在阿尔泰地区的边贸。另一篇论文《准噶尔汗国与哈萨克人（17-18世纪）》，于1991年发表。
К.Ш.哈菲佐娃在《中亚及哈萨克斯坦的中国边疆研究》一文中总结了中亚学者对清帝国和中亚国家关系研究得出的结论：“1、清帝国同中亚各国都对建立双边的政治、经济联系感兴趣。清朝的目的在于巩固自己在新疆地区的统治，因为那里居住着与中亚各民族拥有共同的宗教、政治、文化以及亲属语言的同部族。中亚各国的统治者在中国有自己的利益，他们对中国的商品有兴趣。但政治联系经常是为了在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之间保持政治上的均衡，避免来自两个大国的压力，以保持他们的独立性。2、丝绸之路北道相对繁荣。中国开始接受具有战略意义的商品——马，以及其他牲畜；而中亚各国重新开始用牲畜交换中国的丝绸、茶叶、银锭、瓷器和中药材等。3、中亚民族已在新的历史阶段上重新认识了中国的外交、汉族和满族的军事艺术以及中国的政治文化。”
二、关于清朝社会变革、革命运动的研究
1、关于19世纪末中国改良运动的研究
俄国科学院院士С.Л.齐赫文斯基发表了一系列关于19世纪末中国改良运动的论着：《中国走向联合与独立之路（1898-1949）》（1996）；《中国的改良与革命》（1999）；《辛亥革命中的民族与社会问题的相互关系》（1981）；《中国与世界通史》论文集（1987）等。《中国与世界通史》论文集中收入了作者对19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它们是：《19世纪末中国的改良运动》；《中国的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康有为在1895年殿试上的文章》；《谭嗣同——19世纪末改革运动的左翼思想家》等。
2、关于清末社会思想的研究
Н.А.萨莫洛伊夫的论着《19世纪60-80年代中国进步思想家对外国侵略的看法与民族自觉的发展》（1980）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3、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
这方面的论文有：В.Н.奥夫相尼科夫《太平军——从过去探索未来》（1987）；В.П.伊留申金《太平天国农民战争文献概论》，载于《东方国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几个重要问题》文集（1990）；А.С.伊帕托娃《“替天行道”（有关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开端的俄国档案资料）》（1993）等。
А.С.伊帕托娃《“替天行道”（有关中国太平天国起义开端的俄国档案资料）》一文中介绍了第十二届俄国驻华传教团团员、第三届传教团团长巴拉吉·卡法罗夫在华期间（1840-1847、1850-1859）递交的关于太平天国运动的报告。巴拉吉·卡法罗夫向俄国政府忠实的汇报了19世纪中叶清朝社会的动荡、太平天国运动的酝酿及其进程、英法等国家在华的活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等情报。
4、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研究
Н.В.卡柳日娜娅的专着《义和团起义（1898-1900）》（1980）回答了作者在1973出版的同名专着中提出的关于义和团运动性质的问。她认为，尽管义和团运动有反封的因素存在，但并非纯粹的反封运动，运动最初具有反帝性质。参加义和团运动的人员构成十分复杂，有农民、手工业者以及非劳动人群。清政府对义和团运动的政策具有不连续性的特点。封建思想的局限性使义和团运动具有蒙昧性。作者肯定了义和团运动是正义的群众反帝运动。Н.В.卡柳日娜娅还考察了义和团的起源和发展，认为其源头是反对满人统治的白莲教。清朝地方政权在义和团运动问题上主要有三种倾向：中国南部、中部以及山东省的地方官员一贯反对义和团运动；直隶省官员同义和团有短暂的联合；下层反帝运动比较薄弱的东北地区则展开了积极的反帝活动。清政府的政策就在这三中倾向中摇摆。Н.В.卡柳日娜娅的观点是，义和团运动不像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两种文明的冲突，而是反对殖民压迫的人民斗争，尽管运动采取了中世纪的落后的反抗方式。
5、关于孙中山革命思想的研究
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始于清末，俄国学者对孙中山的研究成果也应关注。
С.Л.齐赫文斯基的专着《一位中国革命家的遗嘱——孙中山的生活、斗争及其政治观点的演变》是论述这位杰出的革命家的重要着作。《中国与世界通史》论文集中收入了齐赫文斯基对孙中山的研究：《孙中山与苏联》；《当代国外研究孙中山的历史着作》；《中国的资产阶民族主义——辛亥革命思想体系》等。《孙中山与苏联》一文探讨了俄国民粹派革命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当代国外对孙中山研究的历史着作》中介绍了20世纪30-60年代俄国以外的学者关于孙中山的研究成果。
关于孙中山的论着还有：В.Н.尼基弗洛夫《辛亥革命的思想先驱》（1982）；Г.Л.马马耶娃《关于孙中山的政治纲领问题》（1986）；《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家、苏联人民的朋友》（1985）；《关于孙中山和国民党研究的新成果》（1988）；В.莫斯卡耶夫《孙中山方略中的单一民族问题》（1997）；皮萨列夫《孙中山与中国取消地主土地占有制问题；苏联和外国历史学家的评价》（1988）；А.С.科斯佳耶娃《中国辛亥革命与民变》（1993）等。
此外，1985年俄国国内增订出版了译自中文的《孙中山选集》。
6、关于其他群众运动的研究
这方面的论着有：В.И.奥夫相尼科夫《19世纪中叶亚洲各族人民的群众运动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1989）；В.Л.拉林《19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南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1986）；В.Н.奥夫向尼科夫《苏联关于印度和中国封建社会在19世纪中叶的群众运动研究的文献》（1990）、Б.М.诺维科夫的论文《作为近代中国秘密群众运动组织原则的“天地会”章程》等。
其中В.Л.拉林的《19世纪50—70年代中国西南各族人民的起义斗争》一书考察了云南和贵州的人民起义。Б.М.诺维科夫的论文《作为近代中国秘密群众运动组织原则的“天地会”章程》，利用了天地会经常活动的广东、广西省的史料，详细介绍了天地会章程中的誓言、法规、禁令及章程中体现的反清色彩以及天地会与白莲教的异同等问题。
7、关于清朝秘密会社的研究
关于清朝秘密会社的研究成果是：В.С.古捷斯着《上海小刀会起义》；А.В.巴布金着《中国秘密会社史略》（1985）；А.С.科斯佳耶娃着《20世纪头25年中国的秘密会社》（1995）；Б.М.诺维科夫《当前中国文献史料中的清朝秘密会社问题》（1990）；Б.М.诺维科夫《教门与会党——中国秘密会社术语和类型》（1991）；А.С.科斯佳耶娃《中国对晚清会党研究的特点》（1991）等。
三、关于清朝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
1、关于清朝社会问题的研究
В.Я.西季赫缅诺夫（谢德明）在1987年出版的文集《中国历史的篇章》一书中引用了大量清朝人士及当时在华居住多年的外国人的着作和手稿，详细介绍了清朝的的社会结构、汉人和满人之间的矛盾、清政府对贸易和生产的忽视以及对政治和军事领域的高度关注等问题。作者用通俗的语言展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某些侧面。
此外，Н.И.佳普金娜的《中国社会政治体制下的农村和农民（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期）》（1984）、Т.Н.阿卡托娃的《19-20世纪前半叶中国的社会结构》（1990）等论着，涉及到清朝农村、社会结构和军事问题。
2、关于清朝经济问题的研究
О.Е.涅波姆宁的专着《中国社会经济史（1894-1914）》（1980）是一部系统研究1894至1914年清朝社会经济发展的着作。与作者在197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史》不同，这部着作将经济问题放入清代社会发展的背景之中进行考察，概括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整个历程。着作的中心论题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两个子系统——国家官僚和私人地主在经济和人口上达到平衡。与这两个子系统相适应，中国农村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农民逐步破产，经历富农——半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转化过程；二是地主向资产阶级转化。由于资本主义形成方式的多种多样，产生的阶级结构也十分复杂：社会中层的表现不十分明显，但上层社会和底层社会的广大小手工业者和家庭手工业者之间的对立却十分显着。
О.Е.涅波姆宁所做的社会经济分析，使读者了解中国19世纪社会和政治发展的许多特点：清末社会改革、孙中山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者间的矛盾以及中国南方和北方在革命中所起到的不同作用。
作者用“中国的过渡社会”来强调自己的结论：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中国多元社会形成；封建社会的子系统——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传统平衡被打破；与封建主义因素相比十分弱小的资本主义因素在积极的形成和增长。在此情况下，旧的经济体制的影响呈倒退趋势。
О.Е.涅波姆宁认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自下而上自发的资产阶级改革是没有前途的，唯一可能的是上层社会自觉的进行改革；社会存在人为的将国家引向不同道路的多种可能性。
此外，Г.В.苏哈尔丘克编《近现代中国的经济问题和政治问题论文集》（1991）、《近代东方的经济、国体论文集》（1991）、А.С.穆格鲁津的文章《中国农民的社会经济特性（中国封建农民与俄国小资产阶级农民的比较分析）》（1984）等论着，都涉及到清朝的社会经济问题。
四、关于清朝区域史的研究
1、关于东北地区的研究
由于受到两国边界交涉等问题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之交，俄国学术界开始关注清代东北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东北地区的民族问题。主要论着有：М.А.帕特鲁舍娃、Г.А.苏哈切娃着《满洲的经济发展（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头30年）》（1985）；Г.В.麦利霍夫着《古今满洲》（1991）；Л.П.卡尔萨科夫着《满洲边区会社研究》（1998）；Т.В.蔑里尼科夫着《满洲之旅——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那乃人、乌尔其人向满洲地区的迁徙》（1998）；《中国东北史（17-20世纪）》（1987）；М.克罗托娃的文章《1906-1914年间哈尔滨的工商实业情况》；В.库兹涅佐夫的文章《中东铁路与满洲的发展》（1990）；М.А.巴甫洛夫斯卡娅《1932-1945年俄国学者对满洲的研究》（1998）等。
此外，Г.Д.苏哈切娃的副博士论文《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头30满洲的小手工业和工厂手工业》（1981）和М.А.巴特鲁舍娃的副博士论文《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中国在满洲的殖民及清政府的政策》也是有关满洲问题的研究成果。她们的导师是着名的汉学家Л.П.杰柳辛、О.Е.涅波姆宁、А.Н.霍赫洛夫等。
Г.В.麦利霍夫着《古今满洲》一书介绍了中东铁路的建立、哈尔滨城的建立以及俄国在东北地区的居民的日常生活。作者不仅仅是从区域史的角度进行研究，而是将东北历史与中俄两国间发生的具体事件联系起来。作者认为，哥萨克积极参与了东北地区的开拓，而俄国工程师和工人们则建设了中东铁路。作者一再强调俄国人在中东铁路铺设过程中付出了重大代价，却掩盖了俄国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事实。
2、关于新疆地区的研究
新疆地区是俄国学者研究的另一个重点，他们的主要观点是，清帝国在中亚细亚推行了扩张政策。这方面的主要着作有：О.В.佐托夫《15-18世纪的中国和东土耳其斯坦》（1987）；С.Г.克利亚什托尔内、А.А.克列斯尼科夫、М.К.巴斯哈诺夫《欧洲旅行家眼中的东土耳其斯坦》（1991）；Д.А.伊萨耶夫《维吾尔族国家哲德沙尔（1864-1877）》（1981）；И.А.兹拉特金着《准噶尔汗国史》第二版（1983）；Д.В.杜博罗芙斯卡娅《新疆的命运——19世纪末中国获得“新的边界”》（1998）等。这方面的论文有：А.安瓦罗夫《1800-1860年俄国和英国旅行家在东土耳其斯坦》；О.В.佐托夫《东土耳其斯坦各国与新疆的形成过程》等。
3、关于蒙古地区的研究
外蒙问题是清末中俄交涉的重大问题之一。Е.А.别洛夫在其着作《20世纪初的俄国与中国》（1997）、《俄国与蒙古》（1999）中，利用了近年来解禁的俄文档案，这两部着作应给予特别关注。
Ш.Б.奇米多尔日耶夫的着作《俄国与蒙古》（1987）、Т.Д.斯克伦尼科娃的着作《喇嘛庙与国家：16-20世纪初的外蒙古》（1988）、Г.С.戈罗霍娃的着作《满洲人统治时代的蒙古史概要（17世纪末—20世纪初）》（1980）也涉及到外蒙问题。
其他关于蒙古问题的论着是：Ш.Б.奇米多尔日耶夫《关于蒙古文化和历史的研究》1989、Н.阿勒坦策策格《19世纪后半叶—20世纪初的内蒙古》（1981）、С.Д.德雷科娃《蒙古律例——清朝时期的蒙古法（1627-1694）》（1998）等。
4、关于西藏地区的研究
С.Б.纳姆萨拉耶夫的文章《18世纪的驻藏大臣制度》（1998）研究了清朝在西藏地区的政治制度。
5、关于西南地区的研究
这方面的成果是В.Л.拉林的专着《17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70年代的中国西南地区区域史问题》（1994）。
五、关于清朝民族问题的研究
俄国学者对居住在中国边疆地区的非汉民族、包括蒙、藏、维等民族的历史与现状及清朝政府的民族政策，进行了研究。
主要论着有：Д.А.奥尔德罗格编《东方的国家和民族》（1982）；К.З.阿什拉菲杨等编《东亚和中亚古今各民族史》（1986）；Л.А.齐维尔《19世纪末-20世纪初东土耳其斯坦维吾尔人和毗邻民族》（1990）；В.М.克留科夫、В.В.马利亚温、М.В.索夫罗诺夫《中古与近代之际的汉民族史》（1987）；《古代专制国家的中国人》（1983）；В.Л.拉林《云南的汉回冲突（19世纪前半叶）》（1985）等。
В.Л.拉林的文章《最初的大清国民和西南土着居民——对中国各民族友好关系史的几点意见》（1991），介绍了清朝统治者在最初10年的民族政策。
此外，А.А.莫斯卡列夫的论着《中国民族问题（1949-1994）》（1996）和《中国民族政策的理论基础》（2001）在考察当代中国民族问题时，追溯了清朝的民族政策。
六、关于清朝宗教、文化问题的研究
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十分有限，相关论着有：列文《东方社会思想的发展（19-20世纪）》（1993）；《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中国、中国文明与世界：历史、现实与前景”第五届国际学术会议报告提纲第1-2集（1994）；М.Л.季塔连科《中国的文明与革新》（1999）；М.Е.克拉夫佐娃《中国文化史》（1999）；Н.С.库列绍夫《喇嘛教——西藏的宗教》（1993）；А.В.维诺格拉托夫《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特色概念》（1990）等。
М.Е.克拉夫佐娃在其专着《中国文化史》中探讨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阶段，古代中国的文化传统、世界认知模式，中国人的神话，中国的宗教以及中国政治体制的文化根源等问题。在介绍清朝文化时，作者重点探讨了满族统治者如何既竭力保持其文化传统，又努力学习汉族文化的。
七、关于清朝历史的研究
1、关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外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议。Л.别列兹内的文章《中国近代史从何时开始？》1997探讨了这一问题。
俄国学术界曾经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确认，近代是取代中世纪的历史阶段。对于东方而言，这两个历史阶段的分界为17世纪的英国革命。因此，与英国发生革命时间相符的清朝建立的时间，被认为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而这一时期，中国社会还停留在中世纪阶段。
台湾学术界的普遍观点是，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是从16-17世纪。转型的内部因素是清朝的建立，外部因素则是中国开始出现西方传教士，这是欧洲文化在中国进行传播的开始。鸦片战争之后，这一现象有继续发展的趋势。与西方交往的加深，促进了16-17世纪就已经开始的这一进程的发展。
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进入近代是在她向西方开放之后。在此之前，中国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传统的框架中发生着变化。随着同西方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必须面对“西方的推动力”，这使中国先在物质技术领域开始“近代化”，“然后是在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化”。
近年来，俄国史学界在中国近代史开端的问题上存在着更多的分歧。部分学者对将近代史的概念引入对东方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分析中的合理性表示怀疑。1993年和1994年分别出版了Л.С.瓦西里耶夫的《东方史》和И.М.齐雅科诺夫的《历史道路》两部专着。两位学者都认为，不应引入“近代史”的概念。Л.С.瓦西里耶夫认为，不应牵强附会的将东方国家内部的变化与随便选择的欧洲历史的日期联系起来，“殖民主义时期的东方（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提法比“东方近代史”的提法更好一些。И.М.齐雅科诺夫则恰恰相反，在承认近代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的同时，强调世界历史进程的不可分割性，但是他没有使用这个概念。
Л.别列兹内认为，在传统上将人类历史分为三个大的历史时期是具有条件性的，因此，它的一个重要优点是，这三个时期将历史进程的变化记录下来，并且由于具有条件性，使我们考虑到这一进程的不均衡性和变化性。每个历史时期，包括欧洲近代史与东方史都有自己的阶段分期。
总的来讲，当前俄国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部分学者坚持以英国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另一部分学者考虑到中国历史的特殊性，认为应以鸦片战争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1991年出版了由Л.别列兹内责任编辑的《中国近现代史》。
相关论着还有：《古今中国》；А.М.格里戈里耶夫等编《近代中国——历史和史学文集辑》（1981）；М.Ф.尤里耶夫、З.Г.拉宾娜编《中国历史诸问题》（论文集）（1981）；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与世界通史》（1988）；В.А.扎林《14-19世纪世界史上的西方与东方》（1991）；《中国与世界——中国经济、政治、历史和文化研究的迫切问题》（第二届全苏学术会议报告提纲）（1991）；П.А.奇哈乔夫《东方之篇》（1982）等。
2、关于清朝历史史料问题的研究
Б.Г.多罗宁对清代文献史料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他就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17-18世纪的中国——文献与史料问题》（1988）、《清帝国官修史书的功能特点》（1990）、《19-20世纪中国历史文献学的发展道路》（1991）等。Б.Г.多罗宁的博士论文《17-18世纪清帝国官方修史的政治制度》及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专着《清史——清帝国历史文献学问题》，是作者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总结。
В.乌索夫《满洲档案是如何移交中国的》（1994）、А.И.科斯塔诺夫《满洲档案在俄国的历史》（1998）也是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以上成果说明俄国学者在清史研究方面更加注重对中国史料的利用。
3、关于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С.Ю.符拉吉对清朝禁烟运动的英雄林则徐给予了关注。他于1990年发表文章《中国传统史学对林则徐的研究》，1993年又发表了林则徐的传记《林则徐——清朝的爱国主义者、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相关论着还有：В.П.库兹涅佐夫《阿睦尔撒纳》（1983）；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1991）等。
..八、关于清朝对外关系的研究（除俄国外）
А.Д.华可胜在其着作《清朝对外政策中的中国中心原则》中表明了这样一种观点：清朝推翻明朝统治后，推行向其周边的扩张政策，直到其内部危机爆发和西方国家入侵后，这一政策才被削弱。清朝统治者继承了古代中原王朝处理其与外部世界关系的中国中心原则。清朝的对外行动和她在中国建立的制度都带有侵略色彩。
俄国历史学家关于清朝对外关系的着作中基本上都体现了这种观点。
1、关于清朝在中亚的国际关系的研究
俄国学者关于清朝在中亚细亚国际关系史的着作有：《17-18世纪中亚国际关系》；Е.Л.别斯普罗兹万内赫着《17-19世纪清朝在中亚的扩张政策》；Г.М.伊斯哈科夫编《中亚国际关系史概要》；В.С.库兹涅佐夫着《清帝国在中亚细亚边境（18世纪后半叶—19世纪前半叶）》；Б.П.古列维奇着《17世纪—19世纪前半叶中亚细亚的国际关系》；Д.В.杜博罗芙斯卡娅着《新疆的命运——19世纪末中国获得“新的边界”》；М.切别尔金、Н.齐亚科娃着《俄罗斯帝国边界形成史（17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等。
Е.Л.别斯普罗兹万内赫的文章《20-30年代的苏联学者关于17-18世纪清朝在中亚细亚政策的研究》（1990）也探讨了这一问题。
А.Д.华可胜就19世纪下半叶中俄伊犁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论文：《“伊犁危机”的起源与1879年中俄“里瓦几亚条约”》、《伊犁危机与中俄1879年条约》、《中俄关系中的伊犁危机：1878年3月4日特别会议》、《是给参加1880-1881年圣彼得堡中俄谈判的曾纪泽的训令还是纯粹伪造历史？》等。
俄国科学院远东所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副博士库兹涅佐夫的着作《清帝国在中亚细亚边境（18世纪后半叶—19世纪前半叶）》考察了清朝在中亚细亚地区同哈萨克、吉尔吉斯、浩罕等国的关系。作者利用了大量外文史料，其中包括清朝皇帝谕令及大臣奏折等。作者对一些学者的满族入主中原后从17世纪下半叶到19世纪中叶40年代一直推行闭关政策的观点进行了反驳，他认为，清朝从建立之初就制定了向中亚国家扩张的政策。18世纪中叶是清朝向中亚地区扩张正酣的时期。清朝企图建立其对中亚的控制。清朝发动侵略战争摧毁了准噶尔汗国，迫害准噶尔人民，占领了喀什噶尔地区。清朝的军队还侵入哈萨克、吉尔吉斯、浩罕、帕米尔等汗国的领地。库兹涅佐夫认为，“将外国变成自己的附庸是清朝扩张政策的主要形式，因为受到国内外政治秩序的影响，清朝无法完全将外国政权置于自己的统治下，但是她又竭力想保持对这些地区的影响”。19世纪上半叶，清朝国力衰退，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入侵，位于清帝国的新疆和中亚的汗国纷纷反抗清朝的统治，尽管清朝希望通过经济制裁等手段维持其在浩罕等中亚国家的影响，但没有得到预期的结果。最后清朝只好在政治和经济上作出让步，仅保留其对新疆地区的影响。
俄国学者关于中亚细亚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生活在中亚细亚地区的民族“从来就没有完全而始终的纳入过中华帝国传统边界”。清朝的领土主张本身是缺乏法律和历史依据的，它们是中国满洲封建统治者为了满足其奴役周边国家的愿望由镇压国内反清力量转向对外扩张。
2、关于中日关系的研究
В.С.米亚斯尼科夫的文章《1894-95年第三次远东战争及俄国在这一地区政策的演变》一文介绍了俄国及外国学术界对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状况和主要观点以及俄国对这一地区政策的演变。作者的观点是，俄国对这次武装冲突的干涉在性质上与德、法、英不同。俄国在16世纪就已经成为地跨欧亚大陆的国家，因此，俄国即使不是这一地区的土着居民，也应算作是远东地区的国家。中日战争发源地接近俄国本土，直接威胁到俄国的经济、政治利益以及俄国在远东地区的居民生活中心。所以，俄国插手两国战争，是为了保全其在远东地区的利益。
Ю.В.丘多杰耶夫、З.Д.卡特科娃合着《中国-日本：爱，还是恨？（关于相互认识的社会心理模式和政治模式的演变问题，公元8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引入社会民族学的研究方法，系统考察中日两国相互间传统认识的演变过程及至今仍存于两国人民脑海中的历史记忆。这部着作是俄国汉学界第一部考察经历若干世纪形成的中日两国间特殊小气候问题的专着。作者主要分析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政治层对日本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直接影响到中国人眼中的日本在意识形态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形象。
关于中日关系的论着还有Е.В.谢季宁娜《19世纪后半叶日本扩张主义思想的演变》（1984）；Л.В.扎博罗夫斯卡娅《中日1894-95年战争的历史文献问题》（1993）等。
3、关于清朝与其他国家关系的研究
相关着作有：Л.В.扎博罗夫斯卡娅着《清帝国对朝鲜的政策（1876—1910年）》（1987）；М.И.斯拉德科夫斯基着《中国与英国》（1980）；С.Л.齐赫文斯基编《近现代的中国与邻国（文集）》（1982）；В.П.科里亚科夫着《19世纪末法国的对华政策》（1985）；Е.Ю.谢尔盖耶夫《1897-1903年英国和德国对远东的政策》（1998）等。
相关文章有：С.Л.齐赫文斯基《中国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90）；В.С.索洛维约夫《中国与欧洲》（1990）；С.И.库兹涅佐夫评洛[英]：《不列颠在远东：从1819年至目前》（1982）；А.А.沃格霍娃评李《法国与中国的开发（1885-1901）：经济帝国主义研究》；Н.П.扎多尔诺夫《大人物（额尔金勋爵）的沉思——第二次鸦片战争历史掠影》（1989）等。
九、关于俄苏东方学研究
90年代以来，俄国学者对俄苏东方学研究进行了总结，编辑了一系列关于俄国东方学研究的文集、目录并发表了相关文章。这些成果对了解俄国汉学的研究状况起到指引作用。
它们是：Вл.Ф.李责任编辑《俄国东方学的问题汇集》（1994）；俄罗斯科学院编《19世纪中期到1917年俄国东方学史》（1997）；《东方学与世界文化——纪念齐赫文斯基院士诞辰80周年论文集》（1998）；А.П.巴季扬茨责任编辑《苏联东方学的形成论文集》（1983）；В.В.瑙姆金责任编辑《国内东方学鲜为人知的一页》（1997）；《俄国东方学今昔——沙俄、苏联时期和苏联解体之后发表的东方学专着目录》；В.Г.茹拉夫列娃、А.С.伊帕托娃编，М.Л.季塔连科序《着作与岁月——为齐赫文斯基院士八十华诞而编（书目索引）》；《Е.И.别洛夫主要学术着作》（目录）（1999）；А.Д.华可胜《近年来对沙皇俄国和中国的研究（20世纪80-90年代）》（1994）等；В.Н.尼基弗洛夫《苏联学者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文章）（1983）；В.Н.尼基弗洛夫《艰难的汉学之路》（1989）；Г.Г.毕科夫《俄国东方学史上不为人知的一页》（1992）；Д.Т.沃素尔《尼古拉·加夫里罗维奇·米列斯库·斯帕法里》（1980）；М.В.阿列克谢耶夫《东方学》（1982）等。
十、新研究方法的提出
俄国学术界提倡将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引入到历史学研究中，对历史问题进行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以考察仅凭历史学研究方法所无法解决的问题。
А.Д.华可胜在其专着《俄罗斯与中国——理论与国家关系史》中提出“多因素平衡”的研究方法，即在利益平衡的基础上，在广泛的历史背景中考察国际关系的发展进程及其继承性。其实质是同时采用历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对国际关系问题进行交叉研究。
“多因素平衡”概念建立的前提是，系统（国际关系）由独立的政治因素，即民族国家组成。在这种系统之上缺乏能够确保建立全面秩序的政治机构，因此系统处于无秩序的平衡之中，国家之间处于相互制衡的状态。А.Д.华可胜认为，国际关系的发展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其中客观因素如经济、政治、人口、地理、文化等因素，主观因素如全人类、全社会、国家、民族、个人、群体和政府的利益等因素。国际关系达到一定的平衡通常是国家、社会、精英阶层和整个社会、民族利益和全人类之间的利益关系不断进行修正的结果。也就是说，考察系统的修正，应首先考察全人类利益和国家社会民族利益之间的变化。如果在这一层面没有发生修正，就要考察内部客观因素的变化，即经济、政治、人口、地理、文化、地缘政治等因素的改变。
А.Д.华可胜认为，“多因素平衡”的研究方法不仅使我们有可能综合考察政治与经济问题、安全与经济问题间的相互关系，而且为这种关系的研究提出新的尺度。此外，这种方法还可以考察历史上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发展，将过去与现实连接起来，而这一点是纯粹历史学研究很难做到的。
А.Д.华可胜运用“多因素平衡”的理论方法，对清朝时期的中俄关系进行了总结：尽管中俄之间发生许多历史事件，但是，在中俄近三百年的邻居关系中，和平是主旋律，因为中俄之间从未正式宣战，并且在原则上能够通过外交谈判成功的解决争端，使两国关系达到新的稳定的平衡。这主要得益于两国间存在着正式边界可以变动的缓冲地带，这反映了客观因素（地缘政治因素）之间关系的变化，并体现为民族利益中的国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因此，从“多因素平衡”的观点来讲，中俄关系的变化反映了两国政府通过改变外部和内部的客、主观因素之间的关系来对两国关系进行经常性的系统的修正。从全人类的利益和中俄两国的社会利益来考虑，为了发展、主权和民族完整，两国间需要维持和平与安全。
В.С.米亚斯尼科夫在《中国边疆》一书中论述了边疆问题的研究方法。他指出，研究边疆领土问题应考虑到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理论层面和具体的历史层面。理论层面的研究应包括以下方面：在遵循社会科学研究原则的基础上研究任何领土边界问题时，都要依靠具体的历史研究方法和文化研究方法；将边界问题的条约依据与国际法原则结合起来；总结历史学和民族历史学方面的论据并阐明它们在研究该问题中起到的作用。在对边疆领土问题进行具体的历史研究时，需要考察：契约双方外交关系史和关于边界问题的谈判史；考察边界的地理状况及历史地理学的相关问题；考察边界地区的制图学方法以及相邻国家在具体的历史时期的制图技术水平等。任何边界问题都是具有系统性的，要弄清它的实质，需要考察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一系列问题。除此以外，居住在边境地带的居民的生活和经济活动与相邻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进程紧密相连，因此要考察这种进程对边界问题的影响，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
无论是А.Д.华可胜，还是В.С.米亚斯尼科夫提出的研究方法，其实质都是主张在探讨国际关系问题时，运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充分考察国际、国内各种因素对国家间关系所产生的影响。
此外，部分学者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考察，通过对历史问题的探讨，揭示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而对现实问题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如А.Д.华可胜的《俄罗斯与中国——理论与国家关系史》和В.С.米亚斯尼科夫主编的《中国边疆》，分别是研究中俄关系问题和中国边疆问题的通史性着作。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俄国及中亚学者在研究中更加注重对中文史料的利用。А.Д.华可胜在这方面作出了总结：“最近一个时期，以往没有利用的或没有作为例证引用的新的中文史料和各类档案资料被广泛用于学术研究，并在学多研究专着中，达到质的飞跃。在我们看来，这证明是找到了解决汉学研究中各种问题的新途径和综合性方法。一方面，它要求全面概括实际材料；另一方面，要求在更高水准上概括出概念体系。”一些学者还专门对清朝的史书、档案进行了研究。
综上所述，学者们研究的重点仍然是中俄关系，包括对中俄边界、外交、经贸、传教团及文化交流等问题的研究，并且受到中俄关系史研究传统的影响，侧重于对中俄政治、外交关系的研究。俄国学术界对历史上两国边界问题的看法基本没有改变，仍然认为满洲人推行的向周边国家扩张的政策是两国在早期交往过程中发生领土争端的主要根源。为了给俄国在中俄边界问题上的主张提供论据，俄国学者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清朝在远东地区和中亚地区对外关系史的着作。
在关于两国经贸问题的研究方面，俄国及中亚学者对中俄在恰克图、远东、新疆、阿尔泰等地区的边贸关系进行了考察，但对19世纪末俄国金融资本进入中国等问题的论述较少。关于传教团问题，学者们在论着中引用了新的史料。但总的来讲，对两国经贸关系及传教团问题的研究还不十分充分。
此外，由于近些年来，远东国家向俄国移民的问题引起俄国当局的关注，俄国学者发表了一系列考察中国向俄国远东地区移民运动史的论着。
俄国学者在对清朝政治问题（清朝政治变革和革命运动、对外关系、民族政策及区域史）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对清朝社会体制、经济结构、文化思想及宗教、军事、法律等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关于清朝历史的俄文专着寥寥无几，除了Б.Г.多罗宁的专着《清史》，俄国学者对清史的论述基本上包含于对中国通史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中。
在研究方法方面，俄国及中亚国家的学者倡导在历史学研究中引入多种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А.Д.华可胜提出的“多因素平衡”的研究方法和В.С.米亚斯尼科夫主张的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将历史问题与现实问题结合起来研究，也是学术界的一个研究趋向。此外，近年来，学者们更加注意对中文史料的利用，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中文档案史料问题的论着。
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18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2卷和《19世纪俄中关系》文件集第1卷，是俄国学者在史料整理方面取得的重要成果。此外，90年代以来，学者们还陆续发表了针对俄国东方学研究的总结性论着及索引目录，这为我们了解俄国东方学的发展历程、尤其是近年来俄国学者在东方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提供了重要帮助。
尽管1980年以来发表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俄文清史研究成果，但是这些成果过于偏重对大的政治问题、如边界、外交、革命运动等问题的研究，而对清朝社会、文化、经济、宗教、法律等问题缺乏足够的关注和细致的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学者猛烈攻击清朝的对外政策，并且在中俄边界问题上过分强调依照历史条约确定两国边界，有意回避俄国在19世纪末侵占大量中国领土的事实。这些观点都是值得商榷的。
（资料来源：《清史译丛》第二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