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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姚锡光生平及其成就初探

姚锡光是晚清政坛经历较为复杂的封建官僚，政声、业绩虽不能和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等中兴名臣相比肩，然其一生着述颇丰，代表作有《东方兵事纪略》、《东瀛学校举概》、《筹藏刍议》、《筹蒙刍议》、《姚锡光日记》、《姚锡光文稿》等，这些着作对军事、教育、民族问题都有不俗的见解。可惜，学术界鲜有人对其做专门研究[i]，有关的人物传记上也没有其生平、经历的介绍，甚至其家乡《丹徒县志》关于其生平的介绍也是错讹百出[ii]。本文拟对姚锡光的生平交往做初步的梳理，并对姚锡光在地方事务、民族关系、军事理论方面作出的成就逐一分析、阐明。
一、姚锡光的生平行实
晚清是 “三千年未有之历史大变局”时代。“时势造英雄”，面对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许多有识之士勇敢地承载了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姚锡光就是其中一个颇有远见、思想敏锐的政治人物。可惜，学术界鲜有人对其做专门研究，有关的人物传记上也没有其生平、经历的介绍，甚至其家乡《丹徒县志》关于其生平的介绍也是错讹百出。鉴于此，在论述其成就之前，有必要对其生平做简要考证。
姚锡光(1857—？)字石泉，又作石荃，江苏丹徒人，从丹徒名人周伯义先生学习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等[iii]。周伯义的学识和品质，对姚锡光的成长影响很大。周伯义培育学生“以植品为基，恭行为本”[iv]，先对学生品质熏陶，再传授经、史和天文、地理、兵法。姚锡光对老师的性情学识极为推崇，称赞他“不事孤高，不矫情”，“知命乐天，不撄忧戚，古所谓知道君子者也。”[v]姚锡光继承了老师儒士任侠的精神，在清末急剧变动的社会背景下，走上一条以儒生而关心社会、关心军事的军事家和民族理论家。
1878年，作为首任驻日公使何如漳的随从，成为驻日本外交随员。[vi] (p1)出使日本的经历，使姚锡光的眼界大开，他亲身体验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在各方面的变化，思想上深受影响，由此和日本结下深厚的机缘。回国后，受到李鸿章的赏识和重用。1886年，经前北洋大臣李鸿章檄请充北洋武备学堂教习，成为李鸿章幕府中重要一员。在李鸿章幕府中，姚锡光恪尽职守，多次向李鸿章建言献策，陈述朝鲜问题的重要性，委婉地批评李鸿章的中日战争策略。1893年正月，与北洋海军出力5年，按例经北洋大臣李鸿章俟补直隶州后以知府用。1894年12月，经前山东巡抚李秉衡调赴山东，檄充前敌行营文案，兼帮办营务处。
张之洞是姚锡光的知遇之人，是姚锡光进入权力集团的引路人 ，他给姚锡光提供了充分发挥才能的政治舞台。甲午战败后，张之洞积极筹划长江下游防务，时姚锡光自莱州戎幕辞归，张对姚的军事才识十分赏识，遂委以督府幕僚。1896年正月，经湖广总督张调赴湖北，派充武备学堂提调，兼自强学堂总稽查。1898年，张之洞派姚锡光到日本考察学制。他要求姚锡光将各种学校选材授课之法，以及武备学分枪、炮、图绘、乘马各种课程，或随时笔记，或购章程赍归，务详勿略，籍资考镜。[vii] (p3560)姚锡光在日本对陆军省和文部省各种学校进行了全面考察，回国后向张之洞作了汇报。姚锡光关于日本的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女子教育等对张之洞影响很大。
1899年2月，请咨赴选。5月2日，带领引见，本日奉旨：安徽石棣县知县，着姚锡光补授。9月30日，到石棣县任。1900年6月21日，调署怀宁县事，经安徽巡抚王之春檄兼武备学堂提调。1901年3月16日，调署和州直隶州知州，兼充下游皖军营务处总办[viii]。在皖充任地方官期间，姚锡光积极整顿吏治，加强地方政府的权力，妥善地解决社会问题，捐资创办近代最早的皖省藏书楼[ix]。由于在皖治理有方，政绩突出，经管学大臣奏留京师，充大学堂副总办。5月，经北洋大臣袁世凯檄委发审公所监督。7月，兼充北洋大学堂总办。8月，经练兵处王大臣派署军政使副使，从此进入清朝中央权力机关[x]。进入中央权力机关后，姚锡光在民族关系和海军建设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措施。1905年5月，奉檄前赴东部蒙古卓索图盟一带，考察垦牧、蒙盐各等情形。7月5日，经练兵处王大臣铁良奏补军政使副使缺。12月，经肃亲王善耆奏请，随同考察东西盟蒙古事件。回处后，将考察心得写成《筹蒙刍议》。1906年9月23日，经陆军部宪堂派充练兵处提调。1908年，陆军部左侍郎寿勋丁忧，姚锡光改署陆军部左侍郎。在此期间，着《筹海军别录》，拟制海军规划。1909年，任殖边学堂监督，荫昌2月迁，姚锡光任兵部右侍郎，11月被裁。[xi] (p4576)1911年，曾参与组织帝国宪政实进会。辛亥革命后，曾参加国民党。袁世凯篡权后，姚锡光作为清朝遗老受到袁世凯的重用，任蒙藏事务局总裁、口北宣抚使、查抚津保被灾商民专使等。1912年6月至12月，为民国中央政府遣藏劝慰使，因受英印当局阻挠，滞留印度。[xii] 1914年5月，被袁世凯任命为参政院参政。1916年，任弼德院顾问大臣。此后，在民国政争中，逐渐淡出政治舞台。确切卒年不详，但可以推测应该在1924年以后。
从以上生平介绍中，不难看出姚锡光的一生有四个比较重要的关节点：（1）首先是师从周伯义学习儒学经典，并受到周伯义“任侠”精神的影响。（2）入李鸿章幕府，以幕僚的身份参与军事，逐渐成为小有名气的军事家。（3）入张之洞幕府，受张之洞提携和点拨，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在军事、教育等领域显露出非凡的才能。（4）1908年，朝廷任命姚锡光为陆军部左侍郎，达到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因此，在论述其成就之前，有必要考证他同周、李、张等人的关系。
二、为政皖江，殚精竭虑
中下层官绅历来是封建统治阶级中的重要阶层。他们虽不是国家政策的决策者，但其政治实践对于维护封建统治却是相当重要的。考察他们的政治活动，不仅有助于理解和认识中下层官绅的本质，而且对于地方行政研究不无裨益。姚锡光自1899年9月30日到安徽石棣县任县令，到 1901年3月16日调署和州直隶州知州，在安徽地方治理上采取了不少可行的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妥善解决民教冲突，发展农业生产。对于民教冲突的原因，姚锡光认为，主要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的种种不端行为引起的。姚锡光指出，以前石棣县民风朴淳，守法畏官，从来没有仇教生衅诸事，“而近今之大患，则不在民之仇教，而在教堂之勒罚，及教民之索诈也。不平则鸣，顾尔生忿，恐终必酿成仇教生衅而后止。”[xiii]经过多年的战争，石棣县遭受重创，到光绪二十六年未垦之地尚有十分之四，他在该县设劝农局，专办开垦荒田事务，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同时“惠施耕牛籽种，发放农具”[xiv]。
（二）建立地方军事组织。姚锡光虽是一介书生，但由于经常和李鸿章、张之洞等军事实力人物接触，又奉命考察过日本的军事教育，对军事问题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因此，在简任安徽和州知州后不久，就着力改造和州地方军事组织。姚锡光将传统的保甲改为团练，其名目有户团、乡团、练团三种。城厢设户团，以十家为一牌，每牌设牌长，十牌或十数牌为一坊。每坊设公所一区，团董两人。乡团仿照城坊户团并变更而来，和州下辖四乡，分八十甲。每十户为一牌，设立一牌长，就其附近之处，联为十牌，每夜轮流击鼓巡更。每甲各设立团董，选择适中之地设公所一区。每甲之村庄集镇，进行归并，设分所若干区。练团中招募练勇六十名，另外从八十甲中挑选八十名练勇，总共一百四十名。仿德国一哨操法，编为三排。练团由知州自行督带，设帮带兼正教习一名，副教习一名，正副排长十余名。号令整齐，约束谨严，部武而居，练以新法。同时，在团练管理上，姚锡光专门制定了详细的《练章》，不仅对招募人员的资格有严格规定和审查，而且对开支、训练也制定了一整套的办法。经过姚锡光参照近代西方军制对乡勇的改革，和州的团练开始走向正规化、专业化，在处理地方事务和维护地方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面对特大洪水，处理有方，措施得当。1901年，梅雨连绵导致安徽十八州县遭受水灾，受灾人口达几十万。和州地势最为低洼，受灾更为严重。灾情发生后，姚锡光大力宣传人救不如自救，积极动员本地乡绅多捐米粮，“延集有米绅商，官出印票借作粜米”，并保证还款时足额退还[xv]。在地方官吏完成各项清查之后，他还要派出委员对实施情况进行抽查、监督，防止地方绅士上下其手，虚报浮夸，来侵吞赈灾款。在灾后救济过程中，姚锡光采取了果断有理的措施，发挥了重要作用。（1）姚锡光在上任伊始就非常重视圩区的修护工作。他亲自视察含山县安丰、杨林等圩的防护情况，札饬该县县令督饬圩长、农人等实力护圩。[xvi]在洪水来临之初，他命令委员准备船只，将被水围困的圩民接渡高处；散给席片绳索，令其搭盖新棚；并购买馒头饵饼，按名发给，以解暂时之需。（2）积极向其它省告赈。“姚石泉直刺一面筹款平粜，一面函请上海各善士发款助之。”[xvii]，并派分省补用同知焦发昱、侯选通判姚锡康等人亲往上海，求上海道和地方绅尚接济。上海绅士“先兑赈灾款三千圆，到和州应急。”[xviii]此后，和州地区又收到上海捐钱款二万零五百圆。姚锡光还给皖北道冯观察煦发去募赈函，希望其能设法筹措款项接济和州灾民。（3）严禁米粮出境，并到外地采购粮食。各级官员严查所辖地方，不许囤积居奇；并晓谕各粮商，不许代外商私卖；耐心劝说他们静侯委员采买，以助平粜，只许在本地售卖粮食。规定除芝麻、麦子外，一切米麦、杂粮倘敢违禁私卖出境，将严惩不贷[xix]。此外，姚锡光“派人赴某处购米平粜。”[xx]（4）对于一些抢险不力的官员采取罚米代赈的办法，督促他们踊跃救赈。此次水灾冲毁圩堤一百数十处，总董彭子衡“不早防范，咎无可辞。”于是，升堂审理，罚彭子衡出米一百五十石，以备救灾。次后，又罚张姓、李姓诸绅各出一百五十石，兵房书吏许某五百石。[xxi]（5）采取以工代赈，防止饥民外出逃荒，以保存本地劳动力。这次水灾造成和州境内四十八圩同时淹没，保大圩以北的大汤圩、五梁圩也被冲垮。灾情发生后，姚锡光担心灾民因无粮食度日而成为流民给社会带来不稳定因素，所以竭力劝说灾民留在原籍，互相救助，疏浚河渠，补种晚稻；劝业主借贷，设法安抚佃客；并派人前往各地采购种子，待水退后，立即补种，不使田垄荒芜。此外，姚锡光还向省仓协借粮食，作为灾民出工的功夫粮，事后限定年份，按亩面对。以工代赈，既保证藩库之款如数归还，另外民间圩堤得以修复，灾民不致流散，田亩不致荒芜，可谓一举数得。[xxii]
（四）捐资创办近代最早的皖省藏书楼。1901年，何熙年建议皖（安徽）省开办书楼，
即为“备讲求实学、转移风气之用。”当时清政府正推行“新政”，“风气未开，规模甫创，是非之论，纷纷籍籍”[xxiii]，可见创办阻力非常之大。当时，思想开明的前怀宁知县姚锡光对于创办新式藏书楼持赞成意见，和何熙年一起上书时任安徽巡抚王之春，阐述创办皖省藏书楼的价值和意义，并捐出 4000圆作为创办资金，从中可见他对公益事业的重视。1901年10月12日正式开馆，日接待200余人[xxiv]，足以表明人们对这种新兴的社会公共图书馆的兴趣，也反映了皖省图书馆的藏书和规模。
三、建言献计，规画边疆
清末，中国近代社会处于急剧转型的历史时期。在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下，边疆问题显得尤为突出。面对边疆危机，姚锡光十分关心边疆的安全和治理，积极建言献计，条陈安边方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建议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加强经济开发和建设。清廷尊重西藏的社会风俗本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促进社会发展是国家的职责。清政府统治西藏，只求一种社会稳定的局面，对于经济开发则注意不够。由于对经济开发不够重视，姚锡光说；“我朝抚有藏卫垂三百年矣，自国初以来，统驭之意多，而充实之力少，官无所劝，民无所趋，故以乾隆全盛之威，兵戎数起，糜白金数千万两。仅抚养定之，延至今日，只巴里两唐、拉萨都会尚具规模。”[xxv]清统治者未能处理好稳定局势和开发西藏的关系，未能处理好挑战和应战的理念非常清楚。为了解决上述矛盾，姚锡光认为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可以加强对西藏的管理。西藏地方本来由驻藏大臣管理，但是驻藏大臣管理西藏“经驭之意多，而充实之力少”，难以有效地控制西藏地方行政，保护西藏地方的安全。1903年，印藏有违言，英遂以兵入拉萨劫盟，置我主权不顾，＊＊（智识编辑说明：此处两字因空间拦截不能显示，用“＊＊”代替）旋亦东走。在英国入侵的背景下，朝廷忧之，始议经营藏卫，固西圉于时。枢府以英事垂询锡光，姚锡光遂提议设立川滇边防大臣。姚锡光认为西藏距内地较远，其间山川阻隔，洪荒未辟，孤军远掷，败且无归，非经营川藏之交不可，所以主张设立川滇边防大臣，这样既可以补驻藏大臣之不足，又可以强化对西藏地方的管理[xxvi]。而且，设立川滇边防大臣，还可以担负起经营藏卫的责任。（二）用汉族的郡县制度代替封建制度，开垦蒙疆，移民实边。清政府对蒙古草原推行了二项重大政策，一项是喇嘛教政策，醉生梦死的文化和由此引起的大量寄生人口造成发展动力的衰退，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另一项政策也起到了弱化蒙古的效果，这就是旗界封闭制度。严格的游牧界限强化了草原民族的生态封闭性，而这一点恰恰与游牧社会的生产力要求不相符合。这种趋势在清王朝的蒙古政策下达到了极点，游牧民与北面的俄罗斯社会和南面的汉农业社会缺少接触。总之，正是分封蒙古和推崇喇嘛教弱化了蒙古，封闭了蒙古。但清政府在使蒙古失去了战斗力的同时，也使自已出现了问题。这一点，姚锡光看得很清楚，“我朝之御蒙古，众建以分其力，崇释以治其生。一绝匈奴回纥之祸，其术可谓神矣。顾乃不思同化之方变，居国以严藩翰，逐至疆邻交迫，肩臂孤寒”[xxvii]。姚锡光认为，在“ 疆邻交迫”的历史背景下，清统治者必须重新审视和检讨以前的蒙疆政策，用汉族的郡县制度代替蒙古的封建制度。清代的内蒙古是以封建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社会，“蒙古各旗分建之初，纯为封建制度……各旗之中有官地，有私产。官地及其本部箭丁，永为世袭扎萨克所管理。”可见，当时土地所有制度的复杂性。1905年，姚锡光在《蒙古部落处置议》中明确指出：“我朝抚绥蒙古，分封扎萨克、台吉、塔布襄，以掌旗务，画疆分治，实即封建之制也。”“窃唯封建与郡县，二者不能并存，而封建之法，尤不宜于今日之世界，势分力薄，不相统一，不足捍御外侮，其势不能久存，自非易封建为郡县不能为治。然欲易为郡县制度，非收回各扎萨克土地、人民之权不可。”[xxviii]在他看来，用汉族的政治制度改造蒙古的政治体制，既符合时势需要，也是保证蒙疆走向富强的必要前提。在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姚锡光参酌儒家的“农本”思想，提出蒙疆开发的方略。他说：“天下大利，首在兴农，边塞要区，允宜开土。盖土开则民聚，民聚则势强，此实边之要道，兴利之良法。” “内外蒙古，地质膏腴，民俗劲悍，此尤根本之根本。……当经营内外蒙古荒地，宜及时采东西殖之策，用晃错实边之谋，……招民垦种……昭乌达、哲里木二盟之巴林、达尔汗各旗，未垦荒地纵横方数千里，……尚可开地数十万顷。”并且预言：“诚使国家奖励得法，提倡得人，不出五年，漠南诸部，凡可垦之地，可全数放垦。”姚锡光提出的蒙疆开发政策，对开发西部草原，加速内蒙古地区的封建化进程，提高其经济水平，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末中央政府的财政危机；但是，由于他从汉族立场出发，所以他提出的蒙疆政策具有强烈的大汉族主义色彩，引起少数民族统治者和下层民众的不满，造成民族矛盾的尖锐化。（三）建议在内外蒙古设立行省制度。姚锡光对开发蒙疆颇有识见，他以为：“游牧者，宜于封建而非可以大一统之治治之者也；耕种者，宜于郡县而可集权于中央以治之者也。”[xxix]在蒙地开垦的过程中，清政府仿照内地行政建置，在垦区陆续设立府、厅、州、县，试图将原来近似于封建制的札萨克统治制度变为郡县制的统治制度。随着蒙地的不断开垦，蒙古社会渐由游牧进于农耕，蒙疆建行省的呼声于是渐起。日俄战争以后，北部边疆危机更亟。清政府为了加强对蒙疆地区的统治，特派肃亲王善耆到内蒙古东部地区考察，一来抚慰蒙古王公，二来筹划治蒙之策。1905年8月，姚锡光在随肃亲王善耆到内蒙古东部各蒙旗实地考察后，着《实边条议》，明确提出“应如新疆开设行省之法”，内外蒙古建5省的建议：内蒙古分为东、西2省，以直隶边外承德、朝阳2府6州县及口北3厅、东4盟蒙古、察哈尔左半部为东省，以山西、陕西、甘肃边外诸部，察哈尔右半部、土默特蒙古、西2盟蒙古、新设口外各厅、阿拉善厄鲁特蒙古为西省；外蒙古分为东、西、北3省，车臣、土谢图2部为东省，赛因诺颜、札萨克图2部为西省，科布多、唐努乌梁海为北省[xxx]。这是第一个较为系统的蒙疆建省方案。姚锡光的《实边条议》是送呈练兵处王大臣的考察报告的一部分，结果没有下文。同年十月，给事中左绍佐奏称：“西北空虚，拟请设立行省”，清廷交政务处议奏。随即，政务处奏请饬直隶总督、山西巡抚及热河、察哈尔都统“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他的设想未免脱离实际，但却如实地反映了当时一部分疆丞的心情。而他的“先谋内二省，以保漠南，再建北三省，以制北檄”的策略思想，对晚清蒙古新政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xxxi]。（四）加强工业生产，增加财政收入。姚锡光主张，由国家和地方官来兴办或从内地招商兴办蒙古工业，增加财政收入。他提出把盐业作为国家专卖品，即以次作为“东部内蒙古入手地步，立脚根基。”[xxxii]其经营办法为设督运局、总店、分店于盐业生产、经营、销售各个环节，利于百姓购买。他对盐业的重要性有清醒的认识：“惟财政大宗，当以蒙盐专卖为第一入款……应将蒙盐一节专卖，提出督办，为东道练兵专款，期百度权舆，方有措手地步。”[xxxiii]另外，姚锡光还提出，利用蒙古物产，建立各种工厂的建议，他说：“查蒙古物产，有可资实业者数事，境产葡萄，可酿葡萄酒；……皆应设学堂工厂，指授造作，化天生物为人工物，运出销售，则蒙古地方，必增绝大生计。”[xxxiv]（五）开启民智，兴办学堂。姚锡光认为，蒙古地区要发展，首要在于开启民智，兴办教育。姚锡光指出：“蒙古地方辽阔，风气不同，欲兴教育，自当由近及远，逐渐推广，方有着手之处。”[xxxv]主张：“自应专设蒙古师范学堂，以为蒙古地方教育基础，是尤为机关中之机关。”可见他对师范教育的重视。姚锡光认为：“教育宗旨所在，视国家利害方向所在以为转移。此五洲万国，前古后今，兴学设教，一定不易之理也。”他明确强调当今蒙古教育最好的宗旨，就是“与汉族同化”的思想，他说：“今日定蒙古教育，莫良于满汉同化之一法”[xxxvi]并进一步指出：“此（指蒙汉同化）于国家有利无害，于蒙古有利无害，于汉民有利无害，似蒙汉同化之教育定，而教育之宗旨即定。”[xxxvii]
姚锡光提出的巩固边疆的措施，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对于巩固边防、抵御外侮，发展边疆经济文化，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其民族思想含有浓厚的大汉族主义色彩。
辛亥革命后，姚锡光凭借在处理民族事务方面积累的经验，受到袁世凯当局的青睐，被袁世凯任命为总统府边事顾问。1912年5月12日“五族国民合进会”在北京成立，选举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为会长，汉人赵秉钧、满人志钧、蒙人熙凌阿、回人王宽、藏人萨伦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和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袁克定等民国要员，以及满、蒙、藏、回等族数十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不仅声势较大，而且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五族联合组织。1912年7月29日，袁世凯任命姚锡光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暂兼署总裁。[xxxviii]可见，辛亥革命后，姚锡光虽然不再撰着作品，阐发民族思想，但积极融入到民族事务的管理中，为巩固边疆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四、指点军事，激扬文字
姚锡光虽然是一介书生，但他早在入李鸿章幕府的时候就对军事问题发表过独到的见解。当时，日本欲侵占朝鲜，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为此，姚锡光数上说帖，建议李鸿章采取以下的策略对付日本：（一）“行军宜舍短而用长，中国长技在陆而不在海”，“我军宜以陆路为正兵，海军为奇兵，陆路为战兵，海道为游兵.”，强调以陆军为主，海战为辅，以取得战争的主动权，这一战略是在当时敌我双方形势判断的基础上作出的较为科学的策略。（二）采取积极进攻的海防策略：“我战舰不必以入口为攻，而于朝鲜外海游弋，以取远势，截日朝海道往来之路，阻其归途，扰其接济，斯渡朝之倭人势将狼顾。……不然，我不彼往，彼将我来。与其使彼扰我海疆，不若我先捣彼巢窟。先人者夺人，斯我当能致彼而不为彼所致也”[xxxix]。这里，姚锡光提出的“守外海”、“取远势”思想，具有夺取制海权的倾向，可以说他是中国第一个提出制海权的军事思想家，这种识见在当时是非常可贵的。（三）重视后勤保障的军事思想。后勤保障是影响战争胜负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历来为有远见的军事家所重视。姚锡光认为：“水陆各军以转运为急务。诚恐战事一开，海道多梗，转运不易。军火子药之需，海陆各军所共；外此则陆以粮为急，海以煤为急，借宜先事预筹。”[xl]并提出了一系列后勤保障的具体办法。（四）持久战思想。姚锡光认为：“日人性情嚣动，宜持久以老其师。”他提出通过持久战，拖垮日本的国民经济，使它“驻朝日久，势必不支。”[xli]同时水陆并用，采取陆路“扼其腹地，据险自顾，不与浪战，以老彼师，乘间出奇，攻其不备”的办法，辅之以海路牵制的办法，将日本拖入持久战的泥沼里，最终取得战争的胜利。上述军事建议，初步展现了姚锡光在军事领域的素养和才华，也是他以一介布衣最后作到了兵部侍郎的逐步。甲午战争后，姚锡光凭借曾经在李鸿章、李秉衡幕府的有利条件搜集材料，仅用2年时间撰着《东方兵事纪略》一书，比较真实、客观地记录了甲午战争发生、发展的过程，体现了作者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作者在军事理论方面的才能。入张之洞幕府后，他奉命陪同德国的军事专家雷诺和莱春石泰等巡视沿江炮台和防务，不久又赴日本考察军事教育。这些经历，使他既熟悉中国军队的现状，又对日本的军事思想、军事近代化有比较深刻的了解，由此奠定了他在清末筹建近代海军的过程中重要的地位。
1900年，马汉的海权思想传入中国后，对中国军界和文化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突出地表现在将海权论运用于研究中国海军的作战和建设问题上。1907年，练兵处提调姚锡光奉命拟制海军规划，经过一段时期的工作，姚锡光完成了三个文件，即《拟就现有兵轮暂编经制舰队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五千万两作十年计划说帖》、《拟兴办海军经费一万二千万两作十二年计划说帖》。姚锡光提出的三个说帖对海军统一建制作了系统的论述，计划周全，规模宏大，为清朝政府规划了海军建设的美好愿景，在中国海防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1）克服畛域之见，全国建立统一的海军。他提出，将全国海军编成巡洋、巡江两支舰队，设立海军提督统一事权，统一指挥。（2）制海权思想。 1907年，清政府命令姚锡光拟制海军复兴规划时，就充满了海权思想。他在《筹海军刍议》序中说：“今天下一海军争竞剧烈之场耳。古称有海防而无海战，今环球既达，不能长驱远海，即无能控扼近洋。盖海权者，我所固有之物也，彼虽束我，焉能禁我之治海军？”[xlii] “夫天下安有不能外战而能内守者哉？！”这里，姚锡光的一个重要思想：如果没有海权，不但远洋无法控制，即使近海权益也难保证。这对士大夫强调海口防御是一剂清醒针。他在《拟就现有兵轮暂编经制舰队说帖》中说：“海军与陆军相为表里，我国海疆袤延七省，苟无海军控制，则海权尽失，将陆军亦运调不灵。”[xliii]姚锡光在为海军拟制规划时，海权思想是他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在他制订的2个分年规划中，他将中国海军装备建设重点集中在具有巨大远洋作战能力的远洋战力舰上；姚锡光的规划中，还有一个空前的建议，即在海军中成立一个海军研究所。这个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研究驾驶、管轮，而是研究军事技术，他说：“海军研究所为中下军官讨论学术之地，期扩新知，不封固步。”[xliv]晚清海军建设最大的不足，是缺乏海军军事学术的研究机构，姚锡光能够提出如此重要的主张，实在难能可贵。（3）发展军事航海教育的思想。姚锡光认为：“海军人才尤赖教育，此为开设海军之根本也。”“造育之方，设教于本国，遣学于外国，分徒并进，浸淫既久，而人材出焉”。因此，他建议；“兹拟就军港所在，设为初级、高级专门诸学堂，演习、研究学营诸厂舍，而择其尤者，以留学监造于外国学堂、工场，期以10年，则具海军知识之将士可增至千员以上，而足用之。” 姚锡光估计上述各项费用需银1000万两，而且“人才造育之多寡，胥视舰队之增减以为衡。”如果舰队增加了，“则所需人员自应大加扩充，方足供舰队之用，而不虞废事”[xlv]。
总之，姚锡光拟订的海军振兴规划，起点高，立意远，如果晚清政府能够采纳，并付诸实行，将会对海军的近代化起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清朝政府没有采纳他的计划，这三个方案交给水师提督萨镇冰看后，认为“不得要领”，被全部否决。接着，当局又命姚锡光草拟了一个三年规划，即《拟暂行海军章程》，也未被当局采纳[xlvi]。姚锡光的方案虽未被当局采纳，但他重建海军的思想却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i]目前以姚锡光为研究对象的只有戴志恭先生撰写的《姚锡光与镇江江防快炮台》，《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5年第2期，这篇文章对姚锡光生平的介绍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借助历史史料进一步考察，才能准确。
[ii]《丹徒县志》（1992年出版）关于姚锡光的介绍，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辩误：（1）姚锡光的卒年。《丹徒县志》记载姚锡光卒于1921年，我不知道编纂者依据的材料是什么？考姚锡光1922年3月为民国时期着名的《地学杂志》撰写过《川藏边界线之变迁沿革》（1922年4-5期），该文深入细致地探讨了一直处于纷争的川藏边界线问题，难道这是姚锡光的遗作？再，1923年6月，曹锟拟利用国会贿选总统，当时反直联盟欲使贿选失败，姚锡光为曹锟出谋划策：“组织公民团监督两院，而公民团必须做猛虎在山之势，使之有所忌惮，这样一则可以破中立者观望之迷，一则抑反对者嚣张之焰”。曹锟对姚锡光的计策十分赞同，认为其“深识远虑”。据此，姚锡光并非卒于1921年。（2）官爵。如《丹徒县志》记载姚锡光做过莱州、直隶州知州，似有错误。据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由姚锡光亲笔填写的清末练兵处主要官员履历记载，他担任过和州、直隶州知州，并未见担任过莱州知州。（3）纪年有误。如《丹徒县志》记载姚锡光1897年担任天津练兵处军政使副使，实际上姚锡光是在1904年8月担任练兵处军政使副使。
[iii]姚锡光.姚锡光日记[M].北京图书馆稿本,1895-1896.
[iv]张玉藻等修.续丹徒县志卷13[M].1930.
[v]姚锡光等编校.焦东阁诗集·焦东先生传[C].北京图书馆藏抄本,1921.
[vi]邵循正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vii]苑书义等.张之洞全集.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viii]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部、陆军部全宗档案.
[ix]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部、陆军部全宗档案.
[x]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兵部、陆军部全宗档案.
[xi]柯劭忞等.清史稿·部院大臣表[M].北京:中华书局,1976.
[xii]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蒙藏院档案.
[xiii]王明伦：《反洋教文书揭贴选》，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44页。
[xiv]姚锡光：《吏皖存牍》卷上，光绪31年（1905）刻本，下同。
[xv]姚锡光：《吏皖存牍》卷下。
[xvi]《吏皖存牍》卷下。
[xvii]《申报》光绪27年10月初10日
[xviii]《吏皖存牍》卷下。
[xix]《吏皖存牍》卷下。
[xx]《芜邑官场纪事》，《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初五日
[xxi]《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鸠江谭粹》
[xxii]《吏皖存牍》卷下。
[xxiii]《皖省藏书楼广告》，《中外日报》1901年9月21日。
[xxiv]《创办藏书楼》，《中外日报》1902年5月16日。
[xxv]姚锡光：《筹藏刍议·序言》，光绪三十四（1908）年刊于京师寓斋，第2页。
[xxvi]姚锡光：《筹藏刍议·序言》，光绪三十四（1908）年刊于京师寓斋，第4页
[xxvii]姚锡光：《筹蒙刍议》卷下，第127页。
[xxviii]姚锡光：《蒙古部落处置议》，《筹蒙刍议》卷上，第43页。
[xxix]姚锡光：《续呈实边条议以固北圉说帖》，《筹蒙刍议》卷上，光绪三十四年刊于京师寓斋，第25页。
[xxx]姚锡光：《实边条议》，《筹蒙刍议》卷上，第62-63页。
[xxxi]清实录·德宗实录》第8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299-300页。
[xxxii]姚锡光：《筹蒙刍议》卷上，《查覆东部内蒙古情形说帖》，第31页。
[xxxiii]姚锡光：《筹蒙刍议》，《查覆东部内蒙古情形说帖》，第38页。
[xxxiv]姚锡光：《筹蒙刍议》，《实边条议》，第132页。
[xxxv]姚锡光：《筹蒙刍议》卷下，《蒙古教育条议》，第237-248页。
[xxxvi]姚锡光：《复学部蒙古条议文》，光绪32年8月。
[xxxvii]姚锡光：《筹蒙刍议》卷下，《蒙古教育条议》，第245-247页。
[xxxviii]《蒙藏事务局沿革记》一文，也做了详细记述：“元年(1912年)七月二十九日，政府任命姚锡光为蒙藏事务局副总裁，并暂兼署总裁。八月初五日，内务部通告，概不接受关于蒙藏的文件，是为蒙藏事务脱离内务部之始。蒙藏事务局暂设于东单牌楼苏州胡同，作为办公处，当由内务部派该处科员霍顺武等五员，将各项文件移交到局，姚副总裁即于是日接收视事。
[xxxix]姚锡光：《尘牍丛钞》，卷下。
[xl]姚锡光：《尘牍丛钞》，卷下。
[xli]姚锡光：《尘牍丛钞》，卷下。
[xlii]姚锡光：《筹海军刍议》序，光绪三十四（1908）年刊于京师寓斋。
[xliii]姚锡光：《拟就现有兵轮暂编经制舰队说帖》，《筹海军刍议》。
[xliv]姚锡光：《筹海军刍议》。
[xlv]张侠：《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846页。
[xlvi]张侠：《清末海军史料》，北京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797-846页。
（转自智识学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