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主义-维特与1895年中俄四厘贷款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帝国主义-维特与1895年中俄四厘贷款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维特与1895年中俄四厘贷款

1895年中俄四厘贷款是中俄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说它是一个重要问题，是因为这次贷款具有对华资本输出的性质，有不同于以往沙俄对华侵略的新特征。这个题目迄今我国学术界甚少研究；而苏联的有关着作，如苏联科学院院士纳罗契尼茨基、通讯院士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着作，总是强调俄国资产阶级“经济上的软弱”和“俄国资本不足”，来论证俄国在这次贷款中“没有起主导作用”，充其量不过扮演了“西方帝国主义的同盟者”的角色[1](P762)，甚至说这次贷款是俄国对中国的“财政帮助”[2](P129-130)。纳罗契尼茨基、斯拉德科夫斯基等人的观点，比起苏联早期出版的罗曼诺夫着《俄国在满州》[3]、阿瓦林着《帝国主义在满州》[4]等书来说，是一个倒退，同历史事实相距甚远。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有必要对这次贷款的背景、过程、性质、后果及维特在其中所起的作用，进行比较全面的考察。
（一）俄国进入资本帝国主义阶段与维特其人
观察任何历史现象，贵在于把握该现象的矛盾同一性的同时，抓住其矛盾的特殊性。就是说，不仅要看到它与其他历史现象共同的东西，而且要注意到它与以往历史现象不同的东西，即以发展的观点去发现历史现象中那些新出现的因素，从而确定其新的特质。
沙俄对中国的侵略，向来是以领土侵略为特征的。这个特征并不反映沙俄的先进性，而恰恰是俄国作为一个封建军事大国落后性的表现，是沙皇专制制度国内政策在国外的延伸。沙皇专制制度这个外壳虽然很硬，严重阻碍了俄国社会的进步，但是它毕竟无法遏止历史的前进，它的内部逐渐在起变化：由于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与之相应，俄国迈出了从“封建君主制向资产阶级君主制转变道路上的一步。”[5]尔后，沙皇政府采取了种种大力扶植资产阶级的政策，俄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的发展。在短短30多年中，俄国以跳跃的步伐经历了从封建农奴制到资本帝国主义的飞速转化。
19世纪90年代俄国的具体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
首先是俄国沙皇专制制度仍然保存着大量农奴制残余。与此同时，俄国的工业生产继续迅速向前发展，十五中产量增加了一倍半。以生铁为例，1885年为3100万普特，1895年上升到8700万普特[4](P23)。工业资本有机构成的特点是高度集中，“达到了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集中程度。”[6]随之而来的是工业资本开始同银行资本结合而形成金融资本。这一形成过程更由于西方金融资本的大量流入俄国而加速前进着。
俄国经济结构的变化导致“工商业阶级的代表甚至开始攫取政府机关官阶的最高级别”，而沙皇政府也“不得不非常注意地倾听资产阶级的呼声、需要和要求”[4](P23-24)。它除了保卫地主、官僚上层及罗曼诺夫王朝的利益外，还要采取一系列扶植工商业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大量政府订货、保护关税政策，由国家津贴某些工业部门（特别是冶金业）[4](P24)，以及大力兴修铁路（1891年开始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等等。
新的社会经济变动和阶级变化必然导致新的历史人物的出现。当时任沙皇政府财政大臣的谢·尤·维特（1849-1915年）就是这样一个人物。维特出身于贵族大家庭，自幼在“绝对忠君”的气氛中长大，是一个狂热的保皇派；与此同时，他又深受近代资本主义的影响，大学毕业后不久，就进入铁路界工作，从此步步高升，由铁路局长而交通大臣而财政大臣，威权日隆。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俄国冶金、铁路等工业界的垄断资本家和金融巨头，同他们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与国际金融寡头及工商业垄断资本发生了密切关系。后面这个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维特的世界观，并对当时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他极力要把俄国引上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同时不损害俄国贵族、官僚及沙皇专制制度的利益。因此，可以说维特是沙皇专制制度和俄国垄断资本结合的产儿，是二者共同的政治代表；他是旧俄国的最后一个代表人物，又是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鼻祖”和人格化。维特的这一两重性，使他在一个时期内能得到统治阶级较广泛的支持，能在较长时间内把持大权，在沙皇政府内外政策的制定上起重大作用。
关于俄帝国主义的军事封建性，列宁在许多着作中已经有充分的论述。我们要着重指出的，是19世纪90年代俄国对华政策中的新因素，即资本帝国主义因素。
我们知道，19世纪50到60年代，沙俄侵华曾经达到高潮，割占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和西北地区大片领土。经过30年的相对沉静后，19世纪90年代，由于俄国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它的侵华活动达到又一次高潮。这次高潮的代表人物不是别人，正是沙俄财政大臣维特。达林指出，维特企图在远东建立一个“大帝国”，而他就是“这个时代的大帝国的建筑师”[7]。维特对华政策的指导方针，是所谓“铁路与银行”的侵略，即“和平渗透”或“和平征服”政策。这一政策包括对华贷款、攫取筑路权和开矿权、夺取中国沿海港口、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等。他在接见一名荷兰记者时说：“我的座右铭是：贸易和工业总是打先锋。”[8]这句话最能说明维特的侵华战略：“维特的计划是……把横贯西伯利亚的大铁路穿过满州的心脏，而且使这条铁路成为俄国的商业和经济侵入满州、朝鲜和尽可能多的中国其他部分的基础。维特不像他的某些同僚，他并不关心直接攫取沿俄国边界的中国领土。相反，他……给它（中国）贷款，支持它反对其他列强，从而把它置于俄国势力之下，并且从它取得铁路、贸易和经济的特权，把整个华北变为俄国独有，并且……在中国其他各地伸张其势力。”[9]显然，这样的政策与沙俄传统的侵华政策确乎有所不同。所谓“不同”，是说维特的对华政策在其使用的手段上和阶级内容上有不同于沙俄传统对华政策的新东西，即具有资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的明显特征。波克罗夫斯基写道：“维特与其说是一个封建派，勿宁说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维特的远东政策毫无疑问地包含着某些帝国主义的胚芽。”[10](P85)阿瓦林说，维特是“俄国资本主义利益的向导”[4](P35)。另一位西方学者也认为：“维特与他所效劳的两个沙皇、军事领导人及外交部老派头的庸碌之辈形成鲜明的对比，他是新的金融业和商业集团惟一最能干最有势力的代表人物，而这些集团正在使俄国从内部发生变化，并且使俄国帝国主义具有新的特征。”[8]罗曼诺夫也说：维特“把‘和平’征服中国的计划建立在资本输出的基础上”[3](P403)。维特之所以能够成为“沙皇政府当时远东利益的指导者”[4](P25)和“俄国远东政策的灵魂”[10](P84)，秘密就在于他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俄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1895年中俄四厘贷款就是他一手包办的，这是沙俄侵华史上对华经济帝国主义政策的第一次出笼，是对华资本输出式的侵略。这在俄国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时候，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二）沙皇政府和维特在中俄四厘贷款中的决定作用
沙俄在中俄四厘贷款中起了决定作用是明白无疑的。前苏联学者往往强调法国金融资本在这次代款中的作用，借以缩小沙皇政府与俄国金融资本在其中的作用，不符合历史事实。
我们认为，在19世纪90年代，俄国资产阶级“经济上软弱”、“资本不足”是客观事实。由于俄国帝国主义“被资本主义前的关系的层层密网缠绕着”[11](P801)，带着浓厚的军事封建性，以沙皇专制制度为核心的上层建筑体系和以农奴制残余为代表的中世纪沿袭下来的社会诸关系，严重地束缚资产阶级和整个俄国经济的发展，这就形成了俄国对外扩张的两个鲜明特点：1.它必须以“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地位的垄断权”来部分地补充和代替“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权”[11](P893)。以上两种“垄断权”互相补充，交替使用。本文强调“金融资本的垄断权”在俄国对外扩张中的作用时，丝毫也不低估或否认“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包括对华军事入侵、占领中国领土、海港等因素的作用。2.由于俄国金融资本力量的不足，在对华侵略中，它又必须依赖国际金融资本，尤其是法国高利贷帝国主义及其金融资本的帮助，充当它的“忠实掮客”。波波夫写道：“法国资本给俄国国库的金柜直接注入了新的力量，从而不仅增强了沙皇制度政治上的主动性，使沙皇政府能够成为重工业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成为‘祖国’生产的关怀者和鼓舞者，而且使这个惯于奉行军事封建主义政策和靠输入外国资本为生的政府现在也能够参与资本输出了。沙皇政府在给予工商业阶级以特别贷款的同时，也得到它这样一个可靠的政治‘支柱’”[12]。罗曼诺夫也说：“一般地说俄国绝不能丝毫损害自己与法国金融市场的关系，在具有政治意义的事件中尤其如此，这是因为，否则俄国首先要冒断绝实现自己宏伟的远东政策的财政供给地的风险”[3](P89)。这一主人兼奴仆的双重性格，充分地表现了出来。但是，这并不能否认沙俄及其代表人物维特在这次贷款中所起的决定作用。贷款的交涉及签订过程足以说明这一点。
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及中日《马关条约》的签订是远东国际形势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自此以后，帝国主义列强看到，除了在近东有一个奥托曼帝国“病夫”外，在远东还有一个中国“病夫”，“于是欧洲医生们前来进行外科治疗，并且在病塌边争吵”[13]。争吵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对华贷款问题。
当时，中国面临着对日本的巨额战争赔款的重荷，其中第一期赔款应于1895年10月17日支付。清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无力应付，要求列强允许它按从价税百分之五的比例提高关税，又首先遭到在对华贸易中遥遥领先，把持着中国海关的英国的拒绝[14](P69)。清政府只得靠举借外债来偿付赔款。这件事引起列强间关于贷款权的激烈争夺。
沙俄自以为倡导俄、法、德三国干涉日本退还辽东“有功”，正准备以“恩人”的身份向中国索取“报偿”。为了取得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中国东北的筑路权并在中国取得不冻港；为了削弱英国的影响，监督对日赔款，压迫日本退出辽东，它迫切需要夺取对华贷款权，以实现对中国政治上和财政上的控制。
那时的英国是俄国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第一号对手，在争夺对华贷款权的问题上也不例外。《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清政府为了应付急需，通过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提出向英国借款的问题。赫德得知中国打算借3500万英镑（合白银1万万两），便立即电告英国首相罗斯伯里抢先办理。里斯伯里通过他的妻子同罗特希德公司联系，希望该公司立即同清政府谈判承揽借款全数问题。罗特希德公司对此表示同意。与此同时，英国政府以英国在对华贸易中占的比例最大为理由，向俄国宣布它对贷款最感兴趣，意欲包揽借款。
参加干涉日本还辽的德、法两国也抱着等待清政府“报答”的心情对待借款问题。1895年5月初，德国外交部电示其驻华领事告李鸿章称：“中国借债，应请令德银行承借，不应专向英借。”[15](P48)德国驻华公使绅珂也威胁清政府说：“没有德国的同意和参加，中国不得订立借款。”[1](P763)李鸿章为了“笼络德国并利用列强矛盾以降低借款条件答称：“德商利轻可借”，条件是利息“四厘或四厘五，不折扣。”[15](P48)出于同样的动机，他对法国也提出了贷款问题。为此，法国外交部长阿（哈）诺托电告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通知中国政府，法国一些第一流企业准备在借款中起重要作用。”[16](P68)
这样，国际金融资本为了争夺在华势力范围，在对华贷款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由于清政府最先并没有向俄国提出借款问题。因此，开始是柏林、伦敦和巴黎的金融界酝酿成立一个“德、英、法三国银行团”对中国联合贷款。但德国对英国人把持的中国海关很不放心，提出贷款不能仅以中国海关收入作担保，要求“仿照土耳其和埃及的样子”成立一个“管理中国债务的行政机构”[3](P87)。法国人虽然一度同意德国人的这个主张，但又对英、德顾虑重重，担心自己在未来的国际银行团中处境孤立，便决心拉俄国人入伙。5月中旬，法国金融界正式提出吸收俄国参加拟议中的国际银行团问题，并建议维特“组织一个俄国银行团，以便与法国银行团同时行动”[3](P87)，同英、德相抗衡，并借此将资金不足的“俄国这一份攫为己有”[3](P87)。俄国这就样登上了争揽对华贷款权的历史舞台。俄国一登台，关于成立国际银行团的谈判迅即流产，沙俄成了这次贷款的主宰。
还在英、法、德为争揽这次贷款权进行交涉的时候，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和维特风闻此事，十分脑火，便急于插手进来，尽可能地排斥他国，独揽借款。5月3日，洛巴诺夫责怪清政府驻俄公使许景澄称：俄国听说中国“现欲向不肯合劝（日本还辽）之英国商借，颇觉诧异”，并谓：“俄国户部已筹良策，有益中国，以备询商。”[17](P11)他还要许景澄转告清政府，借款事“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17](P11)。这是沙皇政府居“功”索“偿”，强逼清政府承认俄国有贷款优先权的第一次表露。在沙俄在压力下，清政府考虑到日本对俄、法、德干涉还辽一事还没有做最后答复，害怕如不考虑俄国的要求，俄国干涉日本的态度会发生变化，只好同俄国交涉借款，并重新考虑整个借款问题，由此可见俄国在这次借款中一开始就起着非同小可的作用。
俄国对待这次对华贷款的态度起初似乎是排他性的，不是与他国“分享”，而是独揽。对于拟议中的国际银行团，维特认为俄国参加进去没有好处，只能使它“成为凯觎中国主权的普通一员”[3](P87)。对于法国要求俄国参加国际银行团的建议，他借口“对事情不太熟悉，不能对这一提议给予任何答复”[3](P88)，直截了当地予以拒绝。在此情况下，光绪帝不得不指定恭亲王、庆亲王及孙毓汶、徐用仪、翁同龢等五大臣研究对策。恭亲王等在俄国压力下，决定不再向英国借款，也不再让赫德参与借款的事，仅在参与干涉还辽的俄、德、法“三强中分摊借款”[1](P764)。
清政府不再向俄国劲敌英国借款，对俄国来说已是重大的让步，但是俄国仍不满足，反对“三强分摊”，坚持要由俄国政府包办借款。5月11日，维特向许景澄宣布俄国要独占全部贷款权，他已饬俄国财政部“筹备巨款，约合一万万两数作借”[18](P5)。总理衙门不同意俄方无理要求，于5月15日电示许景澄通知俄方：“现德、法亦愿借款，拟俄款商定，再与酌定”；中国只拟向俄国“订借五千万两”，即总数的一半，“由税关出票，户部盖印，按期拨还”[18](P9)。许景澄将此意通知俄方称：“德、法须分办，故拟减借”。洛巴诺夫不容分说，威胁道：减借“不合俄主筹退日兵本意”[18](P17)，“分办不如勿借”，又说：“俄、法一气，无庸虑；德国一边可另想办法”[19](P14)。后面这句话说明俄国在排斥英国参与贷款后，又要排斥德国，但已有同法国合伙贷款的打算。以后事情的发展，正是按照俄国的这一设想进行的。
俄国的财力无法独揽这一大笔贷款是非常明显的，前已述及。俄在经济上比较落后，这是根本原因。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在赶修，耗资巨大；1891-1893年连年欠收又给沙皇政府财政上带来更多的困难。但是沙俄不肯放弃利用这个从政治上、经济上控制中国的机会。在排斥英国和德国的情况下，沙皇政府只能与它的盟国、拥有大量高利贷资金的法国勾结做合伙买卖。罗曼诺夫指出：维特计划中的对华资本输出，“首先是输出在执行国家预算中完全由专制政体支配的那部分资本，其次是俄国的私人资本和外国的私人资本”[3](P403)。
从法国方面说，它的单独力量在对华扩张中敌不过英国，无论是在对华贷款问题上还是在华南问题上，法国金融资本都需要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对清政府有巨大政治影响的俄国的支持。没有这颗定心丸，巴黎金融界就认为他们的对华资本输出是没有把握的。因此，它只得“同意在俄国政府的监督下，并遵循俄国政府的政治意图在远东进行活动”[3](P403)。于是，在法国金融资本以俄国为其保护人、俄国以法国金融资本为摇钱树的相互需要的基础上，俄、法两国在对华贷款的问题上勾结起来了。这是法俄同盟在远东的扩大。这一外交格局，在往后列强逐鹿中国的斗争中，曾打了深刻的烙印。
俄、法在对华贷款中的勾结很快有了结果：1895年5月16日，俄国驻法国大使莫伦海姆报告沙皇政府说，阿诺托向他保证，如果这次贷款能排除英、德两国，法国将同意提供贷款，由俄、法两国合伙承担[1](P765)。具体条件是：由俄国对贷款进行担保；俄国得支持法国在华南的领土和经济扩张，尤其是必须支持法国获取华南铁路的优先承揽权。对此，洛巴诺夫保证说，俄国将在有关远东的“一切问题上”同法国“合作”。
在此基础上，沙皇政府一反先前由俄国政府包揽借款的建议，于1895年5月20日向许景澄提出了一项“新办法”，即贷款不再由俄国政府出面，而“改荐银行承办，海关作押，关款不敷，由俄国国家担保”，“订法仍须合一万万数”[18](P16-17)。这是俄、法两国排斥英、德包揽借款方案的第一次公开表示。这个方案的灵魂，不是别人，正是大权在握的俄国财政大臣维特。阿瓦林指出：在俄国的全部远东政策中，维特“无疑地力图执行俄国工业资本、银行资本及与之有关连的法国资本所希望的路线”[4](P34)。由他来充当这个角色，不是偶然的。
为了进一步落实俄、法包揽贷款，维特派罗启泰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巴黎与法国金融界谈判。这个代表团于6月10日抵达巴黎。罗启泰当天从巴黎报告维特说，有六家法国银行准备承担借款，但必须“由俄国政府亲自签字担保”[16](P69-70)；此外，法国金融界还委托俄国催促清政府授权许景澄“同俄国政府及将从事贷款的法、俄银行团签字”[16](P71)。
勾结既妥，6月11日，维特与洛巴诺夫同时出面逼迫许景澄接受4万万法郎（约合白银1万万两）的俄、法贷款条件是中国“海关作押，由俄主颁谕加保”[20](P17)。俄、法联合包揽贷款并由俄国政府担保，显然意味着俄国对中国政治上、财政上的控制。对此，清政府是有所警惕的。6月12日，总理衙门电示许景澄称：“俄国保借法款，有失体面……两国借用商款，事所恒有，从无他国国家代保者。既保借款，即为保护国事之渐，“并明确指示许景澄拒绝由俄国担保，要俄方另想办法”[20](P18)。但俄方支持不让，“不予考虑”[20](P19-20)。
沙俄的行动也引起它的竞争对手德国和英国的不满。德国驻华公使绅珂对庆亲王说，德国同俄、法一起干涉日本还辽，但没有享受与俄、法同等的权利，这次贷款交涉中“将德国排除在外，由俄、法独享利益”，为此，他对清政府处理问题的“错误的、罕见的”方式表示“遗憾”[16](P70-71)。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则提请清政府“警惕俄国对贷款担保的意图及其不可告人的目的”[16](P71)。赫德也频繁活动，力图破坏俄、法方案，“保住英国的一份”[16](P70)。与之对抗，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与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密切配合，压迫清政府接受俄、法贷款。这样，在对华贷款问题上，国际帝国主义如蝇争血，吵嚷不休，矛盾十分尖锐。
为了就对华贷款事进一步磋商，沙皇政府邀请法国大银行家霍丁格尔·诺茨林和雷内·勃里斯访问圣彼得堡。他们来到俄京后，立即向维特提出，由于法国助俄国提供贷款，俄国应“帮助他们扩大法国（金融）市场在中国的银行活动”。这是法国金融资本要求以沙皇专制制度为其在华保护伞的铁证。在这个基础上，双方达成了最终妥协，商定由四家俄国银行和六家法国银行参加这次对华贷款。
至此，俄法包揽对华贷款大局已定。与此同时，俄国继续在彼得堡逼迫许景澄接受其全部条件。争论的焦点仍是俄国政府对贷款加保的问题。俄方始终顽固坚持其原有立场。在这个问题上，李鸿章竟然出来替俄国说话，他电告总理衙门称，向俄、法借款事“应请速成，于公法国体，均无所碍”[20](P18)。经过反复交涉，直到6月17日，俄方才勉强同意“除去加保字样，只言如海关付款愆期，由俄国家垫付。”[19](P16)所谓“垫付”与俄国政府“加保”并无实质区别。许景澄遵旨再与俄方交涉，俄方先是诡称由俄国政府“垫付”“全为银行售票轻速起见”[19](P17)；6月22日，才又改头换面地提出一种代替“垫付”的说法：“或遇付款阻滞，俄国与中国商妥，允许银行一面蝉联发给本息。”[19](P17)这个说法虽然隐晦，实际上仍是当中国关款不敷时，“由俄国代银行接付本息”[19](P17)，与“加保”、“垫付”何异之有？
当时清政府最为关心的是日本侵略军退出辽东半岛的问题，它非常担心因贷款的事影响俄国对干涉日本还辽的态度。沙皇政府看准了这个心理，便大玩这张牌，迫使清政府就范。每当许景澄询问这方面的情况时，俄方或答以“无情形可告”，“定议迟速难知”，佯示以“似不介意”[19](P15)，或径直以接受俄方要求为要挟条件：“俄意原因退兵筹款，俟款事定后，当即催办”[19](P17)。在俄方的诡计和压力影响下，清政府不得不指示许景澄“将俄款各端斟酌订定”。6月27-28日，许景澄与俄方会拟了借款《合同》及中俄《声明文件》并电告总理衙门。7月6日（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许景澄在维特、洛巴诺夫出席的情况下，代表清政府和四家俄国银行的代表罗启泰、六家法国银行的代表霍丁格尔、诺茨林、勃里斯正式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并同俄国签订了四厘借款《声明文件》。
1895年中俄《四厘借款》的交涉及签订过程表明了沙俄在其中所起的实际作用。沙俄始而由一个未受到请求的国家硬挤进争夺贷款权国家的行列。挤入之后，成功地排挤了英、德。在整个交涉过程中，沙俄始终坚持自己的掠夺性方案，在与法国包揽借款，由俄国国家“加保”等问题上，蛮不讲理，毫不退让，终于压迫清政府接受了它的奴役性条件。无须证明，法国金融资本是无力达到这一“美满成就”的。没有沙皇专制制度的国家力量，没有它对清政府施加的巨大压力，就不会有1895年的贷款。这次贷款之所以名叫中俄《四厘贷款》而不叫其他什么名称，决不是偶然的。固然，由于俄国缺少可供输出的资本，它不得不依赖法国高利贷资本的帮助来补充这个“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国金融资本在这次贷款中的确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但是必须注意，这个作用仅仅是在沙俄荫庇下的作用，是在沙皇政府控制下，并主要服从于沙俄对华政治企图的条件下的一个伙伴的作用。法国金融资本仅仅是以沙俄为靠山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它的作用决不是主导的、决定性的，不可能高出于沙俄之上。斯拉德科夫斯基、纳罗契尼茨基等人仅仅从“资本不足”这一点来说明俄国没起主导作用，不是把法国金融资本正确地看成起第二位作用的俄国的同盟者，反而把俄国说成是从属于法国金融资本的“同盟者”，这是颠倒了或故意颠倒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夸大了法国金融资本在这次贷款中的作用，缩小了沙皇政府的作用。须知作为这次贷款的灵魂的，不是别人，正是沙皇政府的财政大臣维特；在贷款的整个交涉过程中，沙俄始终是以政府的名义公开出面并以俄国国家的力量向清政府施加压力的，而这，恰恰是迫使清政府接受这次贷款的决定性因素。
（三）中俄四厘贷款的性质及其历史后果
1895年中俄四厘贷款对中国“有利”，是俄国对中国的“财政帮助”吗？不是的。这个问题，只能从这次贷款的目的，对贷款的有关文件的分析和这次贷款所引起的后果来寻求正确的答案。
关于贷款的目的，前文已经述及。一句话，贷款是以维特为代表的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争霸远东总战略的一个重要环节。认为俄帝国主义居然能对半殖民地中国仁爱为怀，慷慨解囊，给以“有利”的“财政帮助”，当然是十分荒谬的。
再看看有关这次贷款的条件：
中俄《四厘借款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4万万法郎（折合白银约1万万两），俄国银行占五分之一，法国银行占五分之四；按九十四又八分之一（即94.125%）付款，年息四厘，三十六年还清。此项贷款，“以中国海关所入税项及存票作为押保”；“如遇有付款阻隔滞缓之处，不拘何故，俄国国家与中国国家商明，允许立合同之号各商董一面如期蝉联周备发给到期应销票本及票息之数”（第9条）。这就事实上肯定了沙皇政府对这次贷款的担保权。《合同》还规定：在1896年1月15日以前，“除与银号商董商定外，中国暂不另行借用金钱各债，亦不准他人售卖各种借款股票”（第16条），也就是说，非经俄、法允许，中国在半年内不得内其他国家借款。
同一天签订的中俄四厘贷款《声明文件》重申了《合同》第9条俄国对贷款的事实上的担保权：“此款偿还过程中，不拘何故而发生中断或延缓时，俄国政府在中国同意之下，对签订借款之银行负责，惟中国国家应另许俄国以别项进款担保”（第3条）；“中国声明无论何国何故，决不许其办理照看岁入等项权利，如中国经允许他国此种权利，亦准俄国均霑”（第4条）。
以上两个有关贷款的文件表明，沙俄通过这次贷款取得了不少好处：
1.贷款给人们以俄国予中国以“财政帮助”的印象，似乎是俄国在中国万分困难之时，借钱给中国偿付对日战争赔款，使日本无法借口赖在辽东半岛。继三国干涉还辽之后，俄国再次制造了这个中国的“朋友”兼“恩人”的假像，这个假像曾经一度迷惑了一些中国上层官僚，助长了清政府的亲俄倾向。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大官僚，乘机进一步投靠沙俄，逐步形成一个亲俄派。此后，俄国对清政府的影响急剧上升，这不能不说是沙俄在政治上的一个巨大成功。维特的亲信格林斯基承认：中俄四厘贷款“大大提高了我们（俄国）在中华帝国的地位。当时住在中国的欧洲人能够证明俄国在清廷所享有的巨大威信”[21]。
2.俄国国家对贷款担保，使中国处于对圣彼得堡的依赖地位。这一极其罕见的由一个外国贷款担保的做法，使俄国凌驾于中国之上，中国屈居于被保护的地位，这是俄国攫取在华政治霸权、全面控制清政府道路上的一大迈进。
3.贷款为俄国参与控制中国财政铺平了道路。以中国海关税收担保向中国贷款，证明中国政府丧失了支配自己预算收入的最重要来源的权利。随之而来的是，中国不得不为外国资本投入中国工业和运输业大开方便之门。此外，俄国人对中国海关总税务司一职长期由英国人把持早已不满，力图打入一个楔子，至少是与英国分享一部分权利。中国四厘借款明定以中国海关收入作为“押保”，这是从英国手中夺取海关控制权的第一个重大行动。《声明文件》关于俄国对贷款担保，中国“应另许俄国以别项进款担保”，如中国允许他国照看岁入，“亦准俄国均霑”等规定，使俄国得以插手干预中国税收，控制中国财政。无怪乎俄国金融界欢呼这笔贷款将为俄国在远东开创一个“新时代”[14](P71)。维特也直认不讳地承认，他希望今后出现中国不能偿还贷款本息的局面，以便他可以直接“干涉”中国的财政。
4.贷款标志着俄、法在远东的政治金融联盟的形成。由于这次贷款的成功，俄国政界的“帝国主义精力异乎寻常地迸发出来”[14](P13)。维特因为得到法国金融资本的帮助，更加大胆地在远东推行他的“和平征服”政策。这表现于华俄道胜银行的成立，中东铁路的兴建，正大铁路和芦汉铁路承筑权的攫取，关内外铁路的争夺，强租旅大和法国在华南的种种侵略行动等事件中。总之，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整个角逐中，俄、法两国沆瀣一气，干下了一系列侵略罪行，其中，俄帝国主义得利尤多。
以上关于中俄四厘贷款的分析，使我们有充分现由认定：这次贷款绝不是什么俄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帮助”，而恰恰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之初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中国的首次资本输出性的侵略，是一种“用经济手段兼并中国的图谋”[22](P135)。沙皇政府在其中起了决定作用并使之服从于它争霸远东的总的政治战略目标。维特所代表的这一政策，目的是在“避免扰乱（远东）均势”的情况下“于不知不觉中兼并中国”[22](P134)。在这一点上，他似乎比俄国宫廷奸党别佐勃拉佐夫之徒更有远见，更多成功的机会。
维特等推行的1895年中俄四厘贷款之类的侵华政策虽一时得逞，然而俄帝国主义毕竟是外强中干、矛盾重重的，是短命的。维特“和平征服”中国的构想，终于随着沙皇专制制度的倾覆而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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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黑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