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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张太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主流报刊上的马克思学说之运用

【原文出处】《中共党史研究》(京)2014年2期
【英文标题】The Application of Marx's Theory at the Mainstream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f the KMT in the 1930s
【作者简介】张太原，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　北京　100091
【内容提要】20世纪30年代，在国共斗争激烈的时期，国民党对马克思学说自然去之唯恐不尽，有不少人甚至因“马”字而生罪。但是，在国民党主办或控制的报刊上，马克思学说却常常自觉不自觉地被提起或运用。唯物辩证法、社会形态的演进及社会主义的趋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任务等这些本来属于共产党人的理论主张时隐时现，甚至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也并不是完全禁忌的。这特别能体现马克思学说的深入程度。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intense struggle between the CPC and the KMT in the 1930s, the KMT feared Marx's theory and lots of people were guilty because of the word “Marx”. But in the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hosted or controlled by the KMT Marx's theory was consciously or consciously used. For example, the proposals of the CPC's theory of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he evolution of social form and the trend of socialism, China's antiimperialist and anti-feudal tasks sometimes appeared, even the names of Marx and Engels were not completely taboos. That can illustrate degree of depth of Marxism.
【关 键 词】文化/经济/国民党/马克思/社会主义
1931年，顾颉刚在游邯郸某地时有这样一则记载：“我们前往参观，军官来取名片，我们一一把有头衔的名片很恭敬地送上去，那知他忽然扳起脸来，向我们中的一位瞪目一看，说道：‘赫!你是社会学系!站住!’我们知道他误解了，连忙辨道：‘社会学系不即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是没有关系的’。他才放过了他。因此想起此数年中，旅客有带《马氏文通》和《马寅初演讲集》而被军警认为马克思的信徒，就投在牢狱里的，我们的受些虚惊又算得了什么!”①这可谓当时“白色恐怖”的一种真实写照。在国民党当政的环境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见“马”字即生杀戮之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民党的主流舆论和思想言说中，却常常可见马克思学说之运用或社会主义之讨论，比如其主控下的广州《民国日报》《文化建设》《人民评论》等所刊文章就有明显体现②。
一、“经济史观”
1934年，在广州《民国日报》的副刊《现代青年》专栏发生了一场文化论战，对垒的双方是“全盘西化”派与“经济史观”派。“经济史观”派表现的是从经济的唯物的观点来分析文化，如代表人物张磐说：“人类的生活，既建筑在经济基础上头，无论谁，都跳不出经济的圈子，而受所支配。而文化就是人类的生活表现；所以，文化当然要受经济势力所决定。”③当“经济基构”发展到相当阶段，必然会产生矛盾，即孕育新社会的胚胎，旧社会渐渐蜕变为新社会，新文化也应运而生，“中国的文化，只是在次殖民地文化，与封建文化两条死路上徘徊。所以复古派与西化派是不为无因的。总之，目前救亡最急迫重要的工作，是如何自动地把经济基础推进，中国文化才有出路。所以关于中国文化问题，如不从经济基础上着眼，徒然对于旧文化的拥护与抹杀，实在全是多事”④。虽然他不承认其观点来源于马克思，只是尊重“事实”，然而，大概任何人都不会相信这些看法来源于他个人对“事实”的观察。众所周知，从经济上来分析思想、文化的变动和更替，始于五四时期的李大钊⑤。而到20世纪30年代，这已经成为相当普遍的认知，以至人们用而不觉、不知所出，甚至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实”。
支持张磐的一位岭南大学青年人在谈文化时也如是说：“由共同劳动而发生的社会关系，便是生产关系之错综复合，便形成社会之经济构造。人类社会便以经济构造为下层基础，而发生上部两层建筑：(一)政治社会生活；(二)知识社会。然而不要忘记，经济构造还有他的决定的东西，那便是生产方法。可是，生产工具又决定生产方法。所以，生产工具，是经济基础之基础。”那么，文化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就是人类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生活的各方面的表现”。由于文化的产生以“经济构造”为基础，所以，“当物质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冲破原来的生产关系时，旧的经济构造便起崩溃，新的代之而起”。而文化为适应一定的经济基础，也不断发生新陈代谢。⑥很明显，这与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观点极其相似。
在1935年有关中国本位文化的讨论中，关于经济观点的运用更为多见。有论者指出：“我们固不能否认历来中国的‘社会劳动生产与社会技术进步之迟滞’(布哈林语)……研究各时各地的文化形态的学者，固然应该着重于物质生产力的阶段的探讨；可是同时却丝毫也不能够完全否认任何时地的自然条件及历史行为以至于人种关系的特质。谁都知道马克斯是一个最注重生产力的学者，可是他在《资本论》中，却把自然条件及人种关系等等，列为影响某一民族文化的特征。”中国文化的特征，“既是以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与经济条件为基准”，那么，“十教授在《总答复》中，对于什么是‘中国本位’这一问题的意见”，“是非常之适合于科学的辩证法的”。⑦直接用马克思学说来说明自然、历史和人种之重要，并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符合“科学的辩证法”，任何读者都能领会到作者的评判标准。中国本位文化论者背后的用意是要“以三民主义为中心，而实施统制，指斥共产主义及资本主义之谬误，辟除阶级斗争与自由竞争之主张”⑧。支持者竟然抬出《资本论》为其呐喊助威。《文化建设》刊登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曾指责马克思学说“暗中活跃”⑨，而这哪里是“暗中活跃”，分明是大张旗鼓。
类似的运用在《文化建设》等刊物上十分常见，如“中国文化建设的原则，决定于中国经济建设的原则”，“近代唯物论是诚如朴列哈诺夫所说：是现在达到最高发展程度的宇宙观。中国现在正需要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之发展，而唯物论则正是有益于此种发展的”⑩；“依唯物史观见解，是欲建设中国本位文化，先要建设中国本位的经济”(11)；“我们所希望的是现在大多数人民最低的生活之维持，即是解决民生问题的文化本位”，“全国有百分之七十五的人民，他们的生活都在水平线以下，像这样多的愚而穷的民众，救死不遑的同胞，都是我们的建设文化的对象”，“这种生存的运动的展开，所谓本位文化的建设才有可能。因为文化的实质是应该以大众的福利为出发点的”(12)；“中国本位的文化之真义，应该是指该种文化，第一，必须以适应于中国经济社会现时之需要为本位；第二，必须以有利于中国经济社会当前之发展为本位；第三，必须以适合于中国经济社会之特殊条件为本位；具此三端，始足以云本位”(13)；等等。《文化建设》是陈立夫主持的中国文化协会的机关刊物，竟然也如此热衷于“唯物史观”和“经济社会”之论。
或许有人说，经济的观点未必就是马克思的观点。然而，有学者曾在国民党党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以经济的立场来论明文化，在马克斯以前虽有片断的说明，然而有系统的研究，要推马克斯为最先。自马克斯以后，一般拥护这种学说的人，虽支流纷纷，然大概也不会跳出马克斯所画的圈子。”(14) 可见，“经济的立场”在时人看来就是马克思的立场，“经济史观”作为“唯物史观”的代名词，显然心照不宣。
更有意思的是，有人批评中国的“唯物史观崇拜者”，不是说唯物史观有什么问题，而是说他们恰恰违反了“辩证法”：“我国一般唯物史观崇拜——崇拜不就是了解——者有若干理论是反辩证法的，尤其勉强使社会主义在中国早熟的试验与没落的事实，更是违反辩证法的发展的证明。近来国人有运用自己的思考的企图建立唯生史观的哲学体系的，背景正是基源于自我环境的透视与历史的把握，其理论体系创造建立不能说是不可能”，“唯生史观或唯生论辩证法的研究已在萌芽，我们除期待着其成就外，如果以辩证法的思维来推断，那么，唯心论辩证法是正的肯定，唯物论辩证法则为反的否定，而唯生论辩证法即是第三阶段的合——否定的否定了。这更高阶段的建立又是比一二阶段还要正确丰富尤不待说”(15)。还有人批评“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虽然口口声声说唯物，其实是极端的唯心主义，极端的宗教精神，因为是唯心，所以能煽动一部分群众，艰苦流徙，效死弗去；因为是极端的唯心，所以不合客观现实的需要，与科学真理抵触，终归没落”，不过“思想是社会形态的反应，这句话在我们的意义虽与马克思派不同，然而表面上是一样承认的”(16)。
在前者看来，共产党的“唯物论”是“反辩证法”的，而国民党的“唯生论”更符合“辩证法”；在后者看来，共产党不是“唯物”的，反而是“唯心”的。这恰恰说明“辩证法”或“唯物论”已成为各方公认的“真理”，而无人敢反对之，只能以相符不相符视之，并以“伪”抹黑他人，以“真”光照自己，混淆视听。不过，尽管如此，一般人更多地还是把“唯物论”或“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者联系起来，言者“固然不相信左翼学者的死的唯物史观”(17)，但用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定律推导“唯生论辩证法”的合理性，并声明与“马克思派”有“一样承认”的观点，谁居于哲学上的优越地位，则是不言而喻的，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反对者理论上的贫乏。
二、社会形态的演进
20世纪30年代，追求“社会历史发展的法则”乃是知识界的普遍趋向，五四时期对科学的崇尚转化为对“历史法则”的追求。当时有人指出：“世界人类文化之进展，固然因历史背景，自然环境，而有其各地方各民族的特殊色彩，然就大体观察，实有一般的必然的法则支配着。”(18) 有人则说：“各种民族的历史发展”，“都是顺着同一路向前进”，“一般的历史法则，是无论任何民族与国家不能自外”(19)。所谓“一般的历史法则”实际上就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演进说。1930年前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史论战，各派都围绕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发展阶段展开，所不同的只是个别阶段是否存在于中国及当时中国处于什么阶段的问题(20)。此后，有关社会形态的演进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论调，即使正向国民党理论家发展的叶青也说：“社会主义的出现，就证明资本主义文化的衰老、它的历史使命的完尽。这种情形，正同从前资本主义文化出现时的封建主义文化一样。”(21) 虽然有人强调“不必去找马克思一类的理论做解释，自有人类一部整个的历史证明”，却不过是欲盖弥彰，或者用以掩盖内心的不安罢了。令人惊讶的是，如此之说大量地出现在国民党CC派控制的《人民评论》(22)《文化建设》等主流媒体上。
1934年2月，《人民评论》的一篇文章如此评述“中国文化运动之史”：“自鸦片战役以来，中国的经济，是在由封建的转变为资本主义的过程中”(23)；“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当世界资本主义没落，社会主义运动勃兴的时候。于是民族资产阶级刚刚成长，而无产阶级却以更快的速度成长起来；五四运动以后，工人运动不但是与资本主义的运动并驾齐驱而进，实际上还更显出它底力量超越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浸染之下，中国只能滑向“完全殖民地”，自己的产业绝不能发展起来(24)。而各帝国主义的内外矛盾，引起本国频繁的群众运动和殖民地普遍的革命化，这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猛进”形成对照，“使世界形成两个对垒的局面：一方面是蒸蒸日上，走进繁荣的康庄大道；另一方面则为恐慌所困，危机所缚，日趋没落!中国在这种变动剧烈的世界，当然亦逃不出这个圈套”，主要表现为：旧的农村经济日益破坏，新的产业组织不能兴起，多数人民都处在帝国主义的经济榨取与封建军阀的政治剥削双重桎梏之下(25)。
伴随着“社会基础——经济——的变化，政治与文化都要随着变化”，封建文化显然已不合时宜，戊戌维新运动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出发点。纵向来看，现代中国文化运动的发展，可以划分为戊戌维新运动、五四文化运动、五卅政治运动、新兴文化运动和“九一八”运动五个阶段。(26)“过去的事实告诉我们，共产主义运动，最近七八年来在中国试验的结果，只是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混淆青年思想，造成整个农村经济破产，湘，赣，鄂，皖，豫，闽，浙，苏，川，陕等省的实际情形可为证明”，所以，“一切真正的三民主义者的信徒团结起来，强化统一三民主义的文化战线。批判一切不适合中国之国情的理论；克服三民主义阵营中的一切左右的偏曲倾向”(27)。如果只看前面的论述，很容易误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析，但是作者最后大肆攻击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并主张“强化统一三民主义的文化战线”，这实在是南辕北辙。从另一方面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反对共产党和拥护国民党，充分揭示了其理论的欠缺以及马克思学说的权威。
《文化建设》的一篇文章同样运用了马列学说分析“近世纪中国之文化运动”：“谁都知道，一切社会运动之兴起与衰灭，都是该当于社会的经济发展之历史的成果。所以在某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必发生特定的某种社会运动。文化运动之兴起亦是这样。例如近世纪中国之文化运动，由清末以来的民族革命文化运动，以及由五四以来的反封建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与由五卅以来的反帝反资本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无一不是在这个关系上发生出来的，而且还都是各自依其历史行程的规定而表示着种种特定的姿态。”基于中国的殖民地化危机日益迫切、国民经济结构诸体制日趋解体和经济发展日趋畸形，中国文化的发展日渐混乱而凌夷。五四运动以还的资本主义文化运动，鉴于国民经济不能健全的资本主义化而造成殖民地化的买办经济，于是只能输入欧美列强的皮毛残渣，形成中国洋泾浜式的奴才文化；五卅运动后的社会主义文化运动，鉴于缺乏革命机运和成功的社会革命运动的支撑，只是出现“一时社会科学文献肤浅的翻译与幼稚的介绍之狂潮”。总之，“健全的资本主义文化既不得产生，成熟的社会主义文化又无从实现，新文化运动次第失败，文化领域的混乱局势遂愈趋剧烈”。那么，要建设对于中国经济社会适合需要而有利的文化，就要扬弃障碍农业发展的前资本主义因子，把握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领导权和准备未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28) 尽管作者认为“社会主义文化运动”无甚成绩，但仍然把它看做是“未来的伟大的历史之汇流”，并用经济的观点把前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看做不断进步的依次演进的几个历史阶段。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样一种历史“必然”，在其还没有发生时，就已经为许多非中共人士所接受了。
《文化建设》的另一篇文章关于中国近代文化史的论述如出一辙：“中国自一八四二年以还，从前固有的社会经济形态已根本发生了质的变化，封建经济的残余逐渐趋于灭亡，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则连续不断的增长。”然而，这种现象与欧洲18世纪的初期资本主义不同，中国资本主义生产诸关系的增长，乃是外来的资本主义宰制、压榨、剥削中国民族的结果，它“一方面虽然启发了中国资本主义要素的增长，但在他方面，却桎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飞跃过程，使之不能由初期资本主义更进而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社会”。所以，中国仅能形成“变质的初期资本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里，中国的民族工业有相当的发展，却不能有绝对的发展，“则中国即不能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可能。这是铁一般的现实”。那么，“中国现阶段的社会”只能努力向另一高形态社会飞跃，它的文化运动的主要任务，便是为此作积极的准备。同时，“在消极方面，应当对于障碍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切前资本主义因素，给予以绝对的克服与扬弃。这即是说：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应该在实行这种双重任务的标准之下，作为未来的社会主义启蒙运动而出现”。(29) 在作者看来，中国传统的经济形态被破坏了，中国社会里资本主义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又不能有“绝对的发展”，当下能做的既要尽可能促进它的发展，同时又要做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准备。这很接近后来共产党人的观点：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更为社会主义发展扫清道路。
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从人类社会演进的立场，中国显然不能再走资本主义老路，必须“另寻途径”。什么样的途经呢?鉴于“个人资本主义国家已渐趋崩溃，而集产的或共产的社会主义国家或世界，尤未有建设成功把握”(30)，有人提出了“非资本主义”道路：“中国乃一以农业经济为背景之封建社会，近百年来，套上一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之帝国主义付与的铁链，我们欲保守封建社会的一切，为环境所不允许，我们欲走上资本主义队伍，又为列强所不允许，我们欲抄捷径迈到社会主义天国，环境与列强都不容许通过，于是乎我们停滞在这次殖民地悲惨的程途，我们底文化，只好是‘杂拌’，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正合天津人说话‘要么有么’。”从世界上来看，资本主义已是穷途末路，而社会主义蒸蒸日上。在这样的情势中，中国应该全盘吸取西洋工业文明，先解决生产问题。关于分配问题，今后“不可再走欧美的错路了，我们要建设非资产主义的中国”。(31) 这很像共产党人对列宁关于落后国家非资本主义道路的阐释。
关于此点，在《文化建设》有关“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讨论中，有人还更明确地指出，中国要先发展“资本主义”：“中国将来伟大文化发展和建设工程不能循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按资本主义速度，只能循社会主义道路按苏联现有的速度，这是极可信的展望。因为只有在社会主义原则下，人类才能把其全部力量用来和自然斗争，才能建设伟大的文化”，“但这是否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呢?全然不能作这种提议”，“那么现在中国到底建设什么文化?我的简单的答复是资本主义文化”(32)。从中可知，主张现时发展资本主义只是出于国情限制的无奈，并不是不向往社会主义，在作者心目中，“社会主义原则”似乎是一种终极价值。他还把社会主义与苏联联系起来，这同共产党人的相关论述极其相似。
后来对社会主义文化理论颇有建树的张季同，似乎当时就已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路径比较清楚：“现代西洋文化，无疑的，是在资本主义的阶段，而且现在又已到了资本主义阶段之末期，在将来恐要转变为社会主义文化。对照着这样的世界文化的大流”，中国“想建设成一健全的资本主义文化，是不可能的；想建设社会主义文化，此时也不可能，然而却有可能之日。中国现在只有尽其力量求工业化，科学化，求达到西洋的水平线。同时却不要执着资本主义，而时时作转入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33)。他所提出的“文化创造主义”，就是一方面反对保守旧封建文化，一方面反对全盘承受已在没落的资本主义文化，而主张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文化之创造。而在社会主义文化创造条件未具备以前，则做充分的准备工作。(34) 与之相似，有人还说：“要求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伟大的成功，除了从物质上及精神上争取其飞跃到社会主义文化的准备之外，是没有别的途径的”，“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前途，谁也晓得是争取社会主义文化之发展”(35)。如果单看这样的表述，大概很难想象它是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公开倡议。在基层社会，由于警察的无知，“社会学系”一度被误认为“社会主义”；而在知识界特别是精英知识界，却可放言倡导社会主义。
当然，社会主义有种种，但那时人们谈论的社会主义常常直接与马克思或恩格斯联系起来。比如，有人指出社会主义文化的几种特征：一是人类文化，不是阶级文化也不是革命文化；二是消灭国家的文化；三是“如恩格斯所说，乃由必然的王国到自由的王国之飞跃”(36)。这虽然与共产党人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是直接引用“恩格斯所说”则很能说明问题。在叶青看来，“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社会本位文化。它以社会为思维和行动的出发点”，其体系是连带主义、协作主义、人类主义和世界主义，所用的方法则是“辩证的物质论”，“大家都感到资本主义文化的必然崩溃”，而“社会主义文化的前途确实在日益发展中”，“社会主义文化优于资本主义文化”，“个人主义的时代已经过去，历史使命从此轮到社会主义。因而真理的位置也就移动了”(37)。任何人都会据此思考谁掌握着“真理”。早年参加过共产党的叶青，此时靠的却仍是原来参加共产党时积累的本钱，然而他的论说未必有益于所希望服务的国民党。
一位论者还明确提出向“社会主义的苏俄”学习：“大战以后，各国民族主义的发达比前更加普及，更趋浓厚，而增厚民族斗争力的计划政治与计划经济遂应时而生。社会主义的苏俄在这方面表现出惊人的成绩，其他各国无不在向这个途径迈进中。中国如果要复兴，自然也不能放弃这个目标。我们希望这个正在发动中的文化建设运动，能够给中国今后的计划政治与计划经济奠定一个基础，或是引导中国目前无计划无秩序的政治经济走上有计划有秩序的路上。”(38) 这一论述试图把“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引向苏俄“计划政治与计划经济”的路上，表明无论什么新名词都不能改变一个时代的人心所向。
当然也有人表示反对：“说世界文化大流要转变为社会主义一层，如果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一类的最高理想，那是建设中国本位文化以后可能实现的，我们没有什么不赞成。如果是苏俄式的骗人的口号，那就是要叫我们消灭国界，消灭本位去做赤色奴隶，这是我们极端反对的。”(39) 即便如此，对于两种社会主义，一般人是很难分得清的。特别是苏联建立后，社会主义便具体化了，“社会主义为反对残酷的资本主义而产生”。它在目前尚不能适用于中国，“我们要走的是民生主义的一条道路”，“民生主义的最高目的，在使人类达到经济平等”，“而其最大优点，系采用进化的方法，逐渐改良，使入于正规。换言之，避免激烈的手段，多数的流血，及无谓的牺牲，而达到大同之域。较之科学社会主义之阶级战争。岂可同日而语哉!”(40)论者对社会主义的价值无可否认，仅仅反对“阶级战争”方法。但是，看到国民党执政后对民生主义的实行并没有如其所言，深感经济不平等的青年人自然容易向往“科学社会主义”。大概由于在理论上不能批倒“共产主义的文化”，所以有人试图以战争的胜负来说明问题，“近来剿匪胜利的事实，是告诉我们共产主张与三民主义何者足以适应中国需要，而证明共产主义的文化是不能建设得起来的”(41)。那么，当共产党绝处逢生，尤其到抗日战争又获得大发展的时候，此说显然就不成立了，最终弄巧成拙，在理论上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三、反帝反封建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本是中共把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革命任务。大革命时期，国民党曾与共产党共用这一口号，但是“清党”以后，国民党对这一目标和说法似乎并未清除，或许是“清”而未“除”。直到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主流舆论仍然对这一口号运用频繁。
《人民评论》的创刊词指出：“在中国不同的经济地理环境中”，有的“表现出封建性质的剥削形态”，有的“表现出资本主义性质的剥削形态”，而“剥削农村经济的封建势力在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卵翼下，遂得以苟延残喘。在这种情形之下，现阶段的中国自然只需要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势力的国民革命”(42)。这里的话语似乎仍停留在国共两党一同致力的国民革命时期。已经走向敌对的国共两党所宣示的革命目标仍有相同之处，说明思想与政治的变化是不同步的，当然，其中也有谁来担纲的问题。该刊文章提醒人们：“当此帝国主义者积极向中国进攻，而中华民族灭亡的前后，只有树立强有力的中心思想，促进强有力的政治之实现，复兴中国革命，打倒帝国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才是中国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43) 以文化运动来配合政治斗争，恰如马克思主义者的观念。另一方面，这也反映了帝国主义压迫的实实在在，不管持什么政治立场的中国人，都时刻感觉到它的存在，“只要是中国人，谁也都能感觉到中国民族是在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罢——是在吃着次殖民地的苦头罢——帝国主义向外夺取殖民地的动机有三：一是找商场，一是找生产资料，一是找投资场所。一句话，完全起于经济原因。所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最猛的利器是经济侵略，同时为要巩固经济侵略的基础，于是便加以文化侵略，政治侵略”(44)。这似乎是在运用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来分析中国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有深厚国民党背景的《中国本位文化的建设宣言》发表后，支持者大都赋予它“反帝反封建”的意义。有论者认为：“十教授的文化建设的思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帝国主义日益加紧侵略中国(45)；如果中国的文化建设，能够把握住“充实人民的生活，发展国民的生计及争取民族的生存的需要”，则“反帝反封建之任务的实现，自然隐在其中”(46)；“本位文化建设指陈出在创造过程中负有反帝反封建的使命，正是国民革命反抗斗争的两大骨干”(47)。
而反对中国本位文化论者给出的理由则是其对反帝反封建的“忽略”。王伯纶认为：“现在的中国正是处在次殖民地和崩溃中的封建社会这一个形态之下。唯其如此，帝国主义及封建的势力在中国遂时时作祟”，而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主张忽视了反帝反封建的意识形态(48)。冯智学指出：“归根结蒂，还是要把反帝当作最先的、最主要的目标”，但是，十教授把文化运动当做主要的基础工作，而不提政治和经济的问题，事实上根本取消了反帝的任务(49)。马望进而质疑说：“在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总侵略之下，我们如何能够从容地建设中国本位的文化呢?”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工作自然都是中国本位的，但最迫切的事情是“中国本位的领土保全”。也就是说，一切建设都应该以反帝图存为标准。(50)
面对这样的批评，中国本位文化论者在回应时明确表示认可：“中国今日文化上的切要问题”，“是在我们把我自己的民族如何先从帝国主义的束缚之下复兴起来。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即惟努力于此而已!”(51) 当时，在共产党看来，国民党已变成帝国主义的代言人，而国民党的文化机关仍然高唱反对帝国主义，充分表明帝国主义在各种政治势力的言说中都唯恐避之不及，成为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共同感知，哪怕是对立的双方。比如，由各色人等发表的《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也明确表示：“我们不愿做帝国主义的奴隶，我们要从现在的次殖民地的政治局面挣扎出来，我们要完成民族解放的功业。”(52) 更有意思的是，敌对双方往往相互指责对方为帝国主义的代表，如国民党的文化人士对共产党的批评恰同左翼知识人对国民党的批评：“看吧，许多许多皈依苏联共产主义的人们，请问他们对自己国家有什么了解”，“很明白的，都是帝国主义的应声虫，也就都是帝国主义伴着经济侵略而来的文化侵略之成绩”(53)。
同时，封建主义也成为各方共弃的对象，并且大都将其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一位论者以近似马克思主义者的口吻说：“中国是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解放中国，提高中国文化，首先要反帝反封建”。原因在于，“思想文化，是社会的上层建筑”，中国社会因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支配而停滞。所以，要改造中国文化，必须摆脱这双重束缚。(54) 另一位论者的看法大致相同：“在帝国主义与封建残余互相携手的压迫下，使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停滞在历史演进的反常中”，所以，中国本位文化建设的途径与任务应当是：“1．反帝国主义的文化；2．反封建主义的文化；3．反一切不适合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的文化。”(55) 有人似乎还引用了列宁的话：“谁都不能否认，反帝反封建的需要，是目前任何一个落后国家及半殖民地的中心任务”，而“读过苏维埃俄罗斯革命史的人，谁都知道苏联是彻头彻尾地在反帝反封建中生长出来的”(56)。落后国家应该向苏俄学习、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正是共产党人的信条。执政的国民党中也有人要如此做，这一方面说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是一种确然的存在，另一方面提示了要考察当时的国内政争还需发现在此之外的缘由。
四、结语
以上大多是出现在国民党直接控制甚至是专门针对中共的主流刊物上的言论。其中，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唯物、辩证法、必然法则、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苏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非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大众等这些共产党人常用的主要话语，竟也成为普遍使用的概念。“名词是思想的工具”，这说明到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观念和主张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占据着一些国民党人的头脑，也说明马克思学说在“社会科学”的名义下已经成为当时“一般的知识、思想”，甚至有的人用而不觉。比如，一位论者批评那时的思想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一类五花八门的名称，都被生吞活剥的搬到中国”，“中国近五十年来之政治上的混乱，无一不是他们搬弄这些名词盲目抄袭而来的”。但他自己仍然信手拈来地用“帝国主义”“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一类概念分析中国问题。(57) 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学说在知识界的深入程度。
对此，马克思主义者是这样看的：“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就是资产阶级也不得不承认了”，“资产阶级用尽一切方法，想来破坏马克思主义，它既不能以整个思想的体系，来和马克思主义相对抗，于是就假冒马克思主义篡改马克思主义”(58)，“更有冒充‘马列主义’的叛徒们：他们的招牌最响亮，他们张口说马克思，闭口说列宁，其实他们想混在马列主义的阵营里，作更巧妙的欺骗”(59)，“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断得着新的发展，这大部分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辛苦努力，小部分也由于非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正视现实的结果，投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60)。不难发现，左翼知识人在愤怒之外，思想上的优越感跃然纸上。
不过，就国民党来说，显然另有深意，即试图通过自由讨论的方式，导人以“正轨”。比如，在CC派掌控下的《文化建设》专门开辟专栏公开讨论“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当时叶青谈到：“在今年一月内，我就接得《文化建设》月刊拟出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专号向我征文的信”，“在月刊的意思，以为既要建设文化，则‘我国所应建设者，果为资本主义文化乎，抑为社会主义文化乎?何去何从，大可讨论’”，之所以如此，大概是“不管你的文化建设是创造也好，模仿也好，在今天都必须要对于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决定一个态度”(61)。正视、诱导毕竟比掩耳盗铃要高明一些，况且马克思学说无处不在，禁而不止，陈立夫就曾批评军统派的武夫行为。在用心良苦的国民党人看来，讨论中即使大家都选择社会主义也无妨，因为国民党同样可以担纲社会主义的建设，所谓“计划政治”“计划经济”“文化统制”正是其所欲为而不能如愿者。
况且，孙中山还讲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之类的话。即是说，一些国民党人试图对社会主义作出自己的解释，以夺过话语权，造成国民党担当的印象。但是，时人大概并不会那么容易诱导，“虽分社会主义为五类，而近代具有相当势力而能支配一般青年思想者，首推科学社会主义。故社会主义，虽为各社会主义之共同名称，而事实上，学者中谈及社会主义，莫不以科学社会主义为代表”(62)。而在中国谁能代表科学社会主义，对于一般读书人，显然是不言而喻的。这样看来，国民党此举可能事与愿违。更值得注意者，在以上所述关于马克思学说的运用中，一些论断还与后来中共的观点极其相似，如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不发展、利用社会主义的精神发展民族资本、发展资本主义的同时又做好发展社会主义的准备、走非资本主义道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结合、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大众的文化等。无论是谁，把马克思学说运用于中国实际，都能得出一些相同的看法，由此可反观中国的真正问题之所在。
无论如何，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马克思学说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种被普遍采用，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接受马克思学说的，既可能是左翼学者，也可能是“反动人物”。当时，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却仍然赞成社会主义；或者公然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却不认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张口闭口马克思，却极力反对共产党。这正是国民党主流舆论界的一种奇特景观。其中，思想取径和政治倾向显然是分裂的。知识、思想、信仰与情感、政治立场、利益考量，对那时的许多人来说，可能是矛盾的统一体。信的未必爱，爱的也未必信。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复杂，像早前那种贴标签式的研究，可能并不符合历史真实。
此种悖论和景观有益于谁是不言自明的。比如，运用马克思学说长篇大论后，即使最终加上几句对共产党的谩骂，显然也无济于事。特别对于青年人，如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再面对为马克思主义而奋斗的共产党，大概无论如何是憎恨不起来的。这种情况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国民党的理论是何等的贫乏，而共产党的理论又是处于怎样的优势地位。不无讽刺的是，国民党内被视为理论家的戴季陶、叶青、陶希圣三人，都或多或少地受过马克思学说的洗礼。如此情势，在具有以思想主政传统的中国，谁胜谁负大概早已成定局。
注释：
①顾颉刚：《旅行后的悲哀》，《独立评论》第111号，1934年7月。
②关于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马克思学说之盛行，可参见张太原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7期)，该文主要探讨了“一般知识界”马克思学说之流行与左翼文化运动的关系。然而，当时马克思学说之深入程度，仍有许多更为典型的体现。
③张磬：《在文化运动战线上答陈序经博士》，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840期，1934年2月2日。
④张磐：《为中国文化问题再进一解》，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836期，1934年1月29日。
⑤李大钊：《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
⑥王峰：《评陈序经先生的中国文化之出路》，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838期，1934年1月30日。
⑦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龙文书店，1935年，第203、204页。
⑧《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创立缘起与各项章则》，《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文化(2)，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767页。
⑨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文化建设》第1卷第4期，1935年1月10日。
⑩《“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讨论》，《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
(11)冯河清：《从认识论的见地考察中国本位文化建设问题》，《福建文化半月刊》第2卷第2期，1935年10月。
(12)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下编，龙文书店，1935年，第53页。
(13)漆琪生：《中国本位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实质》，《文化建设》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14)陈序经：《关于中国文化之出路答张磐先生》，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836期，1934年1月29日。
(15)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第212、214页。
(16)常燕生：《现实生活与理想生活——二十年来中国思想运动的总检讨与我们最后的觉悟》，《国论》第1卷第1期，1935年7月20日。
(17)罗敦伟：《中山文化与本位文化》，《文化建设》第1卷第10期，1935年7月。
(18)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文化建设》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
(19)陈高佣：《中国文化问题研究》，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02—303、320页。
(20)有论者还明确指出，其中各派都是“先天式的唯物史观”。参见罗敦伟：《中山文化与本位文化》，《文化建设》第1卷第10期，1935年7月。
(21)“叶青之文”，《“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讨论》，《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
(22)该刊创刊词批评“共产党人违背了时代的要求和客观的条件，要硬实行无产阶级革命，所以始终在错误路线上”。参见《〈人民评论旬刊〉创刊旨趣》，《人民评论》第31号，1933年4月。
(23)赵济孙：《中国文化运动之史的评述》(上)，《人民评论》第31号，1934年2月1日。
(24)赵济孙：《中国文化运动之史的评述》(中)，《人民评论》第32号，1934年2月10日。
(25)赵济孙：《中国文化运动之史的评述》(下)，《人民评论》第33号，1934年2月20日。
(26)赵济孙：《中国文化运动之史的评述》(上)，《人民评论》第31号，1934年2月1日。
(27)赵济孙：《中国文化运动之史的评述》(下)，《人民评论》第33号，1934年2月20日。
(28)漆琪生：《中国本位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与实质》，《文化建设》第1卷第5期，1935年2月。
(29)李立中：《中国本位文化建设批判总清算》，《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
(30)释太虚：《怎样建设现代中国的文化》，《文化建设》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
(31)熊梦飞：《谈“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闲天》，《文化建设》第1卷第9期，1935年6月。
(32)《“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讨论》，《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
(33)张季同：《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国闻周报》第12卷第10期，1935年3月。
(34)张季同：《西化与创造答沈昌晔先生》，《国闻周报》第12卷20期，1935年4月。
(35)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第210页。
(36)《“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讨论》，《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
(37)“叶青之文”，《“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讨论》，《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
(38)陈柏心：《中国本位文化建设运动的展望》，《半月评论》第1卷第3期，1935年3月1日。
(39)絮如：《中国本位文化建设宣言的回应及其批判》，《人民评论》第75号，1935年4月20日。
(40)“朱通九之文”，《“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讨论》，《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
(41)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第215页。
(42)《〈人民评论旬刊〉创刊旨趣》，《人民评论》第31号，1933年4月。
(43)赵济孙：《中国文化运动之史的评述》(下)，《人民评论》第33号，1934年2月20日。
(44)王峰：《评陈序经先生的中国文化之出路》，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第838期，1934年1月30日。
(45)叶法无：《十一宣言与中国文化建设问题批判》，《中国社会》第1卷第4期，1935年6月。
(46)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第206页。
(47)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第216页。
(48)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上编，龙文书店，1935年，第71页。
(49)冯智学：《十大教授的总答复》，《大美晚报》1935年5月13日。
(50)马望：《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新生》周刊第2卷第3期，1935年。
(51)陈高佣：《怎样了解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第1卷第8期，1935年5月。
(52)文学社等：《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读书生活》第3卷第1期，1935年11月。
(53)罗敦伟：《中山文化与本位文化》，《文化建设》第1卷第10期，1935年7月。
(54)鲁人：《论中国本位的文化》，《大美晚报》1935年2月18日。
(55)颜行：《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基要观》，《南京正中半月刊》第1卷第7期，1935年3月。
(56)马芳若编：《中国文化建设讨论集》中编，第205页。
(57)陈石泉：《中国文化建设的动向》，天津《大公报》1935年3月13日—21日。
(58)《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社会科学战线》1930年第1期。
(59)殷澄：《目前的文化的一般任务》，《北平文化》第2号，1933年6月1日。
(60)《中国社会科学者联盟纲领草案》，《文报》第11期，1935年10月。
(61)“叶青之文”，《“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讨论》，《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
(62)“朱通九之文”，《“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讨论》，《文化建设》第1卷第7期，193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