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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解读地图：从《黑龙江流域图》和康熙《皇舆全览图》看18世纪初期清人对黑龙江流域的认识
黑龙江，满语作萨哈连乌拉（sahaliyan ula），是东北地区最大的河流。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多民族先民生息繁衍的地方。元朝正式将其纳入版图，分属岭北和辽阳两个行省管辖。明朝在此设立奴尔干都司。17世纪初，满洲崛起，经清太祖努尔哈赤和清太宗皇太极两代经营，明朝奴尔干都司所辖之黑龙江两岸、兴安岭内外、乌苏里江以东至海渐次纳入清朝的版图。“自东北海滨，迄西北海滨，其间使犬，使鹿之邦，及产黑狐，黑貂之地，不事耕种，渔猎为生之俗，厄鲁特部落，以至斡难河源，远迩诸国，在在臣服。”[1]
历史上，黑龙江流域由于僻处东北边陲，与内地接触较少，加上自然环境恶劣，经济、文化发展严重滞后。虽属清朝肇兴之地，但入关前清廷一直处于四处征战状态下，17世纪中叶入关以后，劲旅又大部南移，将主要精力转至关内，东北地区政治、军事力量空虚，开发问题更是无暇顾及。而与此同时，沙俄势力趁清廷无暇北顾，大举东进，至康熙初年，俄国在黑龙江一带的经营，已渐趋稳固，并以雅克萨为中心，开始移民垦殖，逐渐向东部濒海地区拓展。这种局面引起清廷的警惕，对黑龙江流域的管理开始有所加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析宁古塔等处将军辖地，于黑龙江东岸旧瑷珲城置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段边界，双方在此处的冲突告一段落。这种稳定关系一直维持到咸丰八年（1858年），中俄《瑷珲条约》签订以后，格局始发生变化。自清肇始至《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黑龙江流域于清廷的关系，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被征服——游离——因俄入侵而高度受重视的变化过程。而自《尼布楚条约》签订到咸丰八年，在一个半多世纪里，有关黑龙江流域的情况，在各种史籍中均找不到翔实的记载，从只言片语中难以窥其全貌。所幸，清人给我们留下了一批宝贵的地图资源，尽管数量有限，仍可在一定程度上直观、形象地反映这一区域的发展状况，弥补史料记载之不足。仅就本文所要探讨的18世纪初期这一时段而言，有两幅地图格外值得一提，一幅是《黑龙江流域图》，一幅是康熙《皇舆全览图》，均为这一时期所绘，所反映之真实性不言而喻。本文主要从考察、分析这两幅图入手，一方面力求将18世纪初期黑龙江流域的面貌尽量还原出来；一方面试图从中透视清人对这个新设政区的认识状况。《黑龙江流域图》[2]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全图以清代黑龙江将军管辖范围为描绘中心，除图左上角用汉字标注“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字样外，其余所有地理要素，均用满文标注。就测绘内容而言，偏重自然景观，以黑龙江流域的山脉、水系为主，人文景观较少。画法采用中国传统的彩绘，但没有计里画方；在图的正北、正南、正东、正西方位，分别用满文标注北（amargi）、南（julergi）、东（dergi）、西（wargi）字样，并且采取了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位原则。河道以闭合的双线描绘，山脉用大片的林木来表示，城镇用符号标示。从图的绘制时间看，虽然图上标有“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字样，但并不能因此充分确定其为该图的绘制时间，一个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恐怕就是因全图皆为满文标识，唯有此处为汉字，不相协调。根据图上显示的信息，尤其是图上标示出了齐齐哈尔城（该城为康熙三十一年建成），至少可以肯定该图绘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以后，笔者推测本图的测绘时间大概是在康熙三十一年至四十八年之间。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清廷开始绘制《皇舆全览图》，而据传教士的记载，这之前“在鞑靼地区，满洲人花了很大的力量精确地测量过”[3]，测量的成果很可能就是《黑龙江流域图》。
根据图上的标示，该图摹绘的范围为：南面绘至松花江（sunggari ula），与吉林接界；北面图上绘有大面积的山峰，层峦叠嶂，与俄罗斯交界；东面则以贯穿南北连绵的山脉与吉林相邻；西面则以格尔必齐河（gerbici bira）、额尔古纳河（erguna bira）、呼伦池（hūlon）与俄罗斯及蒙古毗邻。[4]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设立黑龙江将军后，其管辖范围据乾隆十三年《盛京通志》记载为：“东至额尔白克河二千二百里宁古塔界，西至喀尔喀九百余里撤陈汗界，南至松花江五百里宁古塔界，北至外兴安岭三千三百余里鄂罗斯界，西南至盛京一千八百余里，又西南至京师三千三百余里”。[5]不难发现，《黑龙江流域图》所描绘的范围与黑龙江将军所管辖的范围基本契合，这应该是把黑龙江将军辖区完整地表述出来的第一幅地图。
从图描述的内容来看，山脉、水系等自然景观绘制极为详尽，尤其是水系。以黑龙江主干流为核心，以松花江及黑龙江最大支流精奇里江为辅，各水系及其支流标注层次清晰，名称、源头一目了然。例如，黑龙江自敖嫩河发源后，向东北流经尼布楚城，沿途吸纳格尔必齐河（gerbici bira）、卓罗克齐河（jolokci bira）两条支流，进入黑龙江将军辖区，与额尔古纳河汇合。折而向东流，纳北来支流安巴格尔必齐河（amba gerbici bira）、额哩河（or bira）、鄂尔多库勒河（oldokon bira）、乌尔苏河（ursu bira）；南来支流漠河（mo bira），经雅克萨城（yaksa hoton），转而向东南流，沿途汇聚两岸多条支流。在呼玛尔城（hūmar hoton）折而向南，在纳入东来支流精奇里江（jingkiri ula）后，标示河道的双线距离明显加宽；继续向南、东南流，途经黑龙江城（sahaliyan ula），折而向东，又融汇众多支流，如东来之博屯河（boton bira）、纽勒们河（nioman bira）、哈喇河（hara bira）、珠春河（jucun bira）、苏噜河（sur bira）等支流；南来之逊河（sun bira）、哈勒费延河（harfin bira）、乌音（伊）河（uin bira）、佳哩（嘉荫）河（giyari bira）、福河（fu bira）、寨河（jai bira）等支流，与松花江交汇入吉林境内，河道更为宽阔。
图中对松花江水系，主要是松花江上游最大支流——嫩江（non ula）与松花江交汇后，东流与黑龙江汇合这一段水道情况的描绘也极为完整，尤其是对嫩江及松花江下游支流屯河（ton bira）的描绘，尤为详细。屯河在东北众多河流中，地位并不突出，但此图对其描绘的细致程度，令人惊叹。屯河发源于屯鄂模（omo tun，鄂模，满语“湖”、“池”之意），向东南流入松花江，图上标示的沿途支流有10条之多，如东来的乌模鲁河（umolu bira）、喀穆齐河（kamci bira）、和河（ho bira）、穆逊河（musun bira）、图噜河（turu bira）、阿西克坦河（asiktan bira）等，详细程度远远超过今天的黑龙江分省地图。
至于图中所标示山峰，在描绘的细致程度上虽不及水系，但亦较为全面，计绘有山（alin）21座，峰（hada）7座。[6]
《黑龙江流域图》尽管没有采用经纬度测量方法，但所绘示的水系、山脉在方位、走向、河流发源地等方面与今天地图对照，基本吻合，基本上把当时黑龙江流域的自然地理状况形象、直观地描绘出来。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在中西测绘人员的合作下，采用西方耶稣会士传入的近代制图学新方法，清廷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地测量，历时十年绘成康熙《皇舆全览图》。[7]它不仅在中国，在当时世界上也是非常先进的，“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8]东北地区的测量工作始于当年，对黑龙江流域测绘的结果是完成了三幅地图，即《黑龙江源图》、《黑龙江口图》和《黑龙江中图》，其中与黑龙江将军管辖区域相对应的是《黑龙江中图》，根据图上所示经纬度，其描绘的大致范围在0度至东经18度，北纬46度至55度之间（约为今天东经117度至135度，北纬46度至55度之间），与《黑龙江流域图》标示的范围相当。从内容上看，水系、山峰等自然景观，在源头、名称、走向、方位等的标示上，与《黑龙江流域图》基本吻合，如黑龙江自发源地向东北流经雅克萨城这一段，依次吸入北来支流昂巴哥里必其河、卓罗克其河、哥里必其河、俄勒河、敖尔多昆河、乌里苏河，与《黑龙江流域图》对照，除昂巴哥里必其河和哥里必其河两条河流名称标示相反以外，其他都是一致的。图中绘示山41座，峰12座。《皇舆全览图》采用了经纬度三角测量方法，因此比例较之《黑龙江流域图》严谨，符号也较为简化、抽象。
从两图对比中我们可以发现，虽然《黑龙江流域图》的制作目的、过程等在史料中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它是绘制康熙《皇舆全览图》黑龙江部分的重要参照物这一点，应该是勿庸置疑的。两图基本上将黑龙江地区河流纵横、山脉连绵的自然景观呈现出来，并且奠定了以后绘制黑龙江流域地图的基础。18世纪中叶绘制的着名的乾隆《内府舆图》中有关黑龙江流域自然地理的介绍，就明显参考了两图的内容。乾隆《内府舆图》是在清朝疆域版图基本确定的情况下绘制的，采用了近代西方测绘方法，描绘的总体范围远远超过康熙《皇舆全览图》，但东北地区基本参考于后者，只是自然、人文内容更为丰富。就比例的合理性、描绘的内容及细致程度而言，《内府舆图》当然远超过《黑龙江流域图》，但某些方面不如后者形象，如水系的标示符号，《黑龙江流域图》中，河流主流和支流都是用双线勾画，但主流双线相距较远，河道显宽，以区别于支流；《内府舆图》中主流与支流同样采用写景式的双线勾勒法，但线形一样，没有主次之分。另外，黑龙江在经呼玛尔城南流时，形成一个迴环，称为“乌鲁苏穆丹”（ulusu mudan，穆丹，满语弯曲之意），在《黑龙江流域图》和康熙《皇舆全览图》中，迴环是自东向西形成的，而在乾隆《内府舆图》中，迴环的形状则正好相反。以后所绘其他各图，均与《黑龙江流域图》同，《内府舆图》当属绘制上的失误无疑。
至于稍晚一些，成书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的《大清一统志》中所附之《黑龙江图》，则无论在测绘范围、内容及绘制手法上，都远逊于《黑龙江流域图》。
总之，通过对两幅地图所绘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8世纪初，清人对黑龙江流域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自然地理方面的知识已经相当丰富。当然，这与该地区当时在政治、军事上拥有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黑龙江流域之所以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最关键的因素就在于它当时是中国与俄国两大势力进行抗衡的前沿阵地。17世纪中叶以来沙俄势力的迅猛东进，引起清廷的高度警惕，加强了对该地区的关注。中俄《尼布楚条约》最关键的内容就是它划定了两国东段边界，同时对中国传统的疆域观念造成了强烈冲击，它使得清朝在处理同周边国家、政权的关系上，除恪守传统的朝贡体系外，又加入了条约关系。“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的思想虽然依然是清朝处理边疆问题的主要指导思想，但与以往各朝相比，还是有了一些变化，在当时绘制的地图中我们也能够明显地感受到这一点。
首先，地图上明确了清廷在东北地区的疆域范围。笔者认为，康熙帝下令绘制《皇舆全览图》的最主要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更准确、更清楚地洞悉帝国版图，整个的绘图过程是在服从康熙帝的这种政治目的前提下进行的，如动员相当大的力量对一些边疆地区，象黑龙江流域、西藏及中朝接界地区进行测量，并将地图的测绘范围牢牢锁定在清廷政治、军事有效管辖范围内，如西北地区的实地测量仅到哈密一带，哈密以西当时由准噶尔控制的区域，及北部、东北部边界以外的俄罗斯地区，在图上都没有做详细的标示，而是以大量空白的形式出现；从地图最后被命名为“皇舆全览图”也可以看出康熙帝把整个帝国置于其视野之内的愿望。从文中讨论的两幅地图中，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清朝东北疆域的走向，西起黑龙江源，东至海，包括库页岛在内，北抵外兴安岭、贝加尔湖。
其次，清朝统治者近代意义上的边界概念逐渐明确。在中国古代文献中不乏有关疆域、疆界的表述，但两者的概念往往一样，皆指某一地域而言，没有明确划定边缘，体现两个政权之间分界（divsion）的意义。随着中俄边界条约的签订，清朝统治者对“边界”开始有了感性认识。体现在地图上，就是在两国确定的边界交界点上绘出了界碑符号。根据《尼布楚条约》的规定，中俄之间的界河为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界山为外兴安岭，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的区域为待定区域；条约同时说明：“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而置于两国边界，以作永久界碑。”[9]界碑立于何处，立有几块等问题，一直为后世所争论。
《黑龙江流域图》和康熙《皇舆全览图》上均标注出有一块界碑，《黑龙江流域图》上界碑采用“写景式”绘法，碑文为满文书写，清晰可见，内容为“俄罗斯共立分界石碑”（oros emgi he?en be fakslame ilibuha wehe bei），这是标有中俄界碑的第一幅中国地图。碑上所刻文字内容与条约中所言“此约将以华、俄、拉丁诸文刊之于石”显然不符，而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工部为制作界碑一事给黑龙江将军咨文中也提到，碑上除勒以满文、俄文、拉丁文外，亦应再勒以蒙文、汉文。[10]因此，该图所绘界碑碑文并非真实的碑文，只可看作是绘图者对石碑的说明文字。《皇舆全览图》上所绘界碑采用“示意式”符号，未刻有任何文字符号。两图有出入的是，《黑龙江流域图》上界碑位置是在黑龙江和支流格尔必齐河交汇处（黑龙江北岸、格尔必齐河东岸）；《皇舆全览图》上则是在黑龙江和安巴格尔必齐河交汇处。在两幅地图上都标有两条格尔必齐河，一是格尔必齐河，一是安巴格尔必齐河（安巴，或昂巴，amba，满语“大”之意）一条在额尔古纳河上游，一条在额尔古纳河下游。《尼布楚条约》在规定界河格尔必齐河时，指出是“以流入黑龙江之绰尔纳河，即鞑靼语所称乌伦穆河附近之格尔必齐河为两国之界”，有这样的限定语，说明当时的确存在两条格尔必齐河。两图上尽管界河名称不同，但界碑位置一致，都在额尔古纳河口上游，两条格尔必齐河的名称显然是对调了，额尔古纳河口上游的格尔必齐河改名为“安巴格尔必齐河”，下游的则名为格尔必齐河。自《皇舆全览图》起，以后各图，如乾隆《内府舆图》等，都沿袭了这种绘法。至于两条河流为何名称对调？因为不关碍界碑位置，故这里不再作辨析。
乾隆《内府舆图》除绘有上述这块界碑外，在黑龙江与额尔古纳河交汇处另绘有一块界碑，即地图上出现了两块界碑，以后的一些地图，基本上都照搬了《内府舆图》的画法。至于《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边界线上究竟立了几块界碑，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有两块说、四块说、六块说等。前文所提工部在给黑龙江将军的咨文中，确实拟立两块界碑，为何在绘制康熙《皇舆全览图》之时，还只立有一块石碑？其原因尚需爬梳史料，给予澄清。无论如何，我们有把握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康熙朝，中俄之间的界碑只有一块。因为《皇舆全览图》为实测后绘制而成，没有存在两块界碑而不绘出之理。由于沙俄势力在黑龙江流域的大肆侵扰，使得清廷对该地区的重要性有了新的估价，从而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譬如划立行政区域，设置行政长官，设置驿站，派人勘测地形，绘制地图等。那么，从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20年代（《皇舆全览图》完成于1719年）的七、八十年的时间里，这一地区究竟有怎样的发展、变化呢？诚然，从宏观视角来看，就整个清朝一朝而言，东北地区的开发，相对于内地来说都是极其缓慢的；但从该地区纵向的历史发展脉络而言，还是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这是地图帮助我们寻找到的答案。
打开《黑龙江流域图》，虽然自然景观的描绘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但人文景观亦有所表达，主要体现在对集中在黑龙江流域和嫩江流域“城”（hoton）的标注上。自黑龙江上游往下，依次标有：黑龙江与额穆尔河（emur bira）交汇处的雅克萨城（yaksa hoton）、与呼玛尔河（hūmar bira）交汇处的呼玛尔城（hūmar hoton）、与坤河（kon bira）汇合处的黑龙江城（sahaliyan ulai hoton）、及主干流东岸的旧瑷珲城（julgei aihūn hoton）；嫩江流域标注的城自北向南，有嫩江与东岸支流墨尔根河（mergen bira）交汇处的墨尔根城（mergen hoton）、与纳穆尔河（nemer bira）融汇处的纳延城（nayan hoton）及位于主干流东岸的齐齐哈尔城（cicihar hoton）。这7座城池是图上唯一能反映人文活动情况的符号。
康熙《皇舆全览图》上，除标有雅克萨、黑龙江城、瑷珲、墨尔根、齐齐哈尔等在《黑龙江流域图》中已标示出的城池外，又增加了几座新城，如黑龙江流经黑龙江城后，折而向东拐弯处，有查哈酥城（济噶苏）、德尔得尼城（德勒德尼）、车赫得城（彻赫特）3座城池；嫩江流经齐齐哈尔城后，其西岸支流绰尔河上有戳尔城；嫩江与松花江交汇后，东流途中有阿尔楚库城（阿勒楚喀）和宛里城。但《黑龙江流域图》上的纳延城和呼玛尔城在康熙图上并没有标出。
除绘有城镇外，康熙《皇舆全览图》在齐齐哈尔城附近及松花江下游标出了众多的噶栅（噶栅，满语ga?an，乡村、村屯之意），尤其是松花江在与嫩江汇合后，东流过程中，两岸噶栅密集，数量达到50余个。噶栅本是黑龙江下游及乌苏里江以东民族固有的社会单位和聚落形态，图上大量噶栅的绘出，既是对黑龙江地区社会生活组织形态的反映，也表明了该地区的人口分布格局，即主要聚居在南部地区。
此外，《皇舆全览图》对当时黑龙江地区的驿路交通情况也有所反映。驿站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交通设施，清代的邮驿系统在前代基础上更趋完善。黑龙江地区驿站系统的最初发展，主要出于对俄战争的军事需要，始建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驿路以齐齐哈尔为中心分为两段，即齐齐哈尔至黑龙江城段和齐齐哈尔至茂兴段。图上共标注驿站18个，与《龙沙纪略》、《黑龙江外纪》等文献记载大体一致。
总之，康熙《皇舆全览图》基本上反映了17世纪至18世纪初期黑龙江将军辖区的发展状况。这一时期，形成了黑龙江城、齐齐哈尔城等几个重要的城镇，但城镇布局极为松散，呈零星分布状态，主要建立在河流主干道及驿路沿线，尚未形成城市带。从黑龙江地区本身来看，北部地区的发展明显滞后于南部；就整个东北地区而言，黑龙江地区的发展又明显落后于吉林和辽宁。除了上文所提噶栅主要分布在与吉林交界带上外，单是地图上城镇的标示符号亦能说明这一点，盛京、吉林乌拉等城皆用方框符号，而作为黑龙江将军驻地的齐齐哈尔城用的则是小圆圈符号，等同于一般城镇级别。其城镇在功能方面也是以军事职能为主，几个大城，旧瑷珲城、黑龙江城、墨尔根城、齐齐哈尔城都先后是黑龙江将军的治所。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于旧瑷珲城设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第二年徙将军治所于黑龙江城（瑷珲）。二十四年（1685年）徙驻墨尔根城，三十八年（1699年）又徙于齐齐哈尔城。将军治所的一再南移，表明随着中俄战事的日渐平息，清廷对黑龙江地区的重视程度已有所减弱。与同一时期，俄国大力实行移民实边的举措相比，清廷的边疆开发意识不能不说是薄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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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卷9。
[2] 台湾故宫博物院的卢雪燕女士曾撰有《<黑龙江流域图>考介》一文，载于台湾《故宫文物月刊》，第19卷第9期，是第一篇较为全面地介绍《黑龙江流域图》的论文。
[3] 【法】J. B. 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纪事》，载《历史地理》，第2辑。
[4] 图上没有标注北面和东面的山脉名称，对照其他地图，北面应为外兴安岭，东面自北向南依次为斗色山和杨山。
[5] 《钦定盛京通志》卷6，乾隆十三年刊本。
[6] 此处采用的是卢雪燕文中的统计数字。
[7] 康熙《皇舆全览图》绘成后，有多种版本传世，本文采用的是福克司影印本，为德国人福克司1943年在辅仁大学影印出版，原有木刻图幅32张，福氏影印时又增印了四帧河源图，实际图幅数为36张。现藏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室。[8] 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载《地学杂志》，第18卷第3期，1930年。
[9]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三联书店，1982年。
[10] 《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1编，125页，中华书局，198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