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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康熙对乌兰布通之战的检讨与多伦会盟
康熙在完成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同国内外各种政冶军事力量进行了长期的艰苦斗争。其间自康熙二十九年至三十六年，他三次亲征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是同沙皇俄国支持的民族分裂势力的一次极其严重的斗争，所关系于漠北、漠南和漠西蒙古，以及青藏地区者甚钜。不仅如此，噶尔丹“心志本侈”，甚至扬言“欲举兵内入”，“以图大事”。1口出大言的噶尔丹，并非虚声作态，此人乃身经百战之枭雄，且足智多谋，康熙视之为劲敌，说：“噶尔丹熟练戎行，攻拔西方回子千余城，收服四厄鲁特，杀其兄弟，全灭七旗喀尔喀，所向无敌”。2大敌当前，面对国家统一与分裂的严重形势，康熙“曾令三品以上诸臣集议。此时议当征讨者，举朝不过三、四人，其余虽口称小丑何足计议，而中情甚是惬怯。是以朕心深咎之。风寒雨雪，皆所不辞，习于战斗之劲寇，亦所不避，决计亲征”。3康熙亲率将士驰骋于数千里大漠草原，与噶尔丹周旋。十七世纪后期在中国北方广阔无垠的草原上，两军大规模激战，其势波澜壮阔，风云色变，在清军取得乌兰布通与昭莫多两次大捷之后，康熙终于歼此劲敌。而在两次大战之间，举行了多伦盟会，这次会盟既是为彻底击败噶尔丹作准备，同时，康熙在调解妥善处理喀尔喀左右两翼矛盾的基础上，对喀尔喀蒙古政治体制进行了全面的改革，这对于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稳定，意义重大。本文试就此进行评述，以期能展示作为杰出封建君主的康熙，其所进行的重大军事政治活动的某些风貌。
一康熙对乌兰布通之战的总结
康熙二十二年1683，康熙帝玄烨命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扩建黑龙江城瑗珲，同时清除俄国人在精奇里江流域构筑的据点，准备反击沙皇俄国对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侵扰。噶尔丹获悉后，同年派出一个七十人的庞大代表团，携带致沙皇的信件，到达伊尔库茨克，向俄方声称，噶尔丹“已经听到俄国与中国在黑龙江流域发生摩擦的消息，特地派他们到莫斯科来”。4正当黑龙江形势日趋紧张之际，噶尔丹加紧了早已与俄国勾结的步伐，目的是利用俄国军事力量以牵制清政府，实现其称雄西北的政治目的。噶尔丹认为，只有“和俄国结盟才可能征服蒙古”，为此，他准备作出某些牺牲，“北通好于俄罗斯”， 5而俄国当局也把噶尔丹视为“天然的同盟者”。由于相互勾结的政治需要，在彼此经过十几年的使团、信使往返之后，噶尔丹与俄国的勾结终于基本完成了，因而有恃无恐，于是积极实现其蓄谋已久的鲸吞喀尔喀蒙古的计划。
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借口哲卜尊丹巴与土谢图汗在调解喀尔喀两翼纷争的枯冷白尔齐尔会盟时，不尊礼达赖喇嘛的代表西勒图，以护法者自居，制造事端，于六月初，率精兵三万，越杭爱山，分路向土谢图汗、车臣汗进攻。时土谢图汗的主力正在围攻色楞格斯克的抗
俄前线，噶尔丹从背后猛砍一刀，铁骑狂飚，席卷漠北，残破喀尔喀蒙占。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率残部先后南奔，请求清政府保护和支援。康熙立即命令沿内蒙古边界布防戒严。康熙二十九年六月，噶尔丹以追击土谢图汗和哲卜尊丹巴为名，深入乌珠穆秦，击败清政府理藩院尚书阿喇尼，气势汹汹，进至距北京七百里的乌兰布通。康熙命其兄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 副之，率主力出古北口；命其弟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准备一举歼灭噶尔丹。并诏各部：“噶尔丹追喀尔喀，已进汛界，朕将亲往视师。”6康熙继福全之后出古北口，七月十六日，至鞍匠营，“御体违和”，已感不适，仍抱病力疾前进。二十日至波罗河屯今河北隆化，病情加重，高烧不退，夜不成寐，扈从诸臣惶惧，环跪于行幄恳请回銮调摄，康熙不允，诸臣长跪不起。康熙垂涕而语众人曰，“朕来此地，欲期剿灭噶尔丹，以清沙漠。今以朕躬抱疾，实难支撑，不获亲灭此贼，甚为可恨!”7叹息唏嘘，泪流满面。他在波罗河屯坚持了三天，病情不见好转，二十四日下令回銮，至鹰庄停留，仍望康复后回师，至二十七日病势日重，始徐徐还京．此时，前线形势紧迫，三天后即八月初一，福全指挥清军在鸟兰布通大败噶尔丹。然而，福全却贯彻康熙歼灭噶尔丹的作战意图十分不力，非但没有组织兵力乘胜追击，且中噶尔丹诈降之计，令各路军兵止而勿击，致使噶尔丹得以脱逸．返回科布多，积蓄力量，日后卷土重来。
乌兰布通战后，康熙立即着手抓两件大事：一是细心检讨此次战役的得失；一是举行多伦会盟。
康熙首先追究此次战役指挥失误之罪。十月二十七日，噶尔丹已远去，康熙命福全撤军回京。十一月二十二日，福全回至京师，“止朝阳门外听勘”，不许进城。先行返京的皇长子允 亦同时取口供。多罗信郡王鄂扎等奏福全及诸大臣贻误军机云：
“皇上深虑噶尔丹奸狡，此役不行剿除，必贻后患，多派精兵，尽发火器，以裕亲王福全为大将军，王大臣为参赞，指授方略，务期尽灭根诛。乃福全调度乖方，既经战 胜，不能乘胜剿灭，收兵不呜笳，贼败不行追杀，反行文禁止苏尔达等进兵，以致穷寇逃遁，殊误军机”。8
福全最主要的罪责是奉行康熙一举歼灭噶尔丹的作战意图不力，临阵指挥失度。同时，来经奉旨即擅自撤回哈马尔岭驻扎。鄂扎等认为，福全应革去王爵、撤去三佐领。内大臣佟国维、索额图、明珠……等，俱应革职，其余将军亦不得叙功，或罚俸。
皇长子允 为福全之副手，年十八，在军中时，自恃皇子身份，骄横而不尊礼福全，以审讯时取口供事向康熙请示，意欲乘机攻讦福全加重其罪。康熙谕曰：“裕亲王系汝伯父。议政大臣取供时，汝若与裕亲王稍有异同，朕必置汝于法，断不姑容”。而福全也有所防
备，准备“录皇子允 军中过恶，于取口供时告白”。康熙事先制止二人相互攻诋，不轻信皇子捏控，为的是实事求是询明指挥失误使罪责有归。福全身为全军统帅，责无旁贷，闻知允 无异词，俯首良久，流涕曰：“我复何言，遂引为己罪”。9
康熙对此的处置，其用意甚明。在出师之前，曾颁谕旨严肃军纪，遍谕出征各部。福全是己长兄，近支宗室亲王，爵位崇高，如不明军纪，则难以服众。如此，日后与噶尔丹作战，或将有奉旨不力玩忽职守者，为惩效尤，故于法不稍贷。但在具体处置时，康熙又十分慎重，为使福全内心服罪，事前，他召集大学士，告诉诸人，太宗皇太极时，其叔兄二贝勒阿敏当时的四大贝勒之一，“以弃滦州、永平之故，曾取口供”，皇太极兄大贝勒代善被差往朝鲜， “以不遵谕旨而行之故，曾取口供”’。皇太极弟英王阿济格“因来京兵丁鼓躁之故，曾取英王口供”。10违反谕旨，贻误军机，审讯近支亲王乃祖宗成法，福全焉敢怨望。康熙命查阅《实录》及兵部档案，俾依例惩治亲王有所依据。但量罪之时，考虑到清军大胜，因之概从宽减，福全仍留王爵，撤去三佐领，他人免革职，或罢议政，或罚俸。阵亡都统舅舅佟国纲指挥左翼火器营英勇杀敌阵亡，将士俱叙头等军功。在战胜敌军之后，赏罚严明，不徇近亲，是康熙治军的的一大特点。
为了总结实战过程的得失，康熙于战后亲临乌兰布通战场考察。他说：“朕巡行塞北，至乌兰布通，观我军排列阵势，俱甚合节。但噶尔丹乃行阵积年之贼，于沙岗之下排列，所以我军火器俱高，末获尽剿”。11尽管噶尔丹军凭借沙岗掩护，清军火器未能充分发挥杀伤力，但击毁其“驼城”实有赖于红衣大炮。康熙“以前征噶尔丹时火铳便利”，对清军的装备建设，特别注意扩充火器营，“时朝鲜国王进鸟铳三千杆。”12
康熙根据战场将领的奏报，获知清军临敌奋勇攻杀，不乏感人事迹。如“裕亲王奏言，与贼战时，亲见一将，乘白鼻马，三入敌阵，众皆识为格斯泰也”。前锋参领格斯泰率部冲锋陷阵，“直入贼营，左右冲突”，多次入敌驼城力战，后陷河岸泥淖中，敌军蜂拥反击，殁于阵。13 特别是清军火炮指挥官都统佟国纲，身先士卒，马革裹尸，康熙甚为震悼，为之辍朝。其灵柩还，命皇子郊迎，又御制碑文，其中有云：“ 尔乃义存奋激，甘蹈危艰，人尽如斯，寇奚足殄!”14尽管清军奋勇攻杀，克敌制胜，但自己也遭受了重大损失，原因是临阵指挥不当，士兵平日缺少野战训练。康熙指出：“我军近与厄鲁特战，排列太密，为贼人乱枪所中，且进退不鸣笳，此皆不习战阵之故也”。因此，康熙谕大学士伊桑阿等，严格操练禁军，他说：“自古兵法，无不予加训练。前者八旗之兵，春秋校猎，即训练武备之意。但校猎恐疲兵丁之马，今即停止校猎，其令八旗兵丁，春秋二季集于旷阔之地，布阵鸣笳，教演步代”。15自此，清军认真加强训练，操演适于野战的阵式，康熙每年二次躬临检阅，指示督训。几年后清军的战斗素质较前大为提高，康熙深表满意，谕兵部曰：
“前厄鲁特噶尔丹之役指乌兰布通之战，官兵不能体朕意即行剿灭，致失机 会，罔奏肤功，朕心为不怿。故比年以来，简阅官兵，岁凡两举，朕躬临指示训诲。顷阅武时，见诸士卒行列整齐，队伍明晰，进退娴熟，严肃无哗，所有军令无不遵守。该管官员号令约束，既严且善，此皆官兵协志同心备加奋励所致，朕心深为嘉悦”。16-康熙倾注相当精力训练军队，尤为注意野战布阵及阵图的研究，既是汲取乌兰布通之战的教训，又是针对噶尔丹军善于狼奔豕突，风驰电掣而击的特点，以提高清军的野战能力。作为全军的最高统帅，康熙并不为一日击溃噶尔丹数万大军而欣慰，由于将帅未能将噶尔丹即行剿灭，“朕心为不怿”，故而对将帅奉旨不力，军队装备利钝，指挥失误诸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的检讨，强调“自古兵法，无不予加训练”。17他事必躬亲，一丝不苟，而不是纸上谈兵。康熙深信由于皇帝身为表率督训，必能激奋士气，．鼓舞斗志，正如他在《御制亲征朔漠纪略》中所说：
“乌兰布通战后…从此袜马厉兵，教营伍，练攻战，激励将士，申明赏罚，朕度官兵豢养有素，唯其所向，必不辱命，可深信也。”
深信官兵必能用命，是康熙日后康熙三十五年勇于远涉穷荒，深入不毛，踰大漠至克鲁伦河，寻敌而斗的重要原因。作为封建帝王能关注激励将±，尤其是深信士卒，应该说康熙已然知晓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将士能否效命，他的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责的。可见他丝毫不轻信“天威震怒，小丑授首”一类的套话和不着边际的浮辞烂调。
乌兰布通战后，康熙在军事上进行全面准备，为的是迎接新的战斗。事情果如所料，仅仅半年之后，康熙三十年二月，噶尔丹复率兵劫掠喀尔喀境，漠北烽烟又起。康熙说：“朕因是深知此人力强志大，必将窥伺中原，不至殒命不止”。18而此时喀尔喀蒙古扎萨克图汗与土谢图汗的纠纷尚未解决，正因为喀尔喀两翼不和，才给噶尔丹以可乘之机，以致残破。今噶尔丹又至，康熙认为应立即解决喀尔喀两翼纷争，方能集中力量对付噶尔丹，决定尽快举行会盟，为歼灭噶尔丹在政治上做好准备。
二 多伦会盟
康熙三十年二月，康熙帝发布谕令：“喀尔喀案件，宜速理断，拟于清明前后，青草萌发时，出临会阅”。19决定亲临塞外，主持会盟。
对此次会盟，康熙十分重视，命令理藩院会同内大臣详议有关事项，认真准备。会盟地选在上都河与额尔顿河之间的多伦诺尔。多伦诺尔是蒙语，意为“七水泊”或“七溪”《实录》称七溪，距北京约八百里。之所以选定多伦诺尔，康熙说，这里“清淑平旷，饶水草，而扎萨克之来朝者，道里适中”。20便于参加会盟的蒙古各部王公贵族能如期到达，不致有因道远延误者。喀尔喀左翼王公台吉土谢图汗部、车臣汗部，遵照清政府之令，先期会集于上都（今内蒙锡勒格盟正兰旗苏乃木城、土尔根伊扎尔河土力根河交界之地；右翼喀尔喀札萨克图汗部会集于上都、黑棚交界之地，以待康熙的到来。清政府遣大臣先期前往两翼集合之地做好准备。内蒙四十九旗王公贵族亦先期到达会盟之地。蒙古各部奉命驻于多伦诺尔百里之外，俟康熙到达后，再移营前来御营五十里外。所有会盟所需器物用品，则事先限期运往。
康熙三十年1691三月十二日，康熙率扈从诸臣及上三旗官兵起行，由占北口前往多伦诺尔，皇长子允 、皇三子允祉随驾。黎明，在太和殿前举行了隆重的出巡仪式。“出城时，大路两旁旌旗招展，鼓乐齐鸣”。21下五旗官兵则出独石口，会于多伦诺尔。对此次盟会，康熙已谋划多时，已定方针是：“土谢图汗等亲率所属十余万人来归，特往抚绥安辑”。22一切均安排妥当，成竹在胸，心情自然颇为舒坦。出古北口后，沿途围猎而行，有时“皇帝陛下不扶缰绳，怏马疾驰，穿过高地低坑，满弓发射，表现了骁勇动作及娴熟技巧”。23他使用单发枪的技术也十分娴熟，能在“跑动中射击”。而围猎老虎的场面最为精彩，显示了康熙的无畏气魄。一次，“老虎突然跃起，发出可怕的吼声，直向骑士们冲去”，一名狩猎者死于虎口，在此紧急关头，一群猎犬被放出，它们狂吠着紧随虎后，老虎为防备猎犬，不再追赶猎手。此时“皇帝射击三、四发，因距离太远，老虎仅受轻伤”。猎手们大声呐喊，用滚石乱枪轰赶藏身于荆棘中的老虎。“老虎突然惊起，以极大的速度向皇帝所在的地方冲去，但刚刚到达山脚下时，突然转到另一个方向，又逃到它以前藏过的树林中。皇帝跨过山谷紧跟老虎．以便能清楚地看到老虎，他开枪射击了两次，把老虎打死。所有的朝廷大人们都来看这只很大的老虎．并对皇帝表示欣佩”。24随行的耶稣会士法国人张诚，也以十分欣佩的口吻写道，由于这种野兽十分凶猛，皇帝不愿叫他的随从离虎过近。至于他自已，在这种场合则无所畏惧，因为他有五十名擅长使用短矛的徒步猎手保卫着”。25晚上的时间，好学的康熙常常手不释卷，张诚等给他讲解几何学及其他自然科学。康熙在去多伦诺尔途中，好像是一次出猎消遣，表明他对会盟的成功充满信心。
在政治上自有丘壑的康熙，自然不会以游猎为务。为了在会盟时，不致使喀尔喀右翼扎萨克图汗与左翼土谢图汗因彼此的夙怨而争执不休，于是康熙逐一实现其已定的调解方针，于未达到多伦诺尔之前，先遣内大臣索额图、一等侍卫吴达善前往传谕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令其将擅杀扎萨克图汗沙津和阿海，以及在喀尔喀妄为之事，“于朕未到之前，自行具奏请罪”。于是土谢图汗上书请罪并请求宽恕云：
“扎萨克图汗、得克得墨尔根阿海二人，与我喀尔喀乖异，往投噶尔丹，闻彼欲侵取我土地，因而兴兵，执此二人杀之。从此起衅，扰害生灵，实臣等之罪，为此自陈，伏乞皇上睿鉴恩宥”。26
土谢图汗自认擅杀扎萨克图汗，构衅起兵，给噶尔丹以机会，使生灵涂炭之罪，请求宽宥。康熙既定方针是“抚绥安辑”，但却不表明态度。
四月三十日，康熙抵达多伦诺尔，亲自选定御营营址。御营凡四进，黄幄在中心，最外一层为八旗前锋，下五旗护军及火器营，共计十六营的营帐相联，环卫御营，上三旗精锐则居其中驻扎。第二层为黄幔围绕的幔城。第三层为网城。随行大臣的帐幕在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第二、三层之间是侍候康熙人员住地。进入网城就是黄幄，共有两座，二者之间有通道连接，一座供康熙寝息之用，另一座为白天处理政务之所。两座黄幄富丽堂皇。御营气势宏伟，旌旗猎猎，环卫森严。行人进出有序，一派帝尊景象。环御营又远设二十四汛哨。警戒四面八方。康熙到达多伦诺尔之后，喀尔喀蒙古两翼，内蒙古四十九旗，按众星捧月的布局，移近御营五十里扎营。
五月初二日，是康熙予定召见喀尔喀两翼王公台吉之日。为了妥善解决彼此纷争，康熙于召见之前采取了两项收服人心的措施：其一，封受屈的一方扎萨克图汗之弟为亲王，谕曰： “扎萨克图汗在日，抒诚进贡，若其子巴朗额尔克阿海尚在，即应袭封，但今巳亡故，而现之子幼稚。扎萨克图汗之弟策妄扎卜，众皆称其贤，意欲封为亲王，明日以此意谕喀尔喀等”。27扎萨克图汗沙津及其长子阿海为土谢图汗所杀，幼子年稚不便袭封，封其弟为亲王，意在安抚扎萨克贵族部众，使所受怨痛得以平缓。其二，将土谢图汗请罪之疏，“发众喀尔喀议之”。28这一着十分高明，如此，受屈者能一吐胸中块磊，方能求得谅解与共同认识到和衷共济之重要。为此，在众议之前，康熙又先做好车臣汗的工作，使他认识到要扎萨克图汗部王公捐弃前嫌，使喀尔喀两翼重归于好，在议论时能善言开导，以大局为重。康熙谕车臣汗等曰：
“尔七旗喀尔喀，皆系兄弟，而不相睦，互吞人民，其势不为仇敌不止，朕灼知之，特遣大臣会阅，将所掠人民，皆令归还宣誓。土谢图汗违誓，又称讨厄鲁特而兴兵，执扎萨克图汗及得克得墨尔根阿海杀之，自此喀尔喀众志不协，国家破亡”。29
康熙首先指出，由于喀尔喀内部不和，方招致“国家破亡”，应汲取教训。土谢图汗违誓兴兵，杀扎萨克图汗，虽罪行严重，但他是喀尔喀的重要领袖，且抗俄态度坚决。康熙婉转说明，土谢图汗对清廷一直十分恭顺，“虽穷困已极，尚能忆朕旧恩来归”；今又自陈罪过，权衡其功罪及认罪态度，康熙示意车臣汗，“是以责其大过而原其情”。30车臣汗得此晓谕，自然领会圣意。经过对各方面深思熟虑的工作之后，才令喀尔喀众议土谢图汗请罪之疏．问题自然顺利解决。至此，康熙竟可宣布己意，宽宥土谢图汗，然而，否。他问；“尔众云何”喀尔喀汗、诺颜、大小台吉奉言；
“土谢图汗等，既知其非，而陈情请罪，已蒙圣鉴，则亦幸矣!如果治罪，非特皇上不忍，我众复何颜!至扎萨克图汗人民流散，轸恤其遗裔，欲令策旺扎卜袭封，诚非常之举也。我众其何说之辞，但不胜感戴，仰天祝颁不已”。31
喀尔喀贵族心悦诚服，多年宿怨，一朝冰释。康熙则表示俯从舆情，免治土谢图汗之罪而不是将己意强加于人，发布谕旨说：
“土谢图汗，自以妄举兴戎，陈情请罪，朕发众喀尔喀议之，皆言加彼之罪，则于 我众无光。朕是以宥免其罪，仍留土谢图汗、车臣汗之号”。32
康熙将自己宥免土谢图汗的意旨，通过多方疏导，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转化为喀尔喀众人的请求，俾能一致对付强敌噶尔丹。康熙处理纷繁复杂的部族纠纷的政治经验与作风，在封建时代，是其他人难于企及的。
问题已解决，翌日，举行盛大的会盟大典，对喀尔喀蒙占的政治体制宣布全面的改革。 会盟场所布置十分庄重。在御营外十步之遥搭起了康熙的黄色大帐蓬，坐北向南，御座设于铺着华丽毡毯的平台上。离御座十步远向南两侧，是紫红色的长帐蓬，这是为参加会盟的大臣、蒙古王公而设的。正对御座有一帐蓬，帐内桌上摆满了金器、瓷器等用具。整个场地成长方形。在皇帝御帐两侧的长桌上，摆满了丰盛的食物。卤簿分别排列在御帐之后直达御营内，其中有特意从北京带来的四只大象，装饰华丽，每侧二只，与御马一起站列。八旗禁军佩带武器肃立，军官甲胄鲜明立于排头，旗手高擎不同色采绣有金龙代表本旗的旗帜，旌旗招展。
五月二日，清晨，各级大臣身着朝服，内蒙古贝勒贝子公台吉等，俱列坐于左面帐内；喀尔喀列坐于右，分七行，共六百六十三人，加上环列而座的寨桑、护卫等，共千余人。哲卜尊丹巴、土谢图汗、已故扎萨克图汗弟策妄扎卜、车臣汗四人，坐于第一排。康熙着朝服出御营升坐，鼓乐齐鸣。喀尔喀王公贵族由理藩院官员和呜赞官引导，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康熙宣市宽免土谢图汗之罪，颁赐印鉴、册文。然后，宣布应允喀尔喀贵族“请照内蒙四十九旗一例编设”的请求，“将尔等与朕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其号亦与四十九旗同”。33“照四十九旗编为旗队，给地安插”。34分喀尔喀原来的七旗为三十四旗旗，35下设参领、佐领，从行政体制上与内蒙划一。康熙还宣布实行清朝的封爵制度，革除蒙古贵族自成成吉思汗以来实行的济农、诺颜等称号，分别封为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台吉等，在爵位上完成了“皆执臣礼”的等级序列。朝见典仪至此结束，“持续了约半小时”。36整个过程重实质性问题的处理因而十分紧凑。然后证赐宴，“总共不少于二百桌”。37“皇帝陛下亲手把酒送给大喇嘛哲卜尊兰巴，然后三位喀尔喀亲王，再次给二十位主要台吉”以示对他们的特殊恩宠，诸人叩谢皇恩。在宴会过程中，有各种杂技、木偶演出助兴，气氛欢快融洽，与会者尽欢而散，尤其是喀尔喀人更是如此，“喀尔喀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表演，他们非常惊异，绝大多数入都忘记了吃东西”。38
五月三日，康熙再次召见土谢图汗、哲卜尊丹巴、策妄扎卜、车臣汗等共三十五人于网城南门前赐宴。他说：“昨日虽已赐宴，朕欲复熟识尔等，故特召入”。命“各陈所欲言。尔等舒怀共语，以赐斯宴，勿因在朕前过于拘束也”。39康熙特意安排这次宴会，是想在亲切的气氛中，给众人畅所欲言的帆会，增进彼此感情。宴会“长达二三个多小时”，在此期间，“皇帝和喀尔喀亲王亲切交谈，特别和坐在皇帝旁边的大喇嘛亲切交谈”。40这种不拘于君臣之礼的“密切交谈”，自然能收揽人心，从而使喀尔喀的来归能诚心实意拥戴清政府，为此，康熙又给众人大量的赏赐。康熙优渥喀尔喀王公，果然效果斐然。土谢图汗、车臣汗等代表众人说：“圣主如此深仁，臣等恨归顺之晚耳!惟愿圣寿万年，俾臣等仰沐洪恩，长享太平之福。”41他们匍匐于“圣主深仁”的“洪恩”之下而感激莫名，山呼万岁。在群情激动的时刻，康熙不失时机地宣布了又一项重要谕旨：喀尔喀必须恪遵清朝法纪。他说： “念尔等素无法纪，故颁定例，令尔等遵行”。42早在会盟之前，当喀尔喀人南奔进入内蒙之际，清政府已派人“明其法度，昭其典章”，制止了喀尔喀“并无法度，不能约束，以强凌弱，自相劫夺”43的混乱局面。如今，皇帝莅临会盟，再一次严申：“自兹以后，尔等其仰副爱善之心，各守法度，力行恭顺。若违法妄行，则尔等生计既坏，且国法俱在，凡事必依所犯之法治罪”。44这样，在第二次宴会上，康熙实现了将清王朝法律实施于喀尔喀的意旨。 按照康熙批准的会盟日程，还需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展示清王朝强大的军事力量，从而使喀尔喀人在感谢“圣主深仁”，“皇恩浩荡”的同时，震慑于皇帝的权威和清军的军威。这是康熙恩威并施、刚柔相济所不可缺少的。当然，激励众人以必胜的信念去迎接下一步与噶尔丹的战斗也是大阅的重要目的。
五月初四日，八旗劲旅全副武装排列于指定地区，等待康熙大阅。康熙身着戎装，头戴镶有貂皮的头盔，佩带跨刀和弓箭，由皇长子允提、皇三子允祉陪同，在武装的内务府官员和侍卫的簇拥下，乘马检阅部队。据随行的耶稣会士张诚统计，受检阅的“部队包括四千名骑射手，约两干名龙骑兵，一营有七至八百人的步兵和炮手四至五百人。此外内务府官员和皇帝随从组成了一个七至八百人的马队，另外还有几支由北京都统指挥的全副武装的中队，全部总数共约九千至一万名骑兵和一千二百名步兵”。部队按八旗序列列队，“分列相离二十步远的两列，飘扬的军旗闪烁着金色及银色的龙，每行士兵都紧挨着，伸展长约十里。步兵营和炮兵营在行列的中间，骑兵在两翼。炮兵拥有七十门铜炮，其中八门最大的铜炮镀有金色并饰以凸起的花纹，由红漆马车拉着，其余的放在小轮车上拉着。步兵里有五、六门臼炮”。44康熙乘马由行列之间通过检阅部队，然后登上一座小山包，这里安设有御帐，四周卫士林立．喀尔喀王公奉命站列于御帐之右。大臣、都统站列于左，演习随即开始。低沉雄浑的喇叭声发出战斗号令，步兵以战斗队形首先徐徐前进，喇叭声止，队伍亦停。如此再而三，突然高昂的喇叭声大作，所有部队奋勇冲击，万马奔腾，向着假想的敌人冲锋，“鸣角，众大呼前进，声动山谷”。这时枪炮齐射，声震大地，势不可当。部队奔驰到康熙所在的附近，立即停止，很快整理好队形，整个过程显示了训练有素。演习完毕，“皇帝已下马，在一种很亲切的态度中，把他的护胸和其他武器拿给喀尔喀亲王们观看，喀尔喀亲王对于这种从未见过的武器感到十分惊异”。46随后，康熙下令向喀尔喀人显示火炮。47炮兵立即进行打靶表演。被清军强大军容所震慑的喀尔喀人，无不惕息。多伦诺尔草原上这次空前规模的大阅，是由康熙亲自指挥，“是日，上令八旗满洲，及汉军火器营，总兵官蔡元标下绿旗兵，排列火炮，皆上亲自指示”。48它显示了康熙将亲自统率清军歼灭噶尔丹的决心。
会盟盛典至此结束。会盟期间，康熙所接触的主要是喀尔喀的上层贵族，为了安抚喀尔喀下层贵族及部众，五月初五日，康熙巡视了喀尔喀营地，“察其穷困者赏以银币”。又调
集大批牛羊颁赐喀尔喀三十四旗。康熙答应蒙古贵族“愿建寺以彰盛典”的请求，选择“川原平衍，水草清溢”的上都牧场附近为建寺地址，因为这里“诸部瀚海龙堆之东西北者；道里至此亦适相中”。康熙题寺名为“汇宗寺”，据他本人解释，寺名的含义是指蒙古各部“恪守侯度，奔走来同，犹江汉朝宗于海”。49意即蒙古各部恪守屏藩，共同拥戴清中央，有如 江河之归于大海。故乾隆在承德《普宁寺碑文》中写道：“昔我皇祖康熙之定喀尔喀也，建汇宗寺于多伦，以一众志。”这就是说，康熙在政治上妥善处理喀尔喀问题的同时， 已充分利用蒙古部民笃信的喇嘛教，以收统一众心之效。康熙在其所撰的《汇宗寺碑文》中 说：“康熙庚午之秋，大宴赍于多伦诺尔，四十八家名王君长，世官贵族，靡不毕集，拜觞
起舞，稽首踊跃”，反映了会盟成功后康熙十分得意的喜悦之情。
汇宗寺建成之后，成为寄居内蒙的喀尔喀人朝拜的宗教中心，哲卜尊丹巴在这里主持宗 教活动，康熙也“或间岁一巡，诸部长于此会同述职”。50汇宗寺成为康熙在多伦驻留时召 见蒙古王公的场所。以后喀尔喀人返归故土，于库伦建庆宁寺。
康熙休息一天后，于五月初七日起程回京。“他再一次单独会见大喇嘛哲卜尊丹巴， 向其建议保持家族内部亲王间的和睦共处”。“为了使他的新臣民明白，他们臣服有道明 君后取得的好处，于是他不怕麻烦亲自同喇嘛来平息纠纷”。51康熙将御用帐幕和用品赏赐 给哲卜尊丹巴。喀尔喀王公贵族列队跪送皇帝车驾南旋，“皇帝以极其和霭的口吻与他们话别。52临行，康熙命定北将军瓦岱，护军统领马喇率兵赴土拉探听噶尔丹消息。
在多伦会盟过程中，康熙显示出一位杰出封建君主的政治家风采，为了实现团结蒙古各 部以孤立打击噶尔丹的战略意图，他通过令土谢图汗请罪，众议：赦免，先平息喀尔喀两翼 的怨恨和纷争；又通过宴会、封爵、多次召见，大量赏赐、抚恤穷困，施恩于喀尔喀，建寺 以尊崇其信仰：再举行大阅，恩威并施，刚柔相济，推行清政府的各项制度：编设旗分，实 现清朝的封爵制度和法律制度，完成了对喀尔喀行政体制的全面改革，依照内蒙成规，重建 喀尔喀蒙古的封建秩序，加强了中央集权，从而使清中央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与统治制度化， 正如大学士伊桑阿所说：“《喀尔喀今仰戴天威，感怀帝德，咸倾心臣服，愿列藩属。53康熙也对自己的政策目的作了简明的概括，他说：“昔秦兴土石之功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以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54为此，他务求增进蒙古各部的向心力，使各部“并号雄藩，同奉职贡”，55巩固了北部边疆。喀尔喀臣属关系的制度化与行政建制的完善，是康熙完成国家统一大业过程中的又一重要历史业绩。在完成军事、政治的各项准备的基础上，康熙逐步实现其在大空间范围内围歼噶尔丹的划略计划。
1、 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17，卷23。
3、18康熙：《御制亲征朔漠纪略》。
4、加恩：《彼得大帝时期俄中关系史》
5、梁珍《西陲今略》卷7，《嘎尔旦传》
6、10、11、35《清圣祖实录》卷146，卷149、卷243、卷233。
7、8、9《清圣祖实录》卷147。
12、魏源：《圣武祖》卷3《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13、张穆：《蒙古游牧记》卷3《翁羊特部》注。
14、钱大晰：《佟国纲传》。《碑传集》卷120。
1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8。
16、17、《清圣祖实录》卷161。
1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9。
20、康熙：《汇宗寺碑文》。
21、23、24、25《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集，第164页、169页、195页、172-173页。
22、27、33、39、41、42、44《清圣祖实录》卷151。
26、29、30、31、48、5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10。
28、34、32《清圣祖实录》卷152。
35《清朝文献通考》卷179，《兵一》。
36、37、38、40《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集，第188页、183页、186页。
43《清圣祖实录》卷142。
45、46、47《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集，第188页、189页、186页。
49、50康熙：《汇宗寺庙碑文》，《大清一统志》卷409之2，《御马场》。
51、52《张诚日记》，《清史资料》第5集，第192页、191页、192页。
54、王先谦：《东华录》，康熙58，30年5月丙辰。
（资料来源：《清史研究通讯》，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