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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民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会道门政策的演变
民国年间，战乱不断，灾荒连年，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由明清秘密教门演变而来的会道门因而获得了发展泛滥的社会契机。民国年间会道门不仅信徒众多，组织庞大，而且活动频繁，在许多方面对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从而引起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并与之发生了各自不同的关系。本文主要探讨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会道门政策的演变，以求教于各位专家学者。
中国共产党通过民国年间与会道门多年的接触和斗争，积累了不少宝贵的经验，对会道门的基本政策逐渐明确。就其历史的演变发展而言，大略可分为四个时期：
（1）大革命时期
中国共产党与会道门的早期接触，可以上溯到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和领导国民革命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因而开始关注各地与农民关系密切的红枪会、大刀会等会道门组织。1923年底，陈独秀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农民占中国全人口之大多数，自然是国民革命之伟大的势力，中国之国民革命若不得农民之加入，终不能成功一个大的民众革命。”[①]1925年1月中下旬“四大”召开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明确了组织农民运动的重要性，正式通过决议，认为“农民问题，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世界革命，尤其是在东方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②]绝大部分由农民群众组成的会道门武装随即进入了共产党人的视线。大约在1925年春夏，中共北方区委党的领导人李大钊最先注意到安徽六安大刀会的暴动事件，指示北方区委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进行研究，并于该年11月派人去六安做了秘密调查。[③]在1925年底到1926年2月间撰成的《土地与农民》一文中，李大钊断言“如哥老会、红枪会等皆为旧时农民的自卫的组织”，并号召“革命的青年同志们，应该结合起来，到乡村去帮助这一般农民改善他们的组织，反抗他们所受的压迫！”[④]在此前后，先后又有数位重要的共产党人撰文表达对大刀会、红枪会等会道门问题的看法。如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时说道：“处置这一批人，是中国的困难之一。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为一种革命力量。”[⑤]1926年4月，瞿秋白也着文指出，豫鲁的红枪会、苏皖的大刀会，“本是农民失业的暴动反抗”，“虽是迷信，虽是无计划无策略的组织”，但纳入农民协会的轨道后“立该便可以成为极伟大的革命力量”。同时，他又着文指出，如果“没有革命政党和军队的指导帮助”，这些自发的组织“当然要化成土匪、教匪，或者受军阀土豪所收买利用，反而变成压迫农民的武装势力。”[⑥]担任总书记之职的陈独秀，则在党的中央机关刊物《向导》上公开发表了《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一文，认为红枪会断不是军阀所谓的“土匪”，而是广大农民群众参加的武装自卫组织，已遍布河南、山东全省和直隶之南部，安徽、江苏、江西之北部，黑枪会、黄枪会、白枪会都是它的姊妹团体。他指出，“红枪会的政纲是：反抗军阀，反抗贪官污吏，反抗苛税杂捐，反抗土匪。他们的思想顽旧迷信，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的反抗暴动之性质，也和前代农民一样。他们当中也许杂有少数土匪，而大部分是农民，且许多是小有土地的农民。他们的首领也有腐化为军阀利用之可能，而群众是要反抗军阀苛税到底的。”在文章的结尾，陈独秀郑重提出，对北洋军阀统治蹂躏下北方十余省农民所组成的红枪会等，是“任其自然暴动好呢，还是引导他们在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旗帜之下好，这是中国目前一个紧要问题。”[⑦]
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于1926年7月12日第三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正式通过了《对于红枪会运动议决案》，指出直隶、河南等地的红枪会是反军阀、反贪官污吏、反苛捐杂税、反土匪溃兵的“真正民众的武装”，虽然“因其组织散漫与迷信，故不耐战斗，且富破坏性而少建设性”，但它已成为国民革命中破坏军阀的一个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努力引导这个力量”，在发展各地农民协会中认真加以注意，“当使红枪会成为农民协会之武装力量”。决议认为要“努力使这个力量不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使河南山东“真正农民的红枪会”，与“土匪性质的红枪会”、“土豪利用的红枪会”结成反对当地军阀政府的联合战线，同时努力巩固农民真正的组织。决议还提出了运动红枪会等会道门武装时所应采取的组织的方法和行动的政纲，认为共产党人“不必积极去反对红枪会的迷信教条，因为这正是他们所能团结奋斗的要素。这本是落后农民不可免的现象，只要求他国（实）际行动有利于革命之发展。”[⑧]
随后，1927年8月8日，李大钊在《政治生活》第80、81期合刊上发表了近四千字的长篇论文，对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做了全面而精辟的分析。李大钊再次肯定了迅速蔓延于在山东、河南、陕西等省的红枪会、白枪会、黄枪会、绿枪会、红沙会、黄沙会、五煞会、黑枪会、硬肚会等，都是农民武装自卫的组织，“完全是因为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军阀兵匪所压迫所扰乱而自然发生的反响。”他具体分析了红枪会所具有的“反洋人”、“要真主”、“迷信”等几个显着特征，认为“这都是外国帝国主义压迫下落后的农业经济生活反映出来的自然现象”。李大钊强调了红枪会作为农民阶级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可以制胜军阀，可以崩溃军阀的军队”。同时他也指出了红枪发生分化的事实，“军阀利用土豪，土豪利用农民，其结果于纯粹农民自卫的红枪会外，更产生了匪化的红枪会”，反而屠杀农民协会领袖，“与纯粹农民的组织为仇”。李大钊提出要对红枪会反洋人、要真主、迷信等特征加以正确“解释”和引导，“消灭他们狭隘的人种的见解”，启发他们的阶级意识，让他们知道，“只有工农民众自己团结起来”，才是唯一的出路。他大声疾呼，“农村中觉悟的青年们，乡下的小学教师们，知识分子们，以及到田间去的农民运动者，你们应该赶快的加入红枪会的群众里去，开发他们，辅助他们，把现在中国农民困苦的原因，和红枪会发生的必要，解释给他们听，让他们很明了的知道农民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和责任，很明了的认识出来谁是他们的仇敌和朋友，很明了的了解红枪会的性质及其应走的道路，然后这一种澎澎渤渤的农民大运动，才不至于走到错路上去，才不至蹈袭以前失败的复辙，才不至于为军阀、土豪所利用以诱出其自己的营垒而归于消灭，才能脱去那落后的迷信的蒙蔽，变旧式的红枪会而为堂堂正正的现代的武装农民自卫团，变旧式的乡村的贵族的青苗会而为新式的乡村的民主的农民协会”。[⑨]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红枪会等会道门武装的分析和政策，也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认可。此前，苏联驻华使馆参事梭罗比耶夫曾就红枪会情况向国内做了报告，认为红枪会是中国有力的农民革命运动的开始，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⑩]在1926年11月22日到12月16日召开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谭平山多次提到红枪会问题。如11月26日在讨论布哈林和库西宁的报告时，他发言提到中国共产党对“红枪会起义和一系列其他农民举事”领导不够的问题；11月29日关于中国情况的报告中他两次提到河南、山东和直隶等军阀统治区内的红枪会“起义”。尤其是12月2日在第十三次会议上的结束语发言中，谭平山比较详细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红枪会的基本观点。他说：“关于红枪会，议论纷纷。有人说他们是土匪，这是不正确的。这是一些在华北，特别是在河南、山东、直隶等省反对当地军阀的有组织的武装农民。”谭平山断言红枪会是农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并说“中国共产党应该极其关切这个组织，要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加以领导，使它成为消灭军阀的一个重要因素。”[11]大会在随后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决议案》中采纳了这些意见，在关于中国民族革命和农民问题的第12项决议中提出：“在反动军阀控制和统治的地区，共产党的任务是引导农民同封建主义、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作斗争。在这些地区，对农民进行的革命工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瓦解反动军队最可靠的办法。共产党人应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自发产生的农民组织，如‘红枪会’，并在其内部加强自己的影响。”[12]
总而言之，大革命时期（主要是1925年底到1927年夏），中国共产党人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基于运动广大农民参加国民革命的需要，将红枪会等会道门武装视作农民自卫的组织，认为它们是反抗军阀的巨大力量，因而采取了运动、争取、“引导”的方针，[13]甚至提出其中“有阶级觉悟的应介绍加入本党”的主张。[14]1927年上半年，为策应北伐，中共运动会道门武装的活动达到高潮。如1927年初，为了与红枪会争取群众，麻城等地区的党组织，“抽出强有力的共产党员，也办起了党领导下的革命红学”，建立“革命的红枪会”，对争取红枪会群众从受蒙蔽和封建迷信中醒悟过来，“在一个时期内起到了一定作用”。[15]1927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被推为国民革命军“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16]并在1927年3月中旬以会道门武装为主的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上作了讲话动员。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也招收和训练了一批农运骨干，“增设特别班训练红枪会百余首领”，[17]集中对河南红枪会等进行了调查和运动。[18]许多共产党员以国民党员身份从事农运工作，组织“战区农民运动委员会”，运动会道门武装，取得了一定成绩。在共产党人的领导和影响下，河南成立了“河南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部”，大部分红枪会在北伐时“站在北伐军一边”，为国民革命军入豫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豫南确山县的红枪会，还一度“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指挥，有一万余人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并攻克县城，建立了河南第一个由中共直接领导的县级农工民主政权。[19]
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运动会道门的工作也留下了一些经验教训。其中最主要的是，虽然共产党人注意到了会道门武装的两面性，指出它们中存在“土匪性质的（或匪化的）红枪会”、“土豪利用的红枪会”、“首领也有腐化为军阀利用之可能”等，需要对之进行启发、教育、引导，需要有“革命政党和军队的指导帮助”，甚至提出“须取得红枪会的实力与群众，使之脱离土豪乡绅的影响而置于（我们的）指导之下”。[20]但应该说，当时的共产党人对会道门问题的复杂性和工作的艰巨性、长期性是普遍缺乏了解的，因而多持过分乐观的态度，以致运动的效果往往并不如意。如第三国际曾派共产党员到河南等地与红枪会接触，发布文告，策动他们反奉、抗捐、破坏铁路电线，或争取他们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时“保持中立”，但总的来说成效不大。[21]直到1926年底，党在中央局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河南民众与军阀的争斗是非常巨烈的，然而我们党在河南的组织，尚不能打入在一般民众中去领导这个争斗。”[22]由于会道门武装在政治上的盲目性，组织上的封建性、落后性和思想上的顽固性，运动他们接受革命纲领很不容易，且极易发生反复。这使得从事农运的共产党人觉得工作非常困难，甚至引起部分红枪会的疑惑和武装对抗。兼之后来以汪清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秘谋分共反共，反动的红枪会气焰日渐高涨。如四·一二事变之后，湖北麻城的地主豪绅就“勾结收买了当地民团，通过大办红枪会等手段，拉起来了上万人马，开始了向革命力量反扑。”[23]马日事变之后，有的会道门武装更是在土豪劣绅的收买指使下，公开反对国民革命运动。湖北沔阳硬肚会惨杀农民五十余人，钟祥硬肚会惨杀农友十余人，麻城红枪会黑枪会白枪会残杀农友百余人，烧毁民房数十村。[24]这些暴行，充分反映了会道门武装带有的封建性与落后性对国民革命的严重危害。
（2）土地革命时期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初步总结了对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会道门团体工作的经验教训，对会道门武装的认识有了进一步深化。“七·一五”事变后，中共中央在发布的《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决定，今后运动北方红枪会大刀会等武装团体时，“党要派适当同志打入其下层群众，领导他们为他们的利益而争斗以取得他们的信仰，让他们渐次脱离反动领袖成为革命的武装”，并指出在工作中绝不能一开始就去攻击会道门的首领，或提议改变其组织形式，急于破除其中的迷信成分，也不能象过去那样只靠联络首领或借首领的招牌去号召群众，所有机械的、性急的手段都得不到群众的拥护，也是不能收效的。[25]在1928年中共“六大”的决议案中，再次提出了农民协会及其他农民组织对付红枪会大刀会的策略，认为“许多地方红枪会大刀会等在农民群众中占有伟大的势力，其领导权多半握在豪绅地主富农手里。但是这些团体，的确有群众的性质与反军阀的客观的革命的作用，党必须继续加紧下层群众中的工作，以便在这些组织中夺取领导权。并须在这些组织中的贫农中农群众中宣传党的主要的口号，使成为党在这些组织中的中心力量，并渐次改变其组织”。[26]次日，党中央又在《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中明确提出，对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等），党的基本政策是“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并乘机改编之。神教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之]等）我们应在民权化的口号下进行工作，并夺取其群众。同时应揭破其首领的行为，使与群众分离，陷于孤立地位。我们须坚持改编这类军队的办法，把他们改编到常备的红军内。如果他们在战争中确能表现纪律化并忠实于新政权，始可全部保留。”[27]1931年初，中央发布通告，认为党要依照各地农民运动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去领导红枪会运动，并注意“排斥一切富农豪绅的领导，将斗争的群众夺取到自己的影响之下”。[28]1934年初，中央再次重申，“在农民群众的原始的宗教性的组织中（如红枪会大刀会等），党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作，夺取其下层群众。”[29]
可见，通过与会道门武装两三年的交道后，中国共产党人已经较明确地认识到，会道门武装中的道首、道徒属于性质不同的两个部分，应区别对待。此后，中国共产党对会道门武装基本上进行分而化之的策略，实行打击头子与争取群众同时并举的方针。1928年上半年，红军第七军进驻河南光山柴山保之后，由于当地红枪会几乎遍布每个村寨，聚众多，势力大，在进一步发动群众的同时，“还进行了统一战线工作”，注意对红枪会的争取、瓦解。党组织曾派出一批可靠的同志，秘密打入红枪会的内部，教育受蒙蔽的大多数会徒；又利用同红枪会作战的机会，挑选优秀射手，专打他们的头目，以破除红枪会“刀枪不入”的神话；同时借用办“红枪会”的形式，把经过改造的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取得了较好的效果。[30]1929年1月中共山东省委在关于农运工作的通告中，针对地主阶级利用已有的武装组织，将“大部分中农吸收去了”的情况，提出党目前在农村中的工作，应特别注意对地主阶级所领导的联庄会、大刀会、红枪会、民团等，“开始做分化运动”。[31]1932年，周恩来在致中共江西南（丰）广（昌）中心县委书记余泽鸿、江西南（丰）广（昌）县委书记聂昭良的信中，明确提出了争取群众的极端重要性。他说：“用武装去消灭在大刀会后面的靖卫团，消灭大刀会的依赖的靠山，这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怎样夺取大刀会下被欺骗的群众。……群众没有争取过来，单纯的以武力去打，有时还会更深刻化赤白对立的现象。对大刀会的策略问题，完全适用对红枪会等等团体的策略。”并提出用武装宣传队、武装割禾队、分谷队等实际行动去影响群众，切实防止“乱打土豪牵牛捉猪抢东西”等土匪行动的发生。[32]由于当时国民党当局普遍采取了拉拢、利用会道门袭扰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各农村根据地的作法，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在以武装力量反击各地反动的会道门进攻的同时，也着力对他们实行政策攻心，以瓦解其组织，争取广大被蒙骗的群众。各根据地的红军、各级党政机关，采用张贴布告、写公开信、印发传单标语，以及战地喊话等多种方式，对会道门武装中的一般会众进行争取。1933年10月，苏维埃闽赣省政府公布了一封劝告大刀会徒自新参加革命的公开信，号召“凡被欺骗压迫误入大刀会”的会众觉悟起来，“杀死你们的狗师夫(傅)，杀死在你们一块的土豪地主，带枪来当红军”。并提出乘机自新可以既往不咎，如继续作恶，“必照法追究”。在党的这些工作的感召下，部分会道门开始分化，有的群众愿意接受苏维埃政府的领导。江西、闽赣根据地许多群众纷纷跑回来分田分山，闽北建瓯、松溪、政和一带拥有一万多会众的大刀会头子林熙明在红军的努力争取下，最后与红军负责人黄立贵等吃了鸡血酒称兄道弟，并由此带动了闽北绝大多数的大刀会成员参加革命。[33]在湘鄂川黔根据地，通过与黔东“神兵”武装的长期斗争和运动后，贺龙、夏曦等以“首先接近他们，然后用土地革命的口号和土地革命的斗争争取下层群众”的办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1934年6月15日，红三军在沙子坡召开群众大会，贺龙、夏曦、关向应、卢冬生联名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川黔边革命军事委员会致贵州印江、德江、务川、沿河各县神坛诸同志书》，“阐述红军对神兵的政策、方针，表示与他们建立亲密的革命联合，并对他们提出了争取自身解放的五条要求。”以冉少波为首的一部分“神兵”后来参加革命，并改编为由军部直接领导的黔东纵队。[34]
应该指出，由于这一阶段党内先后三次出现“左”倾错误，也相应波及到党对会道门武装的政策。1927年11月到1928年4月间，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在中央占据领导地位，在对运动会道门武装的决策中就出现了偏差。1927年底，中共中央作出决议，认为“各省红枪会等类农民组织的发现，以及这种组织的奋起斗争，也就证明农民了解武装斗争之必要。中国共产党要努力去肃清这些组织之中的反动分子，肃清农民意识里的反动遗毒，努力去改变这种组织，使成为真正阶级的组织，能为自己的解放而奋斗，共产党员应当到这种组织之中去进行适当的工作。”[3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而在实际工作中，为迎合所谓“直接革命的形势”之类的提法， [36]又多夸大红枪会等会道门武装的革命意义，对争取群众缺乏细致的长期的工作。如对1927年11月胶东自发暴动的大刀会、红枪会，中共山东省委“只注意了领袖的接洽（甚至利诱）和军事行动，而忽视了暴动群众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8年2月安徽省临委恢复后的一段时间内，“沉溺于土匪刀会运动，而没有深入群众”，同年4月中共满洲省临委“忽视发动工农基本群众的工作，幻想利用大刀会、土匪武装组织暴动，致使东北的工农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没有恢复和发展起来”。当时，瞿秋白等人将北方会道门的骚动看成是中国革命形势“不断高涨”的论据，他在1928年2月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认为，“北方的饥民骚动，河南、直隶的红枪会大刀会等的骚动，奉天通化的大刀会已经占领三四县，这些运动表现北方军阀统治的崩溃，一般民众的反对军阀战争。”而他在同一报告中他也不得不承认党对这些原始的宗教的大刀会、红枪会等的影响还很微弱，还“没有找到相当的方式”。[37]
1931年1月至1935年1月间，王明等人在中央推行“左”倾冒险主义。他们一方面坚持认为各省春荒时期日益发展的红枪会、大刀会、小刀会运动是“革命运动进一步的高涨”的主要表现之一。[38]另一方面又在《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中，提出要在肃反中给苏区内“反革命”的北极会、硬肚会等“以无情的打击，要逮捕其领袖与根本禁止其组织存在。”[39]后来中央在文件中承认，由于有的地方对大刀会单纯的采取“围剿”策略，或者将捉来的大刀会群众“乱打乱杀”，个别地方“甚至认为凡是大刀会地方都是匪巢，凡是匪巢都无条件的烧杀没收，群众的纸槽香菇栅一概毁灭”。这种错误的作法，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如江西苏区的许多群众“反水”，跑到国民党统治区，或组织大刀会、红枪会，反抗共产党领导下的赤卫队、游击队。[40]同时，王明“左”倾路线无视“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上升的新形势，继续对会道门采取严格的“要兵不要官”策略。[41]1932年秋，中央决议中提出了党“对于土匪，红枪会，黑枪会，大刀会等的下层群众，必须坚决的执行下层统一战线的策略。应该派我们的干部打入这些反动组织中去，根据一切具体的事实揭破他们的头脑们的欺骗与对于他们的压迫与剥削，来争取他们到我们的领导之下。应该绝对反对同土匪头子、红枪会领袖等进行上层的联合，坚决反对在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土匪路线。”[4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这种作法，显然不利于团结广大群众参加即将到来的全民族反侵略战争。
（3）抗战前期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矛盾迅速上升，为争取广大会道门武装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逐渐开始改变一段时间以来对会道门实行的“左”倾路线。遵义会议之后，对会道门武装统一战线的工作力度进一步加大。1933年底，中共领导下的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将军（即国民革命时期在确山运动红枪会建立河南第一个县级工农民主政权的马尚德），大力向红枪会、大刀会群众宣传“豺狼入门，外患为重，要联合起来对付日本”的思想，次年在南满抗联总指挥部的抗日联合宣言中首次提出了“不分见解、信仰，枪口一致对外”的口号。[43]1935年10月，中央在给各地的秘密指示信中提出，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形式有三种，即上层统一、下层统一、上下层统一并用，要依各地具体情况灵活运用。其中红枪会、大刀抗日会等属于群众自发的组织，他们的上下层对于抗日讨蒋的斗争精神都很高涨，应适用第三种形式，与之建立上下层的统一，“在上层统一基础上来开辟与扩展其下层的联合工作；又在下层统一基础上，以加强和巩固上层的统一”。[44]不久，中央又发出指示，要求北方局及河北省委在建立统一战线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在各党各派影响下的群众及其领袖”，并注意到秘密结社的青红帮、在家理、哥老会，红枪会与公开群众组织的差异，作为共产党“决定策略的出发点”。[45]这些，为联合会道门武装共同抗日的策略作好了铺垫。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争取会道门积极参加保家卫国战争，中共各地组织先后调整了工作策略。1937年冬，中共山东博山特支在紧急筹建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时，经过研究，决定争取该县李家镇黄沙会会首吴鼎章。第五军成立后，由吴鼎章任司令，中共党员一度在其中担任政治委员。1938年初，八路军决定在平津保三角地带开辟抗日根据地，为贯彻统一战线策略，努力将永清红枪会等民众武装收编为抗日游击第一大队，领导他们打击日伪军，并派出得力干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秘密发展党组织，成功地将该部改编为八路军正规部队，会首王自荣经过教育改造后，也当上了八路军的营级干部。同年初，中共冀南广宗县委决定改编大刀会为抗日的武装力量。他们首先争取了二区大刀会首领、中农张玉畔的支持，在各村设自卫队，中心村设自卫中队，全区设自卫大队。张玉畔任自卫大队的大队长，各自卫队、自卫中队则基本上由各级党组织掌握。不久，一区、三区也同样进行了改编，成立广宗抗日自卫队大队部，并成功地将原大刀会中代表国民党与封建势力的会首清除出去，从而妥善地解决了广宗的大刀会问题。[46]
各地党组织争取、团结会道门武装的做法，与中央的指示与精神是相一致的。1938年4月，中央在给前线军事领导人的电文中，指出为了坚持华北平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对于各地的会门土匪等要“采取慎重的态度去应付，依据具体可能条件打进去改造他们”。[47]1938年6月，中国共产党又正式向国民政府提出，要领导和辅助民众武装发展游击战争，必须对河南、安徽、山东等省百万以上数量的民间武装加以重视，“但是，直到现在，还未能得到政府统一的领导和适当的帮助；许多民间武装队伍现在感觉到没有办法和没有出路，这是非常危险的现象，必须注意到，这些武装许多是在半宗教性团体（如大刀会，红枪会等）领导之下，如果长此下去，有些部分客观上甚至有被敌寇利用的可能。因此，要改正有些地方政府和军队不理这些武装（如不给以统一领导，不给以任何帮助等）甚至歧视这些武装的态度，积极地起来在政治上和物质上来帮助和领导这些武装队伍，使他们在敌人侧面后方进行广泛的游击战争，辅助前线军队进行打击敌军和歼灭敌军的战斗，这是非常必要的。”[48]
在此期间，党的许多领导人撰文或发表讲话，指出进行会道门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性，阐述具体方法。如1938年2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的主要领导彭真在冀豫晋三省会议的讲话中专门谈到“会门工作”问题，提出应该坚持争取广大会门群众抗战的方针，在会门中积极进行抗日动员工作，运用各种各样的办法和关系，“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地推动他们抗日。[49]同年5月，他又在《群众》杂志第22期上发表《论冀鲁豫红枪会工作》一文，认为“我们能否顺利解决日寇，广大会门群众之向背，将成为决定因素之一”，必须耐心审慎地处理，进行艰苦工作，努力改善同他们的关系。他又指出，在会门中工作的中心问题，是红枪会能否抗日和能否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因此应把迷信问题放在次要地位，严格谨慎地遵守“他们迷信的仪式和习惯”。[50]1938年6月，日军侵占河南各地，时任新四军游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的彭雪枫，撰文认为河南红枪会、黄枪会、妙道会等会门武装是“比较原始的反贪污反土匪的民间自卫武装”，潜势力很大，且富有战斗精神和战斗经验，倘若加以积极诱导，进行军事政治方面的武装，必能如从前重挫军阀势力一样，“严重打击日寇的进攻”。[51]
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各地因地制宜，积极争取团结会道门武装，力图使之成为抗日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免遭日伪的拉拢利用，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华北地区在争取改造会道门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采取了多种多样的方式，分别不同地区、不同情况灵活对待，实行非武力与武力相结合、坚持耐心长期的说服教育、对广大信徒宽大为怀等原则，同时对顽固与我为敌者进行坚决的打击和消灭。在共产党的感召下，许多联庄会、会道门等愿意接受改编，逐步走上正规化道路，“成为中共领导下的一支抗日主力部队”。[52]突出者如豫北浚县杨贯一成立天门会后，共产党员胡紫青设法谋得参谋长之职，以“长期隐蔽，秘密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为方针，在天门会中发展党员，建立地下组织，施加影响，逐步控制了天门会武装力量的主体。天门会出色地周旋于日伪顽之间，完成了党指定作“灰色武装”的任务，为维护“滑浚汤地下交通路线”作出了重大贡献，上万名八路军官兵和党的干部由此安全前往太行山根据地和延安。抗战胜利前夕，在共产党员胡紫青、宋在明的帮助下，杨贯一率天门会起义，所部主体正式改编为八路军“浚汤支队”，从此开始了革命的新生。[53]
对安徽巢南大刀会的争取，是比较全面地体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又一成功范例。1939年秋，为完成中央创建皖中根据地的决定，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亲自将争取改造巢南大刀会的艰巨任务交给教导队第三区队长蒋天然，并指出这是创建皖中战略区的第一道难关，只能成功，不许失败。在通过各种渠道摸清巢南大刀会各派情况后，蒋天然根据“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打击顽固势力”的精神，制订了正确的策略。他首先利用商业渗透的办法，逐步改变了此前与我对立的态势，积极与大刀会取得接触，最终争取了坚决抗日的开明士绅任绍堂，随即又感化了赞成抗日的总堂长项举鼎，对冥顽不灵、蒙蔽群众暴动的郑旭初部则予以坚决打击。经过一系列的艰苦努力，争取巢南大刀会的工作获得了极大成功。1940年春，在张云逸的批准下，巢南大刀会一百八十多个堂口十余万会众起义，改编为新四军江北纵队巢南独立团。此后，蒋天然与任绍堂、项举鼎歃血为盟，结为兄弟，为皖中根据地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到1945年，皖中根据地已发展成为管辖二十余县、地跨长江、雄视南京的大解放区和战略要地。[54]
抗战前期，大部分会道门武装出于保家自卫的目的，有的又激于民族义愤，与日本侵略者和投敌汉奸间有着深刻的矛盾，因而对我党提出的“团结抗日，一致对外”多持赞同的态度，其中的一部分进而聚集到党的旗帜之下。但是，也应该看到，由于各地会道门的情况错综复杂，改造工作也是一波三折。各地会道门举行反共暴动、杀害共产党员的恶性事件时有发生，着名的如河北南宫六离会叛乱、枣强白极会姚屯事件、山东阳谷“忠孝团”暴动等。有的会道门依违于共产党、国民党、日伪军三者之间，与我时分时合，反复不定。如前述的山东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司令吴鼎章，后来受到国民党拉拢，转而排挤共产党员，积极反共，进攻中共领导下的地方武装，最后竟投入日伪的怀抱。如何防止会道门对抗日统一战线的严重危害，日益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抗日根据地的重要问题。
（4）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
抗战基本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侵略者军事重心由正面战场的进攻转向巩固占领区，日伪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和“治安强化运动”时，大大加强了对各地会道门组织的拉拢、控制，企图以“会门佛道”来达到“征服民心”的目的。日本侵略者在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大肆收编红枪会、黄枪会、先天道、圣贤道、后天道、一贯道、天仙庙道、一心天道龙华圣教会、京师普济佛教会、同善社、大刀会等会道门势力，拉拢它们巩固占领区，配合进攻抗日根据地、进行清乡等。如1939年下半年，冀西日军在内邱城郊及铁路沿线村庄极力组建汉奸大刀会、红枪会，派专人充当“老师”指导，大肆散布亡国言论，阻挠八路军的抗日行动。[55]在“治安区模范县”的山东峄县，日伪还强迫农民参加汉奸红枪会，每天晚上都“开讲”、“练功夫”，即使农忙季节也不例外，借以愚弄、控制群众，破坏抗战。[56]与此同时，国民党顽固派也开始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极力操纵和利用会道门为其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在反共秘密计划中提出，要“收买全省各地道门、帮会、基督教民之顽固激烈分子，加以训导，使在不知觉中服从本党指导，为吾人效死”，并进而利用各种方式，“假借各该团体崇拜人物训示命令为号召，发起对中共之大规模暴动屠杀行为”。[57]受顽固派操纵的会道门在个别地方成了制造国共摩擦的急先锋。
在这种新形势下，敌后的会道门开始分化投敌，积极反共。一时之间，投敌反共的会道门到处为虎作伥，猖獗一时，犯下了大量不可饶恕的卖国罪行。1940年5月，山东长清红枪会头目朱存祯公开宣扬“共产党共产共妻，八路军扒庙拉神”，在日伪支持下建立长（清）肥（城）平（阴）总团部，袭扰抗日力量。1940年9月，在日军策划下，二坎会枣强总会成立后，会首白占一等以“只要建了二坎会，鬼子就不进村扫荡了”诱惑群众，很快发展到六七千人，专以“防匪”为名，勾结日伪，抵制中共领导下的枣北县抗日政府。1940年，山西黎城离卦道利用日伪加紧“扫荡”抗日根据地而造成极大困难的机会，积极发展，一些仇视中共抗日政策的地主富农乘机参加，夺得领导权，并在1941年10月暴乱，高呼“打倒共产党”、“打倒县政府”、“建立东亚新秩序”等反动口号。1941年山西盂县九宫道恐吓群众：“通八路者杀无赦”，道首们公然号召“杀尽八路军，捉完工作队”，“不交军粮、不交军鞋、不支军差”。1940年7—8月，江苏横山大刀会暴乱，袭杀新四军干部、战士，大肆破坏中共地方组织、农抗会、青抗团、妇救会，当地的抗战力量一时受到很大损失。[58]类似的事件在各抗日根据地都有发生，总之，1940年以后，由于斗争形势的急剧变化，抗日根据地内的许多秘密会道门组织“已日渐为日军汉奸所利用”，“多为日伪操纵或直接为日军所控制，原来单纯的封建结社变了质，表面上是封建迷信组织，而背后则受敌特机关新民会的指使。”[59]鉴于此，1942年3月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颁发布告，严加取缔一切已受日伪利用的会道门组织，其内容包括：
一、凡本边区内违反抗日利益之一切非法秘密落后迷信组织，如八卦道、大仙道、孔子道、长毛道、还乡道等，或其变相化名之组织，一律取缔，并宣布解散。
二、受敌利用组织会门，造谣群众，图谋破坏抗日秩序，执迷不悟者，一经查处，均按汉奸处置。
三、假借会门、道门，建坛设祭，敲诈人民金钱（如收香钱）者，予以诈财之惩处。
四、凡远赴沦陷区（平津、太原等地）受敌奸所组织之道教、佛教等总会训练者，应向各级抗日政府声明，请求登记，悔过自新，不得再行活动。
五、凡参加会道门及其他一切非法秘密团体者，应立即退出。[60]
虽然此前也在个别地方如在南宫对顽固与我为敌的离卦道武装进行过镇压、解散行动，但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对各种会道门进行公开取缔，这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政权辖区内尚属首次。布告发出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军民对汉奸会道门发动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镇压处决了极少数罪大恶极的道首，先后破获了世界普济佛教会、一贯道、万国道德会、大刀会、红枪会、九宫道、华北道德总会、长毛道、混元门等会道门组织，对其进行了瓦解和取缔。经过宣传教育，大批受骗上当的道徒声明退道，仅涉县梁家岩一村就有30多人自首悔过，龙华五区1500余人自动脱离佛教会，遵化1850人从各种会道门中解脱出来。由于边区政府采取分别对待的政策，重点打击在会道门中起着核心作用的道首，对骨干道徒进行整训教育，一般道徒声明退道后即不予追究。同时又注重改善群众生活，破除封建迷信，努力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整个取缔工作取得了成功。这次取缔行动不仅极大地打击了抗日根据地内投敌会道门的反动气焰，也为解放战争时期各地取缔会道门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最终破裂，大规模的全面内战开始，历史进入解放战争阶段。在此时期，绝大多数会道门为寻求庇护，积极投靠国民党政权及其特务组织，坚持与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为敌的立场。他们不断制造、传播各类谣言，蛊惑人心，举行暴动，极大地扰乱解放区的社会秩序。随着国民党统治的土崩瓦解，解放区迅速扩展，如何解决辖区内的会道门问题，维护革命秩序，成了新生人民政权面临的迫切任务之一。
当时一贯道已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会道门组织，又始终坚持与人民为敌的立场，对一贯道的打击逐渐成为工作的重点与典型。解放战争初期，个别地方已经着手处理打击一贯道了。丁玲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描述的有关内容，应是她1946年夏随工作队在怀来、涿鹿一带驻村土改时所见所闻的反映。而早在1945年，山西代县就曾经对一贯道进行过公开取缔，由于1947年土改后出现较大反复，又于1948年进行了大规模的再次取缔。1946年7月宁武解放后不久，人民政府也开始着手解决一贯道问题。总体而言，当时在老解放区的动作相对大点，而对解放新区的会道门问题则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态度。1947年9月，中央批转邯郸中央局关于开展新区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指示中，针对处理会道门问题规定了慎重处理、注意上下层的不同、区别首从等原则，提出对“封建、迷信、宗教组织，应周密调查，慎重处理。既警惕其上层的反动性，又注意其下层的群众性。一般应在群众运动中，实际瓦解之。在惩办其反动首领时，应区别其本人罪行与各该团体无关。但对与敌公开继续勾结有据者，必要时可强令解散，罪魁法办，胁从无罪，并号召其诉苦揭露，以彻底瓦解之。”[61]随着全国解放战争进程的加快，各地对会道门的工作也加强了，在1948年以后逐渐进入高潮。1948年2月，中央东北局率先发布《关于取缔封建会门的指示》，提出要组织力量打入会道门内部“侦察内幕”，对查清事实依据的反动道首加以逮捕，同时“应该教育群众，反复说明秘密封建会门的组织是国民党特务及地富、反革命分子操纵利用的工具”。1948年3月，中央要求西北局、青绥分局严格执行西北人民解放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决定，对会道门主要的原则，是“打击其领导者，夺取其群众”。[62]同年9月，中央西北局社会部做出《处理一贯道的指示》，指出一贯道在解放区散布“打仗是蒋介石毛主席二人的事，死的尽是老百姓”、“蒋介石的天下不长久，毛主席的天下也不会长久”、“土改是魔王率五魔下界清算”、“革命是共产共妻”等反动谣言，对此要积极加以揭露，使群众识破它的反动面目，自觉脱离，但“不可使用强制办法”。1949年1月4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布《解散所有会门道门封建迷信组织的布告》，决定在全区内“解散一切会门道门组织，禁止其破坏活动”，规定了如下取缔办法：
一、自布告之日起，所有会门道门组织，应即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
二、所有会门道门的首要分子，应即向当地县市政府所属公安机关进行登记。其曾与匪特勾结或有犯罪行为者，如能悔过自新，当予以宽大处理；若抗不登记，继续活动，一经查明，定予严惩。其未与匪特联系，亦未有犯罪者，只要履行登记，即予免究。
三、所有被胁迫或被诈骗而参加会门道门的一般会员群众，一经脱离组织，停止活动，即一律不予追究。其能揭发匪特奸谋及各种破坏活动者，并酌情予以奖励。[63]
中国北部东北、西北、华北三大解放区对会道门的公开处理，表明取缔解散会道门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决策。当然，由于各地的情况不同，具体步骤与措施也不尽一致。新老解放区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坚持打击首要、教育争取群众原则下，针对会道门问题先后颁发了内部文件或公开布告，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如1949年3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发出指示，要求从安定社会秩序、保卫生产建设的高度出发，对受骗参加会道门的一般群众从教育入手，争取他们自觉脱离会道门组织的影响，以达到孤立打出反动道首的目的。[64]1949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社会部发出《关于处理封建迷信道会门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在解放区应明令宣布会门为反动、非法组织，并着令解散，对阴谋或已经发动武装暴乱者，要采取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方针，镇压和瓦解之。同时注意坚持信教自由的政策，不能将道会门与天主教等宗教团体混为一谈，并组织医疗队，在流行病区域帮助群众消灭疾病，开展正当治疗，以削弱会道门传播发展的社会基础。随即，山东省人民政府据此颁发了关于取缔会门道门的布告，称会门、道门“在过去抗日战争时期及三年来解放战争当中，均曾发生破坏作用。一般无知群众，每受其欺骗愚弄，误入歧途，致干法纪，殊堪痛惜”，自即日起所有会门、道门均为非法组织，应一律解散，不得再有任何活动。1949年8月4日，辽东省委社会部在《对目前反动封建会门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意见》中提出加强调查研究，分别主次具体对待。1949年8月6日，新华社又发表了《肃清特务土匪，巩固革命秩序》的社论，号召广大人民群众，在一切剿匪地区“解散土匪特务所利用的会门”。[65]至此，建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取缔反动会道门的决策与行动已是呼之欲出了。
通观建国前中国共产党对会道门政策的演变，可见党对会道门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对它们的对策也随之逐渐完善。中国共产党曾一度试图利用会道门的积极因素，限制与防范其消极因素，并加以教育改造，灌输革命思想。如大革命时期广泛发动会道门武装来反抗军阀统治，支持国民革命军北伐；土地革命时期积极争取会道门群众参加工农红军，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封锁与“围剿”；抗战时期动员它们共同抗日，一致对外等等。这在特定时间特定地区内取得了较好成绩。[66]但对此也不能估计过高，就总体而言，真正受党影响的会道门并不占当时会道门的多数，因此而走上革命道路的更只是其中极少数的先进分子。而随着根据地和解放区人民政权的建立和巩固，会道门组织与生俱来、对革命起破坏作用的封建性、落后性等负面因素愈益显露，最终导致了对会道门的全面查禁取缔。这既是巩固政权、建设新社会的需要，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原载于“国际论坛”论文集《宗教、教派与邪教》，广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华文史网编辑）
[①]《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原载1923年12月1日出版的《前锋》第2期，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第598页。[②]《关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358页。[③] 邵雍：《中国会道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237页。[④] 《李大钊文集》，下册，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34页。[⑤] 当然将他们与会党组织归为一类，认为他们同是“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的游民无产者，“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这是不太准确的。[⑥] 《瞿秋白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74、284页。[⑦] 独秀：《红枪会与中国的农民暴动》，原载《向导》第158期，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6月版第233—235页。[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216—218页。又参见申仲铭编着《民国会门武装》，附录，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增刊，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第131—132页。[⑨] 猎夫（李大钊）：〈鲁豫陕等省的红枪会〉，《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71—877页。[⑩]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上册，第470页。台湾商务印书馆发行，民国79年12月。[11] 《谭平山文集》，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375、378、379、416页，又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3月版第167、169、170、250页。[12]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282页。[13] 亦可参见秦宝琦、谭松林《中国秘密社会〈总论〉》，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第一卷，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149—151页。[14] 〈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189页。[15]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42页。[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83页。[17] 《邓演达文集》，人民出版社版1981年第80页。[18] 申仲铭编着：《民国会门武装》，附录，第153—154页。[19] 参见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4—325页；邵雍《中国会道门》，第231—234页；沙健孙主编《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中国共产党通史》第二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9月版第483—484页。[20]〈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农运策略的说明〉（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185页。[21] 戴玄之：《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第470—475页。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79年12月。[22]〈中央局报告（十、十一月份）〉（1926年12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二册，第510页。[23] 《陈再道回忆录》，第42页。[24]〈全国农协最近之训令——反抗土豪劣绅之武装袭击〉（1927年6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618页。[25]〈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220页。[26]〈农民问题决议案〉（1928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360—361页。[27]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四册，第400页。[28]〈中央通告第 号——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89页。[29]〈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4年1月18日中共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第44页。[30] 《陈再道回忆录》，第159—162页。[31] 《山东革命历史档案资料选编》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19页。[32] 〈关心群众，影响群众——致余泽洪、聂照良〉（1932年9月14日），《周恩来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81——83页。据《周恩来年谱》，此信则标为“致中共江西省委余泽洪、聂照良”（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3月版第227页）。[33] 参见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9——335页。[34] 《贺龙年谱》，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162页，并参见第117、118、142、163页等。[35]〈关于土地问题党纲草案的决议〉（1927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489页。[36]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三册，第453页。[37] 参见邵雍《中国会道门》，第246——247页。[38]〈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紧急任务〉（1931年6月1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292页。[39] 〈苏维埃区域红五月运动的工作决议案〉（1931年3月21日中央常委会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七册，第199页。[40] 〈中共中央局关于巩固和发展新区边区给苏区各级党部指示信〉（1933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九册，第382—383页。参见《罗荣桓传》，（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115页。[41] 邵雍：《中国会道门》，第250页。[42] 〈中央关于目前农民斗争的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1932年9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八册，第475页。[43] 《星火燎原》选编之四，转自邵雍《中国会道门》第318页。[44] 〈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66—567页。[45] 〈中央给北方局及河北省委的指示信〉（1936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1—62页。[46] 参见邵雍《中国会道门》，第334——341页。[47]〈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洛甫、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等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506页。[48] 陈绍禹、周恩来、秦博古：〈我们对于保卫武汉与第三期抗战问题底意见〉（1938年6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第862页。[49] 〈彭真在中共冀豫晋省委活动分子会议上的讲话〉，《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一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50] 转自陆仲伟《民国会道门》，《中国秘密社会》第五卷，第238—239页。[51] 彭雪枫：〈目前在河南应该做些什么？〉，《新华日报》1938年6月14日。[52] 参见（韩国）宋在夏：《三四十年代华北农村传统武装组织的演变》，《历史教学》1999年第8期。[53] 申仲铭：〈抗战中的浚县天门会〉，载《民国会门武装》第121—130页。[54] 参见蔡少卿《中国秘密社会》，第349——352页。[55] 邵雍：《中国会道门》，第341页。[56] 《大众日报》，1942年8月28日。[57] 《解放日报》，1943年7月27日。[58] 参见邵雍《中国会道门》第338——360页。[59] 魏宏运：《雷霆万钧，春风化雨——抗战时期太行山抗日民主政府对封建会道门的整治》，载《光明日报》2000年4月14日C3版。[60] 参见魏宏运《雷霆万钧，春风化雨——抗战时期太行山抗日民主政府对封建会道门的整治》；以及〈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取缔非法秘密教门防止敌奸利用活动〉（《解放日报》1942年3月30日）、《冀辽热人民抗日斗争文献回忆录》（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82页等。[61]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18页。[62]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94—95页。[63] 迟坡主编《铲除邪教——共和国铲除反动会道门述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版，第11—12页。[64] 《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大事记》，山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8页。[65]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547页。[66] 参见李春远、梁家贵〈早期革命武装与农村秘密社会〉，载《贵州社会科学》2002年第4期；梁家贵〈抗战时期党对山东土匪、会道门的斗争与争取〉，载《中共党史研究》2002年第2期；梁家贵〈试论抗战时期中共对会道门问题的解决〉，载《我看中国秘密社会——蔡少卿先生执教五十周年暨七十华诞纪念文集》第241页—251页，广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版。亦可参见邵雍《中国会道门》、谭松林主编《中国秘密社会》的相关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