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社会-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近代社会-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陈旭麓：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略论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
陈旭麓
陈旭麓先生是我国当代着名历史学家，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陈先生系我校历史系教授，生前曾兼任本刊副主编，为本利的建设做了许多工作。对于他的去世，本刊同仁深感悲痛，值此陈先生逝世周年之际，特发表他的这篇遗文，以寄托我们的哀思。
一
建国以来，近代史因切近政治而曾经独步一时，又因切近政治而远离了百年中国万象杂陈的社会史。政治史脱离了社会史，近代史研究也由此渐趋偏枯。人们对此久睹而厌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近年来，不少学人的目光已由政治史转向经济史、文化史。史学论题的改换，反映了现实生活中重心的转移。两者之间的感应是势所必至，理所当然的。然而经济史、文化史毕竟以专史为归属，其论旨和范围都有限度。真正能够反映一个过去了时代全部面貌的应该是通史，而通史总是社会史。马克思主义研究社会，所注重的是人们在生产中形成的，与一定生产力发展程度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总和。由此延伸出来的以经济活动为基础的种种人际关系都应当成为社会史研究的对象。
中国人自一八四○年起进入了近代社会。然而认识这一社会的性质，却在八、九十年以后。论及这一点，不能不提到三十年代初，由讨论中国社会性质而引发的一场很有影响的论战。在此以前，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述中国革命的环境，其文字已初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意思。但这并非中国人的自创之物，而是来自共产国际和列宁的东西。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一时由南而北的强音，前者讲的是反帝，后者讲的是反封建，两种意思都是非常明确的。但大革命失败后，蒋介石建立了国民政府，比之北洋军阀的割据和赤裸裸的武治，它毕竟有一个标张民族、民权、民生的主义，有一种可以追溯到同盟会的历史。而且，其头面人物又是一批曾经在革命的旗帜下同北洋军阀血战过的人。这就使人们在观察中国社会性质的时候发生了分歧。信奉托洛斯基的一派认为中国经国民革命之后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了，继之而起的应是社会主义革命。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以及与马克思主义观点接近者认为，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并没有因一次失败的国民革命而改变。于是，近代社会性质历史地成为一场论战的题目，与此相关而且同时的，还有社会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论战。这些论战既是学术论争，又是政治争论。因此，理论的尖锐和感情的激烈交织在一起。当时围绕着三个问题作文章：一、帝国主义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影响；二、中国封建势力到底还有多大；三、中国资本主义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在论争中，出了一批好书，这些书现在已不易找到了。综合这三个方面以看中国的社会性质，列宁所概括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说愈为人信服。但回到列宁并不是简单复述的结果，其中已更多地包含着中国人自己的思考和认识。对众多的人来说，知道近代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性质是在这场论战之后。大家都接受这个结论，是解放后的事了。这场争论，决定了我们近代史研究的范围。虽然目下已有人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之说渐萌异议，而我至今以为还没有一种更切当的说法可以取而代之。当然，定性是一种抽象，而抽象的过程又同时会舍弃历史本身的丰富性和具体性。对于三十年代论争的这一面缺乏自觉认识，又容易流于历史研究的瘦涩。
确定一个社会的性质，意味着揭示这个社会的时代内容。因此，研究近代史的每个问题都应当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来认识理解。例如，一度成为热点的“洋务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社会存在。它曾凸出于一百一十年历史中达三十年之久。而且上有渊源，下有余波，先后裹挟了不同层次和阶级的人们。仅仅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是说明不了其来龙去脉的。若放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历史之中，而视之为一个发展阶段，则它的本色正显示于由封建而半封建的过程里。洋务运动，确切地说是从林则徐倡“师夷智”开始的。六十年代，冯桂芬作《校邠庐抗议》，书中《采西学》、《制洋器》两篇实际是后来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提纲。采西学，制洋器是历身两次民族战争失败的一代中国人对泰西逼来的回应。在这个意义上，它们虽然出自国人之口，实际上表达的却是时代向整个民族提出的命题，它们不属于一人一派。当时主张采西学，制洋器的有好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奕䜣、文祥等人，他们是满洲贵族中的识时务而有忧国之心者。第二个层次是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汉族地主阶级中有志于经世的地方实力派。第三个层次是曾国藩、李鸿章手下的幕僚，如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他们见事更多，因而知事更明。后来往往走得更远。第四个层次是在野的知识分子。如王韬、郑观应。容闳也可以归于这一类。这类人物往往是那个时候的最激进者，在一个剧变的时代里，他们中不乏与时俱进的人。这四个层次包括了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只是程度不同，一个注重实务，一个热心理论。对于采西学，制洋器都是一致赞同的。除了这些人所稔熟的洋务人物之外，还有第五个层次，即内战中的中国农民阶级。洪仁玕的《资政新编》虽久被研究阐发，其实归纳其要旨，也不过采西学，制洋器而已。洪秀全批准《资政新编》，说明他心同此意。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两洪也是洋务派。时代对于一个民族的要求，总是超出阶级对立之上的，湘淮军为了扑灭太平军以守卫王权，购来洋枪洋炮，这是一种采西学、制洋器；意味深长的是，太平军为了建造和保卫自己的天国也购买洋枪洋炮相抗，这同样是一种采西学和制洋器。内战的双方在对立中表现了一种极富历史意义的同一。这决不是用个人的品格、才智所能解释的。人属于社会，而社会变化于时代之中，历史上的很多人和事，只有放到这种联系之中，才能窥见其本来的颜色。龚自珍一八四一年就死了，可以说死于中世纪和近代之交。他的视线触及近代社会，但他的脚还没有跨入近代社会。现在还有人讲他主张“互市”是向西方学习，其实，“互市”是古已有之的东西，其中并无向西方学习的新意义。相比之下，林则徐是同西方有直接接触的第一个有心人，他因之而最先提出采西学之议。在那个时代，这样的人是很了不起的。与此相类，后来的秋瑾作为一个有个性的革命女性，只有二十世纪初年才能产生。在此以前，中国妇女之出类拔萃者，至多只能产生洪宣娇、傅喜祥、李闰（谭嗣同之妻）式的人物，在特定类型的人物背后有着相应的时代需要和时代造就。
二
社会是一个整体，但对于社会的研究又须折开来才有径可入，这就是综合和分析的不同。研究近代社会，哪些方面可以作为观察和分析的入口呢？
一，从社会结构来观察社会。社会结构是一种纵横交错以支撑和维系整个社会的东西，它远远不止乎惯被当作主线的阶级结构。以政治机构为例，百年之间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巨大的变化，完全可以写出与《通典》一类相比的专着。但在政治系统以外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结构至少还有家族和行会组织。家族组织是以血缘为纽带，以农村为区域的组织；行会组织则以工商业为纽带，主要分布于城镇。两者都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并与小农经济同样古老的组织。它们在政治机构之外，又补充了行政体制的不足。系接一家一户而维持了中国的城乡社会。这两个组织之中当然有阶级关系。有阶级关系就会有斗争，因此，族长和行会中有势力的人物。其形象都不太好。但除了斗争外，也还有互助的性质，否则这一类组织很难一代一代地存在下去。由中世纪进入近代，这两个组织都渐次发生了重大变化。行会变为商会、同业公会、工会；家族组织变为地方行政单位，如都、堡，堂等。这反映了外来之物的楔入怎样使中国固有之物脱换气质，嬗递就见乎其中。过去，我们没有着力于这方面的研究。除了这两个组织外，还有会党，这是第三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组织，也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组织。农民起义揭竿而起，可以轰轰烈烈于一时，但失败后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但天地会之类是经常性的社会组织，虽无直的中枢，却横向四布，很有广度。它也发动起义，但起义后仍然存在，其不统一而又声气相应的山堂林立于各地，几乎全国都有。晚清以后，说会党遍天下是一点不夸张的。行会、家族组织公开存在于政府的允许之下；但会党是秘密的，非法的，于是有种种暗语、暗号，以及与之相称的种种诡秘活动方式。尽管如此，它却先后存在并繁衍了二百多年之久，而且越到后来其数量和声势越引人注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是过去所没有过的。以前归因于“反清复明”这一口号的精神力量，其实，对于下层群众来说，更有力量的是物质原因。近代中国人口剧增，而有限的社会生产无法消化这么多的过剩人口，随之，必然是一批批人游离于社会生产之外，无衣无食。在这种情况下，会党因传统的侠义观念而行经济上的互助，就会成为一种富有吸引力的东西。一个会党成员走到一个陌生地方，只要用自己的暗语暗号与这个地方的会党联系上，就有饭吃。在饥饿的驱使下，许多人从“安土重迁”而浪迹江湖，成为古来“四民”之外的另一种人。会党经济互助的办法是“打家劫舍”一切归“公”。后来的青、红帮也有经济互助的性质。秘密会党不代表社会生产力，是一种盲目的社会力量。当他们被吸入反满革命时，可以有一定的反封建意义，而清朝灭亡后，则负面显出，破坏性很明显。会党的存在是社会的病态反映。要懂得近代社会，就得好好研究会党，不了解会党，就很难研究近代社会。过去我们对此了解得太简单了。中国秘密会党流行时，正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政党盛行之时，这点正是东西方历史的差距。会党后来为资产阶级政党所替代。（强学会只是具有近代资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但还不是政党。）民国以后，会党渐渐变成了黑社会组织，终趋末路。除了这三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组织之外，还要研究家庭，社会组织的细胞是家庭。二千年传统中国以纲常立国。而三纲中的两纲、五常中的三常讲的都是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只要看一看中国人之重于修家谱就可以了，在这一点上穷人与富人的热情是没有什么差别的。而近代社会的家庭在西方思想的冲击下其变化比任何一个时代都大。康有为写《大同书》，以至于提出“毁家”。认为一切不合理的东西是从“家”开始的。到了“五四”，类似的议论成了一种时调。我们过去都是从观念变化来理解这些话的，但在观念变化的同时或前后，总是有着现实的变化。研究这种现实变化，正是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从社会生活方面去研究。过去一讲社会生活常常容易想到“朱门酒肉臭”和“路有冻死骨”。这些东西当然不能不承认，但除了这些东西以外，社会生活还有更广泛的内容。例如，赋税、漕粮、盐政、河工，曾久被称为有清一代“四大政”，它们直接关系和影响着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本是历史研究不可以不议的。但长期以来近代史几乎都不涉及这些方面。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寻常人们衣、食、住、行在一百一十年间的变化，以服饰而论，从旗袍到连衣裙；从芒鞋到革履，都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虽然至今还有人把中山装当做国服，其实，与长袍马褂相比，中山装更多地脱胎于洋装。服饰在中国人的观念中从来不仅仅限于遮体，因之而有汉官威仪的自豪和披发左衽的伤情，然而自豪也罢，伤情也罢，旧物毕竟不是靠一部份人的留恋可以保存的。食品方面也是如此，《上海县续志》有一段记载民国初年农产的话：“洋葱，外国种，近因销售甚广，民多种之。”并称用以“佐肉食，味颇佳。”作者显然是一个知味者。除了洋葱之外，可以枚举者甚多。住的更是如此，道光年间，有个叫沈慕琴的人在广州见到西洋建筑，赋长诗以纪之，颇绘形相，而结尾则以“他族逼处究非策，奸究须防芽蘗萌”为忧，（铢庵：《人物风俗制度丛谈》页79）显然是不赞成的。而清末民初北京有人写竹枝词描写洋楼，已心平气和多了。这叫做见惯不怪。讲到社会生活不能不想到近代中国人口的变化。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中国人口突破三亿一千万。康乾之时，史称“盛世”，中国社会经济在稳定中发展。但此后人口增长即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后果。一八三四年（道光十四年）中国人口突破四亿一千万，人口空前增长意味着社会需求的空前增长，而一个农业社会是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提供与之相应的产品的。多余的人口总是不安定的人口，于是而有频繁的动乱和起义。人口增长当然也促进了阶级矛盾的激化，晚清的民变就促成了清朝的灭亡。但依靠阶级斗争是不能解决人口问题的，因此清朝灭亡后，军阀连年混战，有那么多人去当兵，充当炮灰。人民找不到谋生的出路是一个重要原因。早一点研究这个问题，可能对我们要好一些，不会作事后诸葛亮。
三，从社会意识方面去研究。这个“意识”不是由思想家代表的社会精英的意识，思想家的意识被人们接受之后，就成了社会意识。例如老庄之说，儒家之教，本来都是思想家的产品，都是一个时代精英人物的意识。但它们一旦流入社会并为人们所接受，就会大众化，社会化。阿Q是个没有文化的农民，然而阿Q精神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孔学和老庄滑稽化的结果。宗教的教义也有为人们所接受，由世俗化而成为社会意识的，如佛教的轮回意识，和尚尼姑之外的人也有不少接受。因此研究近代史还要注意社会意识、社会心理。任何一个新的思想要成为一种物质力量必须首先成为社会意识。要改造国民性，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改掉民族的落后的社会意识。科学观念和意识的改变是比较容易的，但改变社会意识就非常困难。近代中国的改革和进步之所以屡起屡挫，除了有权势者自觉的顽固之处，还在于没有权势者不自觉的顽固。相比之下，后者更可怕。
近代社会思想意识的变化，在语言构造方面的变化很突出，鸦片战争后出现了很多新词汇，新名词，古文为白话文所替代。可以写一篇《从新词汇看中国近代社会》的大论文。郭沫若写过《卜辞中的中国古代社会》就是从语言探索一个社会的范例。新的词汇，一是外来语，一是中国旧有词汇改换了原来的意思而具有新义。前一种情况的例子。例如“水泥”（Sement）初译士敏土，后来叫水门汀，后来叫洋灰，一度“水泥”与“洋灰”并行。现在则以“水泥”为专名。后一种情况的例子，如“同志”一词，本是中国的古话，所谓“同德者同心，同心者同志”。意指旨趣相投，后来变成了政治名词，特指一种政治关系。最早使用大概是在戊戌变法时期。一八○二年袁世凯打电报给盛宣怀时，就以“同志”称彼此。到一九二七年大革命时期，成了革命人们喜用的语言，而今天则成为无分男女老幼的普遍称呼。父母与子女，夫与妻之间均称同志，也正因为如此，比之大革命时期，其意义又变化了。罗举这一些，正是为了说明研究社会应当看到多面。在历史研究中，大题目和小题目是很难划分的，见微抉着，小题目也可以写出大意思。
三
近代社会，总的说，是一个变革中的社会。在一切皆变的过程里，近代社会的许多斗争就是变与不变的斗争。新与旧之争，说到底也就是变与不变之争，背负着二千年历史的重梏，中国社会的“变”是很难的。这种艰难来自于这个社会中的人，又归结于这个社会中的人。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着力宣扬“新民”说；鲁迅在五四运动后疾呼改造“国民性”都是深有见于此，然而回声难成音响。由传统的中国人变为近代的中国人，由追慕唐虞之世的中国人变为有科学知识和民主观念的中国人，几乎可以说是一种脱胎换骨。在中国的整个人口中，能够脱胎换骨的人并不是很多的。守旧者固然不是近代化的人，开新者也未必已经完全近代化。因此，近代社会虽以变迁贯穿连接，而多数的变革却在这个过程中失败了。变来变去有些东西老是变不过来。
近代社会的变迁表现了哲学意义上质的嬗递，因此，我名之为新陈代谢。它有两个特点：一是近代百年的变迁特别迅速。这种迅速一方面相对于鸦片战争前的古代社会而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变得很微渐，很慢。另一方面相对于西方社会的进程而言，西方社会从资产阶级革命到产业革命前后经历了二百年，日本明治维新到工业化有一百多年。而中国从鸦片战争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只有八十年，八十年中要把西方三百年中作的全部作完，因而显得特别迅速，这是很特殊的。二、近代社会新陈代谢，上层建筑变化快，经济基础的变化较慢。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间相差没有几年。上层建筑思想意识变化之快，既有西方影响的结果，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要求。常常使有些人对一个变动还来不及适应，却又面临着另一个变动的迫来。但基础的变化很慢，它不能由意志而催速。因此形成了近代中国社会新陈代谢的脱节和困难。这两个特点同时存在而相互制约，决定了百年变迁过程既是急速的，又是不成熟的。由于不成熟，后起的变革取代先行的变革之时，其历史的合理性当中又会包含着或多或少的超前性；由于急速，先行的变革为后起的变革取代之时，其应当完成的任务又常常来不及做完。于是而有变革和革命的曲折性、反复性、长期性。超前的东西终究不可能成为常态；应做而未做的事也会向人们顽强地显示自己的客观存在。经历十年动乱之后反思历史，已有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这一点了。借助于这种反思和体验，历史的陈迹会启迪今日。我想，研究近代史，描述其新陈代谢，其价值和意义也在于此。
（资料来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905 本网整理）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18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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