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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
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
王先明
绅士是中国社会中颇为重要的集团力量。在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它的发展变化动向与整个近代社会历史演进的轨迹是密切相关的。关于绅士的界定，学术界不曾有统一的认识，张仲礼认为绅士是具有科举功名之士（张仲礼，Chinese Gentry，台北新月翻版。）；有的学者则把绅士等同于“知识分子”（张朋园：《清末民初的知识分子》《中国近现代史论集》第十编。）等等。笔者认为，绅士集团既不限于科举功名之士，又不完全等同于知识分子，而是以科举功名之士为主体的具有封建身份的特定社会集团。绅士包括了生员以上的科举之士，也包括具有武功名生员以上的人员，还包括通过其他途径获得身份、顶戴的人员（捐纳、保举等）（参见拙着《论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史学月刊》1989年第1期；《近代中国绅士述论》，《求索》1989年第1期。）。绅士既是封建科举制度，又是封建等级制度的产物。作为社会集团力量，在社会结构中绅士的地位举足轻重，居于社会结构体系的中心，是封建时代社会流动的“交汇点”。但在近代社会，随着社会生活重心的转移和价值定向的变动，社会流动非但不趋向于绅士集团，反而绅士们大量向其他社会集团和阶层移转流动。绅士的社会角色和价值观念均发生了空前的变动，而这种变动又可视为近代中国社会变动的一个基本尺度。
一
在封建时代，绅士集团既是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又是一个优越的封建社会等级。由于“绅为一邑之望，士为四民之首”的社会等级规范的作用，绅士集团便成为社会流动的价值定向所在；整个社会中的处于特定社会关系体系中的人都渴望通过一定的方式或途径，跻身于绅士集团。又由于“科举制度”是这一社会流动的唯一基本途径（其他出身只是这一出身途径的补充），这就使得绅士集团的构成相对集中于“科举功名”之士。“科举功名是构成绅士集团的最必要条件。”（李国祁《清季民初闽浙台地区社会结构与价值判断的变更》，《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八编。）在“士农工商”社会等级结构体系中，绅士与商贾，一个昂居四民之首，一个屈居四民之末，二者之间横亘着一条不可逾越的等级鸿沟。但是，这一传统的社会格局，在近代伴随着“千古未有之变局”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一变化又集中体现为绅士集团的转型。
近代绅士集团的转型，最初表现为绅与商的交叉渗透。绅商的互渗现象又经历了一个商对绅的渗透，绅向商的转化的变动过程。在这一变动过程中，社会价值定向由传统的绅士集团转向了近代的商人阶层。
“五口通商”以后，西方社会文化首先以“商品”的巨大优势冲击了古老的中国社会。“商品”的汹涌浪潮，催促着商人社会地位的稳步递升，并以咄咄逼人之势渗入绅士集团，造成传统绅士阶层成分的改变。这一现象首先在19世纪60年代的东南沿海地区开始发生。宁波、上海、广州等地，由于商品经济的压力和“重商”思潮的浸染，迅速形成了一批近代新型商人。这些商人在近代社会变动初期，或利用“买办商”的特殊职业，或者借助中外贸易营生的便利聚成巨富。但在近代社会初期，封建等级名分仍然制约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社会价值定向依然在于绅士阶层。富而不贵的新式商人，还不可能成为左右社会生活的基本力量而取代绅士集团。因而，封建等级名分的强大吸附力吸引着富而不贵的商人千方百计地趋向于绅士集团，发生了近代商人向绅士阶层渗透的社会现象。“惟经营大获，纳费得官，乃得厕身缙绅之列”。（《论整顿茶市》1880年5月6日《申报》。）绅士集团的社会地位仍是新式商人十分艳羡不已的，很多商人不惜破费巨资，利用“捐纳”途径，获取到各种封建身份、头衔、顶戴，跻身于绅士之列，买办官商盛宣怀曾由衷地承认：“目前办理商务，若不愿为他人之下，仍可列主事之衔”（经元善《居易初集》光绪辛丑刊本，卷二，66页。）。这种由商向绅的渗透，是近代社会结构初步变动中的特殊现象，因为这是一种社会逆向渗透。
逆向渗透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即由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新的社会因素或社会力量最初总是附属于旧的社会结构。尽管近代新式商人的兴起是以新的社会职业姿态出现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进步，但它依然不可避免地受到传统社会身份等级的强大吸附力的左右。因而，这种特定时期由商向绅的归附渗透，并不只是近代中国社会中的个别现象，而有相当普遍的社会意义。上海、宁波、南浔等地的商人都捐纳了各种身份如花翎道街、四品知府街、三品侯补等等，这类商人都由此而俨如绅士，如下表：
上海
叶澄衷 朱葆三 杨倍之
周舜卿 许春荣 祝大椿
郎琴涛 施子英 沈联芳
宁波
杨 坊 陈竹坪 陈裕昌
王槐三 王一亭 虞洽卿
南浔
蒋 堂 陈照元 梅鸿吉
刘 镛 周炽昌 庞云增
梅履中
由商而绅的社会渗透，其时代意义不在于“商人”获得了封建身份，也不表明“逆向渗透”是历史的惰性，而在于它从根本上改变了“绅士集团”的成份，使这一传统的“优越”社会等级阶层中溶进了“近代”的社会因素。我们从商人向绅士的渗透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体系，由此而破裂了。从经济地位上看，骤然暴富的新式商人（包括买办）是这一“变动时代”的宠儿，具有左右一方经济的特殊地位；但从政治法律上看，这些巨富们又渴望身份和功名，有时甚至把捐衔列名绅士看得比经营商务更有价值．于是，在他们身上呈现出社会价值指向与经济地位的对立。矛盾或对立是事物运动和质变的内在条件，正是这种对立成为近代绅士集团转型的基点。“逆向渗透”不过是“顺向渗透”的历史前奏。
甲午战争以后，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逆向渗透”迅速地被“顺向渗透”所取代。绅士阶层在“救亡图存”民族精神感召下和“商战”时代思潮导引下，相率“弃士经商”。传统的“功名”身份已失去了原有的强大吸引力，绅士们热心于经营商务，寻找新的出路。一时秀才工厂，生员公司（《各省工艺汇志》《东方杂志》第1卷第10号，《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739页。）林林而立。“绅士”以其特有的社会地位投资于近代企业，借助于“通官商之邮”的特殊地位，很快成为“既贵且富”的重要社会势力。据计，在当时近代民族工商业中，具有左右经济风云的大绅商基本都是经营“实业”的大“绅士”，如下表：
姓名 身份头衔官职 创办投资企业
张謇 状元、翰林院修撰等 27家
祝大椿 二品顶戴花翎道 8家
沈云沛 邮传部侍郎等 13家
严信厚 道员 14家
宋炜臣 二品顶戴候选道 7家
许鼎霖 二品顶戴候补道 10家
周廷弼 三品衔候补道 8家
楼景晖 四品衔候选州同 3家
曾 铸 花翎候选道 3家
张振勋 头品顶戴太仆寺卿 11家
庞元济 四品京堂 6家（据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1069、1091、1096页表统计。）
“顺向渗透”在绅士集团转型中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基本上淡化了传统身份的吸附作用，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流动现象。这一趋向是由身份社会向职业社会的变动，而这种由职业取代身份地位的变动，本质上就是人的解放过程，是挣脱等级束缚，获取“个性”自由的历史过程，尽管在近代中国，这是极为有限的，是“绅士”流向了“商人”，而不是“商人”流向“绅士”，这既是社会价值定向的转变，也是社会结构新旧更替的显着标志。
绅士流向“商人”成为合乎时代潮流的必然趋势，尽管封建政府也试图以“功名”顶戴来吸引新式商人，如1906年清政府商部曾颁布勋商章程，分别以“显贵”的爵位来奖赏商人，但“商人”却对此表示十分冷漠。这同近代早期的“商人”不惜巨资捐纳“名分”真有天壤之别。时也，势也！
通过绅与商之间两个方面的渗透，使居于四民之两端显分尊卑的阶层处于一种历史汇合、交叉的运动过程，制约着整个社会结构发生明显变动．绅与商在新的社会经济基础上互相渗透，趋近，改变了固有的社会阶级布局，形成了一个新的，充满生机的社会集团力量。这一社会力量既不是传统的绅士，也不是新式资本家、商人，而是新旧时代更替中绅与商的结合体——“绅商”。亦绅亦商的“绅商”力量兼具新旧两个时代的因子或痕迹，它鲜明地映照出近代中国社会转折过渡的特征。
二
作为绅士集团转型的“绅商”的出现，无疑对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力量的发展有所推动，因为在新旧社会结构及其形态的转换过程中，须有一个“承转”的社会力量。由绅士转型而来的“绅商”力量大体担负了这一使命。但是，近代社会的变动是整体的剧变，在经济社会领域中的这种“转型”到底是极其有限的。因为近代社会的变动也要求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相应完成这种“新旧”转换；而且，除有力的绅士可以向“商”转化外，大多数中下层绅士是不可能群趋于“商”的。“绅商”只是部分绅士“转型”的结果。但是，“绅商”的出现终究是撕裂了传统“绅士”封闭的体系，在近代社会活动的巨变中，绅士们开始有了自己充分选择命运的余地，而不再“疲精死神”于举业。不仅仅是“商”的经济利益的诱惑，一切新兴的、切合社会生活的近代事业，对中下层绅士均有一种时代感召力。这在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城镇尤为明显，如浙江定海：
“于是风俗丕变，不重儒，应科试者少，士子多志在通晓英算，……。”（陈训正、马瀛等纂修《定海县志》第二册，第551页。）绅士们对新式学堂教育、外语、专业训练的兴趣比对科举功名更为浓厚，他们向往“新学”而厌弃“旧学”（陈训正、马瀛等纂修《定海县志》第二册，第551页。）。所以，在光宣之际及民初，定海绅士的这种“转型”改变了传统社会的价值判断，由过去注重八股、科举转变为注重外语和在近代事业企业中任职。在温州地区，绅士也“对科举的向心力衰落”。受新学的影响，温州“绅士的转型颇倾向于由科举之士直接转变为受新式教育者”（李国祁《清季民初闽浙台地区社会结构与价值判断的变更》，《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二十八编。）。由传统绅士向近代知识分子或自由职业者的转变，是近代中国绅士集团的第二种转型。这种转型的社会性变动从戊戌维新时期开始，经过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的最后推动，到20世纪初年发展到“热点”。清末“绅士”们在社会变动的强大压力下，群趋于“新学”，新式高等、中等、师范学堂，一开始几乎全是绅士们独占鳌头的场所。浙江“求是书院”（浙江高等学堂）规定收取年二十以内举贡生员为基本学生（民国《杭州府志》卷十七页。），四川法政学堂特别设立“绅班”，选招“举贡生监二百四十名入堂”学习（《锡良遗稿》第一册，649页。）。
绅士们通过各种渠道，受到了“新学”濡染，成为近代社会中“新旧”思想文化因子兼备的社会力量。他们相对淡漠了“身份”地位，注重于社会生活的实际利益，相对冷落了“功名”声望，致力于社会职业的实际选择。因而，20世纪初年，绅士们的社会活动趋向更具有了时代特征：
1、绅士举办新式学堂蔚然成风。“科举停止以来，各省地方绅士热心教育，开会研究者，不乏其人”（《清学部奏酌拟教育会章程》，《东方杂志》第3卷，第9号。）。江苏绅士王同愈举办了四所学堂，安庆绅士方象堃设立了三所女医学堂，各种普通学堂，专业学堂，以及有关社会教育的“阅报所”“读书所”等，都成为绅士们热心向往的事业。
2、绅士走向了自由职业。20世纪初年，随着新的社会生活内容的发展，随着新学、新思想的传播，社会自由职业获得了初步发展。绅士们捷足先登，舍弃“功名”之虚饰而谋自由职业之实事。“自由职业”当时主要表现为新学堂教师、报刊记者、编辑等等。这些职业很多都为受到“新学”教育的绅士们获取。在1904年设立的“三江师范学堂”，就是选派了绅士“五十人分授修身、历史、伦理学、算学、体育各科”。（《清朝续文献通考》卷170，学校14，考8659。）1902年端方奏保奖励的湖北教习，也大都是绅士出身的教职，如表：（《端忠敏公奏稿》卷二，第29页。）
姓名 身份 教职 新学历
刘邦骥 举人 湖北大学堂教习留日生
胡 钧 举人 湖北师范堂教习
陈毅 生员 同上
陈间咸 举人 湖北自强学堂教习
田吴炲 举人 湖北大学堂教习
卢静远 举人 同上
吴元泽 生员 湖北将弁学堂教习
万廷献 举人 湖北普通中学堂教习
清末“新学”风行，使传统绅士集团在新旧学术思想的对照中，体验中，获得了极大的主动性。绅士本来就是传统社会中的“知识层次”，在西学的冲撞下，这一集团是最早作为反应的先觉者。江苏巨绅张謇在甲午战后慨然了却宦途生活，“专意于实业、教育二事”（《张季子九录·教育录》卷三，第15页。）。曾朴少年科第，也觉悟到“中国文化需要一次除旧布新的大改革（吴廷嘉《论戊戌思潮的历史作用》，《戊戌变法运动史论集》，第146页。）。借助传统的“功名”地位，绅士们优先进入各类新式学堂，或留学国外，取得“新旧兼学”的双重资格。在新旧社会的嬗替过程中，这种“双重资格”的意义不言而喻，它既可保持着与旧势力的某些关联，不致于在新的社会生活中过多承受到顽固势力的迫压，又赢得了与新时代相谐和一致的条件，可以应付裕如地走向新的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绅士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型，竟与绅士向商人的转型过程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仍然出现“顺向”和“逆向”二种渗透。不仅仅是绅士以“功名”优势首先获得了“新学”教育权利，由旧学趋于新学，转向近代意义的知识分子，而且也有先获得“新学资格”，然后再博取科举功名者。宣统年间所举行的各种“特科”功名，就是适应这种“逆向渗透”产生的。许多毕业于新学堂的知识分子，由此获得了那种“翎顶辉煌”的举人、进士、贡生等头衔“功名”，满足了新式知识分子对传统绅士地位倾慕的回归心理（参见民国《德清县志》卷六，第20页。）。
虽然如此，1日时的那种“士农工商”等级分明，秩序井然的生活模式已不复存在了。绅士作为“四民之首”的社会集团，其内在的凝聚力已松懈了。绅与商的交错对流与转化，绅士与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化与对流，使得绅士已不再能成为一个有明确界限的社会集团力量。因而，清末人们创造了一个比较模糊的概念来标示这一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动事实，即“中等社会”具有不确定的，多层次的意义，它是包含了绅士成分、商人成分、知识界在内的混合体．毫无疑问，这是近代绅士集团转型历史过程的观念表现。
三
一个社会集团的转型，决不是偶然的社会历史现象，它是社会集团本身“不稳定因素”与社会生活条件剧烈变动因素相吻合的结果。绅士集团在封建社会中处于官民之间，是官与民发生关系的中介，具有举足轻重的社会作用，所谓“绅既借官势以欺民，官也靠绅力以施治，民既靠绅势以行事，绅也恃民力以拒官”，“绅士集团具有维持封建社会有序结构和社会平衡的功能”（见拙着《论近代社会中的绅士集团》，《史学月刊》1989．1。）。但是。绅士们的理想抱负不是屈居乡里，而是要求“出仕”做官。然而，在清末，全国绅士的总量与政府机构官职容量之比十分悬殊。据计，清末全国绅士人数约有145万，政府官职及头衔仅容纳15万，闲居乡里的绅士至少也有：130多万人（张仲礼：Chung-Li Chang．Chinese Gentry，PP．120，137。）。“闲居”的绅士既然无官可做，就必然寻求新的出路，完成自己应有的“社会角色”。在封建时代，格于封闭的等级制度体系，限于“士农工商”单一的社会分工水平，闲居的绅士无法措其手足。但是，在近代，社会生活从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及思想意识形态方面发生了巨大变动，举凡企业、公司、商务、学堂、报馆、学会、自治、谘议局等新兴的社会生活就为“闲居”的绅士们提供了“用武之地”．而且，在新旧时代转换之际，唯一具有“知识”条件，能够走向这种新兴社会生活领域的社会集团，只能是绅士。近代绅士集团的转型，乃是适逢其时。
绅士集团的转型过程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是互为促进的，“转型”过程实际就是告别传统，走向新生的转折过程。绅士集团的转型对于近代社会的影响力至少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促进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是指人们的职业和社会地位不断变动的社会现象。它既是社会职业结构变化的表现，也是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的量变过程。社会流动作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不仅是与阶级相关的一个变项，而且也是社会制度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一个社会的开放与封闭程度，常常可以通过社会流动状况加以说明。在封建社会中，森严闭封的等级制度，严重阻碍着社会流动，要求“士农工商”，“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迁焉”（《史记·管晏列传》。）。形成了“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论居官经商》，1883年1月5日《申报》。）的基本格局。绅士集团的转型打破了社会各阶层奋力流向绅士的单一的社会垂直流动局面，形成了绅士与商人，与自由职业、知识分子、官僚、兵士之间相互交叉渗透的复合社会流动．这就使近代社会流动更加普遍化、频繁化、多样化，社会流动的流向不再局限于绅士集团，而形成多向流动，社会流动形式也不再局限于上升性垂直流动，而形成上下交错、平行互移的多形式流动。近代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身份等级关系的松弛和社会流动的加强。伴随绅士集团转型形成的社会流动的强化过程，实质上也就是中国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化的过程。
其次，导致了等级身份关系体系的破裂。封建社会关系是等级森严、尊卑分明的身份社会。在这种等级身份体系中，即使是“士农工商”四民之分，也是“礼制分明”“尊卑有别”。“士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成为千古不易之理。但是，在近代社会中，由于商品经济的强大冲击力，绅与商处于四民两个极端的阶层，挣脱了等级身份的桎梏，互相渗透、流动、结合，形成了“绅商”集团．到了20世纪初年，掖起青衿绅带的绅士们，不仅流向“自由职业”，而且秀才、举人投军效力几成风气（《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第384页。）。平等的职业的自由选择，开始取代不平等的身份等级现实。
再次，绅士集团转型事实上扮演了新旧社会转换的中介。中国社会是在缺乏必要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思想文化准备的条件下，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迈向近代社会的。因而，一个传统的封建社会在向近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就需要有相应的社会阶级力量来“承接”这两种不同社会新旧转轨的联系，只有借助这种“承接”中介，才能完成新旧社会的转换。1840年以后，中国进入了近代世界，这种新旧社会转变一个必要的中转环节，需要没有产生出近代意义的新的阶级力量，新的思想文化代表力量。因而，适逢其时而又得天独厚的绅士集团首先向“绅商”转型，继而又转向“中等社会”，扮演了这种新旧社会过渡的中介力量。这种“中介”作用是中国近代社会过渡性质的明显特征．随着新的阶级力量的成熟，新的思想文化载体力量的成长，“绅士集团”转型期的“中介”使命便宣告完结了。这从清末谘议局议员和民初国会议员的成份中可以得到说明：在清末谘议局议员、资政院议员中绅士居于绝对的多数。谘议局中绅士议员占90．9％以上，各省议长21名，绅士占到20名（李守礼《清末谘议局》《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一十六编。）。所以人称“谘议局的人，不是翰林进士，就是举人秀才”（蔡奇殴《鄂州血史》第133页。）。而到了民初，情况则大不相同，在国会参众两院议员中，绅士仅占到34．4％，新式知识分子占居绝对的多数（张玉法《民国初年的国会》第32、36页，书目文献出版社。）。
绅士集团的转型正是其适应社会近代化，并扮演新旧社会转换“中介”的特定历史条件下的运动过程．民国以后，不仅新的资本家集团早已取代了早期的“绅商”力量，而且新生的近代知识分子也开始取代“绅士”的力量与社会角色．因而，伴随着绅士集团转型的完成、也就是其充当新旧社会转换“中介”使命的完成．从此，从社会阶级关系上，近代中国社会完成了其转化过程．以前为人称道的“士读于庐、农耕于野、工居于肆、商贩于市”的社会阶级结构的生活画面，就失去了现实的意趣而被定格有历史的回忆之中。
（资料来源：《东南文化》199004 本网整理）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234.html
以上是关于社会流动-王先明：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