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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孙占元：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社会
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社会
孙占元
义和团运动给晚清社会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1900年前后，中国社会正处于前所未有的时代巨变之中，矛盾复杂，曲折多态。西方列强的侵华手段不断变换，他们对清政府时而以武力相逼，时而以议和相诱，终使清王朝变为“洋人的朝廷”；清朝统治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持续了十年之久的帝后党争终在此时以同归于尽的结局而告结束；清朝大一统的封建统治秩序也有分崩离析之势，清末新政作为一次近代化运动在“庚子事变”后出台。种种变局均与义和团运动发生关联。因此，探讨义和团运动与晚清社会的关系问题，将有助于我们从多层次、多角度对义和团运动的历史作用给予新的评价。
一、义和团运动在挽救民族危机方面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着空前的民族危机。当1898年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时，这股瓜分狂潮还在蔓延着。在严重的民族危难面前，以北方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各阶层群众，自发地掀起了义和团运动，试图阻止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继续瓜分。然而，义和团运动被八国联军以武力镇压下去，《辛丑条约》的订立，更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加深。那么，是否由此便可以认为义和团运动在挽救民族危机方面起到的是消极作用呢？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先对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兴起的原因做些考察。
山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遭到日本的侵略，饱尝战祸的苦难。战后德国强占胶州湾，攫得修筑胶济铁路的特权，到处侵占民田，拆毁民房，使许多人流亡他乡，社会经济备受破坏。外国教会势力，到甲午战争后在山东全省108个州县中已有72个州县建立了它的活动据点。这些外国传教士，在各地无视官府、横行乡里等已为人所共知。于是，民教矛盾越发激化，教案迭出，此伏彼起。而每次教案之后，教会势力便要挟清政府镇压群众，勒索赔款，进一步激起山东人民和地方官的怨恨与不满。从而长期以来积聚在人民群众中对帝国主义的深仇，便通过义和团迸发出来。“灭洋”口号的提出，即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帝国主义侵华的愤懑与仇恨。因此，义和团运动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是帝国主义侵华加剧的必然结果。
面对19世纪末的瓜分危机，至少有三种力量认识到了它的严重性。一是孙中山看到：“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9页。）。二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指出：“俄北瞰，英西■，法南瞬，日东眈，处四强邻之中而为中国，岌岌哉！”（《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165页。）三为义和团惊呼，外国侵略者“祸乱中华”，因此“混乱扰攘均由洋鬼子招来”；并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12页。）。虽然义和团的反侵略意识同资产阶级革命派和维新派相比有些简朴，但他们认识的基点和指向是一致的，都体现了挽救民族危机的迫切要求。因此在当时就有许多人看到了义和团斗争的真谛。柳堂在《宰惠纪略》中说：“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403页。）。
由于义和团提出了“灭洋”的口号，它的目的是“保护中原，驱逐洋寇，以免生灵涂炭”（《拳时上谕》附录：《杂录》，第117页。）。因此便得到了较为广泛（尤其广大劳苦群众）的支持，使其队伍迅速发展壮大。固然，义和团不加分析地要杀尽所有在华的外国人和攻打使馆的举动是不可取的，但这是源于阶级的和认识的历史局限。同时还似应指出的是，这些不可取的举动，是发生在帝国主义侵略、蹂躏和宰割中国历经半个多世纪之后，而且是在帝国主义深重压迫下的中国。因此，不能以此来否定它的反帝、反侵略和挽救民族危机的大方向。
义和团运动迫使帝国主义改变了侵华的手段。众所周知，在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瓜分狂潮中，德、俄、英、法、日等国纷纷得手，在华势力急剧扩展，中国大有沦亡之势。值此存亡之秋，维新之士的爱国热望化为泡影，随后义和团的反帝爱国运动固然也被镇压下去。然而列强却不得不从团民的顽强反抗精神中认识到，“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86页。）的中国。美国的《纽约新西报》曾发表了《论中国不可瓜分》的文章，认为“今日为各国计，惟有扶其四万万人所戴之皇帝，使之复辟，再行亲政，则义和团不平而自平”（《清议报全编》第17卷，第171页。）。帝国主义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又采取了“以华制华”的所谓“保全主义”政策，虽然并未改变中国被压迫的地位和减轻中国人民的苦难，但却使列强瓜分中国的迷梦破灭了。这是连当时的帝国主义者都承认的历史事实。说义和团运动是“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显然是千真万确的。
二、义和团运动是否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
义和团提出“扶清”的口号，于是史学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义和团运动似乎对于加强清王朝的统治有利，义和团不反封建的。其实，义和团并没有把清政府“扶”得更稳些，而是动摇了它的统治。在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和阶层即已做出了不同的反映。
第1，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及其结局，引起清朝统治结构的变化。自从1861年的北京政变以来，慈禧太后一直操纵着清王朝的统治大权。光绪帝自1889年亲政后，试图从慈禧手中争回统治权。因此，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帝、后党之争。中日甲午战争中帝党主战与后党主和之争，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公开较量。战争失败的结局使帝党力量受挫，但仍有同后党抗争的能力。戊戌变法运动中，帝党支持维新派，后党则拼命阻挠变法，结果是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将帝党打入冷宫。戊戌变法的失败，表明封建顽固派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已占据压倒的优势。义和团运动的蔚起，更使这些顽固派感到有机可乘，他们图谋利用义和团的爱国御侮热情，以实现巩固自身地位和盲目排外的目的。
1899年底，当义和团运动还处于发展阶段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正进行着一场争权夺利的争斗，慈禧太后等试图谋害或废掉光绪帝，但因各国驻华公使的抵制而未能实现。从而慈禧对外国公使“怀怒积恨”，认为“非借兵力慑使臣，固难得志也”（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47页。）。于是，他们逐步对义和团采取了招抚政策。刚毅被慈禧派往义和团活跃的涿州察看情况，他不仅支持义和团的活动，而且诱骗义和团道：“异日朝廷征服东西洋，必用汝为先驱”（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第485页。）。在刚毅、载漪等人的鼓动下，慈禧于1900年6月初默许义和团进入北京。6月18日，清廷就“筹议和战”问题召开了第三次御前会议，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就是否攻打使馆问题展开了争论。据《庚子国变记》记载：会上“载漪请攻使馆，太后许之。联元顿首亟言曰：‘不可，倘使臣不保，洋兵他日入城，鸡犬皆尽矣！’”（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义和团运动资料选译》，第41、42页。）帝党官员许景澄、袁昶等人，也反对招抚义和团与攻打使馆。许景澄说：“中国与外洋交数十年矣，民教相仇之事，无岁无之，然不过赔偿而止。惟攻杀使臣，中外皆无成案”。袁昶言：“衅不可开，纵容乱民，祸至不可收拾，他日内讧外患，相随而至，国何以堪？”（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3页。）袁昶、许景澄上书清廷，指出“为今之计，惟有先清城内之匪，以抚定民心，慰安洋情，可阻其续调之兵，必中国自剿，乃可免洋兵助剿，情势显然。”（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161、198页。）这些主张得到光绪帝的支持。但顽固派攻打使馆的建议已得到慈禧太后的许可，刚毅甚至说什么：“使馆破，夷人无种矣！天下自是当太平”（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6页。）。可见，鼓动义和团及清军去攻打东交民巷使馆区的始作俑者是这些封建顽固派。6月20日，义和团与清军开始围攻使馆，“荣禄自持檄督之，欲尽杀诸使臣。炮声日夜不绝，屋瓦自腾，城中皆哭”（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16页。），后党大有得宠之势。6月23日，清廷派载勋、刚毅统率义和团，载澜等人会同办理，使“该团努力王家，同仇敌忾，总期众志成城，始终毋懈，是为至要”（《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5、392、186及203页。）。而帝党则遭劫难，清廷于7月28日将许景澄、袁昶斩杀于北京菜市口，其罪名是“平日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且语多离间，有不忍言者，实属大不敬”（《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5、392、186及203页。）。然而，后党的“好景”也不长，8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慈禧仓惶出逃，载勋、载漪等人也随之逃至西安。从1900年10月26日至1901年2月13日，清廷与列强在“惩凶”问题上经过近四个月的讨价还价后，慈禧为了保全自己，将载勋赐令自尽；载漪、载澜发往新疆永远监禁；刚毅追夺原官。这样，经过义和团运动，清朝统治集团中的帝党与后党几乎是同归于尽，以后党为主干的封建顽固势力土崩瓦解。
第2，地方大员的分庭抗礼。清政府向八国联军宣战的上谕颁布后，东南各省的督抚公开抗拒。6月21日，清政府发布宣战诏书的当天，湖广总督张之洞便主张联络沿江钦差督抚八人会衔电奏：“请剿匪并安慰各国，请其停战妥议，此釜底抽薪法也”（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331页。）。第二天，张之洞又致电出使英、美、日大臣，“务望婉商各国政府，迅电天津各兵官，按兵停战。长江沿海一带，各督抚力任保护之责，诸国均可无庸顾虑”（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322页。）。随后，东南各省督抚均与列强结成所谓“保境安民”的东南互保。
义和团在中国北部进行的反帝斗争，引起了帝国主义的震惊。特别是英国深恐义和团运动蔓延到它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企图利用东南各省督抚力主镇压义和团的心理，鼓动他们同清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英国外交大臣致电英国驻沪总领事，授权他“通知驻南京的总督，如果他采取维护秩序的措施，他将得到女王陛下军舰的支持，”同时给湖广总督“一项同样的保证”。张之洞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等人表示“愿意在长江一带维护和平，并且迫切需要英国方面的支持”，“并不惜代价采取了有力措施”（《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第74、81页。）。正当英国同刘坤一、张之洞进行策划时，其他国家获悉英国的密谋，表示反对。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从美国人那里得知这一情况后，致电刘坤一，建议“自吴淞以迄长江内地，公应饬沪道告知各国领事，自任保护，勿任干预”（资料丛刊：《义和团》第3册，第328页。）。刘坤一、张之洞同意了这个建议。于是，美、德、法等国也参与了策划东南互保的活动。
对东南互保的评价，史学界看法不一。笔者认为，东南互保适应了列强保护其既得的侵略权益的需要，是消极的。然而，东南互保的出现，也表明清王朝大一统的统治出现了危机，导致了清朝统治秩序的变化。实际上东南督抚与慈禧太后在对待列强问题上不过是小巫见大巫。慈禧的宣战表面上是要“一决雌雄”，而在实际上于宣战后的几天之内就多次表示“朝廷慎重邦交，从不肯轻于挑衅”，“现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惟力是视，此种乱民，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第175、392、186及203页。）无怪乎刘坤一在1901年2月14日见到清廷发布的“固邦交，保疆土”，“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上谕后，“不禁拍案叫绝”，他致书盛宣怀说：“西狩以来，惟此次纶音最为得体。……不仅外人之责我围攻使馆系奉内谕等语可以消弥，即持异议者，以东南保护之约为不遵朝命，甚至指为海外逆臣，亦无所施其毒螫矣。”
第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义举。1900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趁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发展之机，积极准备在广东发动反清的武装起义。孙中山认为：“今日事机已发，福祸之间不容发，万无可犹豫，且清廷和战之术俱穷，四百兆之人，有坐待瓜分之势，是可忍，孰不可忍，是以毅然命众发之”（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36页。）。于是，孙中山派兴中会的骨干郑士良联络会党在广东惠州发动起义，以实现“挽回大局，再造中华”的目的。惠州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与义和团运动南北对映，从不同的角度表现出20世纪初中国社会的前进潮流。义和团在中国北部的斗争促成了惠州起义的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反清义举又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促进了人们的觉醒。孙中山指出：“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吾人睹此情形，心中快慰不可言状，知国人之迷梦已有渐醒之兆。”（《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74页。）通过义和团运动，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暴露无遗，这使人们愈益认识到不打倒清政府这个帝国主义的“奴隶总管”是不行的。十年之后，清王朝终被辛亥革命的风暴打翻在地。
三、义和团运动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
关于义和团运动与中国近代化的关系问题，是近几年提出的一个新颖的研究课题。其实，史学界数年前在探讨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是不是反对新的生产方式这个问题时即对此已有所讨论，分歧较大。义和团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英勇无畏，同时也具有浓厚的盲目排外色彩，这是无庸讳言的。但笔者认为，仅从表面上就义和团对西方事物的一般看法来断定义和团运动本身是促进还是阻碍了中国的近代化，很难取得一致的看法。如果换一个角度，把义和团运动置于晚清社会中加以研究，看它对中国近代化整个进程的影响，也许会有助于我们的讨论。
中国近代史上由清政府出面推行的近代化可谓包括三次新政，这就是同光新政、戊戌新政和清末新政。戊戌新政作为晚清的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尝试被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绞杀了。三年之后，慈禧在1901年又搬出清末新政，它作为一次近代化运动其内容与前一次新政几乎完全相同。两次新政之间夹着个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本身的确是一次非近代化运动。那么，清末新政的出台同义和团运动之间是否有某些联系，或者说义和团运动对清末新政的出现有无促进作用？回答应当是肯定的。就清末新政推行的因缘来说有三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清末新政与戊戌新政内容相同，但谁能推行下去显然与封建顽固派的阻力大小有关。在光绪帝推行戊戌新政期间，封建顽固势力十分牢固，他们坚持“祖宗之法不能变”，甚至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戊戌春夏之交，上方锐意维新，每欲有所改革，刚毅辄力阻之”。徐桐“平日颇自任排外，以取时名”。“戊戌之变，载漪与其兄载濂、其弟载澜告密于太后，故太后尤德之”（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217、219页。）。这些材料足以说明在顽固派得势的情况下，任何新政的实施都是不可能的。通过义和团运动，这些试图利用和控制义和团以达到盲目排外的封建权贵大多受到惩处，清廷中的封建顽固势力明显削弱。无疑，这就减轻了中国近代化的阻力，为清末新政的实施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其二，义和团运动留给人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义和团民相信自身修炼的功夫，认为枪炮不入，刀箭不伤，而且曾给人们一些幻觉。但通过义和团斗争的实践证明，仅以自己的血肉之躯是抵挡不住强敌的。所以义和团运动的失败给人们的社会心理带来巨大的撞击，改变了许多人泥古排外、妄自尊大的心态。同时，义和团的惨痛教训，又使中国社会各阶层的人们对清政府的无能表示不满，他们要求改革和实施新政的呼声不断高涨，直至主张清廷“仿类日之制，定为立宪政体之国，先行宣布中外，予以团结民心，保存邦体”（《东方杂志》第7号，第80页。）。
其三，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再次将清朝皇室逐出京城，慈禧太后一面勾结外国侵略者共同镇压义和团；一面又惧怕联军把她作为罪魁祸首议处。在这风雨飘摇之际，她为了讨好列强，表示一下“开明”的姿态，于1901年1月29日在西安颁布了“预约变法”的谕令，表示要改法令、破锢习、求振作、议更张，拉开了清末新政的帷幕。于是，在戊戌年曾被慈禧废除的新政，此时又被她抬出来。慈禧向各国表示：“敝国现议力行实政，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于后日”；尤望“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第931页。）。同时，列强在调整侵华政策时也对清政府施加压力，促其颁行新政，以达到攫取更多权益的目的。总税务司赫德向清政府提交《更新节略》，阐述了从外交、内政、军事等方面进行变革的具体方案。此后，列强一再向清政府表示：“若果效法泰西，改行立宪，而无暴动之举，则驻华各使必当静以侯之也”（《外交报》，丙午年，第14号。）。显然，慈禧颁行新政有助于弥合清政府同列强在义和团运动时期出现的裂痕。
清末新政是清政府搞起的又一次自救活动，其目的是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而新改推行的结果恰恰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的近代化。因此可以说它也是一次改革运动。清末新政与义和团运动在本质上毫无相同之处，但义和团运动对它的影响与推动是不可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义和团运动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了间接的促进作用。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9101 本网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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