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教-天理教新探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天理教-天理教新探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天理教新探
嘉庆十八年（1813）九月由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起义是一次使清廷为之震慑的农民革命运动。起义刚一发生，嘉庆就惊呼：它“酿成汉、唐、宋、明末有之事”[1]。起义失败后，嘉庆依然心有余悸，直至临终前还再三告诫他的群臣，要“永不忘十八年之变”[2]。可见，这次起义的威力是多么巨大！由于这次起义自始至终都是以“天理教”的名义进行的。因此，有必要对天理教的源流和有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天理教源流考
有的教科书认为，“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3]。有的辞书亦说，天理教是“白莲教支派八卦教的别名”[4]。这一成说看来值得商榷。
众所周知，白莲教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很长的一个民间秘密宗教和结社的组织。经宋元明清，历久而不衰，曾多次成为农民起义的工具。明朝嘉靖、万历时，主要由于统治阶级的严厉禁止和残酷镇压，白莲教逐渐分散活动，形成了许多支派，红阳教就是其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一个。
红阳教自明末以来在京畿一带十分盛行。从其经典《混元红阳显性结果经》，我们知道它又称混元红阳教。又因其信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诀，“以人死为收元”，“谓收元则能上天宫，上天则即到家乡，到家则参见古佛”[5]，故红阳教还称收元教。
红阳教鼓吹“混元一气所化，现在释迦佛掌教，为红阳教主。过去青阳，未来才是白阳”[6]。据清人黄育楩说，红阳教主是山西平阳府洪洞县人，名叫高阳（即飘高祖）[7]于明神宗“万历甲午（二十二年）之岁，正月十五日，居于太虎山中，广开方便，济度群迷”，开宗立教。“二十六岁上京城”，拜倒在有权势的太监脚下。[8]由于他们的资助，红阳教的各种经典得以大量刊行，因而红阳教对白莲教其他支派产生较大的影响。但是，现有史料证明，早在明穆宗隆庆年间，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人韩春坡即成为“一辈”飘高老祖。[9]万历七年，“妖人”王铎被杀。据说他自称“天地三阳会”会首，建立三阳殿，塑造了混元祖佛三尊。[10]不难看出，王铎的“三阳会”从一个侧面表现了红阳教的“三阳”劫变思想，从而也证明了红阳教的历史较黄育楩说的更为长久。
明末清初，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红阳教逐渐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兵士中发展力量，信徒日益增多，势力很大。因此，当社会上的人们在追求理想中的极乐世界——白阳之时，就有由红阳教派生出来的青阳教、白阳教等教派出现，他们相继以飘高之名相标榜，在各地传教收徒。光绪时宗室祥亨说过：“独怪世衰道微，邪说充行，愈趋愈下，愈出愈奇，任意捏造经典，随时更改教名，各肆其妖妄、狂悖荒诞不经之言，为惑世诬民之具。”[11]这段话无疑反映了红阳教及其支派的发展、变化情况。
入清以来，红阳教在京畿一带仍然十分活跃。顺治三年，吏科给事中林起龙在其奏疏中就指出：混元教（红阳教）“以烧香礼忏，煽惑人心，因而或起异谋，或从盗贼，此真奸民之尤者也”[12]。康熙年间，学士傅达礼又上奏说：红阳教虽“先经严禁，至今尚未革除”[13]。到雍正、乾隆、嘉庆时期，我们从档案资料中可以看到，京畿地区的“三阳”教的活动还是十分频繁。正如嘉庆所说：红阳等教“自顺治年间已有此名目，百数十年来重典惩治，所办巨案，不一而足。前年（嘉庆十八年）林清等犯门倡乱，仍由邪教而起”[14]。
然而，红阳教的活动又不仅仅限于京畿地区。早在顺治年间，山东就有红阳教的支派八卦教在活动了。
顺治年间，京畿红阳教的一个首领、太监魏子义“转传于李乐天，到山东又改名刘奉天，传与南方郜性。又传与清丰人秦姓，又传与曹县王姓，这二人都是犯案活罪死了。”[15]这里，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刘奉天”是谁？
史载，清初，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创立五荤道修元教，[16]妄造五女传道妖书，分八卦收徒党”[17]，信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诀[18]。这就是八卦教的由来。刘佐臣死后被其后代尊为“刘奉天”[19]。由此可知，刘佐臣就是刘奉天。再将上引的两段史实反映出来的时间、地点、人物联系起来看，那么，刘佐臣很有可能就是李乐天，至少也是红阳教首领李乐天的徒弟。他于顺治、康熙年间在山东创立了八卦教。而八卦教“本名三阳教，分青、红、白三色”[20]。所有这些，都最清楚不过地告诉人们：刘佐臣创立的教派，虽然是以八卦为组织形式，进行传教活动，但实质上仍然是红阳教。换句话说，八卦教是红阳教的一个支派。
八卦教出现之后，迅速遍及全国许多地方。从清世宗上谕中，我们可以看出，八卦教于雍正年间，势力已达江南、河南、山东、直隶、山陕。[21]乾隆、嘉庆年间，八卦教的势力更扩展到关外奉天一带。迨至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年间，八卦教代代相传，历久不衰。这说明八卦教分布的地区宽广、人数众多，然而它们又各自为政，既互不统属，也无组织联系，门户之见森严。例如，嘉庆十七年五月，清政府拿获的河北滦州八卦教首董怀信，与林清等领导的天理教并无关系。可见，天理教并不就等于八卦教。
乾隆三十七年，清政府在河南临颖县“捕获妖贼王忠（中），讯供教主刘省过，即佐臣曾孙。而忠即八卦党之震卦，省过、忠并伏法”[22]。因王中案被清政府杀害的山东宁阳县人孔万林，是八卦教中的坎卦。在这前一年，清政府还杀害了离卦教首郜告（生）文。八卦教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乾隆五十一年初，刘省过的儿子刘洪因传教在山东被捕，直隶大名一带的八卦教徒段文经等为此曾发动武装斗争，杀死大名道熊恩绂，成为震动一时的事件。这次斗争不久失败，刘洪及其兄弟一起被害，各地的八卦教徒又遭到一次镇压。次年，王中的儿子王子重被发遣新疆，其子王栋在京为奴。郜性家族中有一支也因“屡次犯案，于乾隆五十二年间，遂迁居山东聊城东关外，改为高姓”[23]。这时，表面看来，“各卦已零落断绝”[24]，其实，“直隶、豫、东三省多有余孽潜藏，未及破露者”[25]。此后，由于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人持续不断的努力，八卦教不仅再度迅速前进，而且有了新的发展。
林清、京畿大兴县宋家庄人。嘉庆初年，由于清朝日益腐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加以五省白莲教大起义的鼓舞，他决心利用民间秘密宗教作为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组织形式。于是，“倡兴白（洋）阳教，各处勾结伙匪”[26]。又立志将散在京畿的青阳、红阳、白阳三教统一起来，为此他提出“三教归一”[27]的口号。但是，当时京畿地区各教派林立，处于一盘散沙的状态。要把所有的“三阳”教统一起来，实非一件易事。林清为此做出了许多艰巨的努力，首先将白阳教中的两支统一起来，嘉庆五、六年，林清和青县白阳教首边二“序齿结盟”[28]。嘉庆十一年，固安县的白阳教首张四胡子把当地“四股一百余人全交给他（指林清）管了，以后李得们都听林清的话”[29]。此时，林清已成为京畿地区一支新的白阳教首。接着，林清为了扩大白阳教的势力，又加入了刘呈祥（刘后来成为天理教的重要骨干、攻打紫禁城的带队者之一）等人领导的坎卦教。嘉庆十四年，林清就做了坎卦教首。这支坎卦教是“北方元上坎宫孔老爷门下”。“孔老爷”即孔万林[30]。因林清是白阳教首，故此后坎卦也称白阳教，说明坎卦与白阳教已合二而一了。
从嘉庆十四年以后，林清继续传教收徒，经过几年的努力，至嘉庆十八年，他终于把京畿青阳教中由屈四领导了一支[31]和红阳教中由李老领导的一支[32]吸收进了白阳教。屈四、李老等人后来都成了天理教的骨干。至此，林清初步完成了统一京畿“三阳”教的任务。
还在林清于京畿倡兴白阳教、统一“三阳”教的时候，为了进一步扩大势力，林清又提出了“八卦总该归一”[33]的口号，试图联络直鲁豫三省的八卦教。嘉庆十六年，林清来到滑县，会见了震卦李文成和离卦冯克善。
李文成是河南滑县东北五里谢家庄人，世代以泥水匠、木工为业，饱受了封建官府的欺凌和压迫，嘉庆十年前后，他加入了南阳人梁健忠领导的震卦教。由于他很有才能，对“教中事有条理不当者”，辄“厘次剖析，众推服之无异词”[34]，成为滑、浚一带震卦教的实际首领。应该指出，滑、浚一带的震卦教，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王老爷”指王中[35]。其后李文成被徒众称为“当日震卦教王卦主转生”[36]。
冯克善也是河南滑县人。嘉庆二年，离卦郜姓的再传弟子王祥[37]“教克善拳法，克善尽得其术，徒手搏击，数十人无敢近者。”[38]之后，冯又将拳法传给了山东德州宋跃隆父子和滑县牛亮臣（后成为天理教的军师）的儿子牛文成、浚县的李大成等人，“众遂奉克善为离卦头目”[39]。这就是说，离卦除了郜姓本家继续传教外，又分出若干支，其中的一支是直接由冯克善领导的。然而，无论郜姓本家和旁支，“凡有在教者，均称为‘南方离宫头殿真人郜老爷门下’”。[40]
林清到了滑县之后，和李文成、冯克善结“为刎颈交”[41]，并“倡言李文成系八卦教主，伊等习教之人遂各深信”[42]。接着林、李合伙夺了梁健忠的卦主位，李文成当了卦主。[43]“震卦为七卦之首，各听约束，其后兼理九宫，统领八卦。文成见清大悦，奉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44]至此林清初步完成了“八卦归一”的任务。林清等又“推算天书弥勒佛有青洋（阳）、红洋（阳）、白洋（阳）三教，此时白洋（阳）教应兴。”[45]他们又达成协议：起义成功后，由林清、冯克善辅佐李文成管理天下。这样，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愿望，迅速促成了林、李、冯三股势力即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八卦教中的坎卦教和直鲁豫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的联合。
林、李、冯组织起来的这一新组织何时正式称为天理教的？文献资料尚无明确记载。只是赵如椿《黎阳闻见录》在嘉庆十八年九月七日的记载中写道：“浚县东关外民获贼七人，身藏白布，旗书‘奉天开道’字，复获黄纸逆词，称‘天理示署先天祖师刘、后天祖师林’。”这可能是关于起义者打着“天理教”旗号的最早记载。嘉庆在上谕中也说，据林清供，“八卦教今改名天理教，其党羽散布各处。”[46]由此基本可以断定，大约在嘉庆十六年至十八年，林、李、冯将他们成立的这一新组织定名为“天理教”的。
总之，天理教是林清、李文成、冯克善等将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坎卦教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之后成立的新组织，它有着本身的特点，并不等同于八卦教。所谓“天理教又名八卦教”这一习惯看法是并不准确的。
二、八卦教首辨
关于天理教中的八卦教首，历来的研究者和教科书都引用《靖逆记》的记载，而《靖逆记》的根据是起义者刘景唐的供词：
“时林清为坎卦教首，传教北方：乾卦教首张廷举，山西定陶人；坤卦教首邱玉，山西岳阳人；巽卦教首程百岳，山东城武人；艮卦教首郭泗湖，河南虞城人；兑卦教首侯国龙，山西岳阳人；离卦教首张景文，山东城武人。俱分隶震卦，震为七卦之首”，教首是李文成。[47]
然而，林清在他的供词中，对八卦教首却有另外一番叙述：
“这八卦的人，每卦多少不等，震、离两卦人数最多。滑县头目于克敬，磁州头目赵得一，长垣头目贾士元、罗文志，卫辉头目就是冯克善，手下人各有几百名，这都是震卦；道口镇头目王修智，手下人有一二千名，曹县头目徐安国、德州头目宋跃隆、金乡头目崔士俊，手下人各有几百名，这都是离卦。此二卦头目，我都熟悉的。又，巽卦头目杨遇山在顺德，乾卦头目华姓在宣化府，艮卦头目王道隆在归化城，坤卦头目魏正中在安庆，兑卦头目王忠顺在潼关，”加上林清管的坎卦，共八卦。[48]
对于林清、刘景唐先后提供的教首名单，嘉庆极为重视，三番五次下令有关地区的官吏要严密侦捕，勿使漏网。通过大规模的搜索，其中的华姓、王忠顺、邱玉、侯国龙，不是查无其人，就是委无踪迹。[49]关于魏正中、郭泗湖，档案和实录也都没有反映出他们的下落。因此，以上几名教首是否确有其人，还有待进一步考究。
关于张廷举，从天理教的重要骨干徐安国的交代看来，他于起义一开始就来到滑城，但他并非李文成手下有名人物。关于他的结局，目前还拿不出任何史料加以说明。就是在清军攻克滑城后，清军统帅那彦成的奏折中所开的“歼擒贼首姓名”清单上，也无张廷举其人。[50]
关于杨遇山，档案材料表明，他于嘉庆十一年“在清河县王官庄教首刘功家与河南商丘县（离）卦主郜姓相识。十二年，赴河南商丘想见”，以后就“拜郜大即郜坦照为师习教”。[51]由此看来，他显然是离卦教。当滑县起义后，“杨遇山因伙党仅止数人，未能往助”[52]。
关于程百岳，档案材料表明，他习震卦教，[53]是山东单县震卦教的首领。[54]
关于王道隆，他在天理教起义后，被封为“离卦王”[55]。
关于张景文，档案材料虽然证明他“确系离卦教首”，实际上，他只是山东城武一带的离卦教首。天理教起义时，他因长子张广涵“现在省监，恐一蠢动，则其子先受刑诛，是以隐伏”[56]。说明他把自己置身于起义之外。另外，我们也确知，山东德州的离卦教信徒宋跃隆等人“奉（冯）克善为离卦教首”[57]。
总之，林清、刘景唐所供八卦教首名单，不仅相互矛盾，而且有的查无其人，有的又与实际情况不符。如冯克善、杨遇山都是离卦教首，林清却将他们分别说成是震卦、巽卦首领。王道隆是天理教起义时的“离卦王”，林清在供词中则说他是艮卦。至于刘景唐的供词，也有类似情况。
档案反映，当清朝官员诘问刘景唐“是否俱曾见过”他所供的人，刘回答说，他“只认识徐安国、李文成、朱成贵三人”，其余都是别人“告诉的”[58]。足见刘的名单基本上是逼供的产物。除去林清、李文成外，都是道听途说而来。至于林清所供的名单也是他“听说”[59]的，同样不可靠。
林清、刘景唐的教首名单之所以有这样大的差别，并非偶然，而是八卦教组织上高度分散的反映。原来，他们谈的是不同地区的教首。我们知道，八卦教自清初刘佐臣创教至嘉庆年间，历经一百多年，虽然“流传年久”，传教地区广泛，始终是一盘散沙，“以八卦为名，各分支派”[60]，不相统属，门户之见森严，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组织，也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正如两江总督百龄所指出的：“该匪等各编名号，彼此并非一党。”[61]即就某一卦而言，也是分散各地，派系繁多，也无统一的教首，正如一个被俘的起义者在供词中所说：“各教头目多寡不齐，并不拘定一人，亦非聚处一地。”[62]由此可见，八卦教中各卦并无一个固定的教首。
那么，天理教的八卦教首又是哪些人呢？
冯克善的“供词”说：天理教“有八卦，每卦总不下数百人，人数本多，都在滑县、浚县、长垣三处。”[63]这就充分说明，林清、李文成等人在组成天理教之后，为了反清斗争的需要，将滑、浚一带的教徒按八卦组织起来，并任命了八卦教首：
“离卦王是王道隆，艮卦王是刘宗顺，震卦王是宋克俊即宋老秀，乾卦王是寿光德，坤卦王是冯相林，巽卦王是王修治，兑卦王是刘国明，坎卦王是尹老德，死后是他儿子尹振。”[64]
这八个卦的教首从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七日参加了滑县起义、救出李文成之后，一直在起义军中担负着各卦的组织和领导工作，并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那彦成在给嘉庆的奏折中也指出：清军攻克滑城后，“天王首逆李文成、地王于克敬、人王冯学礼”和这八卦教首“均已尽数剿灭，不漏一名”[65]。从而也证明了天理教的八卦教首的确是在新的反清斗争形势下的重新组合，它既非《靖逆记》所记述的八个教首，也非林清供词中所交代的教首名单。
（资料来源：李尚英：《清代政治与民间宗教》，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6月版。中华文史网编辑部整理。）
[1]《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以下简称《朱批》），嘉庆朱批。[3]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版，第２９８页。这种说法，长期以来在史学界流行。[4]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辞海》试行本第８分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１年版，第５９页。又，《辞源》修订本第一册第６９７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诠释与上引同。[5]黄育楩《又续〈破邪详辩〉一卷》。[6]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二。[7]关于高阳的生年，日本学者认为：“可以断定是（明穆宗）隆庆年间。”见泽田瑞穗《弘阳教试探》，载《天理大学学报》（日文版）１９５７年第２４期。[8]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二。[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以下简称）《军录》，直隶总督方受畴奏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七日。[10]《明神宗实录》卷八十三，万历七年正月己巳。[11]祥亨《重刻〈破邪详辩〉序》。[12]《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六，顺治三年六月丙戌，按：因红阳教又称混元红阳教，故此处所称之“混元教”实为红阳教。[1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康熙汉文起居注册》，康熙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14]《清仁宗实录》卷三一二，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己亥。[15]《军录》，《秦学曾供词》。[16]乾隆时，山西提督准泰指出：“五荤道，又名收元教。”（《清高宗实录》卷三０九，乾隆十三年二月）故修元教、收元教名异意同，都是红阳教。宣宗道光也指出：“五荤道，实即白莲教之别名。”（《清宣宗实录》卷二八四，道光十六年六月戊辰）故进一步证明五荤道属白莲教系统。[17]戚学标：《鹤泉文钞》卷下，《纪妖寇王伦始末》。[18]《朱批》，山东巡抚陈预奏折，嘉庆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19]《军录》，《秦学曾供词》。[20]《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六。[21]《清世宗实录》卷七十三，雍正六年九月。[22]《鹤泉文钞》卷下，《纪妖寇王伦始末》。[23]《朱批》，山东巡抚同兴奏折，嘉庆十九年正月十七日。[24]《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一。[25]《朱批》，河南巡抚穆和蔺奏折，乾隆五十六年十一月十三日。[2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剿捕档》，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日谕。[27]《军录》，《董国太供词》。[28]《军录》，《崔五供词》。[29]《军录》，《张四胡子供词》。按，李得又名李五，后成为天理教的骨干、进攻紫禁城的头目之一。[30]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７页。[31]《军录》，《屈名儿供词》。[32]《故宫周刊》第２０９期（１９３３年１月７日），《李老供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林清案档》（手抄本）。[33]《军录》，《刘宗山供词》。[34]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李文成》。[35]《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７页。[36]《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一。[37]《军录》，《冯克善供词》。[38]《靖逆记》卷五，《冯克善》。[39]《靖逆记》卷五，《冯克善》。[40]《军录》，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嘉庆二十年十一月初三日。按：“郜老爷”即郜生文。[41]《靖逆记》卷五，《林清》。[42]《军录》，《郭明山供词》。[43]《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八。[44]《靖逆记》卷五，《林清》。[45]《故宫周刊》第２０２期（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４日），《林清供词》。[46]《上谕档·林清案档》。[47]《靖逆记》卷五，《李文成》。《朱批》，《刘景唐供词》。[48]《故宫周刊》第202期（1932年12月14日），《林清供词》。[49]《朱批》，都统贡楚克扎布奏折，嘉庆十九年五月初十日；《军录》，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朱批》，山西巡抚衡龄奏折，年月不清。[50]《军录》，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51]《军录》，河南巡抚方受畴奏折。[52]《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三十五。[53]《朱批》，两江总督百龄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54]《军录》，《僧人绪乾供词》。[55]《军录》，《秦学曾供词》。[56]《朱批》，山东巡抚同兴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处二日。[57]《靖逆记》卷五，《冯克善》。[58]《军录》，《刘景唐供词》。[59]《故宫周刊》第202期，《林清供词》。[60]《朱批》，直隶总督那彦成奏折（年月不清）。[61]《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七。[62]《朱批》，两江总督百龄奏折，嘉庆十八年十一月初三日。[63]《军录》，《冯克善供词》。[64]《军录》，《秦学曾供词》。[65]《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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