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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潮龙起：秘密社会研究的理论视角

所谓秘密社会(ｓｅｃｒｅｔ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蔡少卿先生在《中国近代会党史》一书中认为:“秘密社会就是一种从事特殊的宗教、社会或政治活动的具有秘密宗旨和礼仪的、抗衡于政府的秘密结社”。[1](Ｐ2)由于清代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导致秘密结社大量滋生,仅史料记载的就达三、四百种之多。[2](Ｐ7)它们的活动十分复杂,既有欺行霸市、抢劫勒赎、走私贩毒,甚或甘心为反对势力所利用,又参与了大小数百次的起事,成为清代社会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一支主力军。清代秘密社会的这些活动,涉及到清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清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本文主要回溯秘密社会的研究成果,检讨其理论及方法上所存在的不足,并提出我们的建议。
一、研究存在的不足
近二十年来,国内外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研究日趋活跃,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愈益增多。一大批关于秘密社会的史料,如《天地会》、《广西会党资料汇编》、《萍浏醴起义资料汇编》、《清中叶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王伦起义史料》、《清代邪教》等档案材料相继整理出版。与改革开放之前相比,近年秘密社会的研究领域得到了较大的拓宽,学者们不仅对清代天地会、哥老会、青帮、白莲教、罗教、闻香教、八卦教、一贯道等组织的起源、成分、性质、社会功能及历史作用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而且对明清以来的各个时期,包括民国以来各种名目的教门和会党的研究也有了新的进展,《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清前期天地会研究》、《中国帮会史》、《洪门真史》、《清代洪门史》、《中国地下社会》、《清代秘密会党史研究》、《明清白莲教研究》、《中国民间宗教史》、《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中国秘密宗教与秘密会社》、《清代民间秘密宗教史研究》、《中国民间宗教教派研究》、《中国的千年王国》等一批有影响着作的问世,标志着秘密社会研究的学科框架及其两大系统———会党与教门的学科体系已初步形成。
然而,当前秘密社会研究所存在的问题也很突出。第一,就事论事的现象较为突出,研究的视野过于狭窄,大都局限在秘密社会各系统的内部。目前,除少数学者外,如程歗先生从乡土文化着手切入到教门的研究,青年学者宋军对红阳教与乡土社会关系的研究,刘平对秘密社会与宗教、巫术、民俗等文化现象关系的研究,以及曹新宇对秘密教门与传统中国灾难信仰心态关系的研究,①大多局限于秘密社会内部各要素的研究。具体而言,这些研究大都集中在会党源流史、教门源流史上,主要研究某个会党和教门的起源、发展及其演变,以及各会党和教门,如天地会、哥老会、青红帮、大刀会、白莲教、八卦教、一贯道、红枪会等成员构成、行为方式、宗教信仰、文化特性。不可否认,以上这些研究是秘密社会的基础研究,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是如果我们的研究视野仅限于此,则必然导致就事论事的现象突出,研究领域过于狭窄。从社会结构的整体性来看,秘密社会是整体社会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上述研究则缺乏科学的视角,未能很好地考虑到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既没有从社会整体的高度审视秘密社会,也没有从秘密社会的角度透视社会整体,这就极大限制了秘密社会的研究价值。
第二,从社会运行的过程来看,以往的秘密社会研究,主要集中在对秘密社会一些突发性事件的研究上,即各种暴动、造反及大规模的起义,如天地会林爽文起义、清水教王伦起义、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天理教起义以及太平天国和辛亥革命时期的会党起义,而忽视产生和制约这些会党、教门活动的社会历史土壤,没有从社会的深层结构和文化上揭示出这些活动发生的根本动因,对秘密社会的事件性活动描述较多,而对秘密社会潜在性的日常活动、对酝酿和制约这些活动的社会文化因素探究较少。这些问题的存在,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受史料的限制所致,另一方面,更多的是缺少方法上的更新。
二、研究方法的更新
为了克服以往秘密社会研究中存在的弊端,我们认为在方法上必须更新,应采用视角的多维性和整体性以及层次的多样性研究方法,以期提高秘密社会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
(一)视角的多维性和整体性
所谓视角就是观察者或研究者在观察、分析、研究社会现象、过程及其关系时所采用的特定的切入点。不同的视角意味着研究者不同的观点和看问题的不同角度,也反映其观察到的不同社会现实。总的来说,视角有学科视角和社会身份视角。就学科视角而言,有社会学视角、经济学视角、政治学视角、哲学视角、历史学视角等等。这些视角中的每一种都强调了社会现象的不同层面,所有这些视角都有其自身典型的长处和缺陷。如运用历史学的视角来研究秘密社会时,主要侧重于对秘密社会发展过程的描述和前因后果的分析;宗教学的视角主要是侧重对秘密教门构成要素的宗教信仰、宗教行为、宗教心理等的分析,以及对秘密教门与正统宗教的继承与流变的宗教学考察;社会学的视角则侧重于对秘密社会的组织行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但这些视角的缺陷也是明显的。
社会身份的视角是指当事人或研究者本人由于其阶级、阶层及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对秘密社会的看法存在较大的差异。就秘密教门而言,封建统治者认为其是社会异端,其信仰荒诞不经,并时刻对国家政权构成潜在的威胁;而在其信徒看来,他们认为教门能济世度劫,解脱他们的人世痛苦,因而对其如痴如醉。受社会身份的影响,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会党的看法与当今的学者也不一样。　　为了避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做法,应当从多种角度观察、研究秘密社会,结合各种理论观点,从各种不同的主体立场和各种各样的位置来观察秘密社会。弄清它是如何构成和如何产生影响的,揭示那些迄今为止一直被遮蔽的关系,以利于把握秘密社会的实质,得出更多符合客观历史事实的成果,推动秘密社会研究的深入发展。
除了对秘密社会进行多视角的透视外,还应对其进行整体性的审视。如果说社会史学科的特征和意义在于分析视角的多维性和全方位性,而不在于内容上与史学各分支学科如政治史、经济史等研究领域的不同,那么,以往秘密社会的研究还谈不上是一种社会史研究。秘密社会研究为何要进行整体的社会史研究?因为社会发展具有全方位性,历史本来就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的系统演化过程,即使是某一社会历史现象或某一历史事件,也都蕴涵了社会整体的信息资源。就秘密社会的产生和发展而言,它不是独立存在、与他物无涉的群体,而是各种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势力相互作用的产物。每一种秘密结社都不可能单独存在,它永远是存在于其他社会群体的关系之中,是关系网中的一个交汇点。鉴于此,我们研究秘密社会时,有必要采用一种系统的、辩证的方法,把它和各种社会现象彼此联系起来,把秘密结社现象同当时社会的各种基本力量以及社会中的各种关系联系起来,特别是要把它同主流社会的群体和组织联系起来。这样一方面揭示大社会的结构和动因如何构成了秘密社会的特定现象;另一方面对秘密社会现象的剖析也有助于我们去了解广泛的社会力量。
1971年,英国着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Ｅ·Ｊ·霍布斯鲍姆在其《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一文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这一整体社会史观。霍氏构建的社会史研究框架是:“历史学家从物质环境和历史环境着手,研究生产力和生产技术(其中有些地方涉及人口统计学),随后产生的经济结构———劳动分工、积累、剩余产品分配等等———和由此形成的社会关系,而随之而来的制度、社会和功能则成为物质环境和历史环境的基础”。[3]在此,霍氏十分注重研究者要把事件放在整个社会变迁的背景中加以考察,即要全面地掌握社会运动和社会结构。
从秘密社会的产生与发展来看,它是清代整体社会恶性运行和畸形发展的结果,同时它又进一步导致社会的全面解体和失控。我们在做秘密社会研究时,如果将它从社会有机体中单独分割出来,没有分析视角的多维性和全方位性,就不能提高学科的研究水平,不能深化对研究对象的认识。从秘密社会研究的价值来看,没有很好地运用这个较独特的视角来认识清代以降中国的整体社会变迁,从而降低了学科研究的意义。　　因此,我们认为,将清代以来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内涵融会到秘密社会的研究之中,这既是一个方法上的创新问题,也是一个研究领域的拓宽问题。
(二)层次的多样性
我们认为,为了加强对秘密社会进行精细化和全面化的研究,它应当包括以下几个层次:
第一层次的研究,是将名目繁多的会党、教门看成若干个系统,来研究这些系统的组织源流及其内部的组织结构、各种制度和规范。各种秘密社会的内部制度非常复杂,对会党来说,这种结构和制度包括成员构成、组织结构、组织制度(会规、帮规)以及各种隐语暗号等;对教门来说,它内部的各种结构和制度包括成员的组织成分和组织结构、宝卷和信仰、仪式、教规等各种要素。这一层次的研究属于基础性研究,目前国内的研究大多集中在这一方面。从已有的成果看,由于资料限制,研究者多侧重于对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等着名的大型结社的研究,而对较小的地方性组织和某些着名结社的支脉派别还缺少较为全面而系统的研究。
第二层次的研究,是将各种名目的会党和教门作为一个子系统,放在其所属的区域社会中进行考察。这是在一个较高的层次上,将区域社会或社区作为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就是作为其子系统的各种名目的会党和教门存在的外在环境,我们可运用系统论的整体观点对它进行分析。因为秘密社会的产生和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它是所在区域社会变迁的结果。秘密社会成员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都必须依赖于这个区域系统,它对秘密社会具有外部的规定性和塑造性。作为秘密社会存在的区域社会环境,大体可分为两大类,一是自然环境,包括社区的地理位置、地表构造、气候、生态及资源等;一是社会环境,包括社区的人口数量和质量、社区的各种社会组织,如宗族、保甲、乡约、团练等等,还包括社会阶层与社会流动、灾荒与社会救济、社会信仰与社会风俗、政治制度等。将构成社区的所有要素及其相互关系作为秘密社会存在的环境,可以更好地揭示出秘密社会与其所在区域社会之间的联系和异化。
清代以来的中国,秘密社会的特点是名目繁多、覆盖面广,活动声势浩大,而且往往随着社会的重大变动而有所消长。特别是在一些地区,如川楚陕地区、苏豫皖地区、闽台地区、萍浏醴地区、直鲁豫地区等地,秘密社会活动比较典型,值得注意。这些易于孳生秘密结社的省际交错区是很值得进行研究的个案,它们既具有全国性秘密社会的共性,也由于地域的较大差异而各具特色,因而对于这些个案的研究应是秘密社会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目前,国内学者对这些地区的秘密社会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很零散,不够系统,不能反映这些地区秘密社会活动的全貌。究其原因,这与整体性研究的难度有关。这一层次的研究要求研究者对所涉及的社区历史、地理、人口、经济、文化、政治、法制、社会等各方面要有一个较为宏观的把握。
第三层次的研究,是将各种名目的秘密社会放在一个更大的社会环境中考察分析,这个大环境包括国内环境与国际环境。
从清代的国内环境来看,清代秘密社会是作为清政权的异己力量和对立面而存在的,它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是清代整体社会变迁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清代整体环境的变迁所导致清政府控制功能弱化的产物。清代国内整体环境的特征是人口爆炸性增长及其引起的快速流动,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导致的各种社会的、政治的冲突、暴动、骚乱、起事接连不断,大规模的起义与战争频频爆发,对外被迫开放以及通商口岸城市的兴起,从传统经济向近代经济的转轨以及政治体制的变革,致使清代社会处于一个长期的转型时期,造成社会的严重动荡不安。纵观清代秘密社会的活动规律,我们不难看到,当社会动荡不安、国家政权遭到内外各种力量打击时,其控制力就会变弱,秘密社会的活动就会变得活跃和频繁,如在太平天国时期及辛亥革命时期就是这样。1853年横扫南方数省的太平军反清起义,致使清政府在这些地区的地方政权大面积瓦解,在起义军的进军路线及太平天国政权的控制地区,天地会等秘密结社的活动已公开化了。辛亥革命时期,两广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哥老会等秘密结社的活动亦然。而当社会稳定、国家政权稳固、其控制力较强时,秘密社会的活动就相对较少。可见,秘密社会的发展和蔓延与国家政权控制力的强弱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而国家控制力的强弱则与当时的国内环境关系甚大。
从清代所处的国际环境来看,清代中国秘密社会的发展与整个国际环境,特别是与外国势力的入侵也有较大的关系,这是我们分析清代,特别是晚清秘密社会值得注意的一个方面。与已往各朝不同,清代中国在西方列强侵略下,被迫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而被强行纳入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的殖民体系中来。随着西方列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全面入侵,清代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传统纷纷消解。特别是西方列强通过条约制度,在通商口岸以及广大的乡村腹地建立租界和教会,在政治上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钳制,更大大地削弱了清政权的调控机能。[4]
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注意到秘密社会滋生与发展的国际和国内大环境,另一方面要把秘密社会的研究提升到它与国家及外国势力的关系上来。秘密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对抗,表现为镇压与反抗。具体而言,包括两者的相互认知与态度,镇压与反抗的形式、内容和各种策略的运用等等。就秘密社会与外来势力的关系而言,也相当复杂;既有后者对前者的庇护和利用,如厦门小刀会起义等,也有前者对后者的反抗,如四川大足县的余栋臣起义等。但实际上不论是哪种关系,都不利于清政府对秘密社会的控制。
尽管我们进行秘密社会研究时,侧重的层次不同,但秘密社会研究的这三个层次不应是独立存在,而是相互关联,不可分割的。这里仅举一例,就林爽文天地会事件来说,它不单是游民会党本身的问题,还牵涉到其它很多方面的问题,如台湾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移垦社会的文治程度、社会的民风民俗等,它们互相作用而衍生民变。在此,要科学地分析天地会林爽文事件,就必须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参考文献：
[1]　蔡少卿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Ｍ] 北京:中华书局,1987
[2]　蔡少卿 中国秘密社会[Ｍ]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3]　Ｅ·Ｊ·霍布斯鲍姆.从社会史到社会的历史[Ａ].蔡少卿 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Ｃ]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4]　潮龙起 租界、教会与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Ｊ] 历史教学,2003,(7):29-34
（资料来源：《烟台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