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理教暴动-论李文成与林清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天理教暴动-论李文成与林清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李文成与林清
李文成（？—1813年）[①]，河南滑县东北五里谢家庄人；林清（1770—1813年），直隶大兴县宋家庄人。他们都是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起义的重要领袖。
李文成和林清生当乾隆中后期。其时，历史上有名的“康乾盛世”已近尾声。地主阶级的掠夺、兼并土地，官吏的贪污、营私舞弊之风已成为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嘉庆元年至十年爆发的震撼全国的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未得到任何缓和。嘉庆时期，直鲁豫三省官吏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占有数百、上千、成万亩土地的地主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各地地主利用各种特权，拖欠税粮，地方官吏就伺机将亏空加在广大农民的头上，敲诈勒索，中饱私囊。至嘉庆十八年（1813）天理教起义前夕，起义者在各处发展教民时，“所言皆系地方文武贪酷不仁等弊”[②]，充分说明了广大农民的灾难是十分沉重的。他们终岁胼手胝足、辛勤劳动的成果经不住封建统治阶级竭泽而渔式的榨取和剥夺。农民的负担日重和普遍贫穷，自然成为阶级斗争的潜在因素。
嘉庆十六至十八年，直鲁豫三省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广大农民衣食无着，“皆以草根树皮糊口度日。经过官道，两旁柳叶采食殆尽”[③]。但是，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却趁机向农民催科派差，更加重了农民的灾难。在这饥莩盈野的情况下，“思乱者众”[④]。广大农民揭竿而起的时机已经成熟。
世代以泥水匠、木工为业的李文成和出身劳动人民家庭的京畿大兴县人林清、河南滑县人冯克善在长期残酷的阶级压迫和艰苦生活的磨难中，逐渐产生了反对清朝统治的思想。此时，他们决心利用这种阶级斗争的有利形势，在三省农民中组织天理教，以进行反清的武装斗争。
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而白莲教自明朝以来，就已成为一种民间秘密宗教，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
明末清初，随着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尖锐化，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白莲教在各地逐渐转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和兵士中传教收徒，发展力量，形成了许多支派。在京畿和直隶、山东、河南，就有荣华会、红阳教、白阳教、大乘教、八卦教等。
大约在嘉庆十年前后，李文成加入了河南南阳人梁健忠领导的震卦教。由于他很有才能，将“教中事有条理不当者”，“厘次剖析，众推服之无异词”[⑤]，成为滑、浚一带震卦教的实际领袖，并赢得了当地其他教派的拥护。应该指出，滑、浚一带震卦教，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王老爷”即王中[⑥]，乾隆三十七年被清政府破获和惨遭杀害的震卦教主。其后，李文成被徒众称为“当日震卦王卦主转生”[⑦]，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据记载，李文成在滑、浚一带传教收徒时大力宣扬：迨“造反事成之后将教内的人加封官职，给予地亩。所有入教的就有送粮食自数石至十数石，大钱自数百文至数千文不等。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⑧]“每钱百文，许地一顷”可以说是天理教的土地政策。林清在直隶不置买地亩，而是将其“分散穷人，已有多年”[⑨]。相传他家有谷仓十七个，专门用来接济教内乏食之人，“有告贷者，辄给之，乡村仰食者万余家”[⑩]。李文成和林清这样作的目的，自然是既让更多的人信奉他们的教派，加入反清斗争，同时也说明他们确实考虑到在起义成功后，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次冲击，具有进步意义。事实上，这个口号的提出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和直隶的农民“相从者众”[11]，只河南滑浚一带“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12]，这些人成为日后天理教起义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天理教起义的另一重要领导人冯克善和林清也在积极传教收徒。冯克善在山东收了德州宋跃隆父子和滑县牛亮臣（后成为天理教的军师）的儿子牛文成、浚县李大成等人为徒，依靠他们发展离卦教，自任教主。林清自嘉庆初年起，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京畿地区的白阳教、红阳教、大乘教、荣华会、坎卦教，并将这个统一的教派定名为白阳教。
之后，林清提出了“八卦总该归一”[13]的口号，以图联络直鲁豫三省的八卦教，进一步扩大势力，并且在嘉庆十六年，亲自到滑县会见了李文成和冯克善。出于推翻清统治的共同愿望，林清到滑县之后，即和李文成、冯克善结为刎颈之交，倡言李文成为八卦教主，使当地习教者深信不疑。接着，李文成就和林清合伙夺了梁健忠的卦主职位，由李文成正式继任震卦卦主。他们一起还确定了震卦在八卦各卦中的地位：“震卦为七卦之首，各听约束，其后兼理九宫，统领八卦。”“文成见清大悦，奉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14]至此，李文成和林清一同初步完成了“八卦归一”的目标。他们在这次会见中还利用“星象示变”，规定了起义日期。原来，这年八月，“彗星出西北方”，李文成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15]。这种以两年前的天象决定两年后的起义日期，而不以阶级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为依据的做法，显然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的唯心主义。这样，起义还处在准备阶段时期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嘉庆十八年七月，李文成和林清、冯克善在河南滑县附近的道口召开了起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决定：起义时的“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二字，约定九月十五日动手造反，各带徒弟于本县起事”，要求林清占据直隶，李文成攻克河南，冯克善夺取山东，然后李、冯等人率领各自徒弟“半月内到京”[16]，和林清会合，共同赶走清朝皇帝[17]。李文成在会上还对未来的“大明天顺”政权做出了组织安排：李文成为天王，于克敬为地王，冯学礼为人王；林清为“文圣人”，冯克善为“武圣人”，辅佐李文成管理天下。这样，在反对清朝统治者这一共同斗争目标指引下，李文成和林清、冯克善将三股势力，即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和直鲁豫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起来，并将这一组织定名为“天理教”。之后，李文成又任命了天理教八个卦的教首。他们是：“离卦王是王道隆，艮卦王是刘宗顺，震卦王是宋克俊即宋老秀，乾卦王是授光德，坤卦王是冯相林，巽卦王是王修治，兑卦王是刘国明，坎卦王先是尹老德，死后是他儿子尹振。”[18]
由于李文成的旗帜上确实写有“大明天顺”的字样，因此，过去国内外有些学者据此将这次起义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众所周知，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占支配地位的封建政权。清朝统一中国以后，虽然因形势已发生变化，不再使用大规模的暴力，但其它方式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政策仍在继续推行，因此汉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也就很难平息。另外，当时的广大被压迫者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民族压迫的阶级实质，而将清朝的民族压迫视为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这就必然要借用“大明”的旗号进行反清斗争。
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朱明皇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的 事实，说明它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不再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偶像，真命天子也并非总是由一家世代相承。这种社会意识又决定了在农民的反清斗争中，“复明”色彩必然相当淡薄，天理教起义完全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天理教和白莲教一样崇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诀，也打着弥勒佛的旗号，但实际上，他们对“无生老母”和弥勒佛并不过份崇信。在天理教徒的眼里，弥勒佛的作用是和林清本人联系在一起的，林清就是指路的贤人般的佛；他们也不用虚无缥缈的“牛八”（“朱”字的分写）充当精神领袖，而是用《三佛应劫统观通书》里“十八子明道”的话比附李文成，李文成遂号“严霜十八子”，自称“李自成转世”[19]。这充分表明李文成、林清等人是把李自成这一明末农民革命领袖作为自己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即把李自成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目的显然是要发扬李自成反明斗争的革命传统，继承他的革命事业，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建立农民政权。事实也正是这样。李文成在传教中谆谆告诫他的徒弟说：“汝曹善自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20]这是李文成借用宗教语言鼓励天理教徒行动起来，把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看来，把李文成、林清、冯克善领导的天理教起义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是不正确的。天理教起义是一次以推翻清朝为代表的封建剥削制度为宗旨的农民革命运动。
二
李文成领导的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反清起义和林清领导的攻打紫禁城的战斗，是嘉庆十八年天理教起义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这里先简要谈谈林清领导的攻打紫禁城的战斗（历史上称为“紫禁城之变”）。
嘉庆十八年八月初，林清着手计划、组织进攻紫禁城的行动。他将一百人的队伍分为东、西两路分别由东、西华门攻入紫禁城：东路由陈爽带头，刘呈祥押后，太监刘得财、刘金引路；西路由陈文魁带头，刘永泰押后，太监杨进忠、高广福引路。太监阎进喜等则在中间接应。起义战士每人得到白布两块，白布上还写着“同心合我，永不分离、四季平安”等字样。
九月十五日一早，参加起义的天理教徒即身藏大刀，扮作行商小贩，分成东、西两路，来到紫禁城下，到东华门的起义战士由于受到守门官军拦阻，只冲进陈爽等五六人，但他们在太监引导下，仍在协和门、苍震门附近与官军展开了搏斗，终因寡不敌众，惨遭杀害。东路的进攻失败了。
在西华门，太监杨进忠在门口迎候，全队四五十人即刻冲进，很快打到隆宗门一带。皇次子旻宁匆忙集合清军，把起义者击败。接着，清军连日大索宫中，搜捕起义者，并于十七日将坐镇黄村的林清逮捕，后将其杀害。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作个考辨。以往一些史学着述，多称现今保留在隆宗门匾额上的箭头为天理教徒们所射，实则在疑似之间。因为第一，史籍和档案上均没有此记载，所以隆宗门匾额上的箭头是否为此次天理教徒所射，尚须考辨。第二，即便隆宗门匾额上的箭头为此次天理教徒所射，记载也不明确。据参加“紫禁城之变”的天理教头目刘进亭供称：“走至隆宗门外，我们十几个人抢了门上许多弓箭，魏宗礼、魏大宾均射了人。”天理教徒刘三供词上说，他们20余人到隆宗门时，“抢了门上弓箭”。[21]这说明天理教徒在隆宗门外确实是有弓箭在手，但是否向门上射箭，无从考证；另外，天理教徒赶到隆宗门时，门已为清军紧闭，门上并无清军把守，故天理教徒在慌乱中并无把箭射上隆宗门之必要。
李文成领导的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起义范围大致可分三个地区。西面是河南的滑浚二县。这里是起义的中心，也是起义主力所在。
道口会议之后，李文成一方面把会议的决定通知他的八卦王，令他们把各自的几千徒弟集合好，于九月十五日准时起义，然后半月内到京和林清会合；另一方面又指令天理教首领牛亮臣在滑县大伾山加紧打造军器。不料，打造此事为滑县知县强克捷侦知。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强克捷逮捕了李文成、牛亮臣，并将李文成“刑断其胫”[22]。冯克善、宋元成和八卦王等人激于一时的义愤，决定提前起义。九月初六日夜晚，滑县的天理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下了滑城，救出了李文成、牛亮臣。强克捷仓皇逃至封邱，在其上司的逼责下，被迫自缢。他的家属和滑城官吏三十多人全部被起义军杀死。
起义军占据滑城之后，李文成即在城内扎下大营，建立政权，称“天王”，又“开帅府，设羽帐”，帐后树“大明天顺李真主”[23]的大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秦学曾为提调兵马总先锋；在北门外挂有“招军旗”，积极吸收穷苦百姓加入起义队伍。接着，起义军攻占了道口、桃源，与附近的滑城形成 犄角之势。九月初八日李文成又派于克敬北攻浚县。应该指出，李文成等占据滑城是战略上的重大失策。
过去有人认为，李文成等误信了诈降的滑县官吏吕秉钧的欺骗，因而才困守滑县孤城。其实，如果没有这一欺骗，李文成等也会这样做的。其原因是：
第一，从清政府查获的“逆产”数目来看，直鲁豫三省内李文成、牛亮臣、朱成贵等人拥有的土地总数在六百六十顷、房屋在一千一百间以上[24]。这种情况必然要加重农民起义军固有的恋土怀乡观念，从而促使他们困守孤城。
第二，起义者占据滑城后，李文成由于伤重需要疗治，领导起义军的任务都由牛亮臣、宋元成承担，其它将领轻易见不到他。因此，起义军在行动上也就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甚至有些起义军战士在附近地区抢劫当铺、衣物而无人过问，而牛亮臣等人却纷纷带头将自己的家口搬进滑城，更加恋城不舍，严重地拖住了起义军战略转移的后腿。
第三，天理教是秘密宗教，而秘密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传教时带有地区性，离开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就无可作为。
李文成等率领起义军固守滑城，正符合清统治者的愿望。礼亲王昭琏指出：“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因为“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25]。事实也是这样，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底，滑县城的起义军在清军四面包围下全部被消灭。
李文成派兵攻打浚县，同样也是个战略上的错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嘉庆皇帝一听到滑县起义的消息即迅速调军围剿，已使起义军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李文成不倾其全力围攻浚县，而是挥戈东进，把分散在直鲁豫三省各地的起义队伍统一起来，做到进可联成一片，退有牢固的后方可守，是完全能够壮大自己的力量，粉碎清军围剿的。但是，李文成等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占据滑城之后强攻浚县，二十多天的阵地战使起义军伤亡惨重，于克敬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十月初，当清军统帅那彦成率军从四面八方向滑浚一带集结时，起义军被迫撤回滑城。这样就丧失了向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加速了起义军的失败。
李文成领导的第二个起义地区是直隶南部的开州、东明、长垣，这里的起义队伍分散行动，到处都是几百人一支的队伍，其中一支曾攻入长垣县。
第三个起义地区是山东西南的曹县、定陶、金乡等县。起义军在李文成的徒弟朱成贵的领导下，攻克了定陶、曹县。
总的来说，当时起义声势迅猛发展。仅长垣至滑县交界的二三十里之处，起义军的营寨“联络十余里不绝，众不下十数万，旌旗蔽日，声势锐甚”[26]。
直鲁豫三省起义的消息一传到北京，嘉庆在军事上采取了紧急措施：派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带兵由北堵截；河南巡抚高杞紧防西南两路，“勿使渡河南窜，亦勿令窜入（太行）山谷。”[27]不久，又令大同镇总兵张绩“前往山外扼要处所驻扎”[28]；徐州镇总兵沈洪带兵“迅速由东南迎头北上，正可并力兜围”[29]；两江总督百龄带兵驻扎徐州，防止起义者向江南逃跑。九月十七日，嘉庆又调陕甘总督那彦成任钦差大臣，“总统军务”，同时把能征善战的固原提督杨遇春和清军官兵约二万余人调到河南。此后不久，嘉庆又派托津为监军，驻守直隶开州督战。这样，温承惠在北，同兴在东，高杞在南，杨遇春在西，逐渐形成了对起义军的严密军事包围圈。
从九月下旬，清军开始向直鲁两省的起义军发动进攻。十月上旬，清军先后攻下了山东起义军的主要据点定陶、扈家集和曹县。同时，各地的官吏勾结地主编查保甲、选乡勇、办团练，坚壁清野，配合官军将分散在山东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击破。在直隶的开州、东明、长垣，由于起义队伍过于分散，又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结果从十月初至十一月初，在清军三次攻势下，丢失了一个又一个据点。至此，山东、直隶地区的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余部大多退往滑、浚一带。这样，起义军的地盘就只剩下河南滑城、道口、桃源三个据点，双方最后决战的时刻即将来临了。
形势对起义军来说是十分严峻的。李文成觉察到“官兵势众，抵敌不住”，决定派冯克善往山东德州去约他的徒弟们“前来接应”[30]。冯克善也在积极寻找机会完成李文成的这一使命。
还在十月九日，杨遇春等即“驰至道口”，先后剿灭了道口附近之新镇、丁栾集等地的起义军。十月二十一日，道口的起义军分两路主动进攻杨遇春的军营，双方酣战“自巳至酉阅五时之久”[31]。冯克善在激战中寻机“独骑白马、持大刀弃滑奔山东去”[32]，十一月十九日，在河北献县被捕，后解京处死。
冯克善出走山东后，清军于十月二十七日，分七路攻下道口，进剿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滑城。
正当滑城岌岌可危之际，十月三十日黑夜，兑卦教首刘国明潜入滑城，与李文成等人召开紧急会议。虽然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作了哪些决议，但从当时直鲁一带仍有少量分散的起义军在活动的事实来看，他们显然把解救滑城危急的希望寄托在直鲁豫起义军的支援上。为了保存起义火种，以便继续斗争，起义军的领导集团决定由刘国明护送李文成出“往山东”，而留牛亮臣等人在滑城抵抗清军。
当夜三更，李文成在刘国明等人护卫下，坐着大车，秘密地来到了滑城附近的南湖。第二天，他们带着一千多人从南湖出发。尽管此时天理教起义已经面临最后覆败的危局，但是在这支队伍沿途经过的地方，还是有许多贫苦群众参加进来，起义军的人数猛增至四千余人。
十一月初四日，李文成等来到长垣、东明一带。这时，他们不仅受到清军托津部的围追堵截，而且适逢清四川提督奉调带兵赴滑县围剿起义军，经过东明，“因恐贼匪东窜，即在东明县属郝士连村扎营”[33]。这就使李文成认识到，往山东之路已走不通，于是当机立断，拐大弯往封邱、延津、阳武、新乡、辉县、林县一带奔跑，并到达距直隶边界不远的林县临淇镇，又“意图北窜”[34]，与直隶起义军会合。但是，他们再一次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进退无路，被迫从林县临淇镇来到辉县北部的侯兆川，占领了这里的险要据点司寨。
司寨背山临川，沟深墙固，内有民房三百楹，砖石作墙，纵横高耸，又有碉楼十余座，亭亭屹立，坚不可破。李文成在司寨刚一扎营，清将杨芳即统兵占据了司寨北面的咽喉白虎岗。十一月十八日，李文成派二千起义战士进攻白虎岗。清军开始时怯战，不肯向前。杨芳斩两个清兵后，众皆“股慄”，被迫一窝蜂扑上前。双方血战数个时辰，起义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山岗河水。清军接着进逼司寨。
十一月二十日平明，清军猛攻司寨。寨内的几百名战士，在李文成、刘国明的领导下，绕着围墙，从早晨坚守到傍晚，并不断用板门砖木堵塞被清军毁坏的寨墙。在清军攻进寨内之后，他们又据险掷石，与清军展开了短兵巷战。清军仍未能占据全寨，最后使用了放火焚烧的恶毒手段。
这时，清军已发现李文成藏在一座碉楼里，杨芳率众登楼，妄想活捉李文成以邀功。在这最后时刻，李文成等虽然势孤力薄，依然悉力抵抗。刘国明出其不意地持刀跃出，连杀两名清兵后牺牲。此时杨芳趾高气扬地声称：“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免死。”[35]但是，李文成和所有的起义战士都丝毫不为所动，在凶狠的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碉楼上的李文成神色坚毅，炯炯的目光向利剑似地射向敌人，高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36]最后举火壮烈自焚。剩下的起义军战士群相拥抱，让烈火吞没了自己的身躯。充分显示了他们为推翻清朝统治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司寨陷落后，三省边界起义军的最后一战又在滑城紧张地进行着。
还在十月下旬，当清军统帅那彦成等率军进攻道口、围困滑城，起义军面临危急之际，李文成丝毫没有丧失革命信心，而是积极率领滑城军民全力准备守城，誓与清军决一死战。他领导滑城军民采取了下列措施：把道口屯粮运往滑城内，“足支一载”，“尽够食用”；又令各卦王先期陆续凑来了不少火药、鸟枪、刀和其它守城器械；清除清军奸细，使城内“无敢内应”[37]；训练士卒，加强军事力量。
十一月初，李文成按照起义领导集团的战略决策，率领部分军队出往山东，将防守滑城的重要任务交给了大元帅宋元成、军师牛亮臣和天理教首领徐安国。
李文成走后，滑城军民遵照他的指令，继续加紧备战：铸了四门炮和许多支大鸟枪，从地下刨出六百斤硝磺制造弹药；天理教各卦王分守四门。清军在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准备攻城的同时，又故意将林清首级悬挂帐外，以瓦解起义军的军心，敦促起义者投降。但是，起义军无人理采，他们深信李文成会引“林清的人来救应”[38]（当时，他们并不知道京畿的起义已被清政府镇压下去）。同时不断抛下断碑巨石，压塌清军挖的地道，使潜藏在内的清军毙命。
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点燃了地道内的炸药。一声巨响，西南和南面的城墙各被轰塌了一大段。清军借机发动了凶猛的攻击，但在起义军“枪石如雨”的痛击之下，几次均狼狈窜回。守城的一名起义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之，中其左臂，拔矢以射官军；官军又射之，贼以手接矢，左右驰突。”[39]充分表现了起义军战士不怕牺牲，誓与清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由于众寡悬殊，起义军终于抵抗不住进攻，被清军抢入城内。滑城街头巷尾，又到处展开了白刃搏斗。清军最后又使用了火攻。起义军将士在一片火海中顽强地奋战，直到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滑城保卫战中，起义军中的女英雄、李文成的妻子张氏表现得十分英勇。他在李文成出走后，不仅参加了保卫滑城的指挥工作，运筹帷幄，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白天和起义战士登城防守，夜晚率兵“潜出烧炮台、劫营，无夜不扰”[40]直至滑城被攻破的前一天晚上，张氏还由“数千（起义军）拥护出城，扑卡数次”[41]。城破时，牛亮臣、徐安国劝其“诡作被难妇女出城。张氏曰：‘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42]于是，她和十二岁的女儿挥刀巷战，击杀多名清兵，力竭后母女俩一同自缢，实践了李文成在反清斗争中的誓言。
作为封建社会的青年妇女，张氏不畏强暴、坚决与封建统治进行斗争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史上也是极为壮观的。妇女在封建社会中所受的束缚和压迫最为沉重。而张氏以她们的实际斗争行动，冲破了这种牢笼，充分显示出我国古代妇女作为历史创造者的才能和智慧。
林清和李文成在这次天理教起义中，都牺牲了自己的性命，但两人的表现还是有些差异。下面试作一简单分析：
从前面所述天理教起义过程中，李文成从起义的策划、起义过程直至最后牺牲，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了与清朝统治阶级势不两立，在反清斗争中具有坚毅勇敢、不屈不挠、大无畏和宁可自焚而死，也决不屈膝投降的革命精神。而林清在起义失败和被捕后，留下了供词。从现存供词中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他有丧失革命气节的行为，比如向清廷交代了天理教领袖李文成、冯克善等人的情况，供出了八卦教各卦教首的名单，这些虽然都是可以批判的，但并不能因此而全盘否定他。这是因为，第一，林清在供词中对起义的一些重要机密并未透漏，例如，天理教和八卦教的源流，起义军的人数和分布地区等。即就他所提供的八卦教首名单而言，也大多是他“听说”的，并非实有其事。第二，至于他在供词中过头地否定自己的行为，也要认真加以分析。林清在供词中说：“我起出倡会，原是意图敛钱，后来哄得愚民多了，就希图富贵，干出这样事来，总是我活该万死，无福作太平百姓，自取绝灭，更有何说？”[43]从这份奏折的字面来看，林清的确是对农民革命事业产生了动摇。但从另一份清朝官吏的奏折，林清在牺牲前曾警告清统治者：“此时应劫，将来另有起事之人。”[44]两项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出矛盾之所在。以往史家不止一次地指出，清朝官吏在上报皇帝的奏折中，是经常按自己的愿望更改起义者的供词的。从林清相互矛盾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其端倪。由此可见，林清也应该作为农民起义领袖而载入史册。尽管他有一些污点，但从其主流来看，仍不失为一个可以基本肯定的人。
李文成和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在历史上的功绩和作用是不可磨灭的。第一，沉重地打击了清统治者。嘉庆惊呼这次起义“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45]，这是清朝统治中国170年来，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对自己的统治权力产生了巨大的危机感。第二，有力地鼓舞广大农民继续进行反清武装斗争。例如道光十五年，山西赵城人曹顺就以“先天教”的名义又发动了反清的武装暴动。另外，嘉庆之后，社会上还出现了义和拳与包括天理教在内的各教派渐渐合流的趋势，并最终发展成为波澜壮阔的义和团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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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据天理教教徒、天理教首领林清的外甥董国太说：“李文成系黑面八字须，约四十七八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董国太供词》，以下简称《军录》，并省略收藏单位）这个估计不错的话，则李文成应该生于乾隆三十一年或乾隆三十二年。
[②] 《军录》，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庆陞奏。
[③] 《清仁宗实录》卷267，嘉庆十八年三月乙未。
[④] 同治《滑县志》卷十二，《杂志》。
[⑤]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⑥]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7页。
[⑦] 托津等撰：《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一。
[⑧] 《军录》，《刘第五供词》。
[⑨]《军录》，《僧人绪乾供词》。
[⑩]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林清》。
[11]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
[12]《军录》，《刘第五供词》。
[13] 《军录》，《刘宗山供词》。
[14] 《靖逆记》卷五，《林清》。
[15]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16] 《军录》，《冯克善供词》。
[17] 嘉庆大骂这次起义“其心总在北京图谋社稷，与从前三省（白莲教起义）迥不相同，险恶肆逆，异乎寻常”（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硃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一日河南巡抚方受畴奏折上的硃批）。说明这次天理教起义一开始就抱有夺取政权、彻底颠覆清皇朝的政治目的。
[18] 《军录》，《秦学曾供词》。
[19] 《军录》，《秦学曾供词》。
[20] 《靖逆记》卷五，《崔士俊》。
[21] 《军录》，《刘进亭供词》；《故宫周刊》第203期，《刘三供词》。
[22] 魏源：《圣武记》卷十，《嘉庆畿辅靖贼记》。
[23] 《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24] 《军录》，大学士刘镮之奏。
[25] 昭琏：《啸亭杂录》卷六，《滑县之捷》。
[26] 道光《续长垣县志》卷下，《人物志·郭有成》。
[27] 《清仁宗实录》卷273，嘉庆十八年九月丁丑。
[28] 《清仁宗实录》卷275，嘉庆十八年九月辛卯。
[29] 《清仁宗实录》卷273，嘉庆十八年九月戊寅。
[30] 《军录》，《冯克善供词》。
[31]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十三。
[32] 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五，《书滑县平贼事》。
[33] 《军录》，嘉庆十八年十一月，章煦片
[34] 《军录》，嘉庆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直隶总督那彦成奏。
[35] 《靖逆记》卷三，《司寨之捷》。
[36] 《靖逆记》卷三，《司寨之捷》。
[37] 《圣武记》卷十，《嘉庆畿辅靖贼记》。
[38] 《军录》，《徐安国供词》。
[39] 《靖逆记》卷三，《平定滑县》
[40] 《七经楼文钞》卷五，《书滑县平贼事》。
[41] 《军录》，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那彦成片。
[42]《靖逆记》卷五，《李文成》
[43] 《故宫周刊》第206期，董诰奏逆犯林清起事意图敛钱折。
[44]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29页。
[45] 《清仁宗实录》卷274，嘉庆十八年九月庚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