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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考证

王如绘
1898年10月25日，以赵三多为首的冠县、威县等地义和拳在冠县蒋家庄马场聚众起事，公开揭举出“灭洋”的旗帜。但旗帜上所书何语，却言人人殊，计有“助清灭洋”、“扶清灭洋”、“顺清灭洋”、“兴清灭洋”、“举清灭洋”、“从清灭洋”等六种。义和团运动在其兴起和发展过程中，在不同的地域，产生过多种“灭洋”口号。这些语言色彩各有异同的口号，是与义和团运动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是判定各种不同类型的义和团组织宗旨的重要依据。冠、威两县为中心的直东交界地区义和拳，是义和团运动的主要来源之一，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义和团运动就是由冠、威地区义和拳开其端，因而，澄清其举事口号尤有必要。
一、伊索勒日记不足为据
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之所以如此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是因为迄今尚未发现有关这次举事口号的原始中文记载。现有的六种说法中，“助清灭洋”、“兴清灭洋”是依据调查或回忆材料，其他几种则主要是译自外国传教士的记载。外国传教士当时据传闻将口号译成外文记录下来，在原始中文记载付诸阙如的情况下，这种外文记载当然是弥足珍贵的。但今天我们将这种译为外文的口号再回译为中文，却并不容易。这种回译，是一种复原的工作，一要符合外文的原意，二要通过认真的历史考订证明其在历史上实际存在过。
较早引起人们注意的外国传教士的记载，是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士伊索勒(P. Remy Isoré)的日记。伊索勒汉名赵席珍，1898年任直隶威县赵家庄教堂司铎，兼任当地教会所设赵家庄公校校长。赵家庄距义和拳举事地点蒋家庄约有30里路，10月25日10时，有教徒将义和拳已经举事的消息报告了伊索勒。伊索勒遂在日记中记录了义和拳举事的大体情况，特别是记录了义和拳旗帜上所书口号为："Obeissance aux Tsing, mort aux Européens"（注：P.Remy Isoré,"La chrétienté de Tchao-kia-tchoang sur le pied de guerre"，转引自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63。）。后来，施达格在所着《中国与西方：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与发展》一书中引用了伊索勒的这一记载，并相应地将口号英译为"Obedience to the Tsing;Death to the Europeans"（注：George Nye Steiger, China and the Occident: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Boxer Movemen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 1927, p.132.）。1941年，吴宣易将施达格此书节译，以《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为书名出版。其中有关伊索勒日记部分的译文是：“早晨六时，有人告余，义和洛几伦（即义和拳）已经起事，其旗帜系黄色而镶以黑边，上标扶清灭洋四字”（注：吴宣易译《庚子义和团运动始末》，正中书局，1941年，第4页。“早晨六时”系施达格原书误译。）。后来人们在提到施达格所引述的这段日记时，沿袭了吴宣易的译法（注：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编译组编译《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8页。）。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少义和团研究者都据以认为，赵三多所领导的义和拳举事口号为“扶清灭洋”。其实，吴宣易将口号译为义和团运动时期最为流行的“扶清灭洋”，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它既不符合施达格英译的原意，也没有其他文字资料和一般口述资料的佐证。
随着伊索勒日记法文原文的发现，人们对这一口号的译法产生了怀疑。龚杰文首次据法文原文译出了伊索勒日记的全文，其中将旗帜上所书口号直译为“顺清朝，杀欧洲人”（注：《义和团研究会会刊》1982年第1期，第35页。）。之后，沈保义又对龚译进行了校订，校订稿将该口号改译为“顺清，灭洋”（注：《义和团研究会通讯》第4期（1987年8月）第1页。）。这两种译法都忠实于法文原文的文意，不过沈译更符合义和团口号的一般格式。而且，“顺清灭洋”口号是见于记载的历史上确实存在过的口号。比义和拳举事早一两个月，四川大足的余栋臣起义就曾经揭举出这一口号。由此，一些论者开始主张，义和拳举事口号就是“顺清灭洋”。有的甚至进一步论证该口号早在1897年就已出现，并可能通过山东诸城籍大足县令丁昌燕的渠道传向四川（注：路遥主编《义和拳运动起源探索》，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04-105页。）。但这毕竟只是提出了一种猜想，而没有提出相关的证据。“顺清灭洋”口号发生于四川大足，有其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顺”是与“逆”、“反”相对举的。余栋臣起义队伍以哥老会为主体，哥老会是以“反清复明”为宗旨。余栋臣根据新的历史条件和反对外国教会斗争的需要，改变多数哥老会员坚持的“反清”宗旨，才有“顺清”的提出。在赵三多所领导的义和拳那里，并无反清的背景，有一些义和拳师甚至连赵三多参与反对天主教会的行动都加以反对，说：“我们的祖师从明末清初传道到现在够十六七代了，文的烧香与人治病，武的练武以壮自己身体，没有做犯乱的事”（注：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第334页。）。既然赵三多及其义和拳以往并无反清宗旨，又何来“顺清”之说呢？
实际上，“顺清灭洋”口号只在四川大足出现过，此后，在整个北方地区，在整个义和团运动兴起、发展直至失败的过程中，就再也没有发现过这一口号。与“扶清灭洋”的译法相比较，“顺清灭洋”虽然符合法文原文的文意，但在历史记载和口述资料中，却得不到任何支持。因而，伊索勒对义和拳口号的记录，可能系传闻过程中出现错误或翻译有误。
至于有的着作将这一口号译为“从清灭洋”（注：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87页。），其不足采信，就更加明显了。
二、“兴清灭洋”说信而有征
196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开展过一次大规模的义和团调查，取得了大量的口述史料。这次调查结束后汇编成的《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认为，赵三多义和拳的举事口号为“助清灭洋”。在这之后，“助清灭洋”说便为不少研究者所接受。但这种说法的惟一依据，是一位名叫郭栋臣的老人的回忆及所撰《义和团的缘起》。据说郭栋臣担任过赵三多的文书（注：但梨园屯村老人张老和说，光绪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间，赵三多的密信多叫张老和代写。见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报告》（内部铅印本，1960年？），第43页。），后来曾任晋冀鲁豫参议会参议、河北省政协委员、河北省文史馆馆员（注：山东大学历史系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27页。）。他在当地是一位很有身份、很有阅历的人物，对义和拳的活动也叙述得最为系统和完整。他所具备的这些优势，显然影响了调查人的判断。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调查报告》完全忽略了另外的说法，即出自普通老百姓之口的“兴清灭洋”说。其实，口述资料的准确性，本不以人的身份为标准；而丰富的阅历，反倒可能使人记忆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1980年，齐鲁书社出版了《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该书在“冠县地区义和拳的组织源流”项下，首次披露了1960年调查中得到的如下说法：“（义和拳）集中在村中时，在庙前立了一个大旗，黄色，没有边，长方形，书有”兴清灭洋“四个大字。”（注：《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268页。又见路遥主编《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山东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64页。）提供这一说法的老人叫于忠海，生于1879年，是冠县（今南宫县）梨园屯前街人。义和拳举事便是起因于在该村持续多年的梨园屯教案。由于这一资料并非列于“义和拳的口号与民谣”项下，所以往往被读者忽略。2000年，在义和团运动百周年之际，《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问世，“兴清灭洋”又多出一件口碑：“赵老祝（即赵三多）的大旗是白洋布的，写着黑字‘兴清灭洋’。旗为长方形。”（注：《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上册，第64页。）这也是1960年调查所得的材料。提供者李继曾是与梨园屯、蒋家庄同属冠县十八村的干集村人（今属南宫），义和拳起事时已有27岁。这样两位不住在同一村子、无相互影响之嫌的普通农民，都说义和拳举事时旗帜上所书为“兴清灭洋”，比“助清灭洋”之只有一人提供，可信的程度显然是更大一些。
对于促进这一问题的解决，美国学者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客观上有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他从美国公理会传教档案中，发现了在当地传教的美国基督教传教士艾肯(E.E.Aiken)1898年11月10日致史密斯(Judson Smith)的信。在该信中，艾肯把义和拳举事时的口号译录为："Up with China and Down with the foreigners。"（注：E.E.Aiken to Judson Smith,10/11/1898,ABC16.3.12,vol.17,no.71.转引自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163.）不过，周锡瑞似乎并未认真考虑这一口号的确切含义，只是根据传统说法笼统地认为，这一口号和伊索勒所记录的口号，实际上是“扶清灭洋”或“助清灭洋”("Fu-Qing mie-yang"or"Zhu-Qing mie-yang")，也就是支持清朝消灭洋人的意思。而艾肯所记录的这一口号又被周着中文版的译者译为“举清灭清”（注：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张俊义、王栋译，第187页。）。这种译法之令人费解，不必置论。其实，"Up with China"就是“振兴中国”的意思，将艾肯所记录的口号回译为“兴华灭洋”或“兴清灭洋”，应该是准确而适当的。
在前举所有口号中，多数都属孤证，只有“兴清灭洋”才有两件口碑完全一致，并有口碑资料与外文文献记载在文义上的吻合。有了这两点，赵三多义和拳举事口号为“兴清灭洋”，基本上就可以论定了。
三、“兴清灭洋”口号的来龙去脉
长期以来，多数论者认为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是义和团口号的首次出现。但近年的发现证明，早在甲午战争之际，就已经出现了类似或相同的口号。
国家图书馆藏有部分甲午战争期间官员奏稿的抄件，其中一件，系光绪二十年九月（1894年10月）一位主战派官员所具，该奏折在陈述主战理由时称：“又况外患不除，内忧恐起。近闻山东曹濮、安徽颍亳各地方，伏莽欲动，假‘兴华灭洋’为名。道路传闻，未知确否。”（注：“光绪年奏稿”，清写本，国家图书馆藏，289.4/8990。）这里出现的“兴华灭洋”，显然是被作为一种口号来使用的，虽系“道路传闻”，但其真实性是无法否认的。它与后来见于大量文献记载的义和团的“兴清灭洋”口号仅一字之差，恐非谣言家所能捏造。值得注意的是，该奏折所指出的山东曹濮、安徽颍亳，是一个不小的区域。在曹濮和颍亳之间，还有河南省的归德府及江苏省的徐州府。1894年，正是在这一四省交界之区，兴起了大刀会。大刀会以习练与传播金钟罩术（也称铁布衫法）为主要特点。金钟罩取“金钟罩体”之意，至迟在清乾嘉年间就已开始流传，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教习者声称，练成后可以不畏刀砍棒击，有所谓“刀剑铁尺不能伤身”（注：中国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下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1950页。）的说法。但大刀会不仅宣扬可以“不畏棒击刀砍”，而且宣扬“不畏火枪洋炮”（注：《山东时报》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五日（1896年9月11日）。）。在帝国主义列强凭借洋枪洋炮欺侮中国、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下，大刀会做这样的宣传，适应了广大群众寻求“避枪炮之术”（注：（民国）《茌平县志》卷11，第19页。）的社会心理。从“不畏火枪洋炮”的追求本身，人们就可以自然地演绎出灭洋除教的宗旨。所以，这一地区出现的“兴华灭洋”口号，显然是大刀会提出的。当时当地不可能有其他的“伏莽”能提出这样的口号。而且，甲午战争时期当地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和社会氛围，也为在广阔的范围内宣扬这一口号准备了条件（注：参见王如绘《甲午战争与山东大刀会的兴起》，载《东岳论丛》1984年第4期；《大刀会与义和团运动》，收入《义和团运动与近代中国社会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齐鲁书社，1992年）。）。
对于大刀会拥有这样的口号，还可以提出一个佐证。1898年4月在山东游历的德国人海司(Ernst von Hesse-Wartegg)，在当年出版的着作中，曾指出大刀会的宗旨为："Vertreibung der Mandschuregierung,Vertreibung der "（注：Ernst von Hesse-Wartegg,Shantung und Deutsch-China,Verlag von J.J.Weber in Leipzig,1898,S.247.）。此语译成中文应该是“反清灭洋”。由这一记载，我们首先可以肯定，大刀会确实拥有“×清灭洋”形式的口号。至于海司为什么记录为“反清灭洋”，可以有两种解释：其一，海司的说法来源于德国教会，教会有意抹煞大刀会“兴华”、“兴清”的宗旨而故意将其换为“反清”，借以挑动清政府惩办大刀会。如1896年单、曹等县教民就曾骂大刀会是“白莲教妖人”（注：中国历史档案馆编辑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续编》上册，中华书局，1990年，第6页。），德国驻华公使绅珂也曾据教会来函提醒清政府，“察看情形，该匪未尝无叛反朝廷之心”（注：《教务教案档》第6辑(1)，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第137页。）。其二，大刀会在1896年遭清政府镇压后，也可能会有部分大刀会人改“兴清”为“反清”。
到1898年10月赵三多义和拳举事，大刀会的传播已经有四年多的时间。与直隶东南部紧密相连的整个山东西部，恰恰是大刀会传播活跃的地区。“兴华灭洋”口号流行地曹濮的“濮”，当指曹州府黄河以北的濮、范、朝、观等州县以及兖州府的阳谷县。这里密迩直隶的开州、大名等府，本是大刀会早期传播的重点地区，大刀会的创建人赵天吉就是阳谷县人。在山东西北部，长清、茌平、高唐、平原、恩县一带，大刀会早有传播，后来并与当地特点结合，形成了名为神拳（全称应为金钟罩神拳）的组织。这样，在山东西部由南至北一段很长的地带，大刀会在传播过程中必然对冠、威等县及整个直隶东南部产生影响。显然，冠、威义和拳在举事时打出“兴清灭洋”的旗号，是接受大刀会“兴华灭洋”（或“兴清灭洋”）口号影响的结果。
1899年，以山东西北部神拳传播的地区为中心，山东省的反教会斗争再度趋于活跃，下半年掀起高潮。这年7-8月间，各地流传着这样的歌诀：“不穿洋布，不用洋火，诚心用功，可以避刀剑，可以避枪炮。上奉太后密旨，下尊毓贤命令，兴大清，灭洋教。”（注：《万国公报》卷132，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1900年1月）。）其中就包含有“兴清灭洋”口号。10月11日，朱红灯为首的神拳在平原县杠子李庄起事，在旗帜上“大书特书曰‘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而且“从此旗帜飘扬，皆‘兴清灭洋’之字矣”（注：《汇报》第146号，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七日（1900年1月17日）。）。在此前后，莘县等地方还有“保清灭洋”旗号的出现（注：《汇报》第142号，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三日（1900年1月3日）。）。从此，神拳改名义和团，完整意义上的义和团运动已经形成，神拳成为义和团运动的主导形态。
鉴于神拳与大刀会的渊源关系，我一直认为，神拳的“兴清灭洋”口号直接来源于大刀会的传播；但由于冠、威义和拳举事早于朱红灯平原举事，有的论者更多地注意到直东交界地区义和拳对山东西北部地区神拳的影响，包括“灭洋”口号的影响，这是需要继续深入研究讨论的问题。但本文所关注的，则是“兴清灭洋”口号在不同地区、不同组织之间传播的一致性。
四、“扶清灭洋”、“助清灭洋”是附会神意的口号
冠、威义和拳举事口号之非“扶清灭洋”、“助清灭洋”，除了前面所陈，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理由，即它们是晚于“兴清灭洋”出现的口号，是义和团附会天意、神意的产物。
“扶清灭洋”首见于1900年1月6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六日）《汇报》的如下报道：“今闻景州一带，大刀会匪高建白旗，上书‘义和团’字样……新授贵州提督梅军门东益，特见北洋大臣谓：“查得该匪已入献县境内，旗书‘扶清灭洋’四大字。”据林学瑊《直东剿匪电存》，梅东益奉命查禁义和团，于1899年12月10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八日）到景州，与景州、阜城、故城、吴桥、东光各州县官会哨后，拟由阜城、交河、献县一路北行布防，然后定于17日赴津述职。因景州、深州一带义和团大起，直督裕禄阻其赴津，加派候补道张莲芬与其一同带队赴深、景二州（注：北京大学历史系近现代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2辑，中华书局，1964年，第54页。）。所谓“特见北洋大臣”，系传闻失实，但梅东益随时将查办情况电告北洋，却是理所当然的。据此，则在1899年12月上旬，“扶清灭洋”口号即已出现。另据记载，张莲芬赴景州一带查办义和团后，“回津呈白旗子二竿，一为‘扶清灭洋’，一为‘神传义和团’，并神符咒及所授天书图籍等件。”（注：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241页。）这与上述史料亦完全吻合。
“助清灭洋”口号最早出现于何时，未见文献记载，袁昶《乱中日记残稿》说：“义和团者……初起名曰大刀会。自前年平白要办积谷团练，乃以为兵食等事责之民间，自然充足，于是办团令下，便树旗曰义合团，或又曰义和团。有‘奉旨团练’之旗，有‘替天行道’之旗，有‘助清灭洋’之旗。”（注：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45页。）论者或以为此处“助清灭洋”之旗即指冠、威义和拳举事时所树之旗，实误。这段话共有三句，前两句是说义和团的来源，后一句是说作者在北京所见之旗。此文后面未引出的话，皆为作者描写北京义和团之语。类似对北京义和团“助清灭洋”口号的描述，《西巡回銮始末记》亦记云：“以尖角旗悬于门上，书‘奉旨义和团练’或‘义和神拳’字样。其旗之长方者，或书‘助清灭洋’，或书‘替天行道’”。（注：罗惇曧：《庚子国变记》，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129页。）这都是1900年夏天的情形，并非“助清灭洋”口号的最早出现。
但在调查材料中，“助清灭洋”口号约于1899年末大量出现于直隶的景州、阜城一带。在山东大学师生1966年对景州、阜城义和团的调查中，被提到过的口号（旗号）凡15种，其中“助清灭洋”被提到11次（景州7次，阜城4次），“保清灭洋”3次，“扶清灭洋”1次（均在景州）（注：山东大学历史系近代史教研室编《河北景州、枣强、衡水地区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收入《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82年第1期，第169-175页。）。可见“助清灭洋”与“扶清灭洋”两个口号大约同时或相继出现于景州、阜城一带。时人记载：“平原匪与官军开战，各有死伤，东抚毓贤不惩匪徒，反将地方官参革，故拳势炽张，托词于‘扶清灭洋’，纠合东直两省匪类及贫民之湖（糊）口无资者，广为羽翼。”（注：李：《拳祸记》上编，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5年，第39页。）平原县令蒋楷被参革，是在当年（己亥）九月二十一（即1899年10月5日）（注：蒋楷：《平原拳匪纪事》，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360页。）。距《汇报》记载该口号出现的1899年12月仅隔一两个月，两者基本上是吻合的。而且这一记载还说明了一个事实，即“扶清灭洋”口号的出现，与山东平原一带神拳的活动向北影响到直隶有关。
从“兴清灭洋”到“扶清灭洋”、“助清灭洋”，明显发生了变化。对于“清”的含义，有的主张作“清朝”解，有的主张既可作“清朝”解，也可作“中国”解。我们不妨以后一种解释为假定的前提对这类口号进行一下比较。由于“兴清”可以是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主体和客体是融合在一起的，所以这里忽略了主体，而重在“兴清”这个目标本身。“扶”有“扶持”与“扶助”两层意思。前者是持之不使倾倒的意思，后者是帮助弱小的意思。义和团有时使用“扶保”一词，大概两种意思兼具。在这两种意义上，“扶清”和“助清”都不仅仅是强调了目标本身，而是同时表现了主体与客体“清”的分立，表现了主体的强大和客体“清”的危殆和弱小。
所以，有研究者指出，通过这类口号，“至少表明了义和团是以对等独立的地位去扶持清政府”（注：路遥：《义和团研究述评》，收入义和团运动史研究会编《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中华书局，1984年，第532页。）。在义和团兴起后，一些主张镇压的清朝官员就已经发现了这种口号在实质上所具有的对清政府的不恭，他们甚至认为义和团提出这种口号是别有用心的。如陕西巡抚端方在所发布的告示中说：“向来各处匪徒，多驾名于‘助清灭洋’。中国自有威权，何取乎若曹之助？外人但安本分，何至用若曹之灭？只恐助清者适为清忧，灭洋者益增洋衅。”（注：佚名：《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第231页。）京官袁昶、许景澄在奏折中则指斥义和团说：“扶者，倾之对，能扶之即能倾之，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注：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165页。）
上述说法显然把义和团当成了“扶清灭洋”、“助清灭洋”的主体。如果把义和团当做这两个口号的主体，那么其中的“清”只能作“清朝”解。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把“扶清”、“助清”解释为扶持清朝还是帮助清朝，都表现了义和团对清政府的独立性，也多少表现出对清政府的不恭。而如果把“清”解释为“中国”，把“扶清”、“助清”解释为义和团扶持、帮助中国，在逻辑上便很难讲通。
然而，如前所述，很多义和团在打出“扶清灭洋”、“助清灭洋”旗号的同时，还打出了“奉旨义和团练”、“奉旨团练”等旗号。这种旗号表明，他们是以大清国臣民的身份出现的，这与人们通常对“扶清”、“助清”一类口号表达的情绪的分析并不一致。这需要合理的解释。
其实，只要具体考察一下“扶清灭洋”、“助清灭洋”这两个口号标出时的具体情形，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先看“扶清灭洋”口号的表况：1.在一件名为《京都顺天府宛邑齐家司马兰村义和团晓谕》的揭帖中，“扶清灭洋”是这样出现的：“今以上天大帝垂恩，诸神下降，赴垣设立坛场，神传教习子弟，扶清灭洋，替天行道。”（注：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148页。）2.佐原笃介、浙东沤隐辑《拳事杂记》载，1900年5月下旬，有人描述直隶雄县义和团标举这一口号的情形是：“旗书‘义和团替天行道扶清灭洋’字样。”（注：资料丛刊《义和团》第1册，第250页。）3.《拳变余闻》载：曹福田的义和团队伍“红旗大书‘曹’字，侧书‘扶清灭洋天神天将义和团’”。（注：罗惇曧：《拳变余闻》，中国历史研究社编《庚子国变记》，第29页。）4.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记天津义和团的情况说：“每一坛树大旗一对，上书‘天兵天将，扶清灭洋’。”（注：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7页。）5.佚名《天津一月记》记天津义和团的情况说：“团居江苏、浙江各会馆，门悬大黄旗两面，上书‘替天行道，扶清灭洋’等字。”（注：资料丛刊《义和团》第2册，神州国光社，1951年，第151页。）上举5例，基本包括了“扶清灭洋”口号原始记载的多数情况。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义和团并没有直接把自己当成“扶清灭洋”的主体，而是把“扶清灭洋”附会为“上天大帝”的意志，是“神意”和“天道”，是上天大帝派下天神天将，传习义和团，假义和团之手“扶清灭洋”。义和团扮演的是“替天行道”的角色。
有关“助清灭洋”的完整记载较少。前述袁昶《乱中日记残稿》所记“有‘替天行道’之旗，有‘助清灭洋’之旗”，这两种旗是像联语一样同时打出的。又前述《西巡回銮始末记》所载：“以尖角红旗悬于门上，书‘奉旨义和团练’或‘义和神拳’字样；其旗之长方者，或书‘助清灭洋’，或书‘替天行道’。”在这些地方，“助清灭洋”与“替天行道”都不是单独存在的。这说明，义和团同样也把“助清灭洋”说成是“天道”，自己是在“替天行道”。
在“助清灭洋”、“扶清灭洋”口号肇始的直隶景州、阜城等地，也正是义和团的神道观念较早盛行的地方。前述张莲芬查到白旗两竿，并“神符咒及所授天书图籍等件”，两竿旗子一为“扶清灭洋”，一为“神传义和团”，这两竿旗子也是相互为用的。它同样说明，“扶清灭洋”的主体是“神”，如果说是义和团，那也是得到了神的传授，执行的是神的意志。景州义和团首僧武修（晤修）在旗帜上大书“奉玉皇差遣除灭洋人”（注：龙顾山人：《庚子诗鉴》，《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35页。），正可以为他们打出的“扶清灭洋”旗帜作注脚。就是在武修举事的地方，当时还出现有“神助灭洋”的旗帜（注：李：《拳祸记》上编，第49页。）。
所以义和团说的“扶清”、“助清”，是天扶天助、神扶神助而非简单的人扶人助。在义和团运动高潮阶段，义和团散发了大量的揭帖，如《庆王爷四月九日夜间子时连得三梦》中所说的：“今上帝大怒，免去雨雪，降下八万神兵，教传义和团神会，特借人力，扶保中华，逐去外洋。”（注：包士杰：《拳时上谕·杂录》，资料丛刊《义和团》第4册，第147页。）又如《神助拳，义和团》揭帖中所说的“神出洞，仙下山，扶助大清来练拳”（注：侨析生：《拳匪纪略》卷3，上洋书局1903年石印本，第23页。），还有北京“各处喧言”：“洋人进京四十年，气运已尽，天意该绝，故天遣诸神下界，借附团民之体，烧尽洋楼使馆，灭尽洋人教民，以兴清朝。”（注：仲芳氏：《庚子记事》，《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科学出版社，1959年，第12页。）等等，宣传的都是这种天扶天助、神扶神助的观念。只有理解了这一层意义，才可以正确地解读“扶清灭洋”、“助清灭洋”口号，才可以理解，为什么被袁昶等清政府主剿派官员视为“其心不可问，其言尤可诛”的口号，在一定时期内反倒能被一批清政府官员甚至慈禧太后所接受或默认。所以在一般人的观念上，也就不存在义和团与清朝“对等独立”等问题了。
总之，义和团“助清灭洋”、“扶清灭洋”的口号于1899年底左右出现在景州、阜城等地，它是义和团在山东西北部神拳基础上进一步神化后出现的现象。冠、威义和拳本无“刀枪不入”、喝符念咒、降神附体等神秘色彩很浓的仪式，1898年10月举事的时候也还没有神化，因而不可能提出“助清灭洋”、“扶清灭洋”这样的附会神意的口号来。按照郭栋臣的说法，赵三多1899年5月曾到正定大佛寺与各县拳首聚会，会上赵三多接受建议，决定与静海等地吃符念咒、会刀枪不入的铁布衫联为一气，并将义和拳定名为“神助义和拳”（注：《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36页。）。如果确有其事，也是在蒋家庄举事大半年之后，义和拳才开始神化。而所谓“大佛寺会议”，只有郭栋臣的这一种说法，没有其他任何文字的和口头的资料的佐证，本身疑窦颇多。
郭栋臣在《关于义和团缘起之补充资料》中有这样的回忆：“光绪二十六年四月间，赵三多在景县、阜城立起‘兴清灭清’的旗号来。”（注：《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337页。）这里又告诉我们，赵三多义和拳确实树立过“兴清灭洋”的旗号，否则郭栋臣不可能平白说出一个他压根儿没有见过的口号。问题只在于，他对时间、地点的记忆是否准确。如前所述，在景州、阜城一带，最为流行的口号是“助清灭洋”和“扶清灭洋”，还有“神助灭洋”和“保清灭洋”，却从未见有“兴清灭洋”的文献记载和口碑。据常理推论，赵三多在景州、阜城参与当地义和团的斗争，所树立的旗号也应随俗而为“助清灭洋”。他之称“神助义和拳”，也应是在此时此地。联系到郭栋臣所说1898年10月义和拳举事旗号是“助清灭洋”，不禁使人产生这样一种推断：赵三多在冠县1898年10月打出的是“兴清灭洋”，1900年在景州、阜城打出的是“助清灭洋”。两者相距仅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郭栋臣老先生在近60年之后回忆这一段往事，难免记颠倒了。
资料来源：《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