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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汉民：咸同年间的变革思潮
咸同年间的变革思潮
郭汉民
晚清咸丰、同治年间，即19世纪50—60年代之交，中国社会思想发生了显着变化，从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的开眼看世界发展到明确主张学习西方，实行改革，出现了一种颇具影响的变革思潮。本文拟就这一思潮的起因、内容和影响作一初步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学术界同仁教正。
一
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是中国社会步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最初阶段，是晚清两个对立政权同时并存的时期，也是西方列强对中国扩大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侵略的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都十分尖锐。来自不同阶级、阶层且有着不同经历和不同政治倾向的一批仁人志士，从不同的角度分别提出了学习西方、实行改革的救国济世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有郭嵩焘、洪仁玕、冯桂芬以及容闳等。
郭嵩焘（1818—1891）道光27年中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咸丰初年助曾国藩创办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在为湘军筹措军饷途经上海时，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咸丰8供职翰林院，并奉命入值南书房。次年（1859年）他上书咸丰皇帝，提出在天津设局，如法仿造西洋战舰和推求通悉外国语言之人才入京传习外国语言的建议，并面奏咸丰，指出“今日总当以通下情为第一义。王大臣去百姓太远，事事隔绝，于民情军情委曲不能尽知，如何处分得恰当？事事要考求一个实际，方有把握，故以通下情为急。”<%《郭嵩焘日记》第一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了解和学习西方、改革封建政治上下隔阂的要求。
也是在1859年，太平天国总理朝政的干王洪仁玕（1822—1864）向洪秀全进呈了学习西方、革故鼎新的《资政新篇》。洪仁玕是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主张仿效西方先进技术，兴办新式工业、矿业和交通运输业，兴办银行，创设邮政，鼓励私人投资、实行保险和专利以及澄清吏治，革除陋习等，还主张与各国平等交往，和平竞争，把中国建成一个“兵强国富、俗厚风淳”的“新天新地新世界”。
稍晚一点，1861年冯桂芬写成了倡导变革的重要着作《校邠庐抗议》。冯桂芬道光20年进士（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注重经世之学，长于天文、舆地、兵刑漕盐诸政，且留意西学，关心时事。太平军兴，奉诏在籍举办团练，1860年苏州被太平军攻占，冯逃到上海，参与组织中外会防局，对抗农民革命，后入李鸿章幕，协助镇压太平军。在避居上海期间，对外国情况有了较多了解，自云“桂芬读书十年，在外涉猎于艰难情伪者三十年，间有私议，不能无参以杂家，佐以私臆，甚且羼以夷说，而要以不畔于三代圣人之法为宗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光绪十年冬刻本。文中冯氏言论未注出处者均见是书。%>，《校邠庐抗议》上下两卷凡40篇，明确主张采西学，制洋器，改革弊政，以求富强。
咸同年间主张学习西方并为“改革和复兴中国”热情奔走的还有我国第一个留美学生容闳（1828—1912）。容闳出身于贫苦农家，自幼进入教会学校，接受西方教育，1852年加入美国国籍，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文学士学位，是我国早期由西方国家直接培养出来的少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一。他有着一颗热爱祖国的赤子之心，自谓在美学习期间，“常思借此时学习，以为将来效力祖国之预备，守此宗旨八年如一日”，热切期望“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趋于文明富强之境”，并且坚信“借西方文明之学术以改造东方之文化，必可使此老大帝国，一变而为少年新中国”，<%容闳：《西学东渐记》，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为此，他拟定了一个使“多数青年子弟游学美国”的教育计划。1860年容闳访问了太平天国，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向洪仁玕提出了七项改革建议，希望太平天国加强武力，组织良好军队；创立学校，培养各种人才；建设善良政府，聘请行政顾问；设置银行，厘订度量衡标准等。并表示如太平天国决计实行他的建议，“愿为马前走卒”。不久他发现太平军领袖“全不足恃”，毅然投奔曾国藩等洋务派，并借助后者的力量初步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教育计划。
以上四人，郭嵩焘和冯桂芬隶属于清王朝，是地主阶级官僚士大夫。他们要求改革，旨在解脱清王朝的内忧外患，实现地主阶级的长治久安。洪仁玕作为农民革命领袖，提出《资政新篇》这一经邦大略，则是为辅天国之政，资洪氏之治，使“太平一统江山万万年”。容闳作为我国最早接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爱国侨胞，同对立双方的交往是为实现自己“改革和复兴中国”的理想。重要的是这些政治立场、社会经历不尽相同甚至大相径庭的人们都在同一时期提出了大致相同的主张，即学习西方，实行变革，可以说初步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潮。这种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其原因不外如下三端：
一是同时并存的两个对立的政权都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感促使统治阶层中的有识之士从揭露时弊、倡导改革中寻求出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缔结割地赔款的《南京条约》并没有使清政府惊醒过来，他们以为签订了“柔怀远人”的“万年和约”，天下从此无事，依然不思振作，文恬武嬉。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近代思想史上有着重要地位，但并没有在当时统治阶层和士大夫中引起积极反响。具有讽刺意味的却是日本人十分看重《海国图志》，如获至宝，翻刻再三，真可谓“墙内开花墙外香”。然而，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使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腐朽本质暴露无遗。冯桂芬尖锐指出：“左氏传曰：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其今日之谓乎？！”“今天下之乱谁为之？亦官与吏耳。顾氏炎武谓之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天下之乱民，非生而为乱民也，不养不教有以致之。”他进一步揭示“召乱之源不外两端：下所甚苦之政而上例行之，甚者雷厉风行以督之；下所甚恶之人而上例用之，甚者推心置腹以任之。”出路在于变革，“穷变变通，此其时矣”。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仓皇逃奔热河，深刻刺激着爱国士人纷起寻求自强之道。而西方各国勿庸置疑的强盛更使他们感到“忌嫉之无益，文饰之不能”，促使人们寻找“彼何以小而强，我何以大而弱”的原因，从而将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重新提出并向前推进一步。就后期太平天国而言，亦是江河日下、危机四伏，“到处尽成荆棘，无处不是陷坑”。因而洪仁玕主张改革内政外交，“因时制宜，度势行法”<%洪仁玕：《资政新篇》，见《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论着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文中洪氏言论未注出处者均见是书。%>。
二是西学东渐再次拉开序幕，西学的初步传播为仁人志士寻找救国真理提供了新的思想资料，为他们设计济世方案提供了新的参照系。中国文化史上前西学东渐始自明末清初传教士的来华，内容限于宗教神学、天文历算，后因清政府的禁教而中断。鸦片战争之后，西学东渐的序幕再次拉开，西方文明伴随着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商品和鸦片传入中国，传教士大批东来，他们在广州、香港、澳门、宁波、上海、福州等地开办学校，在上海设立出版印刷机构墨海书馆等。洪仁玕长期奔走于广东、香港、上海等地，与欧美传教士频繁接触，广有交往，深受西方政治学说和科学技术的影响，这正是他能写出《资政新篇》的主要原因。至于容闳本人，更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崇尚西方文明，且以传播西方文明为己任。郭嵩焘、冯桂芬也是在注意了解外情、吸收西方文化的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改革思想的。冯桂芬称自己的着作“羼入夷说”即是明证。冯氏通过比较认识到西学的优越，并以西方为参照系，公开承认中国“不如人”，力图找出“不如之所在”。他指出，从总的方面看，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从具体的方面看西人之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阨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荷兰国设有养贫教贫局，“国无游民无饥民”；瑞典国实行义务教育，“国无不识字之民”。他惊叹西方国家“于乎善哉”，相比之下“堂堂礼义文物之邦，曾夷法之不若，可慨也”。正是通过这样的对比分析，先进的中国人才从西人、西学和西方文明那里找出了自己的差距，从而主张效法西方实行改革。
三是国际间的改革潮流，特别是俄国和日本向西方学习的明显成效给先进中国人带来了积极的影响。资产阶级在西欧取得统治地位并成功完成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世界各地扩张，它要将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文明的体系之中，落后民族要么灭亡，要么接受这种生产方式使自己变成资产者。所以19世纪50—60年代，美国发生废奴运动，俄国也在进行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日本倒幕维新如火如荼，明治维新也在蕴酿之中，形成为国际间的改革潮流。与中国接壤的俄国和一衣带水的日本更对中国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先进中国人从中汲取到改革的思想。洪仁玕的《资政新篇》介绍了10多个国家的情况，自称“熟谙各国风教”，除赞扬英美“邦法宏深”外，对日俄学习西方的事迹推崇倍至，其云：“俄罗斯邦，…遣其长子伪装凡民，到佛兰西邦学习邦法、火船技艺……及归邦之日，大兴政教，百余年来声威日着，今亦为北方冠冕之邦也。”“日本邦近与花旗邦通商，得有各项技艺为法则，将来亦必出于巧焉。”冯桂芬也以俄日的事例作为自己主张“制洋器”的有力论据，他说：“近事俄夷有比达王者，微服佣于英局三年，尽得其巧技，国遂兴。”“前年西夷突入日本国都求通市，许之。未几，日本亦驾火轮船十数，偏历西洋，报聘各国，多所要约，诸国知其意亦许之。日本蕞尔国耳，尚知发愤为雄，独我大国将纳汗含垢以终古哉！？”洪仁玕、冯桂芬等人对日俄改革的记述是否准确和精当姑且不论，重要的是他们从国际间的改革潮流中汲取到了思想材料和精神力量，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前进方向。
二
咸同之际的变革思潮对中国当时面临的时局和任务有着独到的认识，对内政改革、外交举措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有些主张虽属片言只语，却颇富时代精神。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五点认识。
其一，天下之局大变，宜重视洋务与外交。冯桂芬说：“自五口通商而天下之局大变。”“据西人舆图所列，不下百国”，如同春秋列国一般。“势力相高而言必称理，谲诈相尚而口必道信；两军交战不废通使，一旦渝平居然与国。亦复大侵小强凌弱而必有其藉口之端，不闻有不论理不论信如战国时事者。”既然天下不独中国，地球百国形势风气近似春秋，而且地球九万里莫非舟车所通人力所到，为防止“小嫌酿大衅”，“应对之才又曷可少哉”？是故“驭夷为今天下第一要政”。“今既议和宜一于和，坦然以至诚待之，猜嫌疑忌之踪一切无所用耳。”郭嵩焘在咸丰11年7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吾尝谓中国之于夷，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夷患至今已成，无论中国所以处之何如，总之为祸而已。然能揣其情，以柔相制，其祸迟而小。不能知其情，而欲以刚相胜，以急撄其怒，其祸速而大。此又自古以来夷祸之一变局也。”夷人因何来华，“要之为利而已”，他们根本不知所谓顺逆。天津交涉，中方以诈相胜，遂酿城下之盟。应该“反躬自省，追究其所由来，以求斡旋补救之术。圣贤生今世，亦无有易此者矣”。这无疑是对鸦片战争后20年夷务工作一再失误的泣血自省，也是对开展外交活动以求斡旋补救的理性思维。在这一点上，洪仁玕的认识与他们也是一致的。《资政新篇》有“柔远人之法”和“与番人并雄之法”，主张“内修国政，外示信义”，指出：“若不失信义二字，何必拘拘不与人交接乎？是浅量者之所为也。虽然亦必有一定之章程，一定之礼法，方不致妄生别议。但前之中国不如是焉。毫无设法，修葺补理，以致全体闭塞，血脉不通，病其深矣”。对技艺精巧的外邦人宜许其通商，许其入内教导我民，在不毁谤国法的前提下许其为国献策；对于外邦；不论大小强弱，“凡于往来言语文书，可称照会、交好、通和、亲爱等意，其余万方来朝，四夷宾服及夷狄、戎蛮、鬼子一切轻污之字皆不必说也。盖轻污字样，是口角取胜之事，不是经纶实际，且招祸也。”
其二，借鉴诸国富强之术，采西学，制洋器，力求自强。冯桂芬认为，既然天下之局大变，诸国同时并域，且能独致富强。西方各国除轮船火器之外，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兼综条贯，农具、织具及百工所需多用机器，用力少而成功多，凡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均奇技而非淫巧，都是可供中国师法的。中国在诸多方面不如人，诚为可耻，然耻之，莫如自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源，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今者诸夷互市，聚于中土，便于中国取法效仿。诸夷对我不无异志，然各国之间外睦内猜，互相箝制，莫敢先发，目前数年可以和平相处。有此和好无事之间隙，殆天与我以自强之时。如果不乘此难得的有利时机急起直追，将悔之晚矣。自强之道即在于采西学，制洋器，于通商各口拨款设船炮局，聘请西人数名，招内地善运思者从受其法，以授众匠，模仿外国先进工艺设备，逐步实现自造、自修、自用，“变人之利器为我之利器”、“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中国多秀民”，“聪明智巧必在诸夷之上”，完全可以做到“出于夷而转胜于夷”。洪仁玕也主张“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器皿技艺”，允许外国教技艺者到国内教导我民。所不同的只是，冯氏主张以功名奖励创造发明，洪氏则以准其专利、准其自售的政策鼓励智者自创。
三、提倡裕国之道，振兴社会经济。冯桂芬看到，道咸间中国人口数倍乾嘉时，耕地面积却未增加，以至饥民充斥；东南诸省积岁兵燹，百姓流离，良田抛荒，加上银贵钱贱、漕务盐政积弊等，社会经济凋蔽。但另一方面，他也看到五口通商之后，对外贸易有了发展，在国内丝市大减之时，夷船所购却数倍往时，上海一口贸易岁4—5千万而■茶为大宗，故绿茶并为富国之大原。针对这种情况，他提出了一些裕国、富国的措施。诸如，世界各国都用银币，中国亦应以银为币；宜部颁铁尺、铁斤、铁斛，统一度量衡；兴修水利，推广稻田，增加北方粮食生产；采用西人耕具，开垦东南抛荒之田；奖劝种桑植茶，大兴■茶之利；停办漕运，东南诸省折解银两，续行票盐，招商承运淮盐，千方百计降低成本以广流通。冯氏特别主张开发矿产，发挥地利藏富于民。并且强调指出各国都以开矿为常政，夷书有云中国地多遗利“设我不开而彼开之，坐视其捆载而去，将若之何？”洪仁玕亦提出要革除阴阳八煞，大兴宝藏，“凡金、银、铜、铁、锡、煤、盐、琥珀、蚝壳、玻璃、美石等货，有民探出者准其禀报，爵为总领，准其招民采取。总领获十之二，国库获十之二，采者获十之六”。他还主张兴银行，兴保险，兴邮政，以利商贾士民。其鼓励、提倡和保护商品生产的意图较之冯桂芬是更为鲜明的。
四、废八股、改科举、设新式学校，培养和选拔有用人才。八股取士，非一朝夕，谬种流传，败坏天下人才，所取非所用。冯桂芬主张废八股、改科举，考试内容改为经解、古学、策问三者。他还主张改会试，停武试，停捐输。冯氏力主以功名奖励工艺技术人员，“重其事，尊其选，特设一科以待能者”，能工巧匠随夷人仿制洋器，“工成与夷制无辩者，赏给举人，一体会试；出夷制之上者，赏给进士，一体殿试”。如果将来另议改定科举，这特设之一科亦不能废。“可并行不悖”。容闳主张建立新式教育，在他向太平天国提出的七条建议中，新型教育的内容即占了四条，诸如设立武备学校立设立海军学校、设立各种实业学校、颁定各级学校教育制度等，而向美国派遣留学生，培养新型人才更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五、刷新吏治，改革内政，广征民意以通上下之情。君民悬隔、吏治腐败，是致乱之源。廉远堂高，■疏有体，九重万里，呼吁谁闻？冯桂芬尖锐批评“君民不隔不如夷”。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主张远法三代，以复乡职、复陈诗、重儒官、公选举等办法“通上下之情”，建议官吏的举荐“宜用众不宜用独，宜用下不宜用上”，并通过汰冗员、易吏胥、改捐例、改土贡、厚养廉等措施，改革内政，刷新吏冶。《资政新篇》亦力主吏治廉明，严禁私门请谒，以杜卖官鬻爵之弊。凡子臣弟友，各有分所当为，各有俸值，各有才德，各宜奋力上进，致令闻外着，岂可攀援以玷仕途！即推举者亦是为国荐贤，亦属分内之事，既得俸值，何可贪赃？除俸值外，有妄取民贿一文者议法。受赃者准民控诉，革职罚罪。为了廉政和实现上下情通，洪仁玕主张设立“暗柜”和“准卖新闻纸”，发挥群众和新闻媒介的舆论监督作用。选拔性品诚实不阿者担任各省的新闻官。其官有职无权。不受众官节制，亦不节制众官，其赏罚亦不准众官褒贬。他们专司新闻报导，通过报纸反映“人心公议”，使“奸者股栗存诚，忠者清心可表”。更重要的是。这时的思想家们都要求革新政治要从当政者做起。冯桂芬在分析中国内政“四不如夷”之后。指出欲求所以如之，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郭嵩焘面奏咸丰要求通下情时进一步建议朝廷立个榜样，遇事认真，挽回大局不过认真两字。认真一段工夫，破除积习，切实做去，立竿见影，天下自然从风。洪仁玕向洪秀全建议治国立政，惟在设法与用人之得当，除了以风风之、以法法之和以刑刑之三个重要方面外，“又在奉行者亲身以倡之，真心以践之，则上风下草，上行下效矣。否则法立弊生，人将效尤，不致作乱而不已。‘岂法不善欤？实奉行者毁之尔！”
三
如上所述，咸同之际的变革思潮是在民族矛盾和国内危机的刺激下，在西学东渐和国际改革潮流的影响下发生的，又是以效法西方，实行变革为自强和富国之道，它就成为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里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始自鸦片战争。诚如梁启超所说：“鸦片战役以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拔，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梁启超史学论着四种》，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3页。%>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人为主要代表的经世思潮在思想上体现出两大特色：一是揭露积弊、抨击时政，倡言“更法”与改革：二是究心边疆史地和域外史地，了解外情，筹画御夷之策。魏源从“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的观念出发，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体现了开眼看世界、寻觅新知于异域的开放精神，开辟了近代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思想方向。咸同之际的变革思潮继承和发扬了经世思潮的积极精神，将经世派人士师夷与更法的思想大大地向广度和深度推进一步。在向西方学习方面，魏源所说的长技仅包括战舰、火器和养兵练兵之法，主张设立船厂、火器局，聘请西洋教习传授技能。冯桂芬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魏源的师长之说，指出夷之长技不仅仅在坚船利炮。更在自然科学与技术，即所谓历算之术、格致之理、制器尚象之法，还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农具、织具及百工所需的机器设备等等，勇敢承认中国不如人及不如之所在，明确指出中国应当学习诸国富强之术，进一步提出了“法苟不善虽古先吾斥之，法苟善虽蛮貊吾师之”的方针和“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的自强之道。这样一来，不仅师夷之长技的范围大为扩展，而且还要师其学、师其法，向西方学习的方向和目标更加具体、更加明确了。公开承认自己的不足，打掉天朝上国的虚骄之气，向西方学习以求自强的自觉性也大大提高了。鸦片战争前后经世思潮倡导的改革与更法，主要的是针对漕运、河工、盐政以及官风、士习等方面的积弊，咸同之际的变革思潮在继续要求清除上述社会积弊的同时，开始从内政方面找到了与西方国家的差距，明确提出“通下情”的要求，将解决君民悬隔问题的历史任务提上了日程并且毫不含糊地提出解决这一问题要从当政者做起。
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思想主张。
咸同之际的变革思潮对行将产生的洋务思潮和早期维新思潮、对洋务运动和维新运动都有着重要影响。
19世纪60—90年代兴盛起来的洋务思潮和从它的母体中孕育产生的早期维新思潮是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里程中的另一个重要阶段。开关互市、中外联属、敌强我弱，千古变局是二者共同的时局观，师夷长技以求强、振兴商务以求富、变科举兴学堂以求才，是二者为解决当时中国历史任务的共同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则是二者调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共同的文化政策。关于这一点笔者另有专文，兹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郭嵩焘、冯桂芬、容闳是最早鼓吹洋务的一部分人，他们在咸同之际提出的许多思想观点实际上成了洋务思潮的先导。例如，他们关于“天下之局大变”、“驭夷为第一要政”和重视外交以维和局的看法成为洋务思潮千古变局论的基础；他们提出的自强口号成为洋务思潮的旗帜，他们提出的自强之道与富国之策为洋务思潮求强求富的理论注入了新的血液；他们提出的改科举和特设一科鼓励创造发明的主张与李鸿章“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的人才思想可说是前后映辉；冯桂芬关于“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本源，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更为“善之善哉”的观点也为洋务思潮的中体西用论开了先河。不仅如此，他们主张“通上下之情”和学习西方实现“君民不隔”的思想，与后来早期维新思潮主张君民共主、实行议院制度以期扩大言路、去塞求通、解决君民上下隔绝的问题，在思想理论和深层认识上也是相通的。
咸同之际的变革思潮反映了时代的需要，为随之而来的洋务运动准备了思想和舆论。郭嵩焘、容闳都积极参加洋务活动，为洋务官僚出谋献策，奔走效劳，并分别成为我国近代外交和留学事业的开拓者。甲午战后，维新运动蓬然兴起，容闳积极赞助维新派的活动，被革新人物视为“众望所归的领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版1980年版第198页。%>。郭嵩焘和冯桂芬虽然早已去世，但前者的开放意识、革新和求实精神鼓舞着维新派人，特别是湖南的维新志士，后者的《校邠庐抗议》在百日维新期间还经光绪旨准印刷一二千部，由军机处交发部院卿寺堂司各官阅读莶注。书中关于废八股、改科举、开特科、裁冗衙、汰冗员、筹八旗生计等主张，一时成为朝野议论的热门话题，不断出现于臣僚奏疏和朝廷谕旨之中。他们对维新运动的积极影响于此可见一斑。
（资料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403）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49958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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