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晴佳:钱穆与新史学之离合关系:1902-1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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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王晴佳:钱穆与新史学之离合关系:1902-1950


原载于:“民主与科学”网站 转自:思与文
有关钱穆先生的学术定位问题,特别是有关他与新儒家之间的关系,在他逝世以后,已经有了不少讨论。1但不管钱先生是否新儒家,都不影响他作为现代中国一代学问宗师的地位。事实上,这些讨论本身已经表明,虽然钱先生以史学成名,但他学问之淹博,已经使他的治学超越了史学的范围而成为所谓"国学大师",以致在他逝世之际,他的弟子逯耀东如此感叹﹕"绝了,绝了,四部之学从此绝了"!2
但钱穆先生首先而且毕竟是一位历史学家。史学研究不仅是他的本行和成名的基础,也是他治学的主要方法。在研究钱穆的论着中,不少人都称赞他"以史证经"、"以史证子"的成功。3那么,在现代中国史学史上,钱穆的史学究竟占有怎样的地位呢?这是本文希求探讨的主要问题。要想解答这一问题,笔者以为,我们必须将钱穆的史学置于现代中国史学的演变过程中考察,方能对他的史学成就,有一种比较清楚的认识。如所周知,中国进入二十世纪以来,其史学研究的传统受到了激烈的挑战,引起了一番深刻的改造。这一改造的结果是,各式各样的"新史学"层出不穷,使得史学界出现流派纷陈、相互竞争、递嬗的复杂局面。在中国史学史上,二十世纪可以称得上是史学界最为活跃的一个时期。钱穆先生置身于内,参与其间,其成就及影响使他卓然成一大家。但他"论学不立门户"的作法,又使他的史学研究有别于一些常见的流派。4因此,对钱穆史学的研究,就显得别有兴味。
1.新史学的兴起及其演变
为了正确阐述钱穆史学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关系,我们似乎必须对中国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作一简述。中国史学的革新与改造,自然是与西方强权的侵入是有关系的。鸦片战争时期及其以后,中国的有识之士便觉察到认识外部世界的必要。从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努力,其结果影响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具体而言,这一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是中国人眼界的扩大。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就将一般人对世界的认识,从沿海的邻邦扩展到了欧洲、大洋洲和美洲。但从第二个方面来看,这一"开眼看世界"的结果,反而缩小了中国人的世界观,从原来的"天下"转变成了"国家"。中国人渐渐抛弃了以前的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而慢慢地把国家放在注意的中心,特别是注意中国与外国、特别是与西方强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但在这一新的国家观中,又包含了原来的天下和王朝等概念。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此有较清楚的分析。他认为在清末的知识分子中间,这一国家观常常有不同的含义,取决于人们对清王朝的态度。5 保皇派可以将清王朝等同于国家;保国就成了保清朝。而革命派则将国家界定为中华民族的天下;清朝的灭亡正好是保国的必要条件。但无论如何,国家的兴亡已经成为中国人注意的中心。从天下到国家,反映的是中国人的认同观念所产生的深刻变化。
这一认同感的变化与国家观的建立,导致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勃兴。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连载《新史学》和1905年开始《国粹学报》上有关史学的论文,都代表了民族主义史学的兴起。如果说在十九世纪末年魏源、王韬等人介绍西方的着作中,中国人对西方的知识只是原来的天下观念的延伸,那么到了二十世纪初年,由于国家观念的普及,原来的中国为天下之中心的观念已经被中西之间的抗衡、甚至中国应模仿西方的认识所取代。在梁启超的《新史学》中,他一方面将高扬民族主义视为史学研究的目的。在另一方面,他又以西方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史学为样板,批判中国的传统史学。由此,中国史学开始"革命",进入了一个全面革新的阶段。在梁启超看来,虽然中国史学汗牛充栋,但并没有对中国人的民族意识,产生多少帮助。其中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正史",只是专制帝王的家谱,未能记载多少中国民众的事迹,即所谓中国的"旧史家"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6显而易见,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想将"国家"作为史学着述的中心。同样的企图也见于"国粹学派"的着作中。所谓"国粹"、"国魂",都首先由日本学者所发明使用。"国粹学派"的人物中,有不少人与梁启超一样,曾受到日本现代学术的影响。在"国粹学派"追寻中国这一国家的起源及其特质(即"国粹")时,历史学也是他们重要的工具之一。从建设民族、国家的需要来衡量,"国粹学派"的学者对中国的传统史学,也做了犀利的批判。如邓实就写道﹕
悲夫,中国之无史也。非无史,无史材也。非无史材,无史志也。非无史志,无史器也。非无史器,无史情也。非无史情也,无史名也。非无史名,无史祖也。呜呼,无史祖、史名、史情、史器、史志、史材,则无史矣。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7
邓实像梁启超一样,以民族主义史学为基准来检验中国传统史学,由此而发出中国"无史"的呜呼。更有甚者,他认为没有史,便没有学,而没有学就没有国,于是将史学研究,将国家建设紧密相连。这种以国家观念为中心的民族主义史学,是勾勒中国现代史学的主要脉络。以后史坛流派纷陈,但都不脱此藩篱。钱穆也不例外。因此余英时在回顾中国民族史学的兴起和演变时,也将钱穆的史学放在其中一并考虑。8
一旦放弃了中国作为天下中心的思想,而把中国视为世界上诸多国家的一个成员,就自然需要对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重新考虑。这是当时民族主义史学必须首先面对的问题。其实,就当时中国所处的情形来看,这一问题似乎十分简单明暸,那就是在西方强劲的挑战面前,中国显得软弱无力、雄风不再。于是,许多开明、激进人士提倡改革、变法,以求中国之重振。这些想法,在今天看来,似乎顺理成章。但其实却反映了一种历史观的深刻变化,即那时的中国人已经开始以进化论的观点来考察历史的发展了。因为正是通过进化论,人们才将世界各地区的历史放在一个起点上考察,以观察它们前进速度的快慢。也正是由于进化论,即通过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历史的比较,人们才注意到古代中国的先进和现代中国的落后,于是就有了所谓"复兴"的提法。"国粹学派"对"古学复兴"情有独衷,而五四时期的人物则提倡"文艺复兴",都是显例。严复在那时翻译《天演论》,自然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但进化论的一般道理(国家之间的孰先孰后),对于那时的中国人来说,应该并不难理解。9正是由于进化论的观念显得如此显而易见、深入人心,康有为才会如此煞费苦心地到儒学经典中寻找其痕迹,以求证明在中国古代学问(三世说)中,也包含有这一"伟大的"真理。
由于进化论思想的普及,民族史学在中国便显得十分必要。因为要想复兴中国,就不得不回过头去,看一看古代中国的先进,具体表现在何处,又如何能对当前复兴中国的任务,提供何种帮助。于是,历史研究就带上了"目的论"(teleology)的眼光,即如何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能服务于当代的史实,提出新的历史解释。这一用"目的论"的眼光考察过去的作法,在世界各地区民族史学中,都有明显的表现。10但是,由于中国的历史悠久,可以摭拾的史实自然很多,因此就使得中国的民族史学,呈现特别活跃的局面。如"国粹学派"对中国民族历史的构造,就力图从远古的时代入手,发现一些与现代科学相契合的因素,而将这些"现代因素"的湮没不彰,归罪于儒学的兴盛。11毋庸赘言,"国粹学派"的复兴古学的目的,是为了建设一个强盛的现代中国。这种出自现代的关怀而回顾、"发现"过去的作法,成了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重要标志。
同样为了"发现"过去、复兴古学,其作法可以多种多样,这就造成了不同的史学流派。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悠久的学术传统中,对古代经典自有一个不断革新、变化的诠释传统。12现代学者之复兴古学,就不可避免地会与之相联系。康有为在十九世纪末期推崇今文经学、贬斥古文经学,便是现代学者从现代的立场"托古改制"、并与已有的诠释传统相结合的一个例子。
康有为之倡导今文经学,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但他对所谓"新学伪经"的指责,则为二十世纪初年的学术界的"疑古"风气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当然,我们并不能将这一"疑古"的风气,完全归咎于康有为。事实上,由于进化论的影响,当时(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人,从现代中国的问题出发,已经对现存的文化传统,逐渐产生种种恶感,视之为造成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他们的着眼点,是将科学理性的发达视为西方文化强盛的基础,而将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学传统中把科学研究视为"末技"的作法,视为现代中国贫弱的主因。如果说进化论让当时的中国人认识到自身的落后,那么科学主义则向他们揭示了落后的根源。因此,中国现代史学的改造必须仰赖科学方法,从梁启超的《新史学》以来,成为不少人坚守不移的信仰。
用科学方法复兴古学、重振中国,梁启超首开其例。科学史学对写作《新史学》时候的梁启超而言,就是如何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重新解释中国历史的演变。因此他在《新史学》中,将展示历史的进化视为史学研究的宗旨。但是对小他一辈的胡适来说,进化论则应该是一种科学方法。胡适对此有一段重要的说明﹕这种进化的观念,自从达尔文以来,各种学问都受了他的影响。但是哲学是最守旧的东西,这六十年来,哲学家所用的"进化"观念仍旧是海智尔(Hegel,通译黑格尔)的进化观念,不是达尔文的《物种由来》的进化观念。到了实验主义一派的哲学家,方才把达尔文一派的进化观念拿到哲学上来应用;拿来批评哲学上的问题,拿来讨论真理,拿来研究道德。进化观念在哲学上应用的结果,便发生了一种"历史的态度"(The genetic method)。怎么叫做"历史的态度"呢?这就是要研究事物如何发生;怎样来的,怎样变到现在的样子﹕这就是"历史的态度"。13一旦进化论成了一种历史方法,它就对复兴古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康有为对"新学伪经"的怀疑,如果用胡适的话来说,只是一种"大胆的假设",缺乏详实的证据。而"进化"的方法、或"历史的态度",则为如何证明这种怀疑,提供了手段,那就是追根溯源,找出伪书、伪经的来龙去脉,用事实来证明其伪。由此看来,在胡适1917年回国以后,学术界的"疑古"风气,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提出怀疑到证实其怀疑。但是虽然胡适将进化论解释成一种方法,但这并未影响人们用进化论史观看待中国历史的演化。胡适提倡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正好证明中国传统学术中科学精神的不足。因此,进化论史观所揭示的中国的落后,仍然是胡适等人"科学实验"的思想背景。
既然缺乏科学是造成中国落后的原因,那么胡适所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就必然以寻求科学精神、提倡科学态度为主要目的。但是像"国粹学派"一样,胡适也有复兴古学的愿望。虽然他被认为是现代中国"西方化"的主要人物,但实际上他对古代中国文化的先进,仍然抱有信心,认为不会与科学的精神相差太远。胡适在美国攻读博士时以先秦哲学为研究对象,表明他像邓实等人一样相信,在远古的时代,中国文化中包含有科学的因素。的确,在他博士论文的起始,他就断言中国和西方的哲学中,都有逻辑方法存在和发展的例证。14从胡适的这一立场来看,他把清代考证学家的方法视为科学方法的一种,也就不足为怪了。换言之,胡适提倡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正是想通过这一"整理",发现中国文化中固有的科学精神,加以重振、复兴,以求富强。胡适将他所参与领导的这场"新文化运动",称为"文艺复兴",清楚地表现了他的心态。15
但既然有复兴的必要,也就表明在胡适看来,中国的文化在过去的某个时期,存在着不足,与科学的精神相背离了,因此有待现代中国人的重振。这一问题出在哪儿呢?胡适对当时中国存在的毛病提出了不少指摘,其中包括社会的、伦理的和政治的等各方面。但他注意的重点还是学术研究。在他看来,中国文化中虽然有科学的精神,但长期以来并未有长足的进展,于是许多文献资料就显得很不可靠。用科学精神"整理国故",就是要剔除糟粕、保留精华。受到胡适的影响,顾颉刚挑起了"古史辩"的讨论。顾的大胆"疑古",继承了康有为、廖平等人怀疑古文经学的传统,是那个时代"疑古"风气的一个集中表现。16但是,顾颉刚的"疑古",虽然像康有为一样态度激烈,但对他影响最大的人还是胡适。这在他的自述和旁人的研究中,都有证明。17既然顾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胡适,那么他的"疑古"就必然带有求证的意图,即如何用事实来证明作伪的经过。如此一来,这一"疑古"就带有建设性的意向。顾颉刚本人也声明,他的"疑古",是为了在科学的基础上重建古史。18易言之,顾颉刚的"疑古",只是他古史研究的第一步。但是由于他"疑古"成名之后,为声名所累,又由于战争与革命的影响,使他无法全力从事重建古史的工作。不过,顾颉刚虽然自己无法全力以赴,但对别人用科学考证的方法重建古史,还是尽一切可能提供帮助和支持。因此,顾颉刚之提拔、推荐钱穆,并非偶然,而是他在学术界的一贯作法,也是他学术理念的一种反映。19
2.钱穆与"科学史学"
对顾颉刚提拔钱穆一事,一般人都归之于顾在学术上的宽宏。20这固然没有大错,但就当时的情形来看,顾之推荐钱,也是因为钱穆的治史,与顾在当时所推崇的方法,有相通之处。如上所述,顾颉刚之"疑古",也有重建的一面。而他掀起的"古史辩"论战,就其对现代中国史学的影响来看,是为科学史学、批判史学开辟了道路。胡适在评论"古史辩"的讨论时已经指出,不管双方意见如何,但都必须用同一种方法﹕"就是寻求证据"。21由此看来,"古史辩"的讨论,与其说是批判传统,不如说是为现代史学研究标准的建立奠定基础。现代中国史学在二十年代,逐步形成了一种学术规范,即以批判史料、考证史实为圭臬。22钱穆之为顾颉刚赏识,正是由于钱的早期史学着作符合当时史学研究的规范。
如所周知,钱穆由于早年丧父,未能上大学深造,而是在无锡、苏州附近的小学与中学各教了十年书。由于江南一带文风的熏染,加上他本人的勤学,钱在教书期间,阅读了大量典籍,积累了丰厚的经史方面的知识。从他自学的情况来看,他的早期兴趣以研读、诠释经典为主,与传统的学者相近。钱最初的两部着作,《论语要略》、《孟子要略》,反映了他那时的治学兴趣。
但是,青年时代的钱穆,虽然以教书为业,但却没有完全放弃继续升学的愿望。钱在十九岁时,得知北京大学招生需章学诚《文史通义》和夏曾佑《中国古代史》两书,便购来勤读。这说明他有应考的想法。既有应考的想法,那么钱穆对当时北京学术界的情形,也一定关心。钱穆在《师友杂忆》中说道,他在那个时期逐月读北京的《新青年》杂志,就是他关心学术界新动向的一个证据。23既然关心学术界的动向,那么钱穆对当时北京文史界的风云人物如梁启超、胡适、陈独秀和以后的顾颉刚,都一定很了解。对于他们的学问兴趣,也多知晓。事实上,在二十年代中期,钱穆还效仿梁启超而自学日文,就说明他还没有放弃升学、或者进入学术界的愿望。虽然钱穆在晚年回忆时,对这些"新文化运动"的人物多有批评,但不难想像在青年时代,他还是一度有仰慕、甚至追随他们的想法的。当然,这里的所谓"追随",并不指钱穆同意胡适、梁启超对传统学术的批评,而是指他那时对这些人的治学方法和手段,有模仿之意。
钱穆当时在中学讲授"国学概论",并写成和以后出版的《国学概论》一书,对我们了解他当时的治学兴趣,有很大帮助。应该说,在二十年代后半期,也即胡适的"整理国故"运动热火朝天的时候,钱穆受其感染不小。首先,他在中学讲授"国学",就已经表示出在那个时代,学术界与教育界已经接受了那种始自二十世纪初年、以国家为关怀的中心的文化理念。当然,钱穆虽然教授"国学",但他对此尚有一些保留。1931年《国学概论》出版时他在"弁言"中写道﹕
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别。本书特应学校教科讲义之需,不得已姑采梁氏清代学术概论大意,分期叙述。24
这一段话,十分有意思。其中"学术本无国界"一语,表明钱穆仍然像传统儒家那样,没有忘怀天下。但他在同时又说他应时代之需,采用了梁启超的观点,表明钱穆在那时也愿意跟随该时代的学术潮流。
在《国学概论》书内,更有不少例子说明钱穆对"新"学问,非常了解。这一了解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钱穆在书的最后一章中,对"最近期之学术思想"做了较详细的介绍。第二,在前面各章中,他也不时参考梁启超、胡适、章太炎等人的着作,与前人的论述作比较。我们可以在下面看几个例子。譬如,在钱穆那时下力很深的先秦诸子研究中,他就参考而且同意胡适的意见,认为"诸子出于王官论"的说法不可靠﹕"遑论所谓'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之说哉?故谓王官之学衰而诸子兴可也,谓诸子之学一一出于王官则不可也"。25在谈到两汉今文、古文的争论时,钱穆像顾颉刚一样,并不认为在汉代,有所谓今、古文之争。他们在研究那个时代的学术时,也都想突破今、古文讨论的藩篱。26到了唐代,有关佛经的翻译,钱穆则引用了梁启超的论着。27在讲述清代考据学时,钱更是大段引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可见他对那些"新"人物着作的熟悉程度。在总结清代考据学时,钱穆引用了胡适、梁启超的意见,认为这些考证的手段,代表了科学的精神,有助于史学的研究。不过,钱穆对清代学问还是有所保留。他引证了柳诒征对之的批评。但更有意思的是,他似乎更喜欢胡适的批评。钱穆引了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的说法,认为清代考证学,欠缺对"材料的组织与贯通",因此在清朝三百年中,"只有经师而无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无史家"。从钱穆以后的学术生涯来看,他是不满做纯粹的考证学问,而是有意成为一名"史家"的。28看来胡适对早期的钱穆,也有一定的启发。
钱穆在"最近期之学术思想"一章中,对他同时代的学者做了直接的评论。他将章太炎、胡适和梁启超视为当时治先秦诸经与诸子的主要人物。对于胡适,更是赞誉有加。认为他"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29这几乎是"夫子自道",即钱穆已经认识到,在那个时代即使做古代的学问,也须采用一些西洋的新方法。他在以后的论着中,不断将中西学问做比较,看来与此认识有关。事实上,在写作《国学概论》时,钱穆已经对西方的一些学术经典和思潮,有一定的了解。30
当然,钱穆对胡适还是有批评的。他提到胡在写作时,由于匆忙而对一些问题的处理显得潦草。但他马上又说﹕"要之其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甚至在将胡适与梁启超比较时,钱穆仍然偏好胡适。他说虽然梁的着作"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更为重要的是,钱穆对东南大学柳诒征对章太炎、梁启超、胡适的批评,不以为然,认为梁、胡等的作法,有扭转风气之功。31由此看来,如果我们说那时的钱穆对"新学问"有仰慕之心、追随之意,恐不为过。而他那时对胡适等人的反动派,则并不见的有多少同情。
譬如,钱穆在评论柳诒征在东南大学的同事吴宓、梅光迪等人的《学衡杂志》时,这样说道﹕这些人"隐然与北大胡、陈诸氏所提倡之新文化运动为对抗。然议论芜杂,旗鼓殊不相称"。在简述了"学衡派"的"人文主义"以后,钱穆也只是说﹕"盖与前引二梁之书(梁启超之《欧游心影录》和梁漱溟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相桴鼓,皆对于近世思想加以箴砭者也。惟学衡派欲直接以西洋思想矫正西洋思想,与二梁以中西分说者又微不同"。32从这些不温不热的评语可见,钱穆对这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并不看好。而他所认为与新文化运动可以相媲美的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一认识到了以后也没有改变。33
钱穆在《国学概论》中的这些意见,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他在入京前夕,也即进入学术界以前的一些基本想法。因为虽然《国学概论》出版于1931年,在他去燕京大学任教以后,但据他自述,他写作该讲义,是在1926和1928年之间,也即在他结识顾颉刚以前。34该书所反映的,因此是他对当时学术界的先进所抱的比较真实的看法。从上述的讨论来看,钱穆在那时对梁启超、胡适、顾颉刚等人对传统的怀疑与批判,并无恶感,而对他们在研究方法上的探索,颇为赞许。因此,他在1929年认识顾颉刚以后,会马上被后者所欣赏,并非完全偶然。事实上,钱穆在《国学概论》中,对顾颉刚等人的"疑古",颇为肯定,认为他们"虽建立未遑,而破弃陈说,驳击旧传,确有见地"。并对他们提倡的研究方法,即胡适所谓的"历史的方法"(genetic method)或"剥皮主义",表示有"注意之价值"。35
既然钱穆欣赏胡适、顾颉刚,那么他那时在研究上自然而然地向胡适等人所创建的学术标准靠拢,也就不足为奇了。在钱穆早期的两部成名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治学与胡适、顾颉刚等人"互补"的情形。我们可以先看一下钱的《刘向歆父子年谱》。钱之写作该长文,是在写《先秦诸子系年》之后,以应顾颉刚的稿约。从他的写作宗旨来看,有不少与顾颉刚对古史的态度相契合。而钱穆自述他在研究方法上,则采用了他认为有"价值的"、胡适的"剥皮主义"。36像顾颉刚、胡适等人一样,钱穆想突破今文、古文的壁垒,对古书保持一种谨慎的态度,不明显偏袒一方。更重要的是,他们都希图用考证的方法,将古书的真伪作细致的研究。他们之间的区别是,钱穆对古典学问始终抱有一种崇敬的态度,不愿轻易将之摒弃,而胡适、顾颉刚则是"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对传统学术持有一种批判的态度。不过,在钱穆写作《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时,他并没有全面阐述他的学术观点。此时他的研究,重在"考史",而非"着史"。这是他在那时为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科学史家"所欣赏的主要原因。在钱穆到北京大学任教以后,傅斯年在宴请外宾时,经常邀他作陪,并向外宾介绍说钱穆是《刘向歆父子年谱》的作者,俨然将钱视为同道。37
傅斯年那时欣赏钱穆的原因,与钱在《刘向歆父子年谱》的立场有关。钱穆写书的出发点,是反对康有为认为刘歆伪造古文经的说法,即批判所谓"新学伪经"论。而他采用的方法是依靠班固的《汉书》,将刘向、刘歆的父子的一生行迹,逐年记述。由此,他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就刘向、刘歆的生卒年来看,刘歆领五经只有大约五个月的时间。在如此短的时间制造"伪经",显然不太可能。而且,如果照康有为的说法,刘歆造"伪经"是为了帮助王莽篡权,但从时间上来看,也不成立,因为在刘歆争立古文经时,王莽还不具备篡权的机会。由此看来,钱穆的成功之处,是用历史的方法重造古史,以此来鉴别经书的真伪。钱穆自谓﹕"实事既列,虚说自消。…凡近世经生纷纷为今古文分家,又伸今文,抑古文,甚斥歆莽,偏疑史实,皆可以返"。而"发古人之真态",则是他着书的"嚆矢"。38这也就是说,他用考订史实的方法,重建历史、"再造文明"。难怪胡适、傅斯年会欣赏他了。如果说顾颉刚之提拔钱穆,是欣赏钱的以史证经的方法,那么傅斯年之欣赏钱穆,则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傅斯年从"疑古"走向"重建"的关键时期。换言之,此时的傅斯年,已经与顾颉刚"分道扬镳",不再以怀疑、批判古史为重点,而是想通过科学方法,重建中国的古史了。39钱穆虽然没有运用傅所提倡的考古方法证史,但他的着作异曲同工,为重建古史做了贡献。40
至于顾颉刚与钱穆,在那个时候更是惺惺相惜、互相欣赏。其原因也主要是由于研究兴趣与方法的相似。在钱穆应顾颉刚之邀,写作了《刘向歆父子年谱》以后,顾颉刚也写了《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其中说道﹕"我很佩服钱宾四先生(穆),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寻出许多替新代学术开先路的汉代材料,使我草此文时得到很多的方便"。41虽然顾颉刚在文章中,采用了康有为"新学伪经"的不少观点,与钱穆对当时今文经学的不满十分不同,但就研究手段而言,有不少相通之处。他们都以考证的方法,重构古史。在顾颉刚发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以后,他又请钱穆作评论。钱穆也不讳言,对顾的"疑古",提出了批评,认为他还未能摆脱今文学家的影响。顾颉刚回应说﹕"我对于清代的今文家的话,并非无条件的信仰,也不是相信他们的微言大意,乃是相信他们的历史考证"。42事实上,顾对钱穆研究的欣赏,也在钱的"历史考证"。正如Jerry Dennerline所言,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填补了顾颉刚1926年开始研究的新史学中的空白"。43
顾颉刚对钱穆历史考证手段的欣赏,在他1929年读到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初稿时就开始了。从该书的范围来看,钱穆的写作显然受到清末民初学术界对诸子学研究的影响。如王先谦、孙诒让、章太炎、梁启超和胡适等人的着作,就是例子。而从钱穆书的结构来看,则又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相埒。他们都想将先秦诸子学术的演变,做一系统的整理。不过,胡适对诸子着作的态度,有一种怀疑,认为必须用科学的方法加以重新整理,而钱穆则虽也有疑,却又自然带有一种尊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与胡适、顾颉刚等人的区别在于﹕"余疑《尧典》,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育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44这段话十分重要。钱穆等于是在说,虽然他们的方法相似,但信仰却很不同。正是这一信仰的不同,造成钱穆以后的变化。不过在当时,钱穆还没有全面阐述他的文化、历史观点。他还是以"考史"闻名。
但或许是由于两人研究相近的关系,胡适与钱穆之间总是有一种紧张的关系。虽然在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发表以后,胡适承认钱穆的学问,对人说若要问先秦诸子的事,不用问他,可以问钱穆。45但他们两人初次见面在苏州,就有点话不投机。胡适与顾颉刚两人都由于东吴大学教授陈天一的介绍而认识钱穆,但胡适到苏州中学演讲遇到钱穆,双方都觉得"意见不相得"。46钱穆到北京任教以后,又由于顾颉刚的介绍,再次与胡适相见,讨论学问,但以后还是往来很少。47这里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两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见不同;胡适力求改造,而钱穆希图维护。而在具体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如对老子的看法,就是一例。48二是两人当时的治学相近,以致"同行相轻",也有可能。胡适与冯友兰之间的紧张关系,与他和钱穆的关系,其性质有点类似。49
3.作为"国史大师"的钱穆
以上的论述表明,在钱穆1929年进京任教前后,他的学术研究,以"考史"为主,因此与当时史学界的主流,十分契合。由此,他得到"新史家"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的欣赏。但在学术信仰上,已经表现出某些不同来,只是钱穆还没有机会具体论述。余英时在评论他老师的学术生涯时说﹕"钱先生自民国十九年到北平以后,表面上他已进入中国史学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场和主流中的'科学'考证或'史料学',又不尽相合"。这是非常道地的观察。对于这一占据"主流"的学问,据余英时的回忆,钱穆还是颇为欣赏的,认为是一种"客观的标准",只是由于以后战争的破坏,才丧失了影响力。50所谓"客观的标准",也就是说史家在研究中对史料所采取的审慎和批判的态度。这一标准在中国史学界的建立,自然与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人的努力有关。钱穆在史学界地位的建立,也显然是由于他早期的着作符合了这一标准。
但是,在钱穆进入中国学术界的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多事之秋。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就已经在不少学者的心上,投下了一个阴影。提倡科学史学最力的傅斯年在当时,也已经提出"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他的具体作法是,通过历史语言研究所的人力和财力,对中国古代文明做实证的考察,希望用考古发掘的事实批驳"疑古"的论调。而对于东北的丧失,他则以写作《东北史纲》来驳斥日本政府认为东北不属于中原大陆的说法。由于写作匆忙,他的《东北史纲》里面包含不少史实的错误,由此引起一些学者的嘲讽,认为他一方面提倡"史学就是史料学",另一方面又不尊重史料。51但该事件说明,当时中国的学界,几乎没有人可以对"九一八事变"无动于衷。
钱穆自然也不例外。据他自己说,他之研究历史,自"九一八事变"以后开始。52这里的意思显然是,虽然钱穆以前也治史学,但并没有"着史",而是"以史证经"、"以史证子"。但自东北沦陷以后,则开始希望通过历史的叙述,来重振民族的信心。换言之,虽然钱穆以"考史"出名,但他进入史学界以后,则由于时局的关系,逐渐改变了治学的方向,改以"着史"为主了。钱穆的"着史",包括了教学与着述两个方面。两者并不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他的大部分着作,都是在讲稿的基础上写成的,如着名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和《国史大纲》。钱穆的第二次入京,是他讲授历史的开始。而这个时候,正好是1931年,即"九一八事变"的那一年。他所担任的课程是"中国上古史"和"先秦史"。但东北沦陷以后,由于民族主义的高扬,各校都遵教育部之命开设"中国通史"。傅斯年等人都支持这一课程,但在课程设置的方面,却有不同的意见。从傅斯年提倡"专题研究"的立场出发,这一"中国通史"的讲述,应派几位专家分别担任,因此最初北大曾准备由十五位专家承担这一课程。后来由于实行起来困难,才由钱穆建议,由他和陈寅恪两人主讲。最后,钱穆自告奋勇,决定一人承担。53由此便有了《国史大纲》的写作。
在如何教授"中国通史"上钱穆与傅斯年的分歧,可以视为钱穆与"新史家"分道扬镳的一个最初的标志。虽然这里在表面上涉及的只是一个教学的问题,但在实际上却反映了史学观念的不同。从傅斯年的立场出发,现代史学的特征就是史家对史料的发掘和考证,以求得对某一阶段历史的认知。傅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旨趣〉的一开始便说﹕"历史学不是着史﹕着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54而从钱穆讲授和写作"中国通史"的情况来看,正好像傅斯年所批评的那样,其中既讲儒家的伦理道德精神,又追求文采和微言大意。难怪从那个时候开始,钱穆与傅斯年的关系就逐渐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写的东西他从来不看。这与钱穆初到京时,傅斯年经常在宴客时邀他作陪的情形,成天壤之别。55
钱穆与傅斯年交恶的主要原因,正是因为钱穆此时已经开始在治学的兴趣与方法上,都有了改变。就研究方法上而言,自钱穆进京以后,他就很少再从事"考史"的工作。除了前述有关老子其人其书的文章以外,钱穆仅在1939年写过《史记地名考》,而把其它的时间都用在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特质等方面。余英时在一篇纪念钱穆的文章中用"一生为故国招魂"为题,概括钱穆的学问重点,可谓十分贴切。56这一重点在抗战开始以后,特别明显。但在三十年代初期,已见端倪。因此,钱穆的治学方法和兴趣的转变并非偶然,而是与当时中国的国际形势以及北京学术界的风气息息相关的。
钱穆得以进入北大历史系,与顾颉刚有很大的关系。本来北大想请的是顾,而顾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去北大,就推荐了钱穆。顾颉刚是古代史的专家,钱穆替代他,自然也担任这一方面的课程。57他在走上讲坛以后,马上就发现这是一个争议很大的领域。由于顾颉刚挑起了"古史辩"的争论,各派立场都有代表,互不相让。钱穆自己说道﹕"当时在北大上课,几于登辩论场"。教授的讲义稿在授课以前就广为散发,可见听课的学生很关心教授的立场。58但就三十年代青年学生的兴趣和态度来说,看来是赞同顾颉刚的为多数,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持一种怀疑和批判的态度。据钱穆的学生吴沛澜回忆,他在大学一年级时上了钱穆的"中国通史",也读了顾颉刚《古史辩》七册。他更欣赏顾的观点,并以此为出发点,写了一篇长文。但给钱穆看了以后,钱穆"加以批评,态度严肃,声色俱厉,历时亦长"。59这虽然只是一个例子,可由此可见,当时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主流"历史学家对青年学生影响之大。
钱穆在起初的时候,也持一种谨慎的态度。据他的另一位学生杨向奎回忆,1931年钱穆到北大教书时,他也正好上北大一年级,修了钱的"中国古代史"。"按一般规定,中国古代史应当自虞夏商周讲起,但钱先生并不如此,他只是根据他的'先秦诸子系年'的内容,自先秦诸子讲起,联系史实讲下来,一年也没有出这个范围"。60但钱穆同时也在寻求变化。他也许感到那些"主流"历史学家对传统的态度过于偏激,不利于中国的民族主义立场,因此试图尽自己的力量改变风气。如他在北大开选修课时,就自定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希望对这一时代思想史的发展提出与梁启超不同的解释。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就是依该课的讲义为基础写成。钱穆的这部着作,体大思精,是一部力作。但从当时北京学术界的风气来看,他之讲授"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都无异是对清末民初、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学术文化主流的一个挑战。因此钱穆也遇到一些阻力。譬如他在1932年提出开"中国政治制度史"时,历史系主任、留洋归来的陈受颐认为中国已进入民国时代,以往的君主专制政治不必再研究,以致钱的课上没有历史系的学生。反而是法学院院长周炳霖(也是留洋归来的学者)认为政治系的学生也应知中国政治,遂令政治系的学生来修,才使课得以开成。61
虽然钱穆之开"中国通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近乎一种政治表态,引起一些人的反感,但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和中期,并没有对清末民初以来中西文化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自己明确的见解。他只是通过讲坛和着述,伸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希望学生在推崇西方文化和科学时,也注意到自身文化的长处。他在那段时间,与各派人士都有交往,达三、四十人,实践他的"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的信仰。62但是,正如余英时所言,钱穆虽然起初为"主流派"的学者所提拔,但"他和反主流派的学人更为投缘,甚至左派学人中也不乏和他谈得来的"。所谓的"反主流派"人士,主要是那些与胡适等人不太投缘、或观点相左的人。63而钱穆之得到某些左派人士的赏识,则是由于他的民族主义立场。虽然这些人接受了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同时又是民族主义者。因此,钱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对左派学者有参考的价值。64从钱穆自己的回忆来看,他在北大和西南联大时,交往最为紧密的是汤用彤、蒙文通和熊十力。65这些人都不是"新文化运动"中的人。唯有例外的是顾颉刚,钱穆对顾一直抱有知遇之恩。在抗战时期,顾颉刚在成都借齐鲁大学设立国学研究所,希望钱穆任主任,钱遂离开西南联大,于1940年到成都协助顾。虽然研究所所处的成都赖家园僻处乡野田间,但钱穆认真讲授,培养了严耕望、方诗铭等历史学家。66
钱穆之离开西南联大,自然是由于顾颉刚的邀约,但也与那时校园的激进空气有关。钱穆自述﹕"自余离开联大以后,左倾思想日益嚣张,师生互为唱和。闻一多尤为跋扈,公开在报纸骂余为冥顽不灵。…凡联大左倾诸教授,几无不视余为公敌"。67这种情形,虽然发生在钱穆离开联大以后,但可以想见,在他未离开以前,也已经有了不少反对者。钱穆当时的反应就是,潜心写作《国史大纲》,全面阐述他对中国历史和中西文化的看法。为此需要,他一定抽空阅读了不少西方着作,以致他在完成《国史大纲》以后,又花一年多的时间自学英文,以求能读原着。68到抗战结束以后,钱穆在与学生的交谈中,已经不时掺杂他对西方哲人的评论,可见他对西方的历史与文化,也下过一定功夫。69
余英时指出,"钱先生自《国史大纲》起才公开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他以鲜明的民族文化的立场表明了他在学问上的'宗主'"。70换言之,从那时开始,他已经决定公开向西化的思潮反击了。钱穆自己也说,写作《国史大纲》是他学术生涯的一个改变。"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作不平鸣"。71而《国史大纲》则是他声明立场,确定学问宗主的开始。钱穆在发表《国史大纲》(1940)以前,决定将其"引论"首先在报纸上发表,反映了他在那时的急切心情。如果写作《国史大纲》是为了褒扬中国的传统文化,那么他的"引论"就是这一立场的公开宣言。
有关钱穆《国史大纲》中的历史观点,已有不少论述,笔者也另有专文。72此处仅想以《国史大纲》"引论"为主,分析一下该书在钱穆学术生涯中的含义。钱穆写作《国史大纲》所公开的立场,可以见于两个方面。第一有关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第二有关当时史学界的流派。他在"引论"中开宗明义,从中国的历史着眼,正面肯定中华民族文化的地位,反击"西化"论者贬低本族文化的论点。钱穆说道﹕"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表现有三﹕一"悠久",二"无间断"和三"详密"。钱穆这里所谓的"历史",有历史与史学两个意义。"悠久"指历史,而"无间断"与"详密"指中国的史学传统。钱穆指出﹕"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73钱穆维护中国文化的立场,十分鲜明。
既然历史与史学是钱穆立论的主要根据,他就必然要阐明他的历史观与史学观。在他看来,史学包含"历史材料"与"历史智识"两种。"材料累积而愈多,智识则与时以俱新。历史智识,随时变迁,应与当身现代种种问题,有亲切之联络"。74换言之,"历史智识"是一种历史的解释,反映了现代人对过去的认知。这种认知必须不断更新。由此可见,钱穆的史学观反映了一种现代的历史意识,与以往史家单纯记述历史的作法有重大区别。75如果用钱穆的话来说,即他认为现代史学家不应像"传统派"的史家那样,"主于记诵",而须温故知新。除了"传统派"以外,在钱穆看来,当时的史学界还有两派,一是"革新派",一是"科学派"。他对"科学派"所下的定义十分明白,认为它"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为代表,显然指的是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史学。但在钱穆眼里,这一学派并无什么价值,下面请看他的评语﹕
此派与传统派,同偏于历史材料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无宁以"记诵"一派,犹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识前言往行,博洽史实,稍近人事;纵若无补于世,亦将有益于己。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76
这一评语,十分尖锐,其矛头与其说是指向胡适,无宁说是指向傅斯年,因为胡适尚有一部《中国哲学史大纲》。而傅斯年反对"着史",以专题研究为重,又崇尚实证、客观之史学,与钱穆所言更为相合。77显然,到了四十年代,非但傅斯年宣称他从来不读钱穆的书,钱穆对傅也无任何好感可言了。在钱穆的回忆录中,他还试图将顾颉刚与傅斯年的治史方法,有所区别,认为他自己与顾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而孟真所主者(西方史学的德国兰克学派),则似尚有迥异于此者"。78
钱穆比较欣赏的是三派中的"革新派"。从他的解释来看,指的是清末民初以来章太炎、梁启超等提倡的民族主义史学。因此,余英时在回顾中国民族主义史学的发展时,将钱穆列于其中。79但是,钱穆对章、梁等人的民族主义史学,也有批评,认为他们对传统文化,批评太多,而于西方文化,过多赞扬。因此也有必要修正。80毋庸赘言,钱穆的《国史大纲》,就是这一修正工作的开始。除了该书以外,他在当时和以后的论着中,都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从历史的角度,做了大量的正面介绍与肯定。81
由此看来,钱穆《国史大纲》的写作,是他公开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决裂的一个重要标志。该书的出版,表明钱穆已经不再以"考史"为治学的主要手段,而是以伸扬中国文化、强调中国生生不息的历史精神为己任。自此以后,一直未有改变。据许多人回忆,1986年钱穆在台北"素书楼"的最后一课,以"你们是中国人,不要忘了中国"为结束,可见他直到晚年,始终没有放弃、动摇过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信仰。82钱穆如此公开地批评胡适、傅斯年,那么对方也有反应。1945年抗战结束以后,傅斯年代胡适出任北大校长,就没有聘请钱穆回北大任教。当时未受到聘书的原北大教员,大都是因为在抗战期间与日本有所妥协而致,而钱穆没有此等"污迹",可见他与傅斯年学术上的分歧,是他未获聘书的主要原因。钱穆在1949年以后,没有马上到台湾,而是在香港创立新亚学院,看来也与傅斯年在国民党政府抵台初期的隆盛地位,有些关系。
综上所述,在1950年以前,钱穆的学术生涯,如果从他与"新史学"的关系来看,可以大致上分为两个时期。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为第一时期,那时钱穆治学的特点是,逐渐走出传统,与新学问接触并有所靠拢,试图用考证的方法,爬梳、整理古代学问。这使他的着述,得到新史家的赞赏,成为当时"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学术主流的一部分。但他在1931年到北大任教以后,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民族危机的加深,使他逐渐与提倡"西化"或受到"西化"思潮影响的人物分离,而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的全面考察,强调中国文化的长处和价值。由此,他的学术生涯进入了第二个时期。他一人承担北大"中国通史"的教学和用正面的角度评价清代的学术文化,是他与新史学的人物逐渐疏远的标志。而他在1940年出版的《国史大纲》,则表明他已经公开与新史学的人物决裂了。不过在那时,以胡适、傅斯年等人为首的"科学史学"的地位,也已经大不如前了。抗战期间民族主义的勃兴,使得人们对那种单纯以考订史实为主的科学史学,兴趣顿减。而对紧密联系现实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增加了兴趣。钱穆所代表的则是在这两派之外的另一种取径,虽然未能像马克思主义史学那样在中国取得统治地位,但其影响十分深长久远,而在近年非但在港台,而且在中国大陆,都有扩大之势。从这一趋势来看,传统文化对现代的中国人,仍然保持着强烈的吸引力,虽经多次"革命",终未能改变。
在结束本文以前,笔者还想做一点说明。此文以探讨钱穆与新史学之间的关系为重点,因此便有将两者硬性对立起来的嫌疑。但这并非笔者的本意。事实上,本文所想揭示的,正是历史现象之间的复杂性,特别是钱穆学问中的多面性。而所谓"新史学",更是型态多样。现代中国的历史起伏动荡,置身其中的知识分子不免发生变化。梁启超就是一个着名的例子。而1937年抗战的爆发,更使得不少人为了民族大义,重新为自己的学术定位。即使是这里作为钱穆之"对立面"的傅斯年,也有明显的变化。因此以上史学界的各种流派,反映的只是一种"暂时的"(temporal)现象。各派之间仍有不少共同的地方。历史中的持续与变化,特别是其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的分化组合,向来是历史研究的主要吸引力,也是笔者写作此文的主要动机。
注释:
1有关这些讨论可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一文,《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页30-90以及钱穆妻子胡美琦的"读刘着《对于当代新儒家的超验内省》一文有感",《中国文化》第十三期(1996年6月),页8-19。中国大陆的学者,通常把钱穆与其他新儒家并列,如胡伟希《传统与人文﹕对港台新儒家的考察》(北京﹕中华书局,1992);方克立、郑家栋主编的《现代新儒家人物与着作》(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
2将钱穆先生称为"国学大师"的作法,在大陆学者中颇为流行。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国学大师丛书"中,钱先生的传略就被列为一种。在所谓的"国学大师"中,自有高下之分。该丛书中有些传主之"大师"称呼,就颇有些商榷的必要。但钱先生的地位,则无可怀疑。钱仲联纪念钱穆的论文,将钱穆与王国维并列,便是一例。见氏着〈纪念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钱穆纪念文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页77-79。逯耀东的评语见氏撰〈夫子百年﹕钱穆与香港的中国文化传承〉,《钱穆印象》,李振声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页124。
3参见李木妙等人对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和《刘向歆父子年谱》的评论,见李木妙编撰《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台北﹕扬智文化,1995),页120-127。
4在余英时回忆、讨论钱穆学术的论着中,他一再强调钱穆信奉章学诚"学者不可无宗主,而必不可有门户"来证明钱穆学问之博采众长。参见余着〈钱穆与新儒家〉,《钱穆与中国文化》,页30-90。
5沟口雄三,〈近代中国像的再检讨〉,见氏着《做为方法的中国》,林右崇译(台北﹕国立编译馆,1999),页52-56。
6梁启超《梁启超史学论着三种》(香港﹕三联书店,1980),页2-4。
7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第2期,页143-144。
8见余英时"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20th Century China",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Proceedings of Nobel Symposium 78, eds. Erik L`nnroth, Karil Molin, Ragnar Bj`rk (Berlin:WalterdeGruyter,1994),页155-174。
9吴展良在其新着《中国现代学人的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论集》(台北﹕五南图书,2000)中指出,严复之翻译《天演论》,有其求道之宏旨,这是就严复个人的学术生涯而言。从《天演论》的影响来看,它当时之所以风糜一时,则是由于它对中国人如何求"富强",提供了一个方案。事实上,当时中国人所求的是中国的"再度富强"。这里的进化论观念,十分明白。
10有关民族史学的研究论着很多,前举余英时参加写作的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一书,就是一例。另可参见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拙着,InventingChinathroughHistory:TheMayFourthApproachtoHistoriography(Albany,NY:SUNYPress,2000),对中国二十世纪的民族史学,也做了一些分析。
11如邓实就在〈国学原论〉一文中指出,在古代中国有所谓"鬼神学派"与"术数学派",前者研究自然界的变化,后者探究科学。但这些学派在秦汉以后,则由于儒学的兴起而衰微。见《国粹学报》第1期,页21-31。
12由黄俊杰在台大主持的"中国经典的诠释传统"的研究计划,已经对这一诠释学的传统做了不少探究。除了已经出版的中文着作以外,尚有涂经怡(Ching-iTu)主编的英文文集,Classics and Interpretations: The Hermeneutic Traditions in Chinese Culture(NewBrunswickNJ:TransactionPublishers,2000)。
13胡适"实验主义",《问题与主义》(胡适文存),第一集第二卷,页66-67。
14见胡适《先秦名学史》,见《胡适学术文集》(中国哲学史),姜义华主编(北京﹕中华书局,1992),下卷,页770。
15见胡适在美国的讲演集﹕The Chinese Renaissance: the Haskell Lectures, 1933 (New York: Paragon Book Reprint Co., 1963)。
16顾颉刚曾说他的"疑古",是"今文古文讨论百余年后该作的工作"。这说明他有受到康有为等人的影响。《古史辩》(香港﹕太平书局,1962),第2册自序,页6。
17顾颉刚的自述见他的《古史辩》第1册自序,页1-103。对顾颉刚疑古思想渊源的考察,可见王泛森《古史辩运动的兴起》(台北﹕允晨文化,1987)和陈志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台北﹕商鼎文化,1993)的有关章节。
18顾颉刚在清华讲授中国古代史时,表示了用科学方法重建古史的意向。见他为《古史辩》第3册和第4册写的自序。他也认为考古的方法会帮助人们最终达到这一目的。见他的〈中国古代史述略〉,《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2册,页474-478。
19在顾颉刚女儿顾潮写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一书中,记录了不少顾颉刚提拔别人的事情。据顾颉刚自述,在三十年代初年的北京,学术界有三大"老板"﹕胡(适)老板,傅(斯年)老板和顾(颉刚)老板。但前两位都有研究所或基金会作后盾,而他自己则靠自己的薪金支持青年学者。页179-180。
20持这种观点的人中包括上引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38-139。钱的弟子严耕望的〈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中也说顾的"胸怀实极难得"。见《钱穆印象》,页8。美国的Jerry Dennerline也把钱穆视为顾颉刚的"对头"(opponent)。见氏着Qian Muandthe World of Seven Mantions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页56。
21胡适〈古史讨论的读后感〉,《古史辩》,第1册,页190。彭明辉在《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北﹕商务印书馆,1991)中也指出,"古史辩"论战的双方都遵守同样的"游戏规则",页71。
22拙文〈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对此有较详细的论述。《中华文史论丛》,第62辑(2000),页1-83。另见拙文"Historical Writings in 20th China: Method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deological Influence," An Assessment of Twentieth-century Historiography, ed. Rolf Torstendahl (Stockholm: The Royal Academy of Letters, History and Antiquities, 2000),页43-69。
23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台北﹕东大图书,1983),页79-81。
24钱穆《国学概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7),页1。
25同上,页34。
26同上,第4章,页80-121。顾颉刚对今、古文经的态度主要见于他〈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收入《古史辩》第5册。
27钱穆《国学概论》,页173-174。
28同上,第9章,页246-317。
29同上,页323。
30同上,页61。其中钱穆谈到古代的柏拉图和现代的克鲁泡特金。
31同上,页324-325。
32同上,页347-349。
33钱穆不仅在《国学概论》的末尾阐述三民主义的伟大,也在以后其它的着作中做相同的论述,如《国史大纲》等书。
34见钱穆《国学概论》弁言,页1。
35同上,页330-331。
36参见钱穆〈易经研究〉,氏着《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台北﹕东大书局,1980),页172。
37见钱穆的学生诵甘之〈纪念钱师宾四先生〉,《钱穆纪念文集》,页45。另见郭齐勇、汪学群《钱穆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页313。
38钱穆〈刘向歆父子年谱自序〉,氏着《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台北﹕东大图书,1989),页6-7。
39参见杜正胜〈从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学革命及其与胡适、顾颉刚的关系〉,《当代》,第116期(1995),页10-29。另见王泛森"Fu Ssu-nie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 on University, 1993)第3章、拙着Inventing China through History第4章、以及Jerry Dennerline, Qian Mu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页58。
40其实,傅斯年虽然提倡用考古的方法研究古代历史,但他自己在治学时,仍然以文献材料为主。如他的〈夷夏东西说〉和〈大东小东说〉,都是例子。
41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38-139。该书还提到,钱穆的手稿在顾颉刚遗书中发现,其题目原来是《刘向刘歆王莽年谱》,由顾颉刚改为今题。页139。
42同上,页139。
43Jerry Denner line, Qian Mu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页59。
44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43。
45见钱仲联〈纪念国学大师钱穆先生〉,《钱穆纪念文集》,页78。
46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钱穆印象》,页34-35。
47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40。
48胡适对于老子的看法,见其《中国哲学史大纲》。钱穆的有关论文,见《老子辩》(上海﹕大华书店,1932)。
49周质平对胡适与冯友兰之间的关系,有很好的研究,见氏着〈胡适与冯友兰〉,《知识分子》,夏季号(1991),页78-88。
50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着《钱穆与中国文化》,页15-16。有关当时史学界考证史学的影响,参见前引拙文〈论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的方向性转折〉,页29-39。
51王泛森对傅斯年之写作《东北史纲》及其反响有很好的研究,见他的博士论文"Fu Ssu-nie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第5章。另见前引余英时文"ChangingConceptionsofNationalHistoryin20th-centuryChina,"页172。
52见吴沛澜〈忆宾四师〉,《钱穆纪念文集》,页52。
53参见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钱穆印象》,页37和Jerry Dennerline, Qian Mu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页59-60。
54《傅孟真先生集》(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1951),第4册,页169-170。
55诵甘〈纪念钱师宾四先生〉,《钱穆纪念文集》,页45。
56见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页19-29。
57有关顾颉刚推荐钱穆去北大的事情,详见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页140-143。钱穆1929年进京时在燕京大学教的是国文。
58严耕望〈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钱穆印象》,页9。
59吴沛澜〈忆宾四师〉,《钱穆纪念文集》,页52-54。
60杨向奎〈回忆钱宾四先生〉,《钱穆纪念文集》,页3。
61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页147-148。另见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页27。
62有关钱穆的几部传略中都提到钱穆在三十年代交游之广,如郭齐勇、汪学群的《钱穆评传》,页314。另见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页29。
63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和〈钱穆与新儒家〉,氏着《钱穆与中国文化》,页16和页57-61。
64有关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的民族主义,可参见Airf Dirlik, Revolution and History: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8)。拙文"Between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nd the SovietInfluence, 1949-1963,"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9:23 (2000),页95-111对此也有分析。
65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页155-56。
66参见严耕望的回忆〈钱穆宾四先生行谊述略〉,《钱穆印象》,页13和方诗铭的〈钱宾四先生散忆〉,《钱穆纪念文集》,页37-39。
67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页232-233。
68余英时〈犹记风吹水上鳞〉,氏着《钱穆与中国文化》,页9。
69见诸宗海在〈国魂常在、师道永存﹕为纪念宾四先生逝世一周年写〉中回忆道﹕钱穆在抗战以后,与学生交谈时,"于儒家学说、释道思想,俱有阐发,对康德、尼采、柏格森、黑格尔,各有评论"。《钱穆纪念文集》,页66。
70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氏着《钱穆与中国文化》,页40。
71引自罗义俊〈钱宾四先生传略〉,《钱穆印象》,页43。
72有关的专题论文很多,这里仅举几例。杨承业〈读"国史大纲"与"国史新论"感言﹕道统与法统献论〉,《钱穆先生八十岁纪念论文集》(香港﹕新亚研究所,1974),页379-420;何兹全〈钱穆先生的史学思想﹕读《国史大纲》、《中国文化史导论》札记〉,《钱穆印象》,页138-162。拙文〈儒学与史学﹕钱穆《国史大纲》中之历史观分析〉发表于台北中央研究院文哲所1999年7月的"儒学与现代东亚"学术讨论会。
73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台北﹕商务印书馆,1995),上册,页1。
74同上,页2。
75有关现代历史意识在中国的产生,笔者在〈中国二十世纪史学与西方﹕论现代历史意识的产生〉中有所论述。《新史学》,9﹕1(1998),页55-84。
76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页3-4。
77这一治史之传统在现今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仍然流行。其研究人员升等,仍以在该所集刊上的论文为重。
78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页146。另见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页27。
79见前引余英时"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20th - Century China"一。另见余英时解释,〈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中国文化》,页17-18。
80钱穆《国史大纲》"引论",页4-6。
81钱穆于1941年在《教育杂志》的"历史教育特辑"上与陈立夫、黎东方、缪凤林等人一起发表的、题为〈历史教育几点流行的误解〉的文章,就是一例。《教育杂志》,31﹕11,页20-23。而在他的晚年,更有多部从史学的观点"为故国招魂"的着作,如《中国历史精神》、《中国史学发微》等。其观点、内容,与《国史大纲》相近。
82见李木妙《国史大师钱穆教授传略》,页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