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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孔祥吉：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与北洋大学的创成

作者简介：孔祥吉，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
原文出处：《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第176-185页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东京大学档案馆所藏日本文部省的档案，及天津维新派人士陈骧的未刊书札等史料，考述了天津大学成立的经过，早期学校规模及开设课程，主持校务的两位总办的杰出贡献，以及天津大学最早派出的留日学生黎科参加自立军起义而英勇献身的事蹟，为天津大学创成及早期历史勾画了一个大致轮廓。
关 键 词：北洋大学/天津大学/陈骧/黎科
[中图分类号]G64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874～1824(2016)01～0176～10
天津大学是全国的学术重镇，也是教育部属重点大学之一，她的前身最早是北洋西学学堂，而后称北洋大学堂。这所大学以理工科闻名于世，曾经培养了成千上万的理工科方面的专家学者。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天津大学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大学，讲中国大学的历史，应该从这里开始。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所大学早期的档案资料，没有得到妥善保存。因此，当今所撰述的天津大学早期历史，有许多重要缺失。2003年，笔者利用在东京大学大学院地域文化研究科任教的机会，在该校的档案资料室，发现了北洋大学最早向外国派遣留学生的重要记录，从此开始关注天津大学的早期历史。而后，又在三十多年前抄录的清人书札中，找到天津地区维新派人士最早筹议设立这所大学的原始信件。兹撰写此文，以使天津大学的这段早期历史更加发扬光大。
一、最早呼吁成立天津大学的维新志士
北洋大学成立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四日(1895年10月2日)。其根据是，这一天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呈递的《津海关道盛宣怀倡捐集资，创办西学学堂，请饬立案摺》，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并下所司知之。①筹画设立北洋大学的建议由盛宣怀提出，并非偶然。这与盛氏本人有志于兴办文化教育事业的志向，有着密切关係。《赵凤昌藏札》中收有盛宣怀在日本给赵凤昌的亲笔信一通，其文曰：
近日常赴公园各图书馆博览群籍，华洋今古，无所不有。慨于吾国数千年名哲精英，沦落于外人之手，一去不返，尤非金融货产可比。公襟怀夐远，若到此一览，当无不喟然长叹也。弟前囚上海为各国聚处，可以持久不变，特建图书馆一所以便士林。闻南中旧家藏书迫于乱离，倾筐而出，若能趁此时广为搜罗，未始不可为东南保全国粹。公谅有同心，兹先措上日金二万圆，交妥便带沪，到日即请查收，代为留意收买。俟奉覆翰，再当设法续筹，节无用为有用，总共拟以四万元为度。专购未见之书，从容分办，不必亟亟。他日馆成归国时，必当与公面商布置。盖治国之本，在正人心。昔年南洋公学眉生，必欲以国文为根柢。目下畔经离道，似须仍从根本上着力。人心一正，则安内攘外无串不可为矣。质之高明，不以为迂否?②
这大概是最早大规模地为上海市图书馆筹画购书的信函。由此亦可以窥见，盛氏热衷于文化教育事业的浓厚情趣。这种情趣，与光绪二十一年八月盛氏向王文韶提出筹画设立北洋西学学堂的请求，完全是一脉相承的。但是，盛宣怀本人是以经营实业为其主要旨趣的，至于将旧的书院教育模式，改变为具有近代教育色彩的西学学堂，笔者以为，这与盛宣怀周围天津地区维新派人士的悉心策划有直接关係。其中，主要应归功于陈骧与锺天纬等人。
当时正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署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向中国伸出魔爪，企图瓜分中国，以获取更多好处，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严重的危机。这种民族危机，在天津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在甲午战争中，对日本作战的主要力量，是北洋大臣李鸿章所掌握的淮军。因此，无论是作战方略筹画，还是前线军队调拨，或是后勤军需供应，大多在天津地区进行。天津的改革派对这场战争的失败，感受得尤为痛切。战争刚刚结束，他们便迫不及待地建议，中国要变弱为强，当务之急是设立以向西方学习为主要特色的西学学堂。
最早提出此项建议的，是天津地区维新派代表人物，也是最早要求创办北洋大学的带头人陈骧。陈骧，字子腾，号石麟，直隶天津府人，光绪十五年(1889)中举。陈氏刻苦好学，聪敏过人，加之在天津地区耳濡目染，对自然科学及外洋事务均有涉猎，而且颇有心得。因此，陈骧在北洋期间，多有新政建议。陈骧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考中进士，又以成绩优异被选为庶起士，光绪二十九年(1903)四月散馆，授翰林院编修。光绪三十四年(1908)，陈骧出任贵州提学使，次年，署贵州布政使。
陈骧精通西学，在当时颇有些知名度。汪康年收藏的书札中，有邹代钧书札两通，专门提到陈骧其人。其第一函谓：
湘省现设製造局，係集商股购办……敝局化矿之人，至今未得佳者，前已託鹤笙招陈石麟孝廉来湘(已允来，尚未到)。后因求贤馆席需人，右帅以陈明化学、格致兼通算，即以陈主求贤馆席，而局中仍是无人。祈公商之陈次亮、容纯甫并博访通人，代谋一专精化矿者。如得其人，即恳椷示，即往返椷商薪水若干也。③
上文中的鹤笙，指锺天纬。锺氏字鹤笙，江苏华亭人，幼习举业，而后进上海广方言馆学习，曾随出使德国大臣李凤苞赴欧，考察各国政治风俗及学术，深感中国当务之急是向西方学习，逐步变革封建专制的政治体制。锺天纬返国后，起初受聘到江南製造局翻译馆从事翻译工作，而后应聘北洋，协助盛宣怀筹措洋务，在此期间，曾为胡炳棻草拟过《条陈变法自强事宜摺》，此摺曾对当时政局发生重要影响。④
此外，邹氏此函中提到的右帅及下函中的右丈，均指陈宝箴。陈宝箴，字相真，号右铭，江西义宁人。陈氏于湖南巡抚任内，雷厉风行，推行新政，在学政江标及按察使黄遵宪的帮助下，设立时务学堂，以及开办矿务、轮船、电报及製造公司等企业，并出版《湘学报》，鼓吹变法，宣扬新政，可谓不遗余力。他还向光绪帝推荐谭嗣同、杨锐等新政人才，因此受到湖南守旧派王先谦、叶德辉的攻击。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以“滥保匪人”，将陈宝箴“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此函作者邹代钧，字甄伯，号沅帆，湖南新化人。光绪十一年(1885)秋，邹氏以随员身份出访欧洲，归国后在湖北武昌研讨舆地之学，从事地图绘製。戊戌变法时期，在湖南跟随陈宝箴推行新政。戊戌政变后转赴北京，经张百熙举荐，在京师大学堂任地理教习。
戊戌正月，邹氏在长沙再度致函汪康年云：
现在湘省已将求贤书院全改为格致化学堂，已聘天津陈石麟孝廉为山长(戊子举，贵同年也)。甚好，当可渐开风气(学生五十名)。今年矿事稍有收效，便当设一大方言馆(可教数百余人者)，专习西文，俟三五年后，择其成者，赀送出洋，分门投学，方有把握。义甯父子之意专注于此，鄙人亦甚以为然，日夜赞助之者也。且在申开化学堂，聘外国人为师，甚好。惟学生不通语言，又太累赘。窃谓刻下开学堂，当先以西文为主，西文既通，然后分门就学，自属容易；不通西文，所得不过一知半解。就书院改设冀开风气则可，若特开不讲西文之西学堂，似可不必。君以为然否?惟刻下化矿尚是需人，陈石麟虽能化，然已为山长，不能专注此矣。……正月十二日。⑤
湖南是戊戌变法期间最活跃的一个省份，革除陋习，更张旧制，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湖南巡抚陈宝箴思想开通，力行新政。以上两通书信中，都提到邀请陈骧来湖南推广西学。不难看出，陈骧其人在急于推行新政的陈宝箴心中的位置。
陈宝箴在直隶担任布政使的时间，是从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五日(1894年11月12日)，到次年七月二十四日(1895年9月12日)。⑥在半年多的时间里，陈宝箴发现陈骧是协助推行新政的最佳人才。因此，在他担任湖南巡抚后，很快设法将陈骧请到长沙。
由邹氏此函可知，陈骧于戊戌正月十二日前，己到湘省任职。但是，由于戊戌政变的发生，陈宝箴本人被革职，离开长沙，湖南的一切新政均被废止。陈骧力不从心，虽然人到了湖南，但并未能实现其推动湖南改革的抱负。
二、设立北洋西学学堂建议的提出
戊戌维新前后，在天津这样一个传统封建思想佔统治地位的城市，专门设立传播西方文化的西学学堂，是一项非常大胆的建议。而这项建议，正是陈骧在甲午战争结束之后不久提出的。多年前，笔者曾阅读过陈骧《致鹿苹贤侄阁下函》一通。此函与策划成立北洋西学学堂有直接关係。陈氏之函曰：
设立书院一事，数日前谒盛莕翁，据云库帑支绌异常，筹款甚艰，惟拟于现在书院添格致课，以课西学，开风气可也。答云，仅开考课，终属空谈，似不如延教育学专门，方有实用。莕翁又云，拟立小学堂，取十数岁童生，自中学四书、左传、书经读起，分课洋文洋语，及公法约章等类。因命鄙人取四书白文注浅说，以便童蒙；并伞鄙人充汉教习，鄙人当即遵命谢出。唯四书浅注，尚未动笔，学堂亦未知何时创立耳。
稍暇即拟动笔。再谒菩翁商谈如何办法也。⑦
陈骧此信是设立西学学堂的前奏，是写给沈恩嘉的。沈氏字鹿苹，直隶天津府人，与陈骧係同乡，且有世谊。沈氏“以谙习故事称于时者也”，“最敏练，慷慨敢任事”。⑧沈恩嘉曾任宗人府府丞、都察院署左都御史，且长期担任军机章京，一度为汉领班章京，官职虽然不高，却与上层关係密切。甲午战争期间，沈恩嘉极力主战，反对主和派的丧权辱国，战后主张改革尤迫切。因此，陈骧开办西学学堂的主张，不断同沈恩嘉沟通，希望沈氏可以在京城提供帮助。
陈氏以上的函件，只是提出了设立“课以西学”的书院，但是，在此后不久，陈骧又再次致函沈恩嘉，阐述在天津设立西学学堂的详细主张。该函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提出“实事求是”“争胜泰西”的办学方针。其文曰：
时事多艰，尚望格外珍摄，以肩重任。吾津诸前辈，可与谈时务者，甚罕，複安望为国家设一富强之计，桑梓所仰望者，惟有阁下一人，所冀早日得君一为振兴耳。
前阁外洋新报有言，俄国借东三省之地修造铁路，直至营口，未知确否?果尔，则其祸更将甚于日本。窃以今日即竭力自强，已落人后，而犹幸地大物博，人才众多，果能实事求是，经营十五年，尚可争衡于西国。第一变通学校以育人材，务使学其所用，用其所学，专立教育部总持其事，不使固执浅陋之地方官阻挠之。则学堂六年，足可办理利国利民之事。学至十年，足可自出新义，争胜泰西。但非圣君贤相，毅然改图，虽有草茅一手一足之烈，终无补于时局。
鄙人前拟请建书院，稟稿缮清后，由锺君鹤笙转呈盛善翁观察。观察深以为然，而微与锺君意见不同。锺君以考课优奖，借开翰詹科道之风气，意在挽回积弊，收效稍速。鄙人及诸同仁之意，在实事求是，可言即可行，收效较迟，故斟酌两端，莫衷一是。兹将锺君前向合肥所上稟稿(合肥未答)，及敝同仁公拟稟稿，一併呈阅，尚祈一决，以定从违。⑨
陈骧此信开头部分仅数百字，即有两次提出了“实事求是”的办学方针，这说明天津维新志士们在向西方学习的同时，特别强调要实事求是，言行一致，反对仅哗众取宠、言行不一的做法。在天津大学当今的校训中，仍然强调实事求是，与陈骧当年的建议，可谓一脉相承矣。
陈骧建议的第二部分，提出在北洋设立西学学堂的具体构想。陈氏谓：
敝稿计分六门，政治为立国之本，故以为首。商务为富民之本，民富斯国富，故次之。格致为致富强之实功，又次之。明格致而后能製造，故又次之。而政治、商务、格致、製造，有非图不明者，故又次以测绘，以上各事皆取人之长，救吾之短，上海新译各书，未能详尽，故译书为要。中国既与泰西交涉，必须知己知彼，而后操纵可以由我，故译报又次之。以上六门，各有细目，原拟每目各係一说，以卧病十余日，仅拟数条附呈。
查阅数日前，闻盛观察创立洋酒公司，稟请王制军入奏，准予卅年专利。此风一开，庶中国製造可以踊跃。数日晤院房友人云：王制军公事甚认真，才具较逊合肥，而待人谦和，不似合肥专喜谗谄面谀之辈。以此卜之，将来认真收罗人才，未始非北洋之福。藩司陈君，闻候补友人云，人甚方正，微与合肥不洽，倘能久畀以权，直省吏治必可蒸蒸日上。
月前友人金巨卿由关外来津销差云：前在关外以西医治受伤兵弁，各营之弊，一在不能战，一在不战。李光九(久)以五营之众，阵亡殆尽。而大弊又在兵数不实，所统卅营者，至多不过二十营之数，其余概可类推。
刻下虽已平定，而练兵断不可缓。天津武备学堂，颇有人才。广东水陆师学堂，亦有人才。去冬闻河东刘春圃之侄，由广东学堂来津，现为汉纳根约去，代其操兵。闻刘君之学，在汉纳根以上。缘汉纳根所能者，德国之老操，刘君所能者，德国之新操也。各路统兵大员，似宜访用此等人才，以收实效。
又闻无稽之谈云：张湘帅硬捐安徽诸富绅以造铁路，但此事不必有，而此论则甚快。当此时艰孔亟，必不肯轻出资财，以利公家。当轴者非用霸术如湘帅，亦断难集事。窃意直省磁州、河南武安，连境铁矿，煤田亦富，緜亘不绝。如仿张湘帅之说，集资开矿，製造枪炮铁路，三年必当获效，十年则北洋可以自强。直省富户不少，惜每湘帅耳。
闻湘帅今春约英人李提摩太咨访时事，甚蒙优待。李提摩太创立广学会，湘帅又助以五百金。在湘帅所费无多，而不分畛域，实事求是，其获益必非迂腐诸公所可及。兹寄上李提摩太辑《七国新学备要》一册，以备披览。阅之可见外国之强，并非无本。我若欲图自强，似宜举相沿之弊，无用之学，廓而清之；略仿各国造士之法，各省遍立学校，分途录用，人有专长，国无废事，庶为国家万年有道之基也……初六日灯下。⑩
上文中的张湘帅，係指张之洞，张氏字孝达，一字香涛，号香岩，壶公，晚年自号抱冰，直隶南皮人。藩司陈君，係指陈宝箴；王制军，则指王文韶。金巨卿，名大廷，上海虹口人，係第四批赴美留学幼童，由美归国后，在天津从事医务工作，曾担任武备学堂的医官、军医、医学堂监督。光绪二十六年(1900)八国联军入侵天津时，金氏因救护伤患，被流弹击中身亡。
关于此函写作时间，只署“初六日”，未署年月。然而，由于此函提及“闻盛观察创立洋酒公司，稟请王制军入奏，准予卅年专利”云云，而《德宗景皇帝实录》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七日记载：“署直隶总督王文韶奏，现拟招商试办酿酒公司，以收利权，并请准其专利，及暂免税釐。下所司议。”(11)陈骧此函提及酿酒公司专利，故可以做出判断，应作于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六日(1895年6月28日)。而当时陈宝箴尚在直隶布政使任内。
陈骧此函除了寄出传教士李提摩太的西学书籍外，还明确提出中国要自强，就应当将祖祖辈辈相沿的无用之学“廓而清之”，略仿各国之法，培养人才，设立新式学堂。
陈骧此函还提出了北洋西学学堂应设的专业课程，共分为六门。陈氏所谓门者，略与现在的系科有类似之处。这六门分别为政治、商务、格致、製造、测绘、译书。所谓政治门，实际上研习西方的国家构成与政治学。译书门则与现在的外语系科颇有类同处，只是更注重翻译西学书籍。商务则相当于现今的商学院。其余三门，则属于现今理工科大学的相应系科範畴。陈骧此函所设计的西学学堂课程，既包括了文科课程，又包含了理工科，应是我国有识之士最早构划的综合性大学的科目。
天津从地理位置来说，紧靠京师，为京城之门户。天津虽然比不上北京人才济济，但是，在北洋确实涌现出了像陈骧等人这样的有识之士。他们对于这场战争一败涂地，痛心疾首，感触尤深。于是，在甲午战争之后，天津的维新志士迫切要求变更成法，兴办新式学堂的要求也比全国其他地区更为强烈。因此，陈骧、锺天纬这样一批要求兴办学堂的力主改革者，出现在天津地区也绝非偶然。
以前有种说法，认为北洋大学的诞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这个论断是不对的。陈骧是天津地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盛宣怀採纳他的建议设立西学学堂，显然是民族危机刺激下，试图採用西法，以图自强的产物，与维新派思想更加接近，不可谓係洋务运动的产物。
最后，还应该说明，陈氏在此函所称，他寄给沈恩嘉的建议，还附有锺天纬所策划的学堂条陈，因为与原函脱离，故在此暂不论列。
三、北洋大学很快走上正规
北洋大学获得朝廷允诺后，经过一段时间校舍和师资队伍準备，很快开始招收学生，并于次年正式上课。不久，学校的校名也由西学学堂更名为北洋头等学堂，又称北洋大学堂。关于北洋大学早期办学情况，在天津维新志士创办的《国闻报》中，有一篇比较详细的报导，可视作北洋大学早期校史的重要史料。
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898年1月9日)《国闻报》的天津本地新闻专栏，刊有一篇《人才蔚起》的文章称：
北洋头等学堂，中国国家学西学至大之学堂也，故此堂与国家之学术人才大相关係，是非极有学问而又极能办事之人，不克经管此堂。自从去年开办以来，初为总办者，为新会伍秩庸观察。伍观察奉使美洲后，继之者为定海王菀生观察。观察以全闺之彦，筮仕畿南，经史词章，擅名夙昔，而于天文、曆算、声光、化电之学，亦俱研讨有年，心通其意。自入堂视事以来，于中西至要诸学，万户千门，宏网毕举。与总教习丁家立君暨中西诸教习，循循善诱，成效炳然。(12)
上文中提及担任北洋大学的最早两任总办的，其一是伍廷芳。伍氏字文爵，号秩庸，原籍係广东新会，生于南洋，因其父伍荣彰在当地经商，至三岁时随其父返回广州，居住于广州芳村，且由当地塾师讲授传统学问，尚未及考试，两广地区就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反清运动，局面动荡，课业中辍。后来伍氏得到香港之亲友及外国传教士相助，转赴香港求学。从咸丰六年(1856)到十一年(1861)，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毕业后，曾在该地高等审判厅担任译员。同治八年(1869)又改任香港地方审判厅译员，后又赴英国求学，学成后归国任职北洋。第二任总办王修植，字菀生，浙江定海人，光绪六年(1880)进士，选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外改道员。甲午战争后，王修植极力提倡新政，力主在天津创办新式学堂，是天津地区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国闻报》的《人才蔚起》文章，还有一段介绍维新思想家严复奉命到北洋大学堂主持光绪二十三年年终学堂考试的报导：
本月十六、八、九日，为年终大考。北洋大臣仁和尚书，特派侯官严又陵观察到堂考试。严观察少日(时)已见重名臣，又至欧洲游学多年，以中国之通儒，证欧西之绝诣，地球之上于此二学皆观其深者，实罕其人。此次考试头等学堂，一一面加讨论，只是(指示)周详，与他员之勉强敷衍者，大不相同，题为“书汉书游侠传后”。本堂诸生，本皆一时之选，经王观察培养于先，又有严观察之面加鼓舞，成才远到，为效可知。我国之学堂，若皆如此，支那岂尚不至见鄙于白人乎?(13)
观察者，道员之别称也。王修植、严复当时均为北洋道员。该文称讚北洋大学的学生皆“一时之选”，将来“成才远到，为效可知”。这反映了天津地区维新志士，对北洋大学的学生充满了信心与厚望。此文作者未署名，但是，他对王修植、严复及北洋大学的情况非常熟悉，且热心新政，以笔者推测，此文作者似应与该报的主要撰稿人夏曾佑有关。
《国闻报》是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1897年10月26日)创刊的，距此文发表才一个半月。从这篇文章中可以清楚看出，这所大学最早的负责人，即学校总办，首任是伍廷芳。伍氏早年曾系统接受西方教育，担任总办可谓人地相宜。可是，伍廷芳于光绪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1896年11月16日)即奉命出使美国，在学堂任职仅一年，其余时间，则由王修植担任总办。
以前北洋大学校史研究中，对于总办伍廷芳及王修植在北洋大学早期创建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或多或少被忽略了。其实，这两位杰出学者，尤其是王修植，在北洋大学早期发展中，起了十分重要的领导作用。当然，总办所聘用的西文总教习丁家立，作为一名美国驻天津的外交官与学者，对北洋大学的发展亦多有贡献，特别在讲授西学、物色推荐外籍教师等方面，应予以充分肯定。
对于北洋大学早期的发展情况，还应该注意到内藤湖南访华回忆录《燕山楚水》中的相关记载。
内藤湖南(1866～1934)，原名虎次郎，字炳卿，号湖南。别号忆人居主、湖南鸥侣、雕虫生闷闷先生，日本秋田县鹿角市人，是日本近代着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着有《日本文化史研究》、《支那论》、《中国史通论》、《中国史学史》等。光绪二十五年(1899)初秋，内藤湖南来到天津，并同北洋大学总办王修植就中国的变法运动及北洋大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对话。内藤记曰：
1899年9月16日谈话如下：
王：昨天方君告诉我，先生游至本地，鄙人还没能尽地主之谊，就先承了您的雅意，鄙人深感歉意。我已经转约了严先生，他一定会来的。
听说先生是万朝报馆的主笔，平日的着述一定很丰富，是否都已经出版，能否让我拜读一下?
内藤：我一直从事报业，写的东西很少出书。这次只带来了一种，应当请你过目。不过，这书是用日文写的，很遗憾没有办法得到您的指教(于是送给他一本《近世文学史论》)。另外还写有《诸葛武侯》和《泪珠唾珠》，现在都没有带来。冒昧地问一下，贵国的时局应该从什么地方着手，才能有起色?
王：政府的高官们，大都年老而倦于政务，肯定没有改革的希望。依我看来，必须从百姓自己的团结做起。但是，我国人民不学习的人多，见识短浅，恐怕一时还谈不上这些。
内藤：贵国的时局还有变法的可能吗?
王：目前还说不到这些.大约十年以后，列强会频频紧逼，即便上边不变，下边也会变的。
内藤：变法的事情也不能随意地谈论。我国三十年来，通过变法建立了国家富强的基础。但是从现在来看，政策措施不妥当的也不在少数。这一点，贵国人士应该有所鑒戒。不过我国人勇于追取而不善于守成，贵国则相反。追者退之，退者进之，不过我觉得，贵国人士现在还无暇讨论守成吧。
王：您的见解确实高明。去年的各位君子的缺点，也正在知追不知退吧。
内藤：康梁二氏，我在日本见过他们。康氏义气太盛，所以事情没能成功。建立百年太平的基础，重在培养人材。先生的职责已在这个方面，我希望贵国能等待百年之后的成效，不要在岁月之间急于求成。但是不知道贵邦十几年后的状态是什么样子，让人忧虑啊。
本文开头提到的方君，係指方若(1869～1954)，字药雨，原名方成，字楚卿，祖籍浙江镇海，后迁居定海，长年居住在天津，通日文，曾在《国闆报》担任主笔，并在北洋大学文案兼教习。光绪二十八年(1902)，方若在天津日本领事馆创办的《天津日日新闻》当社长兼总编辑。“七七事变”后，方若又任天津治安维持会筹备委员，1939年任天津伪市公署首席参事代理市长。此人喜好诗词，擅长绘画，收藏很多古董石经。日本投降后被捕，不久释放。
从以上谈话中可以看出，王修植对清政府上层进行改革一事，持非常消极的看法，并认为列强“会频频紧逼，即便上边不变，下边也会变的”。王氏之预言，被后来辛亥革命的发生所证实。可见，王修植不愧为政治嗅觉敏锐的学者。
此外，对于北洋大学的办学状况，内藤湖南亦有清晰记载：
内藤：北洋大学堂，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优秀人才。不知道现在有多少学生，都有哪些学习课程?
王：我们大学堂的学生分八个班，每班三十人。从入学开始，共八年毕业。前四年学习一般性的基础课，后四年分专业学习。专业课程有法律、工程、矿物、机械四科。我不懂西方语言，却居于这个职位，实在是很惭愧。
用外语教工艺、製造等学问，事倍而功半。我国当今教育的方法，有这个弊病。这是全世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我以为，要办教育，必须从翻译做起。
内藤：译书局已经撤销了吗?
土：北京的去年已经撤销。现在上海的学堂里，还有译局。但是负责的人，是急于求成、追求名利的人。重点翻译军事方面的书籍，又是一个错误。近来严先生在天津筹昼设立译局已经报给北洋大臣，还没有批准。(14)
王修植的谈话，将北洋大学的班级、人数及所开设的专业与课程，敍述得十分清楚準确，据此可以了解这所大学的规模及学生数量。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王氏十分强调在大学用外语教学。他提出“要办教育，必须从翻译做起”的理念。王氏的所谓翻译，由上下文意来看，实际上是指教学活动中，应该注重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这是一个长期接受封建传统教育而深有悔悟学者的肺腑之言，在当时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由这样的学者担任北洋大学的总办，是中国任何学校所无法比拟的。
四、留日学生黎科为天津大学创造了辉煌
北洋大学作为一所以传播西学为特徵的新式学堂，在创建初期，即开始注意向海外派遣留学生。日本作为中国之近邻，自隋唐以来，与中国有着频繁的文化交流。日本从文字到习俗，都深深打着汉文化的烙印。但是，自从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国上下奋发更张，面貌迅速改观，国力日趋强盛，并且向海外扩张侵略。日本的巨大变化，使中国有维新思想的读书人眼界大开，深受启发，开始把日本当作效仿的榜样。
戊戌变法失败后不久，北洋大学率先向日本东京大学派遣了以黎科为代表的头等、二等留学生各三名。这是来自天津的中国正规大学首批留学生，到日本的着名学府东京帝国大学就学。对于北洋大学早期派出留学生的学习状况，在东京大学档案馆保存有文部省与该校商议安排中国留学生的比较完整的记录。据日本文部省文书课明治三十二年(1899)第861号文件记载称：
东京帝国大学总长理学博士菊池大麓殿下：
别纸所附称，黎科及另外五名，係清国北洋大臣向我国所派遣的留学生，分别从事政治、法律、物理、化学、农工科等专业的学术研究。现在，该学生等于本学期，在上述有关学科中，与贵校相关专业同学，一道听讲学习。外务省迭次来文，并承贵校允准安排，故谨向外务省作此回覆。
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文学博士上田万年谨致(印)
明治三十二年四月七日
原信附言：以上所述留学生听讲文件，正木秘书官此前曾致函九山书记官，进行具体安排。(15)
在文部省文书课明治三十二年第861号文件中，还以附件的形式，记录了北洋大臣所派遣留学生的学历及所学科目：
头等学堂学生三名，分别为：
黎科，二十岁，广东新会人；(16)
张煜全，十九岁，广东广州府南海县人；
王建祖，二十一岁，广东番禺人。
二等学堂学生三名，分别为：
张奎，十六岁，江苏松江府上海县人；
全邦平，十八岁，安徽徽州府黟县人；
周祖培，十八岁，江苏苏州府吴县人。(17)
对于北洋大臣向日本派遣的这批留学生在中国所属学校、学历，及其在东京帝国大学所学专业，明治三十二年第861号文件附件之二遗记载称：
黎科，为天津大学一级生，八年英语修了，学习土木科；
张煜全，为天津大学二级生，八年英语修了，学习政治科；
王建祖，为天津大学二级生，八年英语修了，学习政治科；
张奎，为天津大学四级生，五年英语修了，学习应用化学；
金邦平，为天津大学预备校一级生，四年英语修了，学习农科；
周祖培，为天津大学二级生，三年英语修了，学习政治科。(18)
盛宣怀最早向朝廷提出的请求，是筹画设立西学学堂，与一般国内传统的书院多有不同，特别强调对西方科学知识的教学。因此，学堂设立初期，即聘请丁家立为西学总教习，还有一些在天津的外国人，亦加入了教学队伍。在这些外籍专家的影响下，北洋大学一开始就採用欧美学制，将学生区分为头等学堂及二等学堂，各为四年制。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二等学堂则相当于预科。这种区分，在本文以上所揭示的日本文部省文书课记录的黎科等六人的学历、科目等档案史料中，都得到了证实。(19)黎科等六人开天津大学向海外派出留学生之先河。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文部省档案称，黎科等六人均为天津大学学生，而不称他们为北洋大学学生。这说明在当时(1899年)对外交涉的正式公文中，已经开始使用天津大学的名称。此外，在天津大学所派的这批留日学生中，黎科列在首位，说明了他在这批留日学生中的突出地位。
以黎科为代表的这批留日学生，于光绪二十五年来到东京大学。在东京大学期间，他们除了刻苦攻读之外，还时刻关注国内的政局发展。他们痛恨清王朝的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因此，黎科在东京帝国大学读书期间，与沈翔云等一起发起成立励志会，“以砥砺志节为宗旨”，发愤为国为民作出贡献。(20)当他们在东京遇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及自立军的领袖唐才常之后，对于他们宣扬的革命宗旨颇为信服，并且亲自参预其中，冲锋陷阵，而后又成了留学生中的领导骨干。
光绪二十六年，国内的义和团运动风起云涌，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以黎科为代表的留日学生，纷纷由东京返回国内，利用他们留学生的身份，积极参与了自立军的活动。黎科曾与唐才常等一起，详定自立军会章，对各军编制、军官任命、募兵计划、新兵训练、起义后将发表的各种文告、官兵奖惩及纪律等各项，都作了简明扼要的规定。黎科还和另一位留日士官生傅慈祥等人，以留学生的名义，与湖广总督张之洞等接触，试图劝说他脱离清廷自立，未被张之洞接受。
八国联军侵佔北京之后，国内政局突变，义和团运动被慈禧等权贵出卖镇压。两面三刀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为讨好清廷，一反从前犹疑不定的立场。(21)他昧着良心下令严厉处置涉嫌参加上海国会及自立军起义的有关人员，于庚子七月二十八日派兵包围设于汉口英租界的自立军总机关，将自立军首领唐才常与留学生黎科等人抓获，并于次日将他们残酷杀害于武昌紫阳湖畔。
黎科是天津大学最早派出的留学生中的杰出人物，他的英勇事蹟鼓舞了海外的留学生投身于反清革命，而他本人也成了革命党人中的佼佼者。一个重要的事例是，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秦力山等继承先烈遗志，在东京麹町区饭田町六丁目二十四番地出版了《国民报》，继续宣扬推翻清廷的革命宗旨，“大倡革命仇满学说，措词激昂，开留学界革命新闻之先河。”在《国民报》编辑室中，四壁悬挂着自立军庚子起义中英勇殉难的傅慈祥、黎科、蔡丞煜、郑葆丞四烈士遗照。(22)据此可见，革命党人没有忘记黎科这位先行者。黎科的革命事蹟在其母校的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注释：
①⑥《德宗景皇帝实录》，卷374、368。
②《赵凤昌藏札》，第45册，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
③⑤上海古籍出版社编：《汪康年师友书札》，第3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693～2696、2704～2711页。
④孔祥吉：《戊戌维新运动新探》，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6页。
⑥钱实甫编：《清代职官年表》，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953～1954页。
⑦⑨⑩陈骧：《致鹿苹贤侄函》，未刊稿。
⑧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传》，中册，民国排印本，第18页。
(12)(13)天津：《国闻报》，第76号(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
(14)内藤湖南：《燕山楚水》，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1～32页。
(15)(17)(18)(19)东京大学校史档案室藏：《文部省往来文书》，明治三十二年。
(16)据《唐才质自立会庚子革命记》自立会志士事蹟志略记载：黎科字泽舒，广东香山人，天津北洋书院学生，己亥东渡，入东京帝国大学肄业。冬间闻唐才常谋在武昌起义救国，毅然赴之，与唐同日就义。与日本《文部省往来文书》关于黎科为新会人的记载不同、应以日本档案记载为确。
(20)(22)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8、97页。
(21)张之洞对慈禧的两面派态度，见孔祥吉、村田雄二郎：《从东瀛皇居到紫禁城——晚清中日关係史上的重要事件与人物》，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