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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唐启华：回归历史的本位：“北洋史”研究(笔谈) ——北洋视角与近代史研究

【原文出处】《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4年3期第67～69页
【英文标题】A Study of Modern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eiyang-Government Studies
【作者简介】唐启华，东海大学 历史系，台中
【内容提要】台海两岸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均深受革命党视角影响，近年来，有学者试图以“现代化范式”作为替代的可能选择，却因其浓厚的美国化色彩受到学界质疑。也许包容多种脉络、多元化的理解视角，更可让近代史研究丰富化。若从北洋的视角来考察近代史，从清末到抗战，北洋派都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力量，甚至在实业、司法、教育等方面，都举足轻重，这期间许多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可能远超过断裂性。北洋时期实不宜只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若能打破过去南北隔绝对立，以北洋与革命相对立竞争的史观，改以南北统合的视角来重新考查民国历史，可能会对民国史有相当不同的体悟。北洋视角过去长期被革命史观遮蔽，当务之急，应是刊布北洋史料，保留北洋视角，为北洋研究奠定档案史料的基础。
【关 键 词】北洋史/北洋视角/北洋外交
台海两岸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受革命党视角影响很深，常以1911年辛亥革命、1925－1927年大革命及1949年作为重要分水岭，着重革命的原因及影响，强调历史发展中的断裂与变化。近年来“革命史观”或“革命史范式”遭到质疑，许多研究指出该史观基本上反映前苏联的世界观，在近代中国史事之诠释上常不能自圆其说，处处露出破绽。有些学者试图以“现代化范式”作为另一个替代的可能选择，着力于探讨近代中国现代化历程。然而，现代化理论常因其浓厚的美国化色彩受到学界质疑，并不一定是恰当的诠释架构。事实上，任何一种全面性的诠释架构，都会有不足之处，外来的理论，与本土的经验更常是圆凿方枘。也许包容多种脉络、多元化的理解视角，更可让近代史研究丰富化。
笔者多年来研究北洋外交，感觉到清末民初以来，洋务新政似乎是一条重要的脉络，而主导此方向的可能是所谓的“北洋派”，从北洋的视角来考察近代史，或许可以提供更合乎中国国情的历史诠释角度。至少，可以提供一个革命党和现代化观点之外的不同视角，丰富学界对近代史的认识与理解。
清末民初在政治、军事、外交领域扮演了最重要角色的北洋派，在革命党视角之下，是被革命的物件，常被描绘为负面的形象。数十年来被贬抑、抹黑之后，北洋派早已声名狼藉，在一般人的历史记忆中，常与洋务运动失败、北洋水师覆灭、洪宪帝制、北洋军阀卖国、内战不断等刻板印象相联结。
笔者最近十多年做北洋外交研究，使用从清末总理衙门、外务部到北洋外交部档案，看到了与过去革命党宣传的北洋卖国无能之形象大不相同的北洋外交，反而与英国、日本等外国外交档案中所见的中国外交表现优异的印象更加接近。若能拨开革命宣传的迷雾，可见到大不相同的中国外交史。例如，对于革命党宣传其主导之“废除不平等条约”历程，至今许多学者研究国民政府之“革命外交”、“废约史”等，取得许多研究成果，然而笔者研究指出，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盖之北洋修约史十分丰富，“修约”而非“废约”可能是外交史的主调。至少“修约”与“废约”两者相辅相成，应一并考虑，才能较全面地理解近代外交史。
修约注重的国际法研究与国际环境的掌握，也应给予重视，不宜一味地攻击列强的侵略压迫，至今国人的世界观与历史观仍受到相当程度的扭曲。作为一个崛起中的世界大国，应以较平允开阔的视角看待国际事务。因此，外交史研究不宜太过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以受害者的悲情立场，谴责其他国家的对华政策。北洋人士中有一批所谓的“亲日派”，在民族主义史学之下，被打成卖国贼，遗臭万年。今日平心静气思考他们的心态与主张，他们常对欧美及苏联抱持怀疑态度，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之下，选择与日本保持亲善提携，未必没有一定的道理，与卖国与否无甚关系。北洋时期中日关系相对缓和，除国际环境使然之外，与北洋派对日本的理解认识，也有一定的关系。然而因北洋派不擅长舆论宣传，更不会动员群众，其所作所为，常易遭国人误解。整体而言，北洋派的世界观尚有进一步探讨的广大空间。
此外，笔者从外交史的研究，看到清末到北洋的传承性，远大于断裂性。清末、民初外交未受辛亥革命影响，1911年前后外交交涉衔接持续，没有太大的停顿。如笔者所做中俄修改《伊犁条约》交涉，就是跨越清末、民初之对俄交涉，同由陆征祥主持，同样维护国家利益。辛亥革命在北洋派看来并非革命，主要是国体之改变，由君主国体改变为共和国体的过程中，北洋派在逼诱清帝退位，顺利转变为共和国体，促成南北统一上，居功厥伟。北洋官僚继续执行政务，维持秩序。北洋时期，10月10日武昌起义日、1月1日开国纪念日与2月12日“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简称“共和纪念日”)互相竞争，北洋派特别注重纪念与自身关系密切的2月12日，贬抑与南京临时政府密切相关连的1月1日，并将10月10日与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联结，转换意义。民初北洋时期的国家纪念日多以“共和”为主线，反之国民政府之纪念日则特别注重“革命”，迨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全国之后，2月12日“共和纪念日”就不再纪念，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国家纪念日了。
从北洋到南京国民政府间的传承性也很强，国民政府从广州到武汉时期，受苏联影响很深，但到四一二之后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实行绝俄反共，许多方面与北洋趋于合流。以外交为例，王正廷在北洋末期担任外交总长，在到期修约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上，扮演重要角色，到南京政府又担任外交部长，继续执行到期修约，只是换了个革命外交的名字。如《中日商约》、《中比商约》等，就是在1926年底到期，从北洋延续到南京政府之修约交涉。关税自主更是从北京关税特别会议一直到南京政府持续交涉，才得以达成的，不能完全归功于南京外交成功。九一八事变后，北洋外交官如颜惠庆、顾维钧、罗文干等，又纷纷出任外交要职，并在国际舞台为国家争取权益。由笔者对北洋外交史的研究初步成果看，清末到北洋再到南京政府，外交人事、政策等各方面的延续性相当强，断裂的常只是外表薄薄一层。
除了外交，南京国民政府其他方面也有很深的北洋渊源。在人事上，蒋介石与北方国民党关系密切，这批人如张继、李石曾、王宠惠、王正廷、许世英、黄郛、孔祥熙等，皆长期在北洋政府服务，与北洋关系密切。蒋介石本身出身于保定军校，黄埔军校及桂系中有许多系出保定者，如何应钦及桂系之白崇禧、李宗仁等，黄埔与保定有相当程度的渊源。南京时期所谓“党军北伐，政客南伐”之说，似有所本，还可以做更深入的研究。
国民政府时期的华北，北洋势力仍大，第二阶段北伐，基本上是冯玉祥与张作霖的北洋内战。北伐之后，黄河以北依旧是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等派系力量在掌控与竞争。甚至于到抗战时期，华北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多是北洋旧人，继续挂五色旗。即使到汪伪政权建立，临时政府取消，改设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改挂青天白日旗，实际上仍悬五色旗。而汪伪政权中，也有许多北洋旧人担任要职。
若从北洋视角考察，从清末到抗战，北洋派都是重要的政治、军事、外交力量，甚至在实业、司法、教育等方面(其实就是洋务的基本内容)，都举足轻重，这段期间许多历史脉络的连续性可能远超过断裂性。北洋时期实不宜只被视为无足轻重的过渡时期。若能打破过去南北隔绝对立，以北洋与革命相对立竞争的史观，改以南北统合的视角来重新考查民国历史，可能会对民国史有相当不同的体悟。总而言之，笔者认为北洋视角可提供革命派与立宪派以外，另一个务实的连续性视角。对政治、军事、外交、实业等方面，给予北洋派较正面的思考，可对民国史有较宽广的理解可能。
北洋视角过去长期被革命史观遮蔽，革命党观点的史料大量刊布流传，而与北洋派相关的档案史料则隐而不彰，在图书馆中两种观点的史料与书刊数量，完全不成比例，很容易让年轻学生及下一代的研究者，丧失全面平衡感。笔者认为当务之急，应是刊布北洋史料，保留北洋视角，为北洋研究奠定档案史料的基础。近年出版之《北洋政府档案》、《袁世凯全集》，以及南港近史所藏之《外交档案》、《经济档》等之公开供网络查询，对北洋研究就有很大的帮助。
笔者认为，今日近代史学界的当务之急，应是开发更多的史料，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依据史料好好做实证研究，更全面平衡地理解近代中国的历程。过去南港学派许多成果，就是借由这些史料突破革命史观，建构出来的。外交史研究注重多国档案对照研究，但是也不能忽略当时政治宣传的影响力，档案研究与文化史研究可相辅相成。然而，近年来学界受限于档案史料及政治环境，政治史、军事史、外交史之实证研究成果减少，文化史研究大幅度成长。事实上近代史中许多史事尚欠缺较可靠的实证基础，当年之政治宣传至今仍广为流传。笔者以为现阶段学界应多致力于基本史实的重建，待实证研究基本完成后，再去探讨文化史注重的想象、记忆、意义等课题，庶不致本末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