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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吴仰湘：朱一新、康有为辩论《新学伪经考》若干史实考——基于被人遗忘的康氏两札所作的研究

朱一新（1846－1894）与康有为（1858－1927）在1890年至1894年间，多次通过书札和面晤的方式，就《新学伪经考》一书（下文简称《伪经考》）及孔子改制、西学西教、人性善恶等问题往复论辩。朱、康之间的这场学术论争，一直备受世人关注，凡是有关康有为与戊戌变法、晚清今文经学的研究论着，总要或多或少地提及朱一新对康有为的批评，更有多篇文章就此问题作了专门探讨①。但笔者在研读这些论着后，发现仍有一些基本史实有待澄清，其中康有为致朱一新的书札数量、双方书札的往返次序、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以及论辩的中心话题等，直接关系着朱、康此次论学的始末详情，很有必要再作考察。
蒋贵麟辑《南海先生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下文简称蒋本）②、楼宇烈编康氏《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下文简称楼本）③ 和姜义华等编康氏《与朱一新论学书牍》（下文简称姜本）④，所收康氏书札均为三通，即《致朱蓉生书》、《答朱蓉生书》、《答朱蓉生先生书》⑤。虽有论者根据朱氏书札中的某些言词，推断康札本来至少应有五六通，但都认为康氏原札已不可见，相信今存康札仅有三通⑥。蒋本又依据三通康札与朱氏《佩弦斋文存》所收《答康长孺书》、《复长孺第二书》、《答长孺第三书》、《复长孺第四书》、《答康长孺论性书》（朱氏五札在各种文献中名称有异，为简便计，下文分别简称作《朱一》、《朱二》、《朱三》、《朱四》、《朱五》），编排出两人书札往返的次序为：《朱一》、《朱二》、《朱三》、《致朱蓉生书》、《朱四》、《答朱蓉生书》、《朱五》、《答朱蓉生先生书》。这一编排次序，同样见于楼本、姜本，已为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稍有例外的是张勇，特意对现存朱、康书札“依时序先后，逐篇排比其内容，以期从各札的关联中，发现些未曾被注意的新意”，即通过考定这些书札的往返次序提出新见。他以为《翼教丛编》所收《朱蓉生侍御答康有为第一书》（实即《朱二》）是“可以考知其时间顺序的第一通”，指出“朱氏此札不涉及《伪经考》，但此后朱、康有关《伪经考》的辩驳又都与此札涉及的问题相连，因此该札可视作朱、康辩驳的一个引子”。他又认为《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二书》（实即《朱一》）是现存朱、康来往书札的第二通，其主旨是批评《伪经考》，但“现存康、朱来往书札中，没有康对朱上札的直接回复。该来往书札的第三通是朱一新读了康的弟子《复洪给事书》之后，写给康有为的。或许是康收到朱上一札后，以门人函札代答”。根据张勇所论，现存朱、康书札的往来次序为：《朱二》、《朱一》、《朱三》、《致朱蓉生书》、《朱四》、《答朱蓉生书》。与蒋本所排次序相比，《朱一》、《朱二》两札顺序完全相反，《朱五》、《答朱蓉生先生书》则以所论与前此各札无关而被排除在外。张勇由此提出了诸多新论，其中第一点说：“二人往复辩论，其范围已远远超出《伪经考》其书本身，其焦点在宋学、教术、西学，而《伪经考》往往只是辩论的一个引子或‘话头’（在朱是如此，在康则甚至几不涉及《伪经考》：第一札曰‘故今不复及古今真伪之学’，第二札则在最后说‘若《伪经考》，事理万千，足下欲正之，望将此书逐条签驳’。可见对朱氏辩论的意趣所在，有准确理解）。”言下之意，即认为《伪经考》并非朱、康论学的主题，“看似是由《伪经考》引发的辩论，结果却横枝旁逸”⑦。朱维铮早些时候也提出，朱一新批评《伪经考》后，“由于康有为反驳朱一新的函件，如今仅存三通，因而难以断言当日康有为是否对这一指责作过正面回答”，由此认为康有为对朱一新有关《伪经考》的指责采取了“避而不谈”乃至“置诸不理”的态度⑧。至于朱、康论学书札的时间，杨炳章早在1898年给叶德辉编刻的《义乌朱氏论学遗札》作序时，就提出朱氏五札作于1891年《伪经考》刊行之后⑨。蒋本根据《康南海自编年谱》（以下简称《康谱》）所述，定康氏三札作于光绪辛卯年（1891），其意并以为朱氏各札作于同年⑩。杨、蒋之说多为后人承袭。姜本也是根据《康谱》，认为康、朱论学书札当撰于光绪十七年（1891）冬间(11)，又标明《致朱蓉生书》作于1891年7月28日，当是依据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所藏抄件而定(12)。然而，笔者搜检有关文献后，发现上述有关朱、康论学书札的各种描述和结论，与史实并不相符。以下根据相关资料，各作考述。
第一考：朱、康论学书札的现存数量
经查阅，朱、康两人的论学书札，早在清末就以抄本、刻本、石印本、铅印本等形式传布于世。兹将当时辑录朱、康论学书札（附洪良品答梁启超论学长札）的情况列表如下(13)：文献名称刊刻信息书札目次书札数量朱康洪《朱蓉生康长孺往来书札》光绪年间抄本，藏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答康长孺书》、《康长孺答朱先生书》、《答长孺第三书》、《复康长孺第四书》、《康长孺复朱先生书》、无题札(实即洪良品答梁启超书)、《答康长孺论性书》、《复长孺书》、《康长孺复朱先生书》531《义乌朱氏论学遗札》(正文首行题《朱蓉生侍御论学遗札摭存》)光绪乙未(1895)菁华
阁刻本《答书一》、《答书二》、《答书三》、《答书四》、《答书五》、《坿刻来书一》、《来书二》、《来书三》、《附刻洪给谏答梁友人论学书》531《论学：朱蓉生侍御与康长素工部往来札》(正文首行题《朱蓉生侍御论学遗札摭存》)②光绪年间广东刻本③《答书一》、《答书二》、《答书三》、《答书四》、《答书五》、《坿刻来书一》、《来书二》、《来书三》、《附刻洪给谏答梁友人论学书》531《朱氏遗札》(正文首行题《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叶德辉编，光绪戊戌(1898)长沙刻本《答书一》、《答书二》、《答书三》、《答书四》、《答书五》、《坿刻洪给谏答梁友人论学书》5
1《翼教丛编》④苏舆编，光绪戊戌(1898)长沙初刻本、武昌重刻本《朱侍御一新答康有为第一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二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三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四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五书》、《洪给谏良品答梁启超论学书》5
1《增广翼教丛编》(此为扉页所题,封面仍作《翼教丛编》)光绪己亥(1899)上海书局石印本《朱侍御一新答康有为第一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二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三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四书》、《朱侍御答康有为第五书》、《洪给谏良品答梁启超论学书》、《附刻来书一》、《来书二》、《来书三》⑤531《朱蓉生驳康学书札》①上海商务印书馆铅印本②《答书一》、《答书二》、《答书三》、《答书四》、《答书五》、《附刻来书一》、《来书二》、《来书三》、《附刻洪给谏驳梁启超书》531
可见，收录朱、康论学书札的文献，除研究者据依的蒋本、楼本、姜本和《翼教丛编》外，还有6种辑刻时间更早的资料。进一步比较这些文献所收康氏各札，发现彼此之间互有同异，现将其名称与序次列表如下（因康氏各札在各种文献中名称有异，为简便计，以下分别简称《康一》、《康二》、《康三》、《康四》、《康五》）：文献名称康一康二康三康四康五《朱蓉生康长孺往来书札》康长孺复朱先生书康长孺答朱先生书康长孺复朱先生书《义乌朱氏论学遗札》来书一来书三来书二《论学：朱蓉生侍御与康长素工部往来札》来书一来书三来书二《增广翼教丛编》来书一来书三来书二《朱蓉生驳康学书札》来书一来书三来书二《万木草堂遗稿外编》致朱蓉生书答朱蓉生书答朱蓉生先生书《康子内外编(外六种)》致朱蓉生书答朱蓉生书答朱蓉生先生书《康有为全集》致朱蓉生书答朱蓉生书答朱蓉生先生书《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致朱蓉生书答朱蓉生书 仔细对检以上9种文献中所收的康札，发现蒋本、楼本、姜本所收三札虽然个别文字有异，但内容完全相同（《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所收两札，亦与蒋本、楼本、姜本所收两札的名称、内容相同，文字偶异），研究者经常论及的也正是这三通康札。而《朱蓉生康长孺往来书札》（以下简称抄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论学：朱蓉生侍御与康长素工部往来札》、《增广翼教丛编》、《朱蓉生驳康学书札》所收三通康札中，《来书二》与蒋本、楼本、姜本、《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等所收《致朱蓉生书》相同，尤其是抄本所收《康三》末署“祖诒再拜。六月廿三日”，与《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中的《致朱蓉生书》所署完全相同，说明收录于抄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等5种清末文献中的康氏书札完全可信。因此，康氏另外两通并不见于各通行本的书札，即上表中的《康一》、《康二》，收入抄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等文献时，彼此间虽个别文字有异，但内容完全相同，证明这两通康札肯定自有其来源，绝非后人伪托之作。因此，康氏当年回复朱氏的论学书札中，留存至今的并不是三通，实有五通。
第二考：朱、康论学书札的往返次序
据上文，《康一》、《康二》一直为学界所遗忘，所以有必要先确定这两通康札在朱、康书札往还中的次序。笔者以为，《康一》应是康氏收阅《朱一》后的复书，因为：
第一，《康一》开篇说：“顷奉手书，厚若梵夹，伸纸发诵，欢喜无量。经说异同，从来儒先所共有，固欲得通博大儒是正而箴砭之，俾知得失。执事不弃其妄谬，所以教诲之甚至，此仆所乐于请业就正者也。而书末所云‘少谈经而多读史’，勖仆以为胡安定，而勿为管幼安，感时事之方艰，望人才之有用。呜呼！仆之狂愚，何以得承大君子之爱挚教诱如此哉！”(20) 可知康氏接到的朱札，是一通针砭其经说穿凿、批评其立论妄谬的长篇书札，这与《朱一》的篇幅、内容主旨均相符合。“书末所云少谈经而多读史，勖仆以为胡安定，而勿为管幼安，感时事之方艰，望人才之有用”一句，与《朱一》文末所说“仆尝盱衡近代学术，而窃有治经不如治史之谬沦。方当多事之秋，吾党所当讲求者何限，而暇耗日力于两造不备之谳辞哉”(21) 正相对应。
第二，《朱一》除指陈《伪经考》举证太不周详、立说穿凿附会外，主要表示“私心不无过计”(22)，对康氏以博辨之学攻辨伪经表示忧虑，“若其用心甚锐，持论甚高，而兼济之以博学，势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23)，并讽喻康氏说，今、古文真伪问题是缺乏足够证据难以破解的疑案，将徒耗精力而无益时局：“彼其窜乱之迹，歆固自言之，后人辨斥千万言，不若彼无心流露之一二语为足定其谳也。仆尝盱衡近代学术，而窃有治经不如治史之谬论。方当多事之秋，吾党所当讲求者何限，而暇耗日力于两造不备之谳辞哉！”(24) 《康一》则叙述自己上书不达而大受讥谤，因此对朝政失望，南归后“无所用心，惟将宿昔所诵之经深思默诵，以娱吾日，其有所见，笔之于书。……今执事复教以讲求世用，其有所进，亦不过效节盒、枚君及执事，终归于罢黜，游于四方而止，则亦与仆今日同耳，其无所用，则仆为卞和再刖之足，岂敢复求辱哉！是用抑心低首，谢绝人事，聊以暇日发明遗经，以教童蒙”(25)。两相对照，可知上述《康一》诸语，正是康氏对《朱一》责其不该撰述《伪经考》、诫其将心力用于救济时艰所作的答辩。
第三，《朱一》中有“足下谓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皆同条共贯，大着未获卒业，不知其说云何”(26)，则朱氏仅见《伪经考》书稿前一部分，此处表明索阅后续文稿之意。今据抄本中《康一》文末“《新学伪经考》二本、《长兴学记》一本，谨呈上”(27)，可知康氏复书时续送《伪经考》等书，证明《康一》正是对《朱一》的回应。
此外，《朱二》中有“曩示大着皆录存，敬佩无已。君之热血，仆所深知，不待读其书而始见之。……君伏阙上书，仆盖心敬其言，而不能不心疑其事”(28)，据《康一》之末“今进昔年儗上之折及代屠侍御所草折稿已上者四事，又《与沈刑部子培书》一首、《阖辟篇》一首”(29)，以及“《新学伪经考》二本、《长兴学记》一本，谨呈上”，则《朱二》所谓“曩示大着”之“大着”与“不待读其书”之“书”，皆可知所确指(30)。可见朱氏生前自定《佩弦斋文存》时确定的《朱一》在前、《朱二》在后的次序正确无误，而《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论学：朱蓉生侍御与康长素工部往来札》、《朱氏遗札》、《翼教丛编》、《增广翼教丛编》、《朱蓉生驳康学书札》等文献将《朱二》视作朱氏的第一通书札，将《朱一》视作朱氏的第二通书札，正好颠倒了两札的先后关系(31)。
《朱一》批评《伪经考》时，对康氏所谓今、古文异同真伪之说提出诸多质疑和驳难。《康一》在文末说“其今、古文异同之说，俟异日献其愚”(32)，就是康氏对其札中未作相应答辩的说明。也正因为《康一》未对《朱一》关于新学伪经之说难以成立，不能以公羊改制之义贯通群经以及考辨今、古文真伪实无必要等重要意见作答，康氏又续作一书详加论辩。康氏续作的这篇答书，就是《康二》。笔者作出这一判断的根据，是发现该札辩驳的所有问题，无一不是针对《朱一》所难，而且康氏在反驳之前，往往直接引述《朱一》之语。兹以康氏针对《朱一》所谓秦皇焚书经籍亡缺、刘歆不曾窜乱《史记》诸书所作的反驳为例，将《朱一》、《康二》间的前后对应关系列表如下：朱一
(据《佩弦斋文存》卷上康二
(据菁华阁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足下不信壁中古文，谓秦法藏书者罪止城旦，又《史记·河间(传)》、《鲁共王传》无壁经之说。夫谓秦未焚书者，特博士所藏未焚耳，《始皇本纪》所载甚明。其黥为城旦者，以令下三十日为限。限甚迫矣，偶语《诗》、《书》，罪且弃市，则设有抗令弗焚者，罪恐不止城旦。史文弗具，未可以是而疑秦法之宽也。足下信壁中古文，无罪止城旦，恐史文之不具，窃以为未之察也。秦法，焚书不及博士，……然则谓特博士所藏未焚而疑书有缺佚，不可也。夫罪止城旦两见《始皇纪》，及《李斯传》皆同，岂得谓史文弗具乎？且城旦之刑限以三十日，弃市之诛及于偶语，此不过爰书从严之辞，未必按实，……是知书之存亡，实非朝廷禁令所能主持。通古今而言，又何疑于秦焚不亡之说哉？当史公时，儒术始兴，其言阔略，《河间传》不言献书，《鲁共传》不言坏壁，正与《楚元传》不言受《诗》浮邱伯一例。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足下谓歆伪《周官》，伪《左传》，伪《毛诗》、《尔雅》，互相证明，并点窜《史记》以就己说，则歆之于古文为计固甚密矣，何于此独疏之甚乎？……班史谓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縢》诸篇多古文说，今案之诚然。足下将以此亦歆所窜乱乎？歆果窜此，曷不并窜河间、鲁共二《传》，以泯其迹乎足下云《河间》、《鲁共传》不言古文，缘儒术始兴，其言阔略，而歆能作伪，不当独疏于此。夫歆遍伪诸经，转相发明，固为巧密，然心劳日拙，亦作伪者之恒情。……《元王传》不言受《诗》于浮邱伯，在一家传授，非大义所关，偶尔遗忽，则或有之。若河间、鲁共之得书，《毛诗》、《左氏》博士之私立，此关大经盛衰存亡之大者，若史公竟忘之，则史公为一愚妄人矣。儒术传流，战国大盛，史公着书在学官建立之后，儒学一统，六经尊重，比隆天地，岂得阔略乎？且歆于《史记》遍窜入古文《左氏春秋》、《周官》诸条，《河间》、《鲁共》固歆所欲窜也，无如凿空窜入，诸儒熟记其事，据旧本而争……必早为发覆。凡盗贼行于夜而不行于昼，横于僻途而畏于大道。《河间》、《鲁共》，昼也，大道也，歆不敢窜，何足异也？……足下谓班史谓迁书多古文说，按之诚然。鄙意古文家矫诬古人，随手变乱，在在皆然，……今按《史记》引《书》皆今文之义，无一条古文家说，即文字亦然。史公《自叙》“年十岁则诵古文”，《儒林传》有“古文尚书”，其他涉“古文”者尚伙，足下悉以为歆之窜乱。夫同一书也，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此宋、元儒者开其端，而近时汉学家为尤甚，虽未尝无精深之言，要非仆之所敢言也。足下又谓仆于古书合己说则取之，不合己说则伪之，类近世之言汉学者。谨按古文之无既明，则史公之称述又从何来？此不待辨而知其伪窜者也。……上下手以抑扬古书，仆不敢出此。且仆于《毛诗》、《左传》何仇怨哉，奚事深文周内，以一手掩天下目乎？足下引近时汉学家譬之，仆未敢遽受。《左传》之可疑，以论断多不中理，分析附益自必歆辈所为，故汉儒及朱子皆疑之。然汉儒龂龂争辩者，但谓《左氏》不传经，非谓其书之伪也。“处者为刘”及“上天降灾”四十七字，孔《疏》明言其伪。班叔皮《王命论》“刘承尧祚，着于《春秋》”，叔皮与刘歆时代相接，此为歆辈附益之显证。“上天降灾”诸语，尤出于晋以后耳。足下既谓《左传》之可疑，以论断多不中理，分析附益自必歆辈所为，然今《左传》不中理之论，足下所指为歆辈附益者，今本《史记》中往往有之。……又“其处者为刘氏”及“上天降灾”四十七字，其为窜乱，足下已敢诵言之。此独非合己说则取之，不合则伪之乎？而足下敢言之，殆以此为《正义》、《释文》之旧说，故乐于信从耶？是于古人则信之，非古人则难之。此荣古虐今之见，岂求是道哉!《左氏》与《国语》，一记言，一记事，义例不同，其事又多复见;若改《国语》为之，则《左传》中细碎之事，将何所附丽？且《国语》见采于史公，非人间绝不经见之书;歆如离合其文以求胜，适启诸儒之争，授人口实，愚者不为，而谓歆之谲为之乎？《史记》多采《左传》，不容不见其书。或史公称《左传》为《国语》则有之，谓歆改《国语》为《左传》，殆不然也。《仪礼》、《左传》、《国语》、《战国策》皆后人标题，故无定名。今本《国语》非不记事，《左传》非不记言，义例实同，文体不异，其为一书，自为易见。其事多复见者，不过经歆窜改之后，故为之以灭迹。歆能增窜既改之《左传》，岂不能增窜弃余之《国语》？不足为难也。《左传》中细碎之事，未改之《国语》原本或分隶于诸国，或附见于他国，何不可坿丽之有？太史公着《史记》，紬金匮石室之藏，故得见《国语》而引之，非史公及向、歆之徒得窥中秘，不能覩也。……况《国语》之古籍偶存者哉？其人不经见而易于窜改，宜也。……足下又附会以或史公称《左传》为《国语》，及《仪礼》、《左传》、《国语》、《战国策》皆后人标题，故无定名之说，岂非遁词乎？《左传》、《毛诗》传授不明，班史虽言之凿凿，实有可疑。然《左氏》之可疑者，仅在张苍、贾谊以上耳。……但张禹以言《左氏》为萧望之所荐，其事实不能伪造。尹更始、翟方进、贾护、陈钦之传授，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讲习，耳目相接，不能凿空。歆是时虽贵幸，名位未盛，安能使朝野靡然从风，群诵习其私书耶？王肃伪撰《家语》，《后序》一篇传授源流亦言之凿凿。盖作伪者必求其是。然则歆伪为《左传》，其传授何不可伪作乎？……且张苍、贾谊之上既可依托，则其下诸人，又何尝不可依托？若谓耳目相接，不能凿空，歆名位未盛，安能朝野从风，不知贾护诸人，或为歆之私授，或为歆之依托，皆未可知。然亦不过信者数人，未见其朝野从风也。……然范升既已谓《左氏》师传无人，升去歆未远，耳目相接，则诸人之传授，亦为凿空，固未尝无发其覆者也。
事实上，《康二》全札所论大小问题，无不直接针对《朱一》的责难而加以反驳，有些答辩还对《伪经考》中的相关论说作了补充。《康二》文末还就《朱一》文末所谓“仆尝盱衡近代学术，而窃有治经不如治史之谬论”，很不客气地批评说：“推足下之为此说者，似未会通六经之大指，以得其长民辅世之方，而为近世经义之脞碎所惑，滞于语言文字之下，而又画而限之，不得其意，而恶其繁博而无统，迂远而不切，积厌生叛，故不惮决然舍去也。此其不沟通六经之害也。夫泥迹而不求其意，则岂特三代为述而不可用，即近世汉、唐、宋、明之史，亦岂可用于中西大通之局哉？”(33) 因此，完全可以肯定《康二》是康氏收阅《朱一》后所作的答复。
另外，《康二》开篇说：“曩辱大教， 数千言，伸纸发诵，闳衍博实，如游沧海。仓卒奉答，不能摄举机要，颛颛愚愤，并陈其夙昔呈其论说，浅中妄言，甚自悔也。”(34) 所谓“ 数千言”之“大教”，指的就是《朱一》，而康氏自谓“仓卒奉答，不能摄举机要，颛颛愚愤，并陈其夙昔呈其论说，浅中妄言”，即意指《康一》未及回答《朱一》对其攻辨伪经的批评，仅是申诉自己因上书不达、遁而治经的缘由，并附呈“昔年儗上之折及代屠侍御所草折稿”。《康二》接着又说：“岁暮凋寒，颇困于人事，是用阙然久不能报。……然暇辄讽赐书，研辨经义……故不敢隐其戆谬，已摧烧而复书之。”(35) 可知康氏在送出《康一》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在考虑《康一》所说“其今古文异同之说，俟异日献其愚”的问题，仔细琢磨《朱一》的责难，“研辨经义”，思考如何答辩，数易其稿，写出洋洋数千言的《康二》，对朱氏驳难逐一答解，予以有力反驳。《康二》最后又说：“方今时变日新，国势日蹙，民生憔悴。仆虽驽下，然栋折榱坏，亦将不免，安定则何敢当？然拨乱世反之正，思易天下以济生民，亦必有道也。足下畜德既深，感时日积，身虽退黜，犹居高明之地，操教化之权，察《春秋》改制之由，推大《易》通变之义，则《诗》、《书》、《礼》、《乐》之发明有所在，生民讬命必有以任之者。仆之枯稿，弹琴诵书，聊假着述以娱贫贱，岂能与斯任乎？”，(36) 这明显是对《康一》开篇“书末所云‘少谈经而多读史’，勖仆以为胡安定，而勿为管幼安，感时事之方艰，望人才之有用”以及信中所述上书不得上达，“上不为公卿所容，下为乡人所逐，穷而还山，鉴惕于前事，缄口不敢言，虽明知栋折榱坏，侨将不免，然既大声疾呼而不见听，亦将同饮狂泉而生，同其陨毙，故毅然绌心塞耳，闻氛乱而若不知焉……南归以来，授徒以就口食，无所用心，惟将宿昔所诵之经，深思默诵，以娱吾日”(37) 所作的呼应。因此又可以肯定，康氏作《康一》在前，作《康二》在后，都是对《朱一》的答复。
那么，朱氏收到《康一》、《康二》后，又是以哪一通书札应答的呢？笔者以为应是《朱二》。《朱二》中说：“顷辱手教，累数千言，见爱之意深矣，其中有足启发鄙心者，亦多有不敢附和者，未暇一一详复。大要足下卑宋儒之论，而欲扬之使高，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虑其同于佛、老，仆则窃以是为足下危也。宋儒之言虽未必一无可疑，但疑之者不当更求高出乎其上。佛、老之所以异于吾道者，为其高也。高者可心知其意，而不可笔之于书。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仆窃以为过矣。曩示大着皆录存，敬佩无已。君之热血，仆所深知，不待读其书而始见之。……君伏阙上书，仆盖心敬其言，而不能不心疑其事。”(38) 其中“足下卑宋儒之论，而欲扬之使高，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虑其同于佛、老”，与《康二》所说“宋儒讲求义理，其功大矣，然患其凿之过深，扬之过高，其弊将不切于人道，则亦几与佛、老同矣”(39) 正相对应；“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与《康二》所说“汉儒既传孔子之《春秋》，孟子尊孔子继四圣之《春秋》，而谓宋儒不知《春秋》之学乃独优焉，仆愚，窃未敢从也。以宋儒比于贾、马、杜、郑言新学者，减为优焉；比之董生及《盐铁论》诸贤良文学，亦未见其必优也”(40)，也相当符合。而“曩示大着皆录存……君伏阙上书”数句所述，正是对《康一》中“今进昔年儗上之折”和送呈《新学伪经考》二本、《长兴学记》一本的回应。可见，《朱二》有对《康一》的回应，也有对《康二》的反驳，而“顷辱手教，累数千言”所指康氏复札，当指《康二》，因为《康一》全篇仅千余字，而《康二》则几近七千言。有论者以为《朱二》首句“顷辱手教，累数千言”所指康札已佚，其实不然。
由于《康二》对《朱一》所难逐一反驳，而《朱二》对此“未暇一一详复”，所以朱氏随后又作一札，接续《朱一》的某些话题，对《康二》所辩各事再作回应。朱氏的这一通复札，笔者认为就是《朱三》，以下试举三例说明：
其一，《朱一》不赞同康氏“今文与今文、古文与古文皆同条共贯”之说，《康二》对此加以辩解，说：“夫论事考古，止能以大概言之。古文与古文、今文与今文同条共贯，亦就大概而言。其今文与今文偶异者，传述之少殊。古文与古文偶异者，则故诡以灭迹。《公》、《穀》二传同出子夏，不能以其少有异同，即谓其非同条共贯。王肃伪为孔安国《书传》，以佐其反异郑康成之说，不能以其释《禹贡》‘三百里蛮’、《洪范》‘农用八政’诸条与郑注同，与己说异（自注：皆见《正义》），而谓其非同条共贯也。”(41) 针对《康二》以今、古文同条共贯而推出刘歆作伪的说法，《朱三》再次发难，批评康氏轻于立说：“足下谓今文之与今文、古文之与古文皆同条共贯，因疑古文为刘歆所伪造。夫古文东汉始行，本皆孔氏一家之说，岂有不同条共贯之理？若今文固不尽同，西汉立十四博士，正以其说之有歧互也。……一师之所传且如此，况今、古文之学岂能尽同？今文家言传者无多，自东汉时师法已乱，其仅存者乃始觉其同条共贯耳，岂西汉诸儒之说果如斯而已乎？（自注：如《鲁诗》说《关雎》与《齐》、《韩》异，此类今犹可考。由此推之，今文必不能同条共贯也。乃执所见以概所不见，未免轻于立说矣。）”(42)
其二，《朱一》以《毛诗》与三家《诗》为例，认为今文《诗》说久已佚失，“近儒缀辑，百无一存，郢书燕说，盖犹不免，就其存者慎择焉，以订《毛》之失则可矣，欲废《毛》而远述三家，无是理也”(43)。《康二》反驳说：“三家《诗》虽亡，然遗说可考者亦得大概，虽训诂未详，而篇义不甚缺焉。以为百不逮一，郢书燕说，似未核实也。且三家为孔门之真传，正统虽微，岂可与僭伪并列？正当敌忾除残，以扶正室。”(44) 《朱一》又提出：“今学、古学行之几二千年，未有大失也。若《周官》，若《左氏传》，若《古文尚书》，疑之者代不乏人，然其书卒莫能废也。毋亦曰先王之大经大法，藉是存什一于千百焉，吾儒心知其意可矣。礼失求诸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45) 仍是主张以宽容的心态对待古文诸经，并且认为今、古文真伪之争如同“两造不备之谳辞”，劝诫康氏不必究心于此等不急之务。《康二》则批驳说：“古学行而今学废，而孔子之道亦因而尽废，而曰古、今并行未有大失，岂孔子、刘歆亦为两得耶？《周官》、《左传》苟人人皆悉其伪，则其书虽存，亦不过如伪《归藏》、《三坟》，留为故简，如伪孔《书传》之例，于经义亦未为大害。然今二书虽高明之士犹持两端，则辨之宜亟矣。经文真伪既分，两造之谳词已备，岂可使孔子抱沉冤而不雪，尚欲为和事老人哉？”(46) 对于《康二》今古真伪不能并存、考辨真伪刻不容缓的主张，《朱三》力加批驳，一再说：“治经所以明理。莫须有二字，固不足以定爰书，即便爱书确凿，亦不过争今、古文之真伪已耳，曾何益于义理？”“儒者治经，但当问义理之孰优，何暇问今、古文之殊别？近儒别今、古文，特欲明汉人专家之学，非以古文为不可从，必澌灭之而后快也。”“人心日伪，士习日嚣，是则可忧耳。不此之忧，而忧今、古文之不辨，吾未闻东汉兴古文以来，世遂有乱而无治。”(47)《朱三》还进而提出：“古之儒者非有意于着书，其或着书，则凡有关乎学术之邪正、人心之厚薄、世运之盛衰，乃不得不辨别之，以端后生之趋向。若二千余载群焉相安之事忽欲纷更，明学术而学术转歧，正人心而人心转惑，无事自扰，诚何乐而取于斯？充足下之意，欲废《毛诗》，然《毛诗》废矣，《鲁》、《韩》之简篇残佚，可使学者诵习乎？欲废《左传》，然《左传》废矣，《公》、《穀》之事实不详，可使学者悬揣乎？足下之说果行，其利亦不过如斯。若不可行，又何为俛焉日有孳孳费精神于无用之地也？”(48)
其三，《朱一》提出讲求身心修养的宋儒优于宣究公羊微言的汉儒，指责康氏于宋儒“所毕力讲明者，无端而羼杂焉以晦之”，并且“任智以凿经”，以新说高论鼓动一世，将使“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49)。《康二》对朱氏所谓晦没大道、惑经诬圣的指责作了反驳，并论述宋儒根本不及汉儒：“宋儒讲求义理，其功大矣，然患其凿之过深、扬之过高，其弊将不切于人道，则亦几与佛、老同矣。故欲举孔子经世之学发明，乃以补其偏而归之正也，岂谓晦之？学者苟明于《春秋》经世之义，存三统以通其变，孔子易天下之心，可以师其意而不泥其迹，圣道庶几存焉。此切于人事者，非过高之比也。诸经咸定于一，无复纷纭，何惑之有乎？……汉儒既传孔子之《春秋》，孟子尊孔子继四圣之《春秋》，而谓宋儒不知《春秋》之学乃独优焉，仆愚，窃未敢从也。以宋儒比于贾、马、杜、郑言新学者，诚为优焉；比之董生及《盐铁论》诸贤良文学，亦未见其必优也。”(50) 《朱二》立即批评《康二》的这些说法，指出：“足下卑宋儒之论，而欲扬之使高，凿之使深，足下以是疑宋儒，而虑其同于佛、老，仆则窃以是为足下危也。宋儒之言虽未必一无可疑，但疑之者不当更求高出乎其上。……足下以董生正宋儒，而并欲推及董生所不敢言者，仆窃以为过矣。”(51) 《朱三》接着又大加申论，强调“夫学术在平淡不在新奇。宋儒之所以不可及者，以其平淡也”(52)，并以儒学衰微、士习不端，规劝康氏不要考辨伪经，“倡为奇衺，启后生以毁经之渐”，又语重心长地说：“自伪古文之说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经不可尽信之意，好奇而寡识者遂欲黜孔学而专立今文。夫人心何厌之有？六经更二千年，忽以古文为不足信，更历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秦政即未焚书，能焚书者岂独秦政？此势所必至之事，他日自有仇视圣教者为之。吾辈读圣贤书，何忍甘为戎首？”(53)
据上所述，可以确信《朱三》是朱氏在《朱一》、《朱二》之后，针对《康二》所作的答复。康氏收到《朱三》后，再以一通长札作答，即《康三》，对《朱二》也偶有回应。接下来又是朱氏复康（即《朱四》）、康氏答朱（即《康四》），就考辨伪经与改制变法等问题反复争辩，彼此言语激烈，几有决裂之势。《朱三》、《康三》、《朱四》、《康四》间的这种往返次序，从这四通人所共见的书札中可以轻而易举地寻出，学术界也早已达成共识，此处不再赘述。至于后来朱、康两人“剧谈彻夜”，因彼此“论性则终以不合”(54)，朱氏余兴不尽，作书续辨（即《朱五》），康氏起而应战，回复一札（即《康五》）。《朱五》、《康五》虽仍是朱、康论学的重要书札，却以辩论人性善恶为主题，与《伪经考》并无直接关系(55)，所以本文不拟论及。
第三考：朱、康书札论学的时间
关于朱、康争辩《伪经考》各通书札的撰写时间，可以光绪十七年（1891）六月廿三日的《康三》为基点，根据上文所考各札的先后次序，作一大致的推测。
先看《康二》、《朱二》、《朱三》的时间。《康三》开篇提及朱氏两札：其一，“前承教惠数千言”，所指即《朱三》，由“连日下痢，故阙然久不报”(56)，知《朱三》与《康三》相隔时日较多；其二，“去年承教以读书穷理，足以自娱”(57)，即指《朱二》，由“去年”一词，可知《朱二》作于光绪十六年（1890）。《康三》明言《朱二》为“去年承教”，而称《朱三》为“前承教惠”，则《朱三》应与《康三》作于同年。《朱二》主要是对《康二》的答复，札中谓“顷辱手教”，《康二》则有“岁暮凋寒”一语(58)，可知《康二》、《朱二》二札均应作于光绪十六年岁暮。另据朱氏的行踪，他在光绪十六年（1890）腊月底返乡省亲，翌年四月初旬始回广州(59)。《朱二》中说“未暇详复”，应是说自己忙于归省。因此可进而确定《朱三》作于光绪十七年四月朱一新返粤之后。
再看《朱一》、《康一》的时间。《康一》在《康二》之前，同样应作于光绪十六年。《康一》中又有“南归以来，授徒以就口食，无所用心，惟将宿昔所诵之经深思默诵，以娱吾日。其有所见，笔之于书，不能复已，又将与门人，言先圣之道所在”(60)，根据《康谱》，陈千秋、梁启超先后于六月、八月归依康门，接受其新学伪经、孔子改制之说，协助编撰《伪经考》诸书，康氏又于九月应请“教冬课于广府学宫孝弟祠……欣然从之，说《诗》焉”(61)，则《康一》必是作于九月之后。又《朱二》提及《康一》时，谓“曩示大着”，可知《康一》与作于年底的《朱二》相隔较久。《康一》提及《朱一》时，称“顷辱手书”，《康二》又称《康一》对于《朱一》是“仓卒奉答，不能摄举机要”，另谓“曩辱大教……岁暮凋寒，颇困人事，是用阙然久不能报”(62)，可见《朱一》与《康一》在时间上比较接近，而与《康二》相隔稍久。合而观之，可以推知《朱一》、《康一》均当作于光绪十六年十月或十一月间。
最后看《朱四》、《康四》的时间。《康三》中提及“今将门人功课部缴呈一二，览之亦可见鄙志之所存”(63)，《朱四》同样提及此事，谓“贵门人日记十二册，穷日之力读之，高明沉潜，各极其胜”(64)，由此推知《朱四》与《康三》相隔应止数日。另外《朱四》提及《朱三》时，称“曩贡一笺”(65)，可知《朱四》与《朱三》相隔较久。前已指出《朱三》与《康三》相隔较久，也可证明《朱四》与《康三》在时间上比较靠近。两相参照，可知《朱四》应作于六月底或七月初。至于《康四》，从内容上看，当是接阅《朱四》后随即作复，所以《朱四》、《康四》均应作于光绪十七年夏末，至迟在秋初(66)。
康氏曾在光绪二十年（1894）七月所作《祭朱蓉生侍御文》中，追述与朱氏两次面晤论学，其中第二次是康氏往广雅书院见朱氏，就孔子改制之说激烈相争，事在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既望”。第一次则是朱氏来访康氏于其学馆，康氏追忆说：“读我着书，高轩枉过。穷辨学术，苏援马 。……何郑谭经，朱陆辨道。虽有异同，益彰雅素。吾尝谓君，君实治才。……君亦谓吾，门户独开。偏师勿过，尚慎旃哉！”(67) 这里只说“读我着书，高轩枉过”，朱氏所读为何书、来访在何时，均未指明。光绪二十四年（1898）底大体成稿的《康谱》，也在光绪十七年（1891）冬季下写道：“义乌朱蓉生侍御一新时教广雅，来访，与辩难颇多，与语中外之变，孔子之大道，朱君不信。既请吾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耳。”(68) 朱、康两人曾经多次晤谈，所以《康谱》的这一记述也相当含混(69)。但两处所记皆谓朱氏来访康氏，应该实指一事。康氏在祭文中说朱氏“读我着书”后来访，并有“君亦谓吾，门户独开。偏师勿过，尚慎旃哉”的评论，这与《朱一》谓《伪经考》“深识独断”、“成一家言”，又责其“用心甚锐，持论甚高，而兼济之以博学，势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的评价，以及《朱二》谓康氏不能“扬高凿深”、“持论不可过高，择术不可不慎”、“有当罕言者”的诫劝完全相合。《康谱》又将朱氏来访系于《伪经考》刻成之后，合而观之，“读我着书，高轩枉过”应是朱氏读过《伪经考》后往访康氏，相与辩论。但根据《康一》的记载，结合上文的考察，康氏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秋冬即将《伪经考》书稿分两次送给朱氏，作于当年冬季的《朱一》、《康二》也早已就《伪经考》展开争论，可见朱氏绝对不是阅过《伪经考》刊本之后才与康氏辩论(70)。因此《康谱》笼统地将朱、康之争系于光绪十七年（1891）冬天明显有误，后人岂能据以推定朱、康论学书札的时间？
第四考：朱、康书札论学的主题
由于针对《朱一》详作辩驳的《康二》一直未被研究者注意，《康三》开篇又声称“未信而谏，其言不入，故今亦不复及古今真伪之学”(71)，《康四》文末更要求朱氏“若《伪经考》，事理万千，足下若欲正之，望将此书逐条籤驳，至于穷处”(72)，有论者因而认为康氏对朱氏有关《伪经考》的批评未曾作出直接回应，并推断极端自负的康氏对朱氏的责难有意规避、不屑作答或是无力反驳，甚至提出朱、康论学的范围远远超出《伪经考》一书本身，《伪经考》仅是辩论的引子或话头。这些说法同样与史实不符。诚然，朱氏在这场学术辩论中，确是想借《伪经考》一书穿凿说经、立论太果的缺失，来批评康氏的心术、教术与治术，因而除在《朱一》中对康氏某些具体经说有较多批评（《朱三》即明确表示“若其言之有关考订者，前书已略陈之，无烦赘及”(73)），此后各札主要就康氏的治经方法与对待经典的态度立论，陈说考辨今古真伪的得失利弊，痛言康氏伪经之说可能导致煽惑士子、毁弃经典的负面影响。可是康氏每作书札答复，无不以考辨今古真伪为说，因此与《伪经考》一书密切相关的各种话题，即新学伪经之说能否成立、今学古学可否并存、考辨今古真伪有无必要、何种经术可作治术等，自始至终都是朱、康学术辩论的主要内容。从前文对《康二》、《朱三》在朱、康书札往返次序的考述中，即可发现朱、康有关《伪经考》某些观点、研究方法、治经心术及其影响的各种争论，自《朱一》全面发难，到《康二》一一辩解，再到《朱三》接续驳难，一直都不曾中断。事实上，这些辩论焦点与具体话题在《康三》、《朱四》、《康四》中仍在继续。兹举关于康氏有无任意取舍《史记》和伪经之说是否新奇之论的争辩为例，摘引朱、康各札中的相关词句（各据《佩弦斋文存》卷上、菁华阁本《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列表如下：
关于任意取舍《史记》的争辩关于伪经之说为新奇之论的争辩朱一当史公时，儒术始兴，其言阔略，《河间传》不言献书，《鲁共传》不言坏壁，正与《楚元传》不言受《诗》浮邱伯一例。若《史记》言古文者皆为刘歆所窜，则此二传乃作伪之本，歆当弥缝之不暇，岂肯留此罅隙以待后人之攻？……史公《自叙》“年十岁则诵古文”，《儒林传》有“古文尚书”，其他涉“古文”者尚伙，足下悉以为歆之窜乱。夫同一书也，合己说者则取之，不合者则伪之，此宋、元儒者开其端，而近时汉学家为尤甚。虽未尝无精深之言，要非仆之所敢言也汉、宋诸儒，大端固无不合，其节目不同者亦多，必若汉学家界画鸿沟，是狭僻迷谬之见也。然苟于诸儒所毕力讲明者，无端而羼杂焉以晦之，谅非足下任道之心所宜出也。……夫浅者之所失，支离破碎而已，其失易见，通儒不为所惑也。若其用心甚锐，持论甚高，而兼济之以博学，势将鼓一世聪颖之士颠倒于新奇可喜之论，而惑经之风于是乎炽。战国诸子，孰不欲明道术哉？好高之患中之也。康二足下又谓仆于古书合己说则取之，不合己说则伪之，类近世之言汉学者。谨按古文之无既明，则史公之称述又从何来？此不待辩而知其伪窜者也。且今本虽间有“古文”之语，然以《十二诸侯年表》“‘古文’一作‘国闻’”证之，及《史记》中“古文”二字按以前后文理每多岨峿，则其不可信据，已可概见。《史记》之经后人窜乱，赵瓯北所考者已班班可考。……规仆勿为新奇，而预戢惑经之风，言则深，爱我厚矣。虽然，仆不敢阳受之而不言也。……宋儒讲求义理，其功大矣，然患其凿之过深、扬之过高，其弊将不切于人道，则亦几与佛、老同矣。故欲举孔子经世之学发明，乃以补其偏而归之正也，岂谓晦之？学者苟明于《春秋》经世之义，存三统以通其变，孔子易天下之心，可以师其意而不泥其迹，圣道庶几存焉。此切于人事者，非过高之比也。诸经咸定于一，无复纷纭，何惑之有乎？朱三足下不用《史记》则已，用《史记》而忽引之为证，忽斥之为伪，意为进退，初无确据，是则足下之《史记》，非古来相传之《史记》矣。凡古今学术偏驳者，莫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然，聪明之士安肯沉溺乎其中？忧世者亟当明理义以正人心，岂可倡为奇袤，启后生以毁经之渐？……自伪古文之说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经不可尽信之意，好奇而寡识者遂欲黜孔学而专立今文。夫人心何厌之有？六经更二千年，忽以古文为不足信，更历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世之才士，莫不喜新奇而厌平澹。导之者复不以平澹而以新奇，学术一差，杀人如草。古来治日少而乱日多，率由于此。……窃恐诋讦古人之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之不已，进而疑圣;至于疑圣，则其效可睹矣。康三若谓仆妄窃《史记》以成其说，据《读书杂志》，以为今本《史记》出于王肃，肃为古文家，此其确据，可勿论。少昊、少康见于《左传》，非僻书也;事关一朝，非细事也。而《史记·五帝(本纪)》、《三王本纪》无少昊、少康事。……史公虽陋，岂至是乎？正统相承，事关兴亡，不着之《本纪》，而着少昊于《律书》，存羿、浞、少康于《越世家》，有是理乎？史公虽不计史裁，亦无此理。兄能下一语解之否？若必党护刘歆，而攻史公为陋，其谁信之？《史记》多窜，终无解于扬雄之语。……私行金货以改经文，经文犹改，何况史也？窃以为足下之笃信，过矣。推足下相规之深，谓仆于宋儒有未满之论，故谆谆以新奇为戒，以平澹为归。苦口良药，至哉言乎!然昔朱子有云：“每读古人书，辄觉古人罅漏百出。”仆不幸颇与朱子同病，随举一学，多有不满前人者。……仆虽愚，于穷理之学，窃有一日之长，故推陈出新，登峰造极。后生可畏，来者难诬，正不能以荣古虐今了却也。盖天下义理，无非日新。足下所戒，虽是儒先之谠言，然实非天理也。既非前人所言，自近新奇矣。学者论学，但当问义理之何如。义理以求仁为主，若其不仁，安知平澹者之不特无益，而且以害人乎？言不可若是其几也。朱四汉时续《史记》者甚多，后人不察，往往混为史迁之作，竹汀、瓯北诸家皆辨之。辨之是也，因是而遂割裂其全书，强欲坐刘歆以窜乱之罪，歆如窜乱，自当弥缝完好，求免后人之攻，何以彼此纷歧，前后9牾，罅漏百出，奚取于斯？足下为此无征不信之言，傅合文致，以成其罪，歆不足惜，如六经何？是奚翅宋人之三字狱、周室之罗织经也，谓非贤知之过乎？无论今文、古文，皆以大中至正为归。古今止此义理，何所庸其新奇？闻日新其德矣，未闻日新其义理也。乾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备言义理之变。彼戎翟者，无君臣，无父子，无兄弟，无夫妇，是乃义理之变也。将以我圣经贤传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变者为新奇乎？康四不见若少康，见于《夏本纪》者，系平世践祚，毫无事迹，非有中兴之功，如《左传》云者。若有之，史公于《本纪》何得不叙？仆前论及此，足下何不细察？论少康事文义明显，足下尚未通仆意。甚矣!听言而知人意之难。望足下后此细心，不然则无不凿枘。仆近攻伪经，因孔子后学之绪、西汉博士之说而发明之，以其为古学沉坠久矣，故仆别白而正言之。孔子之学真伪之大不知则已，知则日不能已于言，非有新奇也，且皆西汉说耳，未尝自出一说也。……天道日变，异于旧则谓之新。仆所谓新者如此。足下不察，乃就义理言之，何其异耶？
有关《史记》的争论，只是朱、康之争的一个细节问题。关于新学伪经一说是否康氏“任智以凿经”、为鼓动一世人心而故作新奇之谈的争论，则是朱、康此次学术辩论的一大焦点。根据上表所列，朱、康各札自始至终都在论辩这大、小两个问题。可见《伪经考》一书绝不仅仅是朱、康此番论学的引子，而是贯串始终的主题。
康有为两通佚札的发现以及与之相关的考察，不仅能够纠补已有研究的诸多讹失，更有助于今人重建朱、康辩论《伪经考》的基本经过。简而言之，由于《康一》、《康二》的再现，通过对朱、康各札内容的分析，可以排比出两人辩论《伪经考》书札的往返次序如下：《朱一》、《康一》、《康二》、《朱二》、《朱三》、《康三》、《朱四》、《康四》。此番书札论学起自1890年秋末冬初，迄于1891年夏末秋初，《伪经考》始终是这场旷日持久的学术辩论的中心话题，考辨今、古文真伪的正当性与必要性则是朱、康争论的焦点，也是彼此分歧的关键。至于朱、康辩论《伪经考》的具体内容以及双方持论的优劣得失，同样也有必要另作检讨，重加评判。本文限于篇幅，不再细说，且俟他日另作专论。
注释：
① 详参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25－734页；朱维铮：《康有为和朱一新》，《中国文化》第5期（1991年12月），收入《音调未定的传统》，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35－250页；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3期，又见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北京：清华大学出舨社，2000年，第192－201页；曹美秀：《朱一新与康有为——以经学相关问题为讨论中心》，《中国文哲研究集刊》（台北）第28期（2006年3月）；江中孝：《19世纪90年代初期岭南学术界的一次思想交锋——以朱一新和康有为对〈新学伪经考〉的论辩为中心》，《广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
②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册，台北：成文出版社，1978年，第797－834页。
③ 楼宇烈编：《康子内外编（外六种）》，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7－186页。
④ 姜义华、吴根梁编：《康有为全集》第一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018－1059页。按：姜义华、张荣华主编的新版《康有为全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一册所收与此完全相同。
⑤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根据所藏抄件整理编辑的《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仅收前两札，见该书第221－235页。
⑥ 例如，朱维铮在《重评〈新学伪经考〉》一文中，就提出康札“至少五、六通，但今存仅三通”，见氏着《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 996年，第229页。曹美秀在前揭文中，也提出在朱氏《复长孺第二书》、《答长孺第三书》之前，康氏应该分别有信给朱氏，“但原信都不可见”。
⑦ 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见蔡乐苏、张勇、王宪明：《戊戌变法史述论稿》，第192－200页。
⑧ 朱维铮：《康有为和朱一新》，《中国文化》第五期，第38页。又在第44页第7条注文中指出，康有为在《答朱蓉生书》的最后宣称，除非朱一新敢对“事理万千”的《伪经考》逐条签驳，否则他对“一二偏说单辞”将置诸不理。朱先生另在《重评〈新学伪经考〉》一文中，认为康有为面对朱一新的尖锐批评，反讥他“尚泥乎宋人之义理，而未深窥孔子之门堂”，并宣称不愿再就《伪经考》内容同朱一新继续辩论，详见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第229页。
⑨ 杨炳章在序文中说：“其时康有为所着《新学伪经考》刊成，俗学鄙夫奉为枕秘，侍御数以书相诘难，又条辨于《无邪室答问》一书，此数篇亦其一时作也。”文末自署光绪戊戌中冬。见叶德辉编：《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卷首，长沙：叶氏观古堂，1902年重刻本。
⑩ 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印行前记》，第5页。
(11) 姜义华、吴根梁编：《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编者按语”，第1018页。
(12)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根据所藏抄件整理的《致朱蓉生书》，末署“六月廿三日”，编者因此指明该札撰于1891年7月28日，另谓《答朱蓉生书》作于1891年。见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编：《戊戌变法前后：康有为遗稿》，第221、227页。按：张勇等根据日期明确的《致朱蓉生书》，指出《朱二》应作于1890年，甚是。
(13) 朱一新致康有为各札，除上述蒋贵麟、楼宇烈、姜义华等编康氏文集及本表7种文献收录外，还有以下3种资料单收朱札：（1）朱一新自定《佩弦斋文存》卷上，见朱怀新编《拙庵丛稿》，光绪二十二年（1896）顺德龙氏葆真堂藏板；（2）平远编《义乌朱先生文钞》卷二，光绪二十三年（1897）明善社刻本；（3）佚名编《佩弦斋尺牍》，宣统三年（1911）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
(14) 陈团初、李焯然、谢飘云编《康有为着作与研究资料索引》（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所列康氏着作出版简目下，提及《论学》一书，以为有两种版本：其一，“朱一新撰，康有为编，清光绪年间版，书名《论学遗札摭存》，存北京图书馆”，其二，“朱一新、康有为同撰，民国年间刻本，存北京图书馆”，见该书第315页。
(15) 该书仅署“粤刻”，未标明刊印者与刻版时间，后人遂有刊于光绪年间、民国年间两说。据书版及内容，该书全部袭用光绪乙未年（1895）菁华阁刊《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而书名称“康长素工部”，毫无批驳康学的意味，由此推测，当刊行于1895年康有为进士及第之后、1898年北京政变之前。
(16) 最近出版的《翼教丛编》新校本，已将《增广翼教丛编》卷七康氏三札作为附录收入，见杨菁点校，蒋秋华、蔡长林审订：《翼教丛编》，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5年。
(17) 朱一新五札见卷一，康有为三札见卷七。
(18) 陈团初等所编《康有为着作与研究资料索引》所列康氏研究专着目录下，提及《朱蓉生驳康学书札》，谓“朱蓉生着，上海商务印书馆版”，第327页。
(19) 该书未署出版时间，中国国家图书馆标为民国年间出版，但据书名及内容推测，似应在大驳康学的光绪（1875－1908）、宣统（1909－1911）年间。
(20)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光绪乙未（1895）菁华阁刻本，第26页上。
(21)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上－第14页下。
(22)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0页上。
(23)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上。
(24)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上－第14页下。
(25)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27页上－第27页下。
(26)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2页下。
(27) 朱一新：《康长孺复朱先生书》，《朱蓉生康长孺往来书札》，广东省中山图书馆藏抄本，原书未标页码。
(28) 朱一新：《复长孺第二书》，《佩弦斋文存》卷上，页15上。
(29)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页27下。
(30) 后《康四》中义提到代屠仁守上《请开铁路折》，自注“此折似曾呈阅左右”，由《康一》亦可知其着落。
(31) 张勇《也谈〈新学伪经考〉的影响：兼及戊戌时期的“学术之争”》一文依据《翼教丛编》所排朱氏五札次序，指《康有为全集》排列朱札次序有误。其实，真正有误的是《翼教丛编》。张文本拟通过考定各书札往还的次序来提出新见，不料“考知其时间顺序的第一通”，实际上是第二通，因此文中“朱氏此札不涉及《伪经考》，但此后朱、康有关《伪经考》的辩驳又都与此札涉及的问题相连，因此该札可视作朱、康辩驳的一个引子”云云，均失去了立说的基础。
(32)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27页下。
(33)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8页上。
(34)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36页上。
(35)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36页上－第36页下。
(36)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8页下。
(37)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27页上。
(38) 朱一新：《复长孺第二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下－第15页上。
(39)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5页下。
(40)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7页下－第48页上。
(41)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3页下。
(42)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6页下。
(43)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2页上。
(44)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3页上。
(45)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上。
(46)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6页上－第46页下。
(47)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6页上、16页下、17页下。
(48)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7页下－第18页上。
(49) 朱一新：《答康长孺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上。
(50)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45页下－第46页上、第47页下－第48页上。
(51) 朱一新：《复长孺第二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4页下－第15页上。
(52)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7页上。
(53)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5页下－第16页上。
(54) 朱一新：《答康长孺论性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21页下。
(55) 朱一新自名该札为《答康长孺论性书》，与前四札以《答康长孺书》、《复长孺第二书》、《答长孺第三书》、《复长孺第四书》连续称名有异，可见朱氏亦因该札与前四札内容不同而有意加以分别。
(56) 康有为：《致朱蓉生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19页。
(57) 康有为：《致朱蓉牛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19页。
(58)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36页上。
(59) 朱一新《复杨叔峤年丈》说：“新去腊归觐，四月初返粤，课卷纷积，日为料理。”《复门人孙慕韩》又说：“去冬猝闻令先尊噩耗，惊惋累日，兄适欲旋里，乃偕粤士黄季度等为位于粤秀山道院而哭……春间道出武林，询诸厚庵，知弟扶柩尚未至，未获凭棺一恸。夏初抵院，始见讣函，久稽裁答。”两札均作于光绪十七年（1891），见《佩弦斋杂存》卷下，第20页上、21页上。
(60) 朱一新：《来书一》，《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27页上。
(61) 《康南海自编年谱》，《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第22页。
(62) 朱一新：《来书三》，《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36页上。
(63) 康有为：《致朱蓉生书》，姜义华、吴根梁编：《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19页。
(64) 朱一新：《复长孺第四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21页下。
(65) 朱一新：《复长孺第四书》，《佩弦斋文存》卷上，第18页上。
(66) 朱一新在光绪十七年（1891）秋闱揭榜后所作《示儿萃祥》中，言及“近时公羊之学大行，此间亦有人为此学者，余有书正之，今寄汝阅”（《佩弦斋文存》卷上，页52上），所谓“有书正之”，即指以书札与康氏辩论《伪经考》之事。
(67) 姜义华、吴根梁编：《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0页。
(68) 《康南海自编年谱》，第23页。
(69) 对于《康谱》末两句“既请吾打破后壁言之，乃大悟。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耳”，吴天任在其《康有为先生年谱》中，根据朱一新《复长孺第二书》中“凡事不可打通后壁”数语，认为朱氏主张凡事皆当留有余地，质疑《康谱》云云不合史实：“先生谓蓉生乃大悟，然观其往复诸书所言，岂似门面语乎？”（台北：艺文印书馆，1 994年，第84页）钱穆则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斥责康氏此说为“诬其死友”之举。笔者则以为，《康谱》所以有此遁饰之词，并在追述论学一事后特意附上“其与人言及见之书札，乃其门面语”，力言朱氏各札不可据信，并非有意“诬其死友”，而是针对《翼教丛编》等选刊朱氏五札藉以大驳康学所作的反击。
(70) 《新学伪经考》初版于光绪十七年（1891）七月，而康有为在上年岁暮所作《康二》中，就说：“以鄙人创说少异儒先，今兹故人学士诘难纷起，是动天下之兵而以孤师陈境上以叠御之，甚知其难也。”（朱一新：《义乌朱氏论学遗札》，菁华阁刻本，第36页上）又在光绪十七年六月廿三日所作《康三》中，提及“外论闻仆之言，每以为狂，以为二千年大儒辈出而莫之知，而待康某于二千年后发之，岂不妄哉”（《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24页），可见《新学伪经考》在刊板之前已早为诸多“故人学士”所闻知和批评，朱一新并非唯一获读该书稿的人。
(71) 康有为：《致朱蓉生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19页。
(72) 康有为：《答朱蓉生书》，《康有为全集》第一集，第1043页。
(73) 朱一新：《答长孺第三书》。《佩弦斋文存》上，第18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