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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郭辉：战后抗战胜利纪念日述论

【原文出处】《四川师范大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3期
作者简介：郭辉，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
摘要：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为纪念抗日战争的胜利而制定抗战胜利纪念日，顾名思义，试图以此纪念抗战这一伟大的事业，纪念抗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以此作为政治宣传重要手段和途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纪念日举行各式各样的纪念仪式活动，象征性的表达出其政治意涵。但作为社会舆论的媒介，对此纪念日的态度和观感则表现不一，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官媒则比较认同官方的意识形态，从而进行舆论宣传和鼓动，但也有一些媒介具有较强的客观性和现实感，较少偏颇的政治立场，而能够对抗战胜利纪念日进行实事求是的认识。
关键词：抗战胜利纪念日；纪念仪式；仪式话语；媒体舆论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4)03-0131-07
抗日战争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部分，最后以同盟国的胜利而结束。1945年9月2日，日本与同盟国正式签订投降书。当时中国的国民政府定9月3日为胜利日，对此进行庆祝，此后该日成为“抗战胜利纪念日”。国民政府虽然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但国内政治并未得到根本改善，结束一场战争，另一场战争又悄然开始。此后三、四年间，国民党不得不借用各种资源进行内战，抗战胜利纪念日也不可避免的被当作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和途径。抗战虽取得胜利，但内战又开始，所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将内战比拟成抗战的延续，试图继续利用抗战精神进行政治宣传。学界对抗战胜利纪念日除基本史实的考察外,[1]尚未揭示其内在意义与蕴涵，此即分析抗战胜利纪念日的制定及其主要纪念活动，并进一步探究纪念日的政治意涵。
一 抗战胜利庆祝与纪念日的出现
1945年8月10日，日本通过瑞士政府转达“日本接受同盟国波茨坦公告，决定无条件投降”。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发布停战诏书。消息传来，中国举国欢腾。[2]1-49月1日，国民政府决定自9月3日起开始庆祝胜利日，活动连续举行三天。9月2日上午9时，日本政府向同盟国投降协定签字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主力舰“密苏里”号举行。国民政府庆祝抗战胜利，决定的活动包括：“中央（1）悬旗三日，九月三、四、五日三天，各界一律悬旗庆祝，如备有联合国国旗或美、英、苏、法国旗者，并予悬挂；（2）放假一天，九月三日放假一日；（3）遥祭陵寝，九月三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国府举行；（4）和平之声，九月三日上午九时施放解除警报十分钟，教堂、寺庙、学校、工厂、商店、住户并同时鸣放汽笛、钟声、锣鼓、爆竹；（5）鸣放礼炮，九月三日上午施放解除警报后，随即鸣放礼炮一百另一响；（6）庆祝大会，九月三日上午十时举行；（7）主席茶会招待使节及盟国军事长官，另候核示；（8）主席广播另候核示；（9）各界游行，九月四日上午八时集合。地方（1）悬旗三日，九月三、四、五日三天悬旗庆祝，备有联合国国旗或美、英、苏、法国旗者，并予悬挂；（2）放假一日，九月三日放假一日；（3）和平之声，九月三日上午九时正，施放解除警报十分钟，教堂、寺庙、学校、工厂、商店、住户并同时鸣放汽笛、钟声、锣鼓、爆竹；（4）鸣放礼炮，九月三日上午九时解除警报后，随即鸣放礼炮一百另一响；（5）庆祝大会；（6）有盟军地方，由当地军政首长会同茶会，招待盟军军事官员；（7）各界游行火炬游行；附注：以上所定时间，均为当地时间，又（5）（6）（7）等三项，由当地政军首长在九月三日至五日内酌定时间举行。”[3]国民政府相当重视进行抗战胜利庆祝，既有针对国内官民也有针对国际盟军的诸多活动，显示出庆祝形式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展示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国际化程度的提升。
9月3日，国民政府内的花园及礼堂布置得光彩夺目，联合国国旗迎风飘扬，周围点缀标语“集中革命力量”、“发扬民主精神”、“完成建国使命”、“维护世界和平”，赋予同志同胞今后面临的四大任务。象征胜利、和平、忍耐、坚忍的梅花遍缀于墙壁，无数大小艺术“V”字及松柏枝掩映下，每个人都满面春风。蒋介石戎装佩长剑，胸襟勋章灿烂，在轻快乐声中进出礼堂。国民政府大门外有成千成万民众竚候，瞻仰蒋介石风采，并忠心向蒋介石致以最敬礼。上午8时半，中枢在国民政府花园，东向遥祭“国父”孙中山陵寝。蒋介石主祭，中央委员、国府委员暨各院部会长官与祭，典礼隆重肃穆，读祭文、献花后礼成。9时正，在礼堂举行庆祝会暨国父纪念周，到蒋介石、居正、于右任、孙科、戴传贤暨中央委员文武官员千余人，典礼在“和平之声”中开始。首先，全体向蒋介石庆贺行三鞠躬礼；蒋介石随即致词；词毕，全体高呼口号“抗战胜利万岁”、“蒋主席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礼成。[4]
同时，陪都重庆各界在市中心区较场口举行庆祝胜利大会。“和平之声”及礼炮101响发放。当时报道称：此时陪都已成狂欢都市，街头巷尾，人群拥挤，交通为之断绝。百万市民陶醉于千载难逢的欢乐中，对抗战中深受苦难，似已忘怀。各机关、商店、住宅均悬国旗，亦有同时悬挂各同盟国旗者，煞费匠心的各式松柏牌坊随处可见。11时20分，蒋介石自官邸乘车驰赴市区巡视，接受市民致敬，主席着草绿色军服，佩长剑，带手套，含笑坐于黑绿色敞篷车中，面色慈祥和蔼，令伫立路侧的千万市民感受无尽温暖，不禁向蒋介石欢呼，蒋介石亦频频举手作答。旋蒋介石至军事委员会稍作休息，其时军委会门前广场上，已有无数市民鹤候多时。民众瞥见蒋介石，或挥动小旗，或热烈鼓掌，或欢呼万岁，呈欢欣鼓舞之状。11时54分，蒋介石复乘敞车自军委会出发，巡行市区。程潜参谋总长坐于蒋介石主席之侧，蒋介石坐车由摩托车三辆前导。其后有吉普车一辆，车上掌旗官手擎“军委会委员长”大旗一面。再次始为蒋介石所乘敞车。居正、戴传贤、于右任三院长，吴铁城、冯玉祥、白崇禧、吕超、陈立夫、陈诚等乘车继之。12时，蒋介石抵达中心路口，军乐大作，仪仗队持枪致敬，市民则欢呼鼓掌。蒋介石坐车徐徐通过胜利门，取道较场口、民权路折向过街楼、林森路。蒋介石所经各街道均人山人海，交通梗塞，仅余一线孔道，容蒋介石坐车通过。市民距蒋介石较近者不过九尺。蒋介石给市民蔼然可亲印象，实从未有如今日至深者。12时40分，蒋介石返官邸。12时半各界大游行开始，参加者达五六万人，至午后3时半游行行列才渐散，全市交通始恢复。[5]当时媒体报道中可见，蒋介石所受之热烈欢迎，民众对蒋介石之强烈膜拜。
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于9月4日下午5时假军事委员会大礼堂举行盛大茶会，招待各国使节及盟国将官，请政府长官作陪。军委会大门遍悬联合国国旗，入门处所搭松柏枝牌楼极为壮丽。陪都市民在门口聚观者逾千人，大礼堂内布置极美观，主席台前高悬巨大“V”字，两面有中、美、英、苏四国国旗，四壁亦悬联合国国旗。5时许，中外来宾云集，为数约六百人，极其隆重。5时半，蒋介石亲临礼堂，各国使节陪同步入室中，众报以热烈掌声。然后，蒋介石发表简短演词，感慨同盟国家最后击溃日本，和平终临全球。由吴国桢部长译成英语。词毕，举杯祝同盟国家胜利，并祝盟友健康愉快。来宾答谢，欢忻之情浓烈。茶会至7时始尽欢而散。出席人员有戴传贤、居正、于右任、孙科、冯玉祥、叶楚伧、张继、邹鲁、吴铁城、翁文灏等，特别还有共产党代表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外宾有美大使赫尔利、英大使薛穆及夫人、苏大使彼得罗夫、法大使贝志高以及加拿大、比利时、挪威、捷克、荷兰、巴西、墨西哥等国大使，以及魏德迈将军、各国使馆馆员等各色人员。[6]国民政府以茶会的方式感谢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援助。
中国战区日本投降仪式的举行，实际上已到9月9日，国民政府9月3日进行抗战胜利庆祝，乃针对9月2日日本与同盟国签订投降协议。抗战胜利庆祝活动有两个显着特点：一是体现出蒋介石崇拜，这是抗战爆发以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试图呈现出政治形态。抗战胜利庆祝中也不例外，蒋介石被置于庆祝活动的中心位置，特别是9月3日巡行，更是将之推致顶峰。海外侨胞也纷纷电驰蒋介石表示致敬；[7]一是体现出中国与国际的关系，从9月3日抗战胜利庆祝这一行为本身即可理解，另特别有致谢外宾及盟军将官的茶会。各庆祝场所也挂有联合国国旗或盟国国旗，当时《申报》中即刊登出售“中美英苏”国旗的广告，机关团体享受“七折”优惠。[8]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专门致敬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盟邦领袖、抗战将士、太平洋盟军、抗战将士家属、收复区同胞。[9]其中既有中国，也有盟军领袖和将士，此或许是庆祝胜利之余最值得致敬者。
抗战胜利后举行的这些庆祝活动，并非作为纪念日形式，换言之，真正将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是在1946年4月8日中国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7次常务会议上，国民党宣传部致函称：因“抗战已获胜利，似应停止”“九一八”、“七七”举行纪念仪式，但“九月三日为敌人签订降书之日，似应定为国定纪念，同时致祭忠烈，是否可行”。常委会通过决议。[10]258此前对与抗战有关的“九一八”和“七七”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关注，而今“抗战已获胜利，事实上无此必要”[11]继续纪念。于是，以“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作为两者延续，不忘抗战同时，也实现纪念主旨等方面的转变，从“国耻”抗战转成抗战“胜利”，从悲哀转向欢庆。支念慈称该纪念日的规定：“九月三日，是日本向联合国家投降在降书上签字后一天，同盟国家在顺利完成签字手续之后，莫不欢欣鼓舞，所以这一天，各国都举行盛大的胜利庆祝会。后经美总统杜鲁门定为胜利日，各国响应，这一天便成了联合国的胜利日。蒋主席特发表告同胞书指示胜利后内政方针，期与同胞共相策勉。”[12]98-99支氏所言，虽道出中国将9月3日作为胜利纪念日与国际社会间所存有之关联，表明当时国民政府向世界“看齐”。但同时或存有误差，即杜鲁门于《在日本投降时发表的广播演说》中明确将9月2日作为太平洋战场胜利纪念日，而不是9月3日。此后国民政府纪念皆延续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且有时会更离谱的“误述”：“三日为日本向同盟国签订降书之日，亦为我中华民族首先抵抗侵略获致抗战光荣胜利永堪纪念之一日”。[13]此后，诸如此类说法相当普遍。显然，为谋取“胜利纪念日”设置的合理正当性，已不顾基本事实。如就约定俗成而言，将9月3日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也未尝不可。
二 抗战胜利纪念日的纪念活动
抗战胜利纪念日彷如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国庆日，将庆祝和哀悼集于一体。[14]抗战胜利纪念日不仅表达抗战胜利的喜悦，也要求缅怀抗战中的死难烈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每年都会举行纪念大会。1946年9月3日晨9时，中枢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纪念典礼，仪式简单隆重，到中央委员及文武官员二百余人。典礼由张继主席，报告纪念会意义：“希望政府与全国同胞共同努力，保持胜利成果，建立永久和平。并盼共产党体念胜利得来匪易，悬崖勒马，开诚谈判，俾便谋取和平。”继即由白崇禧报告。至9时40分散会后，全体分乘汽车致祭灵谷寺抗战死难忠烈。亦由张继主祭，宣读祭文，献花圈后礼成。[15]而此时因蒋介石在庐山，该地民众于上午9时举行欢迎蒋介石及庆祝胜利周年纪念大会，在绿荫丛中之协和大礼堂举行。蒋介石在热烈鼓掌声中莅临致训，略谓：在抗战期间，本人对庐山民众所受艰苦，极表关怀，而今抗战胜利，建国开始，甚望本固有艰苦卓绝之精神完成建国大业。再者，庐山为新生活运动之发源地，庐山民众今后应为全国民众之表率，在建国途程中，同时完成暑都之建设。蒋介石训话毕，与在场白发耆宿一一问好，旋返行辕休息。庐山管理局局长吴仕汉在大会中宣布，庐山民众将在五老峰建立纪念抗战胜利纪念碑一座，及纪念庐山孤军抗战纪念塔二座。最后由孤军英雄杨遇春讲演孤军抗战情形，11时散会。[16]
首都南京各界庆祝胜利周年大会于晨10时在公共体育场举行。到各机关法团暨学生代表一千五百人。大会主席团公推马超俊市长主席，领导行礼如仪后并即席致词，市党部代表汪祖华等相继发表演说。继由马超俊主持通过提案二件及向蒋介石致敬电，旋即高呼口号，10时半礼成散会。大会提案为：（一）为纪念主席蒋领导抗战之殊勋，应在首都建立铜像，拟请大会推定筹备委员以资进行案；（二）惟请大会呈请政府令饬主管教育机关，凡首都殉难人民之遗族入学校者，一律免收学费，以示优待案。向蒋介石致敬电：“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胜利周岁，举国滕欢，团结精诚，式怀烈难，艰勤领导，共仰殊勋，特电致敬，伏维鉴照。”[17]除首都各界庆祝外，其它各地方皆有纪念活动。如上海各界庆祝胜利周年纪念大会，于晨9时假美琪大戏院隆重举行，礼堂正中高悬总理遗像及党国旗，下挂特制之胜利徽章，两边分列联合国四十六成员国国旗，台前摆设各色盆栽花卉。中外首长出席者计有吴铁城、潘公展、杜月笙等及美、英、法各国驻沪总领事，以及中外海陆空军士、学生等千余人。[18]重庆各界庆祝胜利周年大会，晨9时在青年馆举行，到二千余人，会场空气非常热烈。杭州各界抗战胜利周年纪念大会于上午9时在省党部大礼堂举行。会后，全体驱车至忠烈祠暨岳王墓献花致敬。沈阳各界庆祝“九三”胜利日全市狂欢，上午在市府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军民到五万人。另外，济南、汉口、香港等省市皆召开有纪念大会。[19]中央与地方皆举行隆重的抗战胜利周年纪念活动。
1947年抗战胜利纪念日，中枢文武官员于上午11时在灵谷寺烈士祠举行秋祭阵亡将士典礼。祭堂设于无樑殿。到各院部会首长于右任、戴传贤、张厉生、白崇禧等文武官员六百余人。于右任代表蒋介石主祭，戴传贤、白崇禧陪祭。主祭者上香献花后，即由典礼局司仪恭读祭文，读毕，全体与祭者向阵亡将士灵位行三鞠躬礼，旋即奏乐礼成。[20]该年未见中枢举行纪念会报道，可能主要进行秋祭典礼。蒋介石这年同样在庐山，蒋介石夫妇出席牯岭各界欢迎蒋介石夫妇莅牯大会暨胜利二周年纪念大会。上午8时许，牯岭各界人士千余人，包括外侨八十余人，汇集协和礼拜堂。9时正，欢迎大会开始，江西省主席王陵基担任主席，行礼如仪后，王宣称：“蒋主席以公忙，不克参与，惟对各界爱戴热诚，则极为感谢。”王氏辞毕，庐山管理局局长吴仕汉致词。9时50分，民众为蒋介石夫妇之健康与幸福祈祷。9时55分，蒋介石副官突然到会，并告蒋介石即将抽暇来此，与会民众咸感兴奋。10时正，蒋介石于民众欢呼中莅会，继于堂内巡视一周后即席发表谈话，词毕，蒋介石于民众热烈掌声中离会。[21]蒋介石的出现颇为意外，引起与会者无限感奋。
首都南京各界庆祝“九三”胜利二周年纪念大会于晨9时在大华电影院举行，到各界代表千余人。陈裕光议长任主席，领导行礼如仪，继由马元放副市长等相继致词。大会通过“上蒋主席致敬及向前方将士慰问电”后，至10时许散会。后乘车至灵谷寺恭祭阵亡将士。“上蒋主席致敬电”：“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共匪祸国，人天共愤，强权侵略，敌忾同仇，念抗战胜利成果鉴于一旦，惟钧座宵旰辛勤，泽被兆民，平内外之祸患，置国家于苞桑，举国动员，全民奋起，今当九三胜利之二周年纪念之日，愿矢忠忱，竭诚拥戴，肃电致神，伏乞钧启。首都各界庆祝九三二周年纪念会申江敬叩。”向前方将士慰问电：“全国各报社各通讯社转前方将士公鉴：共匪叛乱，外侮侵略，赖我英勇将士，奋起挞伐。张正义之师，维护统一，慰呖呖之望，促进和平，功勋彪炳，万世不朽。值兹九三胜利二周年纪念之日，谨电慰问，伏维亮警。首都各界庆祝九三胜利二周年纪念大会申江印。”[22]随着国共内战的日益扩大和加深，此时“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已出现明显“反共”倾向。首都各界秋祭阵亡将士大典于上午10时30分在灵谷寺忠烈祠举行。马元放副市长主祭，社会局长谢微孚、卫生局长王祖祥陪祭，庄严肃穆。哀乐声中主祭人上香献花毕，朗诵祭文，并领导参与祭典之各界代表五百余人行三鞠躬礼，礼成。[23]抗战胜利纪念日官方先后两次到南京灵谷寺致祭阵亡将士，一者代表中枢，一者代表南京地方政府。另外，其它各地方也多举行有纪念活动，纪念抗战胜利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宣传，试图利用抗战精神继续为现实政治服务。
1948年抗战胜利纪念日，中枢于上午10时在灵谷寺国民革命烈士祠举行秋祭阵亡将士典礼。与之前不同者，蒋介石总统作为国家元首亲临主祭，李宗仁副总统、于右任院长、贾景德副院长等陪祭，参加典礼的中枢文武官员何应钦、朱家骅等共计三百余人。蒋介石领导行礼，献香献花致敬，并由宣读员诵读祭文。典礼经约十二分钟，礼成后，蒋介石复至烈士墓前凭吊先烈。[24]此时的蒋介石已被选举为中华民国总统，且副总统李宗仁也参加秋祭典礼，可见中枢之重视。
首都各界于晨9时假中央大舞台举行纪念大会，到会者约千余人。沈怡市长主席，行礼如仪后，沈致词，大意谓：“胜利虽已三年，……致使人人未能安居乐业，现政府决定戡乱，吾人应全力协助，以促其成。吾人对抗战阵亡将士深致敬意，并对于阵亡将士之家属，甚表关切，希望大家能尽量给予帮助。”继由内政部代表刘瑞、市参会副议长王璐、市党部宣传组长蒋尚为等相继致词，10时散会。大会通过上总统致电：“总统蒋钧鉴：坚持抗战，领导全民，恢复神州，湔雪国耻，此乃钧座艰辛擘画，旰宵奋勤……允应本抗战之精神，课戡乱之绩效，竭我全民之力，共申拥戴之诚。”另有慰前方将士电：“溯自九三胜利，国耻湔除，万里神州……正值我忠勇将士大张挞伐，歼灭群丑之日。仰维壮志奋发，士气激扬，行见戡乱功成，计日可待，山河再奠，钟鼎铭勋，驰电慰问，伏希亮警。首都各界庆祝九三胜利三周年纪念大会申江叩。”会后到会各界代表又赴灵谷寺秋祭阵亡将士。沈怡市长主祭，王副议长陪祭。上香，献花，读祭文，历二十分钟礼成。[25]抗战胜利纪念大会显然已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政治动员会议，希望能继续坚持并赢得各方支持，从侧面也体现出国民党在内战中的处境艰难，势力滑坡。
另外，全国各地皆有纪念活动。如北平全市国旗飘扬，庆祝标语满布街头。平冀各界庆祝大会于爽朗天气中在太和殿前举行，到军民各界万余，傅作义主席，作三十分钟演说。汉口全市悬旗庆祝，10时在民众乐园举行纪念大会。杭州各界今公祭浙江先烈祠，由陈仪主祭，各厅处长陪祭，各界首长均往与祭，由陈仪敬献香及花圈。济南全城悬旗志庆，各界假文化会堂举行庆祝大会。其它包括南昌、徐州、太原、昆明、成都、青岛、桂林、重庆等各地方各界均举行纪念会。[26]这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次抗战胜利纪念日庆祝。
抗战胜利纪念日纪念活动更多的强调对抗战胜利及阵亡将士的纪念。国民政府每年皆两次祭典阵亡烈士，一为3月29日“革命先烈纪念日”，本身即纪念“先烈”，国民政府将之规定为“春祭”，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则为“秋祭”。一年两次祭祀和缅怀阵亡将士，可见其重视程度。不过，光看形式上的纪念仪式活动难以真正明了纪念日所具之政治蕴涵，难以对纪念日进行实质性观察。纪念活动中的演讲、致词、讲话、电文，为纪念而发表的评论、纪念文章成为了解纪念日深层次意义的重要素材。
三 抗战胜利纪念日的话语表达
国民党作为国家统治者，运用各方面资源为自身行动进行政治合法性辩护，纪念日体系则当然的称为诉说当前政治的工具，一边进行纪念的同时，也在进行政治的宣传和动员。“九三”抗战胜利纪念日自不例外，作为纪念抗战胜利的纪念日，在纪念抗战这一伟大事业，纪念抗战中英勇牺牲的将士的同时，也成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和途径。
抗战胜利庆祝正所谓“同盟胜利，世界和平，普天同庆，薄海共欢”，[27]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到胜利的庆祝方面，并通过庆祝表达出现实政治目的，即建国。因抗战胜利，表明抗战任务已经完成，剩下的只有建国使命，这也正符合国民党所宣传的“抗战建国”之纲领。1945年9月3日庆祝抗战胜利，蒋介石谒中山陵时致辞，表达了几方面意思：缅怀国父诸先烈暨死难军民；指示内政急务；说明建国基础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以谋取国际和平，促进世界繁荣。[28]三点意思相当明确，庆祝抗战胜利并寄希望于国家未来发展，进行建国事务。同日，蒋介石在庆祝胜利典礼时致词，全文大意：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完成国家统一。[29]抗战胜利后最主要任务即内政处理。战后新中国的建设和国家的统一在当时成为全民的呼声，毕竟已抗战多年，人们经历太多战争苦难，不仅是蒋介石的宣言，也是百姓的希望。国民党为抗战胜利发表告全国同胞书，言辞重点也指向“建国大业成功”，强调：“切望还政于民共信互信建国，舍小异祛私见尊统一免分裂；民主政治经济建设，为本党最急两任务；总裁之智慧与指导，为抗战建成所必恃；必赖同胞共同努力，国民革命方能成功；进行复员实施宪政，尊重统一避免分裂。”[30]抗战胜利后的国家建设成为庆祝的重要主题。
媒体宣传也受到政府政策的引导和民心所向的影响。《申报》上刊有不少广告，以示“胜利”庆祝，“Victory”的简写“V”形符号多有出现。如“本厂以最大敬意，为庆祝最后胜利，特供献伟大出品，‘V’字和平香皂”；[31]爵士咖啡馆也以“V”形“庆祝联合胜利周”；丽园特色联合冰淇淋也打出“V”形符号。[32]还有不少广告直接用庆祝文字，如寰球手帕的广告词是“庆祝寰球安全，世界大同”。[33]广告设计直接表达庆祝抗战胜利。同时，报纸社评除表示庆祝，主要强调国家建设，即“庆祝对日抗战光荣胜利之今日，我们要重申坚毅的决心，收获完全的战果”。也需要建设一个“独立自由统一民主的中国”，这是“抗战的目的，达成抗战目的，才是最后的胜利”。[34]民主与统一本身就存有辩证关系，世界“民主国家，没有一个不是统一的，也没有一国的人民不拥护统一。惟有统一，才能保障民主，发扬民意”，要统一，则“最大先决条件，就是军队不为私人所有，不为任何一党所有”。国家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在当时是最重要问题，只有以抗战胜利为契机，更加“珍视胜利，积极建设，举国一致，努力以赴”。[35]抗战既然已结束，“破坏告终之日”即“建设开始之时”，要达到建设“民主康乐的国家”，要“造成内部和平建设的环境”，需要“泯灭一切分裂的危机”，促进宪政实施，需要经过国民大会还政于民。[36]官方、社会都在强调抗战后国家建设。政府至少在表面行动上比较关注各方，寻求统一表象。1945年9月4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举行的茶会，邀请共产党、青年党等各方人士，表明对国家和平统一建设的追寻。
事情的发展难以料定，各种政治势力最终未能走到一起，达成一致。虽然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有利于国家发展，但最终还是内战爆发。此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举行的抗战胜利纪念日也成为反对对手的政治宣传途径，作为国民党喉舌的《中央日报》在1946年抗战胜利纪念日发表评论指出：“我们的敌人不止一个军事法西斯的日本军阀，除了军事法西斯的日本军阀之外，还有企图肢解我国家，奴役我民族的极权政治，暴力主义的新法西斯的共产党。共产党现正从事全国性的大破坏，欲陷我们国家于万劫不复的绝境，并从事无理性的大屠杀，欲以死亡威迫我们民族放弃其民族的自由。”这显然是站在当权者一方，利用媒体宣传的力量将共产党“污名化”。并将建国与抗战联系一起，认为“革命建国和革命抗战，是不断的一环。不经过抗战的胜利，我们无从期待建国的成功。没有建国的成功，则亦无以确保抗战胜利的成果”，要“肃清和平建国的障碍”，需要“继续其革命抗战的精神，以从事于革命建国，则任何横于建国前途的障碍”都能够扫除。[37]抗战建国“胜利的获得是才走完了一半的道路”。[38]要“本着抗战的精神，来扫除一切建国的障碍，以竟建国的全功，才能保持既得的光荣胜利”。[39]国民党试图借用各种资源反对对手，为发动的内战制造合理合法性。
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的言论显然具有其片面性，并且过分的转移了纪念日的纪念重点。立场相对中立的《申报》与《中央日报》不同，虽然很多稿件直接来自“中央社”，但在抗战胜利纪念日几乎未见批评共产党的言论。《申报》发表的“日本签降一周年”社论，重点在回忆日本签降，认为这是“人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那时起，人类历史上结束了一个时期，展开了一页新页”。并感谢国际盟军，反思和警惕日本投降后发生的情况，指出“军阀首领的处死，未必即是日本军部的死亡”。[40]就后来历史发展而言，所言极具前瞻性，观察相当深刻。《申报》较少扯入敏感的政治漩涡，尽可能以旁观者身份对抗战胜利纪念日进行评述，这也是比较符合真实的抗战胜利纪念，理应关注抗战及相关问题。《申报》报道上海抗战胜利周年纪念，侧重叙述吴铁城、潘公展致词中的抗日精神，并感谢领袖、盟军对中国领导和援助。[41]如此，才符合抗战胜利纪念日话语的本义。
随着内战加深，国民党与国民政府借助抗战胜利纪念日进行“戡乱剿匪”动员。《申报》在强大“舆论共振”下，也于1947年抗战胜利纪念日指出：内战破坏和平，“中国今日局势之造成”以“八年久战和战后中共的叛乱是其总因，而有意援助中共叛乱者为苏联，无形中延迟了政府的剿共政策，而等于放纵中共坐大者为美国举棋不定的对华政策。而苏联与美国均是战时中国的盟友：他们俩却又正互相勾心斗角”。[42]国共之间的战争虽名为“内战”，但将之放于国际视野，显然是美苏间矛盾的体现。抗战胜利纪念日无疑成为“戡乱剿匪”宣传日，何应钦在抗战胜利三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官兵书，称：“以歼灭共匪的主力，来庆祝抗战胜利三周年纪念日，以争取剿匪戡乱战争的胜利”。[43]对共产党的“破坏”，表示“今当胜利三周年纪念日，我们目击东北领土主权之残破，心伤民族失败主义之横行，真是十分愤怒，也有十分的感慨”。[44]诸如此类言论，具有很强功利性和目的性。
与诸多“言论”不同。1948年《益世报》抗战胜利纪念日社论中的一段话更能引起深思：“往事已矣，谋国者今应知如何消除国际地位日降之原因，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国内政见容有不同之处，应求迅速泯灭，先造成统一局面，一致对外，国誉始能好转。然后再图加入国际社会，共同肩负建设世界和平的巨任。”[45]立足于国际视角观察中国国情，较少偏颇的政治立场，具有较强客观性和现实感。老百姓更多的关注国家统一，社会和平，而非国共内战中的你死我活，只希望有一个安定的生活环境，能够享受幸福和快乐。

国民党作为当权派，自然占据着众多优势，手头的政治文化经济资源较为丰富，作为文化资源的纪念日体系，也为国民党操控，利用其表达各种目的和利益，抗战胜利纪念日也成为当时政治宣传工具之一。但作为纪念抗战胜利的纪念日，应该为纪念抗战这一伟大事业而设，为纪念抗战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而设，成为国人理解抗日战争的窗口，振奋民族精神，不忘国耻，而不是为了一党私利而成为政治宣传的工具。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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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胜利日中枢遥祭国父[N].中央日报,1945-9-4(2).
[5]陪都开庆祝大会蒋主席巡行全市[N].申报,1945-9-4(1);陪都热烈庆祝胜利[N].中央日报,1945-9-4(3).
[6]庆祝同盟胜利蒋主席举行茶会[N].中央日报,1945-9-5(2).
[7]海外侨胞闻胜欢腾纷电蒋主席致敬[N].中央日报,1946-9-3(2).
[8]广告[N].申报,1945-9-3(1).
[9]陪都庆祝胜利大会吴秘书长致词[N].中央日报,1945-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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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九一八•七七纪念式今后决停止举行[N].申报,1946-4-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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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中枢今日举行典礼庆祝胜利一周年[N].申报,1946-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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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中枢集会纪念胜利,灵谷寺前致祭忠烈[N].中央日报,1946-9-4(2).
[16]主席亲致训词,勉牯岭人士为民表率[N].中央日报,1946-9-4(2).
[17]中枢集会纪念胜利,灵谷寺前致祭忠烈[N].中央日报,1946-9-4(2).
[18]联合国胜利一周年,全沪市民热烈庆祝[N].申报,1946-9-4(4).
[19]各地庆祝情形[N].中央日报,1946-9-4(2).
[20]秋送金风胜利日,灵谷寺上悼忠魂[N].中央日报,1947-9-4(2);各地庆祝胜利纪念,国府公祭阵亡将士[N].申报,1947-9-4(2).
[21]庐山雾散庆胜利,主席莅临协和教堂[N].中央日报,1947-9-4(2).
[22]各界昨祝庆胜利两周年[N].中央日报,1947-9-4(5).
[23]各界代表在灵谷寺隆重秋祭阵亡将士[N].中央日报,1947-9-4(5).
[24]总统亲临灵谷寺秋季阵亡将士[N].申报,1948-9-4(1).
[25]首都各界祝胜利日,举行大会秋祭烈士[N].中央日报,1948-9-4(5);各界开纪念大会,灵谷寺秋祭先烈[N].中央日报,1948-9-3(5).
[26]全国各地庆祝胜利,中枢秋祭阵亡将士[N].中央日报,1948-9-4(2).
[27]中枢昨举行遥祭,蒋总裁领导行礼[N].申报,1945-9-4(1).
[28]胜利日中枢遥祭国父,蒋主席告全国同胞[N].中央日报,1945-9-4(2).
[29]庆祝胜利薄海腾欢[N].申报,1945-9-4(1).
[30]抗战胜利建国肇始,本党书告全国同胞[N].中央日报,1945-9-3(2).
[31]上海明星香水厂发行[N]申报,1945-9-1(2).
[32]广告[N].申报,1945-9-1(1).
[33]广告[N].申报,1945-9-2(1).
[34]庆祝胜利之所感[N].中央日报,1945-9-3(2).
[35]珍视胜利,积极建设[N].中央日报,1945-9-4(2).
[36]完成建国必循之道[N].中央日报,1945-9-5(2).
[37]确保胜利成果——为纪念胜利日作[N].中央日报,1946-9-3(2).
[38]编者.明年的今天[N].中央日报,1946-9-3(6).
[39]中枢庆祝大会席上,白部长讲词全文[N].中央日报,1946-9-4(2).
[40]日本签降一周年[N].申报,1946-9-3(2).
[41]联合国胜利一周年,全沪市民热烈庆祝[N].申报,1946-9-4(4).
[42]胜利两周年的感想[N].申报,1947-9-3(2).
[43]何应钦白崇禧发表纪念文告[N].申报,1948-9-4(1).
[44]胜利日献辞[N].中央日报,1948-9-3(2).
[45]胜利日看世界和我国[N].益世报,1948-9-3(2).
AnOverview of the Memorial Day of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after theAnti-Japanese War
GuoHui
Abstract: The Kuomintang a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established memorial days in name of commemorating the victory of theAnti-Japanese War, while it was actually used as the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By various memorial affairs, it symbolically expressed the connotation ofSuppressing the Rebellion. Media opinion varied from one another. Officialmedia under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propagandized the Civil War as thecontinuation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through memorial discourse, and used thenational spirit for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As for public opinion, someserved as the megaphone of the authority that expressed reproach toward theCommunist Party, while some could be less partial and be objective andpractical.
Keywords: the MemorialDay of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memorial rituals; discou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