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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甲午战后沙俄攫夺中东、芦汉、正太铁路的阴谋（1895—1898）

列宁在1920年揭露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修筑铁路时，深刻地指出：“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建筑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选集》，第二卷733页。）。
中日甲午战争以后，在中国争夺修筑铁路权利与投资的国家如：沙俄、美、英、法、德、日、意、比等大中小帝国主义都同时或先后出过场。列宁指出：“欧洲资本家贪婪的魔掌现在已经伸向中国了，俄国政府恐怕是最先伸出魔掌的”（列宁：《中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一卷224页。）。它首先强行修筑中东路；继之与列强竞争耍诡计夺得芦汉路借款权；后又诱骗清政府获得正太路借款经营管理权等等。
沙皇俄国耍阴谋攫夺中东路
沙俄一贯以铁路政策，侵略东方邻邦各国的领土。蚕食中亚细亚，就以修建外里海地区铁路为侵略的先锋。中日甲午战争后，刚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的沙俄，疯狂地掠夺中国领土，企图吞并中国，首先也是从修筑铁路下手的。
早在1891年，沙俄为了征服中国和称霸远东的需要，开始兴建所谓“具有世界意义”的西伯利亚大铁路。到1895年，这条铁路已经修到外贝加尔。俄国远东政策的策划者和积极推行者财政大臣维特认为，这条铁路通过东北直达海参崴，不仅能避免其他帝国主义的反对，同时还能缩短路程，节省经费，加快工程进度，而且更重要的是把“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中”，进而取得“以后在中国北部任何铁路路线或支线在未得俄国同意前便不得建筑”的特权。（张蓉初译：《红党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78页。）从而制定了西伯利亚铁路穿过中国东北境内的计划。1895年8月，沙俄就非法派遣近百人的勘测队，分四批在东北全境“勘查路线”。
1895年10月，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奉政府之命，将勘路一事照会清政府，照会说：“兹有本省在东三省毗连地方兴造西伯利亚铁路，又因此路将来或可与贵国在满洲地方日后兴造铁路举办相接，自应将满洲铁路所经过各地情节数端，预先勘查。”（《请季外交史料》，第118卷3—4页）企图在其勘查路线未定之前，先试探一下清政府和其他帝国主义的反应。当时清政府官员，已看出沙俄的诡计，指出沙俄“虽以我接路为辞，实有借地修路之势。”因此，提出中国“惟有自造铁路，在中俄交界与彼相接，方无流弊。”（《请季外交史料》，第3页）于是清政府命令驻俄公使许景澄以中国自造铁路之意回复沙俄政府，明确表示了不容沙俄染指东北筑路权的建议。
1895年12月沙皇俄国为修建中东路而筹建的华俄道胜银行已经组成，在侵华的日程表上必须“以期达到一个主要而已明显拟定的目的，即建筑我们（指俄国）通过整个满洲到海参崴的铁路。”（张蓉初译：《红党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71页。）在彼得堡谈判时，维特对许景澄说：中国拟自造铁路与俄相接，“目前未必有款，又无熟悉工程之人办理，恐难迅速……莫如准俄人集立一公司，承造此路，与中国订立合同，只要所订章程无碍中国事权，在中国可无他虑。”许景澄认为“公司办法与前奉本国训条自造之说不同”（《许文肃公遗稿》，第三卷54页。）因此，不愿就此事继续谈判。
半年后，谈判又转向北京进行。维特为此亲自起草了一个备忘录，交给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作为和中国谈判的方针，备忘录把中东路对“俄国有经济的、政治的及战略的意义”（张蓉初译：《红党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169页。）的侵略意图掩盖起来，只说这条铁路对中国经济及战略的利益。喀西尼先欺骗清政府说：这条铁路“对维护中华帝国的完整和独立之利益是极为重要的。”而清政府仍坚持自造之说，喀西尼又以联合日本来威胁，叫嚣：“中国不顾邦交，我与日本联络，另筹办法。”（《翁文公日记》，光绪22年3月18日（1896年4月30日）。）
正当谈判陷入僵局的时候，沙俄又拉李鸿章到彼得堡去参加1896年5月26日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清政府原已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往参加。而沙俄认为王之春“位卑望浅”，不能担当盗卖主权的重任，加以拒绝。并指名“必须以李鸿章前往”。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沙俄唯恐李先到欧洲各国，经维特建议，派了和李“关系甚好”的华俄道胜银行董事长乌赫唐斯基侯爵特地赶到苏伊士河迎接。经过一番精心策划，终于把李鸿章先抡到手。
李鸿章临行前，曾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并面授机宜，抱着“连络西洋，牵制东洋”的宗旨到了彼得堡。沙皇尼古拉二世特派维特负责与李进行交涉。当维特和李鸿章谈判时，一再坚称俄国在干涉日本退还辽东半岛事件中对中国的“帮助”和“功劳”，并以缔结中俄军事同盟对付日本是更有效的“帮助”中国为诱饵，以求达到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的目的。当李鸿章对此有些犹豫时，维特就蛮横地威胁说：“从此俄国不能再帮助中国矣”。（《请季外交史料》，第120卷22页）
5月4日尼古拉二世破格接见李鸿章，在便殿的密谈中，对李说：“我国地广人稀，断不侵占人尺寸土地，中俄交情最密，东省接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中国有事，亦便帮助。”（《请季外交史料》，121卷5—6页。）并提出要由华俄道胜银行承修东省铁路的具体方案，对李鸿章步步紧逼。李鸿章也幻想沙俄的帮助“对付日本”，但也不敢轻易答应。维特请沙皇批准拿出三百万卢布收卖李鸿章，并把华俄道胜银行的议定书给李看，其中规定：只要清帝批准华俄道胜银行承修铁路，就付一百万卢布；合同签字再付一百万卢布；铁路筑成时把最后一笔一百万卢布付清。在沙俄施加政治讹诈和重金贿买下，李鸿章与维特达成协议，1896年6月3日在莫斯科签订了《中俄密约》。当约文刚传到北京，喀西尼把它立即送交总理衙门，逼迫清政府批准。声色俱厉地向总理衙门说“这项条约若是不肯批准，就要下旗回国了。”清政府被他气势汹汹所吓倒，害怕断绝国交，被迫批准条约。喀西尼得到批准的条约，如获至宝，当天带回俄国。
《中俄密约》是沙俄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奴役性条约，也是清政府被迫首次以秘密条约同外国帝国主义签订的一个不平等条约。《中俄密约》名义上是中俄两国的军事同盟，实际上是沙俄帝国主义对清政府的愚弄和欺骗，根据密约第四条：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至被威胁的地区，中国允许俄国越过黑龙江、吉林以达海参崴建造一条铁路，该路的建筑和经营，由华俄道胜银行承办。实现了它梦寐以求的在中国筑造中东路的阴谋。
同年9月8日在柏林由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派华俄道胜银行总办罗启泰和清政府驻俄、德公使许景澄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名义上由中国政府出银五百万两，与华俄道胜银行合办，实际上清政府从未付款，铁路的一切大权全操在沙俄手中。
按照合同规定：轨距与俄国一样为五英尺（1．524米），是西伯利亚铁路的延长线，更有甚者，1896年9月20日，沙俄又擅自单方面颁布了一个《中东铁路公司章程》，决定将来中东路与俄国国内铁路秩序、规章制度完全一致，还规定了沙俄在中国铁路沿线的特权。
沙俄取得修筑中东路的特权以后，又把侵略魔爪进一步伸向东北南部，力图占领辽东半岛和修筑中东路支线，并向华北扩张，争取全年不冻的出海口，争霸远东。沙俄趁德国帝国主义强占胶州湾的时机，于1897年12月强占旅顺口——大连湾。沙皇尼古拉二世又亲自出马，在1898年2月接见清政府专使许景澄，诡称“俄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并为建筑南满铁路一事进行试探，说“公司铁路将来倘通至黄海尤好”。同时又对李鸿章和张荫桓进行贿赂收买“各酬他们银五十万两”。（张蓉初译：《红党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207页。）1898年3月沙俄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控制辽东半岛和在旅顺口建立海军基地，并夺取了东省铁路支线的修筑权。同年5月，又签订了《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规定沙俄从中东路干线修筑一条支线至大连、旅顺口。
中东路从满洲里经齐齐哈尔、哈尔滨、牡丹江直达海参崴，横贯黑、吉二省，长达一千七百多公里；支线北起哈尔滨、中经长春、沈阳直到旅大。从而形成一条长达二千八百多公里，纵横东北三省的“丁”字形大铁道。这样，就使辽东半岛通过铁路与西伯利亚联成一片，更便于沙俄对中国东北的控制。
在帝国主义列强争夺中国铁路过程中，沙俄首先强行修筑中东路，它是帝国主义各国在中国领土上直接建筑、直接占有、直接经管铁路的开始；也是攫夺中国铁路线最长的帝国主义国家。沙俄通过中东路，占有了沿线的矿产开采权，森林采伐权，经管工商业、内河航行权，司法、行政、教育权，沿线的警察权和派驻军队权。总之，控制了整个东北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并垄断了东北地区的铁路投资权，中东路沿线的地区变成为沙俄帝国主义的“领土”，形成了国中之“国”。
沙皇俄国耍诡计控制芦汉路
中日甲午战后，沙俄强硬租占汉口租界，华俄道胜银行筹备在汉口设立分行。当清政府要修筑芦汉路时，沙俄就积极参与对该路的争夺。
芦汉路，（自芦沟桥至汉口，后通到北京，改称京汉路）是1889年张之洞创议修筑的，理由是：对控制中原地区的八省在商业流通有好处，近畿调兵也非常便利，铁路所经路线也很有利。（《清史稿·列传224》，张之洞传。）清政府赞成此计划，是年7月调他任湖广总督，准许开办汉阳铁局，进行筹备。恰巧这时中日在东北和朝鲜问题的局势十分紧张，清政府就决定造京奉路，而芦汉路就搁置下来。
中日甲午战争后，直隶总督王文韶和张之洞复奏再办芦汉路，经清政府商议后决定以官督商办，不纳外股为原则，用中国材料，聘用外人作技师。由于当时民间资本还很微弱，加上对铁路投资不感兴趣，几个月间没人应募承办，资本收集不起来，铁路却仍要建筑，不得不采用商债外债和官款商办并用办法，并在上海成立铁路总公司，由大买办盛宣怀专门负责该项事务。
借外债消息一传出来，贯穿中国南北的一条干线芦汉路的借款权，引起帝国主义各国的一场争夺战。沙俄、美、英、法、德、比等不惜使用种种手段，展开了激烈的竞争。
首先要求借款权是美国合兴公司，公司的老板参议院议员华士宾带着他的助手律师坎理和工程师尔立枢跑来上海大肆活动。先要求中美合股，继则要求借款及包办全路工程，并分赢利。又请美国驻华公使对总理衙门施加压力。由于美帝国主义的盛气凌人和垄断跋扈的侵略野心，加上条件苛刻，就连大买办盛宣怀也认为他“非为借款而来，意在包扫一切”。在北京的李鸿章与翁同和对华士宾这种态度也很“失望”。交涉进行了一个多月，盛宣怀等只答应先叫尔立枢进行勘察路线，对其他条件没有答应。（《愚斋存稿》，卷1，23—25页。）
当时李鸿章的亲信德国人德璀林，也积极提议由英、法、德三国银行借一万万两，筑造芦汉、粤汉、奉吉三线，用三国工程师，在铁路大臣之下设一外国“总铁路司”，如总税务司（《愚斋存稿》，卷25，26—28页。）。实质上是三国共管中国干路，清政府对此没有理会。
1897年春天，英国中英公司的代表恭佩珥（代表英德两国资本）表示愿借四百万镑，并拟了十几条草约，一再以“欧洲市场易变”，急催清政府答应，并屡请英驻华公使出面替他撑腰。（《愚斋存稿》，卷26，27诸电。）
法国则主张走外交路线，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向总理衙门提出：根据1885年中法天津条约第七条第二项，中国修铁路应先向法国请求援助。这是法方有意曲解条约，清政府据理驳拒了。（《愚斋存稿》，卷25，30页。）
正在各方面交涉的时候，比利时忽然打来电报，说比国银团愿借四百万镑，并从国内派人来中国商议；同时比国驻华公使和领事们也大为张罗。4月，比国银行代表到了上海，开始谈判。比国人态度温和，商议的情况相当顺利，很引起各国猜忌，议论纷纷。因为比利时是一个小的帝国主义，比国银团本身拿不出钱，后台老板是沙俄，“比畏俄”。（《愚斋存稿》，卷27，25页。）比国银行主权属于俄。
俄沙帝国主义一直垂涎芦汉路，因刚刚获得中东路的特权，先通过比国公使向清政府试探沙俄仍要筑芦汉路。清政府官员认为：“俄欲揽办中权铁路，闻之骇异。……如归俄办，则此铁路不如不修之为愈矣。”（《愚斋存稿》，卷27，4—5页。）沙俄试探失败。又与法国勾结，狡猾地利用比国出面。清政府认为比国是一个小国，重在工作，别无他志，不会干预中国的内政，贷款无折扣，利息低，雇佣比国技师完全由中国作主等，所提条件看起来比较上算；而认为美帝国主义态度蛮横刁难，条件苛刻。因此在1897年5月27日，中比双方便在列强竞争极其恶劣紧张气氛下，急忙缔订了草约合同，此笔借款共四百五十万英镑，年利四厘，九扣（《请季外交史料》125卷28—34页。）。这样，正好中了沙俄设下的圈套。
沙俄通过华俄道胜银行，参与该路的修筑和经管，获得了相当程度的控制权。这还远不能满足沙俄的胃口，要攫夺芦汉路，就必需像中东路一样。沙俄仍指示比国出面，向清政府提出修正合同并续立附约。1898年春，后台老板跳出来了，通过驻华公使多次催逼清政府迅速办理修正事项，同年6月26日《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和《芦汉铁路行车合同》签订于上海。按照合同规定，华俄道胜银行经理借款债务，办理有关存款，汇款、监督借款的使用。这样，沙俄通过管财务，以及在比国名义下的合股公司有广泛的管理权，来控制芦汉路。至此，沙俄玩弄的阴谋诡计便暴露无遗。
当时参与沙俄活动的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就曾经公开承认：沙俄同法国、比利时“协作一致”，从1897年起在借款形式下获得了（芦汉路）让与权与经管权（《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307页。）。当时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向东京报告：这件事（芦汉路）的交涉是受到驻在北京的俄、法两国代表积极支援的。据报告比利时公司本身是拿不出钱来的，将有华俄道胜银行和巴黎荷兰银行的支持。……上述银行在这条铁路中的财政活动，受到俄国政府的支持。”（《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308页。）就是当时清政府出版的《国闻报》也刊载了“谓中国芦汉一路，暗受俄人之挟控。”（《国闻报》，光绪24年7月8日，转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卷3，393页。）的报导。
沙俄通过芦汉路，控制沿线的矿产开采权，把华北变为沙俄的势力范围。芦汉路南方与粤汉路相连；东方控制长江流域中、下游；西方也可控制长江流域上游；北方与北京、天津、牛庄铁路相连，可和中东路、西伯利亚铁路沟通。这样，沙俄把东北华北联成一片，企图把长江流域以北的广大地区也扩展为它的势力范围，与美、英帝国主义争霸中国。
沙俄在华北的迅速扩张，震动了英帝国主义，他们惊呼沙俄“正在取得支配中国首都，以及从北方支配整个这个帝国的力量，不久，长江流域将发生人们在满洲（东北）的已经看到的情况。”（1898年7月4日——7月11日《华北捷报》。）
沙皇俄国施诱骗获得正太路
沙皇俄国蚕食中亚细亚以后，就加强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渗透和侵略，准备从塔什干修建一条铁路，直达中国新疆边界，以便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中国西北。
在1893年，认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为教父的侵华急先锋——巴德马耶夫曾向沙皇建议，除了西伯利亚大铁路以外，还要从贝加尔向南修筑一条深入到中国兰州的铁路，在那里，在中国的“后院”，俄国应该秘密地促使蒙族、藏族、回族普遍起来叛离清政府。沙皇俄国妄图通过铁路到兰州，把“蒙、藏、回之全部东方”兼并为沙皇俄国领土的狂妄野心。
中日甲午战争后，沙俄强行修筑中东路时，对中国西北修筑铁路已蠢蠢欲动。1898年初，英国驻俄大使欧格纳写信给英国外相沙士伯雷时就揭露说：“1月22日我会见了维特。这位大臣……拿出一份中国地图，用手指着直隶、山西、陕西、甘肃等省，并且说：‘迟早俄国总得吞并整个这片领土。’接着，他手指兰州说：‘西伯利亚铁路将来要修筑一条支路到这个城市，他已经有了关于这条支线的距离，修筑费用等等极其详细的材料’。”（《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二册370页。）
1896年清政府决定修筑芦汉路，中原的几个省都打算修筑支路，以便和芦汉路联接。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筹备芦汉路，计划用山西煤铁，供汉阳铁局用。山西省巡抚胡聘之以运送山西煤铁，向清政府请开正定至太原的支路。当清政府批准修筑正太路风声一出来，沙俄通过华俄道胜银行，请法国人越黎从事勘路。
从正定至太原多山路，修筑铁路费用很大，山西省自己集股困难，山西省巡抚胡聘之向清政府请求归商自借洋款承办。正太路有洋款消息一出来，沙俄和意大利一起拥了上来，它们分别指使买办走狗来进行活动。当时去山西钻营的一个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借福公司一千万两，来办理正太铁路事项，另一个是方孝杰，后台老板是沙俄，借华俄道胜银行六百八十万两，打算订立正太路合同。沙俄和意大利为了正太路，竞争很激烈。
沙俄为了获取正太路，由华俄道胜银行董事□科第特派人直接到胡聘之那里钻营，施展诱骗的伎俩，愿借六百八十万两，承修山西省铁路，提出芦汉路上正定府属柳林堡起至太原府止，分为二段修建。所借之款、商借商还，不需要国家作为担保，在胡聘之所谓亲自查询，俱属切实的情况下，初步拟定合同章程十六条，向清政府奏报。
在华俄道胜银行派人去山西活动时，福公司也在加紧活动。沙俄知道福公司是英意联合公司，意大利出头竞争，实际有英帝国主义撑腰。沙俄又耍花招，请出李鸿章来进行调停，条件是只要福公司不建筑正太路，山西省内煤矿的开采权和经营权可让与福公司。1898年4月26日，在北京，李鸿章亲自主持下，华俄道胜银行与福公司订立了关于山西路矿范围合同。第一条就明确规定福公司不建筑正定到太原的铁路……双方协定：华俄道胜银行在正定到太原修筑铁路……。（《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418页。）
沙俄攫夺正太路计划即将实现，山西省也受到当时资产阶级维新活动的影响，山西省各阶层人士也反对借款筑路，矛头指向帝国主义买办走狗方孝杰、刘鹗，指责他们不顾国家利害，只自饱私囊，为洋人出谋划策夺取路矿，结果二人被驱逐回籍，凡经二人手定章程，概不准用。这样一来，沙俄这一图谋要遭失败，于是加紧外交交涉，华俄道胜银行董事□科第，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先后到总理衙门催促办理，声称正太路合同业经山西巡抚遵照奏案批准，很难改变，并已报沙俄政府，不能中止。经过好几次交涉，沙俄又施惯伎耍了一个骗局，由山西商务局向华俄道胜银行暂借的名义而谈妥。1898年5月21日，在北京，由山西商务局和华俄道胜银行暂借六百八十万两，而取得对铁路有管理大权并坐享铁路余利百分之三十以上，还有开采铁路沿线煤矿的优先权，商务局如不能按期归还贷款本息，华俄道胜银行有权代管铁路等等特权。
当时，对沙俄获得正太路的野心，有不少清政府官员已看出它从西侧向首都北京进攻的企图，“晋省……若兴办铁路（正太路），门户洞开，则险要化通途，一旦有事，强邻可以长驰直入。”（《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418页。）有些外国人“从这条铁路（正太路）中看到了开始来自中亚细亚的对中国的侧面进攻。”（肯德：《中国铁路史》，168页。）他们预料沙俄是企图将正太路延长到西安，将俄国中亚细亚铁路从塔什干经伊犁延长线到兰州，再在西安衔接起来。这个阴谋得逞，西北将和华北、东北联成一片，都变成为沙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
中日甲午战争后，刚刚进入帝国主义的沙皇俄国，在短短三年中，对中国的侵略，表现极为疯狂和十足野蛮与贪婪。它施用了武力威胁、外交恫吓，重金贿买、利诱欺骗等等伎俩，攫夺了中国的中东、芦汉、正太诸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卑鄙。”三年中。沙俄攫夺三条铁路的卑鄙目的，就是通过它“具有世界意义”的西伯利亚大铁路，俄国军队不论哪一天都能够从东西两侧向中国首都北京进攻，企图把清政府控制在沙俄手里，不仅把东北变为“黄俄罗斯”，并把东北、华北、西北联成一片，成为沙俄势力范围，并扩张到长江流域，妄图一口吞并半个中国，称霸太平洋，建立世界帝国。历史雄辩地证明了，沙俄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最狡猾和最凶恶的敌人。
（资料来源：《吉林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