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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甲午战后是谁密保了袁世凯?

《袁世凯》传记，是一个日本记者佐滕铁治郎的作品，此书原藏于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各国内政类，编号为1－1－1－41。[1]二00二年我们在东京大学讲课之余，发现了它。几年来不断地围绕这本书进行调查研究，并且将研究此书的心得及其价值，向清史编委会主任戴逸教授反映。戴逸教授亦主张在中国国内将其重新出版。
袁世凯（1859－1916）字慰廷，号容庵，河南项城人，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关键人物，也是晚清中朝关系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他在清末官场几次跌倒,几次复出,颇有戏剧色彩。尤其是甲午战争之后，他非但没有因为战争失败而象北洋其他将领被牵连，反而被清廷破格拔擢，委以练兵重任。究竟是谁在此关键时刻向朝廷保举了袁世凯？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史学界的回答众说纷纭，似是而非。而佐藤铁治郎的《袁世凯》一书中曾认为，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之后的命运，与日本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在马关条约谈判时对袁氏的赞扬颇有关系。佐藤铁治郎在书中称：
明治二十八年四月日清议和成后，清全权大臣李鸿章与我全权大臣伊藤博文及陆奥宗光座谈。李谓人才难得。我伊藤大臣问李曰：“袁世凯现任何事？”李曰：“小差事，无足轻重。”伊曰：“以袁世凯之才，仅任无足轻重小事，无怪人才也。”李之书记遂纪入李日记中，岂知一语闲谈，遂影响于袁世凯者不浅。
袁世凯自日清战后，随营解散，无所事事。适李鸿章由马关议和回，李书记辈编李与伊藤，陆奥之谈词以闻，清各报亦多载李日记。清之朝野上下，?我伊藤氏答李鸿章之言，皆以袁世凯为一时人杰。于是袁世凯三字，遂振振有声。留心人才者，咸欲一?其人。袁知负时名，遂干当道名公，希有建白。清方大挫之后，二三老臣为国求贤，于两宫前保荐袁之才略，旋奉旨召见。
其实，袁世凯在甲午战争之后被朝廷重用，与伊藤博文的赞扬并无直接关系。
甲午战争前，袁世凯长期在朝鲜充当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大臣，直到这场战争爆发前夕，才经清廷同意被调回国内，改由袁氏之亲信唐绍仪代办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务。袁世凯于甲午六月，离开汉城，踏上归国之旅程。当他到达天津向李鸿章报到之后，并没有再像以前那样受到重用，北洋许多官僚对袁世凯怀有戒心。比如李鸿章之亲信张佩纶，曾在给军机大臣李鸿藻密信中，指责袁世凯乃“小人之有才者”。[2]因此，李鸿章曾经阻止袁世凯赴京活动，而令再回到朝鲜去。[3]袁世凯对李鸿章的冷漠态度很有意见，曾托其堂弟袁世勋往翁同?府上疏通，翁氏日记光绪二十年七月十六日记曰：
袁世勋敏孙为袁慰廷事来见，慰廷奉使高丽，颇得人望，今来津不得入国门。李相保令赴平壤。欲求高阳主持，因作一札予高阳，即令敏孙持去。[4]
因此，直到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一日（1894年8月1日），中日战争正式爆发之后，清军水陆交绥，前线吃紧，李鸿章才给袁世凯派了一个差事，要他去山海关外帮办营务，协助周馥办理转运局事务，即负责向前线转送军需物资等事务。次年，在周馥奉命回关后，袁世凯则全面负责转运局事务。战争期间他既没有在前沿与敌交锋，也没有在李鸿章身边出谋划策，可以说，在整个甲午战争进行的过程中，袁世凯因为不在重要岗位，故并无突出表现。
此时，作为袁世凯顶头上司的李鸿章，则因消极作战，割地求和，引起朝野上下不满。有不少京官主张废约再战，甚至有人建议杀李鸿章以谢天下。因此，随着马关条约之签订，李鸿章在北洋权势已成昨日黄花，袁世凯亦只好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请假回河南彰德省亲。
然而，袁世凯此次在彰德省亲时间并不太长。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初一日河南的地方衙门接到清廷紧急命令，要河南巡抚刘树堂传知袁世凯“迅即来京，交吏部带领引见”。[5]按照清代惯例，凡是皇帝颁布旨令，要带领某人引见，就意味着这位被引见的官员一定先为某要员保荐，皇帝采纳之后，才有这样的紧急指令下颁到省。袁世凯真是吉星高照，前程似锦。那么，究竟是谁在清廷劳民伤财、割地赔款的情况下，向清廷保荐袁世凯的呢？
对此，大多数论者都认为是直隶总督李鸿章的提携，但也有人称是督办军务大臣李鸿藻，或督办军务大臣荣禄保举。然而，近日由清档中检出的附片却与此传统说法全然不同，该奏片称：
密荐袁世凯片
再，查北洋前敌营务处浙江温处道袁世凯，名家之子，于军务及时务均肯留心讲求。前在朝鲜多年，声绩懋着，早在朝廷洞察之中。臣抵关津后，与该道时常往来，见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方面中出色之员。宋庆及各将弁多系袁世凯先人旧部，莫不愿同袍泽，乐听指挥。请旨饬下河南抚臣，迅催袁世凯销假来营，商办裁留、归并事宜，臣与宋庆得资臂助，该道亦藉盘错，以底于成。际此时局艰难，知兵文臣甚少如袁世凯者。
伏愿皇上擢以不次，俾展所长，及其年力正强，得以功名自奋，庶立尺寸之效，仰酬高厚之恩。近日每叹才难，得一才而不即重用，使其精神岁月，消磨于循资按格之中，未免可惜。
臣自憾衰老，无能为役，深思以人事君，不敢蔽贤。谨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6]
此奏片所述内容，长期以来学者们没有予以足够重视。因为该奏片与原折分离，既无日期，亦无作者。但是，由于该片始称“臣抵关津后，与该道时常往来，见其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为方面中出色之员”；又称“臣自憾衰老，无能为役”。而当时奉命到关外督师的大员不是别人，正是两江总督、湘军的领头人物刘坤一。
刘坤一在淮军一败涂地、日军长驱直入的危迫情形下，于光绪二十年十二月二日（1894年12月28日）被光绪皇帝任命为钦差大臣，所有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其节制。这是光绪皇帝与翁同?为首的帝党为了挽救战争危局，阻止日本侵略者猖狂进犯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命下之日，刘氏吁恳皇帝收回成命，而光绪帝却答以“现值军务紧要，统帅需人，刘坤一从前带兵多年，威望素着，是以特授为钦差大臣，该督惟当仰朝廷眷注之意，尽心办理，毋事故辞”。[7]刘坤一在朝廷严命之下，出关督师。袁世凯此时正在关外前敌营务处，负责转运事宜，故得以与刘坤一相交往。然而，湘军也同淮军一样不堪一击，短短数月便被日军击溃，狼狈而逃。刘坤一处境颇为难堪。
在《马关条约》互换完毕后，刘坤一于光绪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1895年5月14日）递上“和局已成,自请严议折及开去差事片”[8]。并请求朝廷将自己部下中此次前敌失职统领，革职严惩。[9]而同时，刘坤一又向朝廷上书保荐袁世凯。本文上引刘氏之荐章，对袁世凯多所赞许，用语亦颇诚恳。这位年长的统帅，显然是把袁世凯当作杰出人才向朝廷推荐的。
此外，应该说明的是，袁世凯隶属于北洋营务处，长期听从李鸿章的调遣，本应由李鸿章保荐，才顺理成章。而此片却由刘坤一递上，很是不同寻常。刘坤一对北洋整体来说，并无好感。他于销差以后写了一封信给荣禄，颇能表达他对李鸿章及北洋的不良印象。其信曰：
“中倭之役,或战或和,始终出于合肥一人之手,朝廷多方迁就,外间莫得端倪,结怀忧愤。……
弟忝持兵柄，莫济时艰。来?勿遽求退云云，自是良朋规劝之议，何敢再有所陈。唯弟决计乞身，并非去劳就逸，实以年衰力惫，将来陨越堪虞。计自抵榆关，未离医药。夜则耿耿不寐，昼则忽忽若忘，训至眠食日亏，起居无度。不梦而作呓语，不饮而有醉容；当躬每不自知，旁观为之失笑，以此临戎行，膺疆寄，欲不贻误，其可得乎！弟以庸才而荷重寄，兢兢业业，垂四十年?免咎戾，乃至晚节末路，身败名裂，当亦我公所不忍见也。
或谓北洋之事，出于有意，未免深文；但老年至荒，而不知止足。以至公私交困，其将何以自解耶。弟于朝贵，素鲜声援，所持以无恐者，圣明在上，王在军机，公在督办处，得以通诚，冀蒙体恤。”[10]
不难看出，刘坤一的确认为自己衰老已甚，不堪任事，这同他在密保袁世凯奏片中所称“臣自憾衰老，无能为役”的说法也是相辅相成的。刘坤一之所以在恳请辞差时，特请皇上破格拔擢袁世凯，是因为他在遣散兵勇、处理善后事宜时，深感时局危迫，百废待举。而为政之道，首在得人，刘坤一认为倘能把袁世凯那样“器识宏通、才猷卓越”的人才，破格拔擢，当于时局有所裨益。
刘坤一在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十七日（1895年10月5日）还在写给军机大臣翁同?的信中谈到：“以现在时势，不能不破格用人，于名教无关，似可唯能是予，不必问其流品何如，务望我公主持，及早定议。”[11]，可见，他已深为袁世凯之才干所倾倒。
对于袁世凯与刘坤一在甲午战争前后之交往，以往有关袁氏之着作很少予以论述。在短短的几个月交往中，刘坤一即发现袁世凯“胆识优长，性情忠笃，办事皆有条理”，认为他是“方面中出色之员”。可见，袁世凯当时是很有才干的，他有一套能折服人的本领。虽然两人接触时间不长，刘坤一却对袁世凯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刘氏此次之保荐为袁氏日后飞黄腾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十二日，光绪皇帝根据刘坤一的保荐，正式召见袁世凯。袁氏在召见时陈述了许多真知灼见，光绪皇帝亦深受启迪，故命袁氏将其未尽之言，写成条陈，由督办军务处代奏。
又在清档光绪二十二年录副奏折中，我们还看到一分名为两江总督刘坤一于一月初四日保荐袁世凯拱卫畿辅的奏片，其文曰：
再值多故之秋，往往难生虑表，畿辅重地，自宜严密防维，虽有城中神机等营，恐不足应缓急，即关津分驻劲旅，亦有鞭长不及之虑。应请将袁世凯一军调札城外，或酌调他军，以资拱卫，总期有备无患。是否有当，恭候圣裁。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谨奏。
两江总督 一月四日[12]
由该片所述内容，很可能是该档案在分类整理时，折、片脱离而出现时间误植，因为光绪二十二年一月袁世凯甫到小站数月，不可能被称作“劲旅”。因此，此片很有可能是光绪二十五年一月初四日递上的。该片作者显然认为袁世凯所练洋队远远超过了清王室之禁卫军神神机营。

[1]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在天津小幡总领事呈送以袁世凯为题出版物之报告，编号1－1－1－41。
[2] 张佩纶：《涧于集》，丰润张氏刊本，民国6年版，书牍六。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官员履历档案全编》，袁世凯光绪二十一年履历单。
[4] 陈义杰整理：《翁同?日记》第5册，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719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随手登记挡》，光绪二十一年夏季档。
[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刘坤一《密保袁世凯片》，光绪二十一年录副奏折（吏治类）。
[7] 《上谕档》，光绪二十年十二月。
[8]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自请严议折》《刘坤一遗集》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866页。
[9]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请开去差事片》，《刘坤一遗集》第2册，第867页。
[10]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致荣中堂》，《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158页。
[11]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致翁宫保》，《刘坤一遗集》第5册，第2162页。
[1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光绪二十二年录副奏折（军务类）。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
作者：孔祥吉，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东京大学客座教授
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大学院综合文化研究科地域文化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4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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